年逾六十,她从国际影星、知名导演转身成“作家”
▲ 拍摄《忠犬八公》时,陈冲回到父亲的故乡重庆,并在那里寻访父母几十年前的足迹。演完这部电影,她开始系统地写作,其中一篇的标题为《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 / 图)
在一来一往的信件中,金宇澄发现了陈冲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他鼓励陈冲多写,在《上海文学》开专栏。值得一提的是,在提笔给金宇澄写信之前,陈冲和金宇澄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两人靠书信分享彼此对文学的见解,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建立起友情。
在片中,陈冲饰演一位开便民小卖铺的重庆妇女李佳珍,平素对丈夫、大学教授陈敬修(冯小刚饰)诸多抱怨。外出考察的路上,陈敬修遇见一只中华田园犬“八筒”,心生怜悯将它偷偷带回了家。李佳珍对丈夫的抱怨和反对由此到达顶点。随着“八筒”逐渐被接纳,陈家的温馨故事也随之展开。
戏外,陈冲与冯小刚鲜少交流。冯小刚爱抽烟,一根接一根,陈冲却闻不得烟味,她故意躲得远远的,有意将这种“细碎的抱怨”放大——这是戏里李佳珍对丈夫常有的态度。而这些都不妨碍李佳珍在陈冲眼里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在这么一个小土坡上升腾起一个便民铺,成了一个小世界的社交圈中心,往来的人间故事都在这里汇集。她被丈夫孩子爱着,日常的碎碎念也是平凡幸福的一种表现。
影片拍摄于2021年春天。这一年,对陈冲而言意义非凡。那时疫情还不见尽头,亟需一些温暖和治愈的力量。因为拍摄《忠犬八公》,她回到了父亲的故乡重庆。每日学说重庆话,让她回想起小时候爷爷与她说话的温暖片段。拍摄间隙,她还四处走访,找寻父亲昔日生活的足迹。
也在这一年,陈冲深爱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强烈地感受了爱与失去,也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我现在依然在过程中,在慢慢接受母亲离开的事实。但有些东西,失去就是永远失去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写作可以将记忆定格。陈冲开始系统写作,也始于2021年。2021年7月起,陈冲开始在《上海文学》发表系列散文,在这份文学月刊中,她勤力保持着每期一篇的更新频率,每篇文章洋洋洒洒都超过万字,17个月里,她累计写下二十多万字。
“记忆,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我从很年轻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在开篇《一号人物》的“前记”中,陈冲写道。
活在文字里的母亲
母亲去世后,怀念母亲就成了陈冲文章中最常出现的主题。
在《我们将死于梦醒》中,她记叙了陪伴饱受癌症和阿尔兹海默症双重折磨的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的片段:“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在陈冲的回忆里,母亲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是在抗战期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位于重庆山洞镇的教会学校圣光中学度过的。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陈冲看到一个四方的曲奇饼干盒,里面保存了一些光盘、照片、贺年卡和信件,光盘都是历年来圣光校友会的相片,信件也都是圣光同学写给她的。圣光中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母亲过去这么多年依然念念不忘,同窗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陈冲翻遍了“2005圣光校友通讯录”,找到了四十多个母亲曾经的校友,尝试着给他们寄去了手写的信,希望得到对方的回信,获得任何关于当年圣光学校的照片或记忆,借此更完整地拼凑出母亲的人生拼图。两个月过去,寄出去的信仿佛石沉大海,觉得穷途末路之际,她收到了母亲在圣光时的闺蜜刘广琴的回信,信中饱含感情地回忆两人在学校的形影不离,一起玩“枕头大战”,周末去母亲歌乐山的家里,吃陈冲的姥姥用自制烤箱烤的面包……在这些细碎的文字里,母亲的过去不再遥远。
后来去重庆拍摄《忠犬八公》,陈冲趁着拍摄间隙,故地重游探访了曾经的圣光中学,学校几易其名,如今是重庆市沙坪坝实验外语学校的所在地。她也去寻找了父亲儿时照片里最常出现的石板阶梯,石梯位于父亲就读的求精中学后面,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陈冲的爷爷就供职于宽仁医院,而父亲后来也继承爷爷衣钵,一路学医,成为鼎鼎有名的上海华山医院院长。
