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成了军事改革的最终受益者
清政府则成了花钱为他人做嫁衣的冤大头
提起晚清新军，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主要是袁世凯的北洋军。确实，北洋军以及后来形成的北洋军阀，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很多人对北洋系各部印象深刻。实际上在晚清时期，清廷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在全国各地培植了不少新军，并且不乏精锐之师。但在清末的历史洪流当中，为什么只有袁世凯的北洋系做大做强，其他的精锐部队却默默无闻？
痛定思痛建新军在多次对外战争的惨败中，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依靠之前传统的八旗、绿营、乡勇所组成的军事体系，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更无法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1894年5月，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上奏朝廷，痛陈旧军之弊，提出军制改革。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朝鲜轻松击败清军精锐的淮军和后来增援的湘军，并渡过鸭绿江直扑京师。在此刺激下，清政府痛定思痛，要编练一支新军。当时，李鸿章的德籍顾问汉纳根，向总理衙门提出仿照德国军制编练十万新军以御敌的建议，盛宣怀也建议按照德国军制编练3万部队。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随后清政府命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新军定名“定武军”。次年，这支部队被交给了在甲午战争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并改名为“新建陆军”，这便是“北洋新军”的起点。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编练“自强军”。甲午战争后，深感部队质量不足的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整军练兵，1895年，光绪皇帝下令裁并勇营，并令各地督抚“裁改兵制”。当时，清政府朝野官员筹议整军练兵之策时，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整顿旧军，抽练八旗，裁并勇营、绿营，汰弱留强；慎选将领，建立学堂，选派留学培养精通西法的武官；刷新营务，严格募勇，取缔空额，厚给足饷，勤加操练；采用西式战法、操法，聘用洋员教练、统带；统一军械，全面换装新式火器；变革兵制，仿照德制编练新军，实行征兵。虽然表面上看，清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在实际执行上却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是很多权臣和将领对新式军队的抵触以及理解偏差。很多人在组建新军时，用的还是旧军那一套，只是走了过场。还有人认为，西式军队能打胜仗，主要是因为武器好，所以他们除了买一些西洋枪炮武装外，在训练、编制上还是按照当年的旧军方式。真正在组建新军上认真下功夫的，还是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以清政府当时的规划，总共要在全国组建三十六镇新军，编制采用德日近代陆军模式。作战单位分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七级，相当于师、旅、团、营、连、排、班，兵种分为步、马、炮、工程、辎重五类。每镇官兵约一万二千人，作战时以二至四镇合编成军，各兵种协作配合，极大提高了整体实战能力。
新军是一头吞金巨兽
然而，清廷财政有限，组建新军的开支需要地方的配合才能实现，考虑到各地贫富差距巨大，财政情况较好的地区，新军组建比较顺利。财政情况较差的地区，往往流于形式。比如，根据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初三日，练兵处颁布的新军饷章规定，新军的开支分为正支额款和杂支额款。按一军两镇一个月饷计算的正支额款支出，是指全军长官自总统官至司书生共1595人，士兵、工匠、役夫共23760人，骡马4469匹，炮108门的开支来计算，每月需饷193642两8钱6分，又因总统官项下平时不设，所以每月实际用饷188489两3钱4分。杂项额款指的是除军饷外，军队装备及各项消耗品总计，以上全部合计，北洋军一镇每年耗费白银约150万两，六镇共计近1000万两。按此计算，如此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清末其他各省在组建新军时的效果差距也很大，有的甚至只能训练出一个协，甚至一个标。比如1898年，陕西魏光焘改练洋操编练的新军，由于光绪末年陕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不到四百万两，再加上后来《辛丑条约》签订后，陕西还背负了每年九十七万余两的摊派赔款。所以陕西新军虽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编练，最终陕西也只成立了一支五千人左右的陆军混成协。因此，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只组建了十四镇（不含1909年的禁卫军），外加二十个协的新军，总兵力不到20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按照陆军部的练兵处考核结果，这些新军中达到标准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以及张之洞的湖北第八镇，江苏第九镇虽然勉强考核达标，但他们只有三个步兵协，缺少炮兵、工程兵、骑兵，并不齐装满员。因此，晚清所编练的新军，只有袁世凯的部队可谓兵强马壮。按照一开始的编制，定武军共有10个营，总共编有步队6营、炮队2营、马队1营、工程兵1营，总部设营务处、军械所、官医生等。步队设分统2员，各辖3营。炮队、工程队设有洋教习。每营除营哨各官外增设帮带1员、教习1-2名。步队、炮队、工程兵每营有兵 500名，马队每营有兵250名，定武军10营共有兵4750名，不设长夫。步队、马队装备杂式枪械，预备改用奥制曼利夏步枪、马枪，炮队每营装备75mm轻炮12门，工程兵营配备西式工兵装备。步兵、炮兵配备铁锨以供土工作业，单兵配备背包、皮袋、铁壶等携行装具。此外，定武军还装备了望远镜、孔明灯、行军电线等观测、通信器材。按照这个纸面编制，定武军的实力已经接近了同时期西方近代列强同等单位的标准。后来，袁世凯加募步兵2000人，骑兵250人，将部队扩充到70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完全依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聘用德国军官充任教习，还专门成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教习处。袁世凯先从旧军队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到小站练兵，比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来源/纪录片《袁世凯》截图跟定武军比起来，当时中国仅有张之洞组建的江南自强军的实力尚可与之媲美。自强军设步队8营、马队2营、炮队2营、工程队1营，共13营2860人。统带以洋将充任，所辖各营哨主官亦由洋将担任；另设副营官、副哨官，由清朝武职人员及武备学堂学生担任。自强军在训练和装备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江南也颇有影响。浙江、四川等省新军编练多借鉴于自强军，有不少自强军官佐被调往南方一些省份教练新军。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成为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也导致了新军格局的改变。
庚子国变的幸存者