她还去了父母都生活过的歌乐山。1939年,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医院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这里,随后,陈冲的母亲也跟随她的父母搬到了歌乐山生活。“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我想象一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过。”陈冲在散文《一错过就是十年》中写到这段“缘分”。十年后,陈冲的父母才真正在校园里相遇、相恋,从此相伴70年人生。“仔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我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父母的爱情,是陈冲眼里爱情最好的样子。有一个片段一直留在陈冲记忆里,那是母亲失忆住院的那段日子。母亲总是凌晨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的病房找他,陈冲告诉妈妈,不要这么早就找爸爸,那样他会睡不好,会疲劳,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妈妈听完劝告,觉得羞惭,她当下答应,一定不那么早,让爸爸睡饱。但第二天她就忘了,一如既往四点就去找爸爸,看到爸爸才安心。
父亲曾反复跟陈冲提起和母亲在上海医学院相识时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习,他俩坐同一个桌角,低声说话……母亲去世后,父亲几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当陈冲企图跟他商量他往后的生活时,父亲对她大声咆哮。“记得狄金森写过许多关于悲伤的诗歌,有一首用了拟人化的比喻——悲伤,惊慌失措的老鼠;悲伤,鬼鬼祟祟的小偷;悲伤,自我放纵的狂欢,其中最沉重的悲伤是个被割掉了舌头的人。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她在《悲伤是黑镜中的美》中写道。
开始写作
鼓励陈冲开始写作的,是作家金宇澄,他也是《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现为顾问)。
陈冲喜欢金宇澄的《繁花》,读完她专程给金宇澄写了一封信,“这本书层层叠叠那么丰富,足够拍十部电影,微至小品,鸿到史诗。提到史诗,没有人会联想到弄堂里的老虎窗、二楼里的爷叔、华亭路摆摊位的小琴,充满了悲剧英雄和喜剧情形。哈哈镜里的悲剧。”
在一来一往的信件中,金宇澄发现了陈冲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他鼓励陈冲多写,在《上海文学》开专栏。值得一提的是,在提笔给金宇澄写信之前,陈冲和金宇澄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两人靠书信分享彼此对文学的见解,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建立起友情。
陈冲在2019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我以前演电影是喜欢,但真正对电影有这样一种浪漫的倾注,《末代皇帝》是第一次。要说贝托鲁奇对我的影响,那就是他至少让我热爱电影了。”金宇澄读到了这段话,后来他对陈冲说:“但愿我给你对写作的浪漫向往。”陈冲被这句话触动了,她开始写作。
第一篇“作业”进行得并不顺利。陈冲记得,那是一篇关于上海祖屋的散文,她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金宇澄看完,给她打了回去。“这就是你的提纲,像睡醒打开窗,光线照进来,有轮廓了……最重要最特别的地方,不要一笔带过。”他建议陈冲亲自回去祖屋,把记忆里的祖屋形象落地,用更多的细节填充它、展开它。还给她推荐了一些书籍,比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齐邦媛的《伊斯坦布尔》、英格玛·伯格曼的《魔灯》。
慢慢地,写作的羽翼开始丰满。陈冲意识到,文字可以成为她记忆的、奔涌的情感的容器,同时,尽管她写的是个人故事,其中也藏着时代,藏着大江大河,就像她看《繁花》里的阿宝,“阿宝在肉欲泛滥、物欲失禁的年代不婚,几乎是一种精神廉洁、一种忠贞的行为”。
对于陈冲来说,写作还有另一层功能,那就是通过文字传递对父亲的爱。长久以来,跟大多数的传统东亚父女关系一样,陈冲与爸爸之间都是相对无言的,情感的传递都是通过妈妈。妈妈的离世,切断了这种情感传递通道,她和爸爸都在努力适应,找到一种直接传递情感的方式。
“但还是说不出口我爱你。”陈冲有些羞涩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父亲也不直接表达。陈冲记得,有一天,她跟好友相约去杭州游玩,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回到家。隔壁父亲的卧室,电视声音音量陡然大了起来。陈冲纳闷:“这么晚还没睡?”家里保姆后来告诉她,她没回来的这段时间,父亲每隔一个小时就让保姆去陈冲的房间,看看她回来了没有,一个劲儿地询问,这么晚还没回来,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坚持不睡等女儿回来。年逾60岁的陈冲,在父亲的眼里,永远是孩子。
2023年3月18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陈冲身在美国家中,她在上海陪伴了父亲三个多月,刚离开不久。她记得,临行前,她呆坐在家,不知道怎样让父亲知道她很爱他。朋友在微信里建议她留张条子,回忆过去难忘的细节,放在父亲能看见的地方。陈冲答应了,但直到上飞机,她也没有留下这张纸条。
实际上,每一次离别时,陈冲都会陷入这种纠结,她把这些纠结写进了《我们将死于梦醒》中,文章的最后,陈冲写道:“飞机开始升高,窗外渐远的灯火和渐厚的云层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亲大红色的泳帽出现在我的脑海,它在水里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不管池子里人多人少,不管他游到哪个角落,我都能从眼梢看见那团红色。不知父亲有没有留意我的蓝泳帽,感觉到某种心照不宣的亲情?”
电影之外的故事
作为一名演员、导演,陈冲持续的写作里,自然少不了电影。
她2017年执导的电影《英格力士》,从拍摄之初就备受关注。影片上映日期至今未知,陈冲先将幕后故事写进了《将美丽带回人间》里,在这篇发表于2023年2月刊《上海文学》的长文里,她自由徜徉在文字里,详细、完整记叙了对片中每个人物的角色分析,回顾了为了争取王传君、袁泉等演员来出演所付出的努力,“有时候找演员简直像在谈恋爱,一旦陷入爱情,渴望的对象很难被另一个人替代”。
演员王传君是《英格力士》中男主角、英文老师王亚军的扮演者,也是剧组最早定下来的演员之一。在看完王传君参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陈冲决定跟他见面——虽然他饰演的马仔在开场没多久就被打死了,但是短短几场戏,他演得生动独特。王传君看完剧本,当即就自己买了机票飞去北京与陈冲见面。王传君也是上海人,两人用上海话聊天,一见如故,很快,“王亚军”就被定了下来。
没过几天,陈冲从北京返回上海。坐在出租车上,在离家不远的太原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她偶遇了王传君。王传君正跟几个朋友拎着摄影器材走在街上。陈冲摇下车窗,大声喊他的名字,并下车与他聊天。在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陈冲这一举动让听者觉得有些“大胆”。“你不怕被人认出来吗?”“为什么会怕?”陈冲反问,她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就像在疫情之前,南方周末记者与她约在线下见面,她挑选了离家不远的瑞金宾馆,宾馆大堂咖啡厅落座的客人很多,陈冲没有什么助理和随行,只身前来。她一身素净打扮,挑了一个当中的位置坐下就聊了起来。当南方周末记者向她提及她身上少有的松弛感时,她觉得意外。“为什么现在松弛感也变成了一种流行词?但你如果说那是一种自洽,就是我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那我是有的。”她说。
《英格力士》在新疆拍摄时的美好时光也被陈冲用文字定格了下来:“那时日照很长,十点半天才暗,我们常在晚饭后去冰淇淋店,可能因为这里的牛奶质量高,做出来的冰淇淋特别好吃。吃完后王传君会带孩子们和苏比努尔玩狼人杀,我有空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玩,水平极差,只是很偶然地因为会装傻而赢一回。我给孩子们布置了看老电影的任务,我想让孩子们从影片中感受到革命年代的气氛,以及人们欲言又止的神情和拘谨的形体语言。比方,当代人之间的拥抱在当年从概念上就不存在。”
“我想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跟着谢晋导演在东海舰队体验生活和做小品,感慨万分——四十年后,绝大多数演员不轧戏就不错了,哪里肯提前一个月进组?”她写道。
在《回不了家的人》中,陈冲则记述了1998年执导《天浴》时的往事。《天浴》讲了一个回不了家的女性的故事,“文革”晚期,知青文秀被选中跟随藏民老金学习牧马,文秀为了返回原籍而自甘堕落,最后被老金开枪打死并合葬。陈冲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那片山坡和半山腰那座补了又补的帐篷,“完美的线条,凄凉而壮观,把女主角(文秀)孤零零放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很动人”。
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捋清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从小离家拍电影,也见证了左邻右舍离家插队落户,后来我到美国留学,童年那栋瓦白墙的房子让我魂牵梦绕。时间长了,我慢慢意识到,人回不了家不仅因为距离,而且因为岁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们回不到母亲的腹中……在我仅有的几部导演作品里,有三部都是讲回不了家的人。如果说,爱与失去、忠诚与背叛是我一生的主题,那乡愁也许是回旋在其中的一首歌。”
作为一名女演员、女导演,陈冲常常会被人问及近年热议的“女性视角”“女性题材”,陈冲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她说:“女性题材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商业化了,这没有办法,当一个话题能引起流量的时候,资本就会跑进来,异化它、扭曲它,让它变味,人为制造性别对立。不应该这样。”她更愿意撕下性别标签,从拓宽女性讲述边界去努力。
但这个过程注定艰难。比如,年龄就是一道坎。大银幕中不乏经典的老年男性角色,却鲜有厚实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在崇尚青春的潮流之下,其他年龄层的女性想要寻求突围就变得很难。“你的丰富、你的灵魂、你的复杂,它没有一个载体,因为你的躯体没有被接受,它在哪儿安家呢?”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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