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前的1898年，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后，对新军进行了重大调整。她任命军机大臣荣禄为统帅，编组北洋各军为武卫军，至1899年6月正式成军。武卫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带领的，只是武卫右军。
慈禧太后
1900年春，武卫军经过扩编后，袁世凯指挥的武卫右军先锋队扩编为20营，武卫军全军约为9万余人。1900年6月，随着八国联军入侵，武卫军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武卫军前、后、中军损失惨重，直接被取消番号。武卫左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实力大大削弱。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当时在山东地区镇压义和团运动，基本没和八国联军交战，全军得以保全。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9月，清廷下旨命江南的自强军“将亲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马步炮各营借原领军械等项”调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和训练”。等他们到达后，正式并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此时，可以说清政府在全国组建的最精锐的新军武装力量主力，已经都并入袁世凯麾下，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军事实力的人。
袁世凯
1902年2月，袁世凯奏称：“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焚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他的北洋军大扩军之路。1903年7月，北洋常备军左军成军，这是北洋新军中最早成军的一个镇。1903年初，袁世凯抽出保阳马队一标四营，一年后改编准军一协，又在直隶、河南各省编练步兵一协、炮队一标，合编为军，于1904年3月成军，称为北洋常备军右军。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只能指派袁世凯出面处理此事。袁世凯见到机会来临，立刻抓紧时机再次扩充实力。他声称“日俄相持益急，遵谕严密筹防，拟增兵三万”，在1904年成立北洋第三镇。1905年2月、5月，北洋第四镇、第五镇相继成立。至此，北洋六镇全部编练成功。一时之间，袁世凯兵力强大、权势滔天。
为什么是袁世凯？
多事之秋，军权在握，总是朝廷大忌。但为什么清政府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外人”会如此信任，甚至是放纵，坐视其实力不断做大？在帝制时代，朝廷总是希望军权尽可能分散，让军头们相互制约。但是，袁世凯却成了一个例外，清政府不但对他肆意扩军应允尽允，甚至还不断把其他的精锐新军队伍交由他来带领。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袁世凯是一个极为精通权术，且对机会把握十分敏感之人。袁世凯起家于行伍，他十分了解当时军队关心的问题。所以袁世凯在组建军队的时候，对北洋系的战斗力培养最为上心，取得的成效也最大。同时他十分注意对官兵的忠诚培养。在组建军队时，袁世凯特别注意收买那些毕业于讲武堂的学生担任军官，并对这些人施加礼遇和厚待。同时，他还鼓励有文化的人参军，并给这些人相当优厚的待遇。还有，袁世凯努力提高自己军队的军饷，当时北洋系统的军饷是其他旧军的2倍多，这让北洋系对袁世凯忠心耿耿。最后，袁世凯对士兵进行奴化教育，以便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士兵，他们对士兵在精神上进行灌输，把士兵训练成为勇往直前、甘愿效命且任其驱使的战争机器。比如，他制定了《兵丁住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规章制度对士兵洗脑。除了对军队的掌控外，袁世凯对清政府上层的经营更是权术中的经典案例。在朝鲜事件中，袁世凯先是镇压了朝鲜内乱，并挫败日本阴谋，这两点上颇受清廷赏识。甲午战争中，袁世凯明哲保身，又获得了清廷的欣赏。凭借这两点，袁世凯获得了李鸿章和清廷的信任，得以在小站练兵中组建效忠于他的军阀集团。后来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更是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两头横跳，最后成功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守旧派信任。更令人惊叹的是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他的部队不但没有在关键时刻去保卫京师，还靠着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战绩，得到了洋人的欣赏。
遏制北洋，为时已晚
袁世凯的北洋军实力暴增，自然引起了清政府重视。慈禧太后重返北京后，开始对过于集中的军权下手。1906年底，清政府便将北洋一、三、五、六镇划归陆军部管辖，只给袁世凯的直隶留下二、四两镇。到了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一步剥夺兵权。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新当权的摄政王载沣更是在1909年直接将他罢免。除了一步步削弱袁世凯的兵权外，清政府还在1909年特别编组了禁卫军。禁卫军有四标步兵和一标骑兵组成，武器装备也十分优质。然而，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清廷来说，这种程度的努力已经是徒劳的。北洋系统出身的官佐和士兵，本来对清政府的忠诚度就很有限，只要袁世凯不在，谁也别想让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令北洋新军前往镇压，但北洋新军却以消极怠工为要挟手段，逼迫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则一再对清政府虚与委蛇，还暗示清政府必须把更大的权力交给他。最后，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同意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袁世凯大权在手后，直接派出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南下议和。最后时刻，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禁卫军，完全无法体现出价值，难成大事。最终，丧失了军权的清政府，只能在1912年2月12日，被迫接受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例》，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晚清新军是清政府自我救赎的手段之一，但投入巨大的新军无法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新军成长的过程中，袁世凯成了军事改革的最终受益者，清政府则成了花钱为他人做嫁衣的冤大头。在王朝兴衰的关键时刻，清廷砸锅卖铁建设的新军终将成为埋葬自己的主力军。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1996[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施波桥，《晚清军事变革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施渡桥，《论农世凯的建军治军和军事教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1[8]李冬久，《清木新军建设述评》，西安联合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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