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5岁国企内退,北漂当健身教练,攒钱在北京买了学区房,改变全家命运
我小名叫燕子,是奶奶为我起的。
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退下来后转业到军工厂,待过厂保卫处、防空指挥部,最后当了中学校长,他的一些工作一年到头总在出差。我的母亲身子不好,总要吃药。我是家中长女,底下有两个弟弟,家里的很多事都需要我来处理。有时母亲半夜生病,父亲不在家,总是我第一个冲出去找车,在凌晨三四点钟把母亲送到医院、叫医生。那时我才十来岁。
我今年62岁了,回望过去,才发现这种为家庭往前冲的惯性,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小时候的我。
五岁前,我和奶奶在陕西的农村生活。我们住在泾河边上,我和堂姐去河边给羊割草、洗衣服。家家户户都认识,村里人见了我都会唱“小燕子,穿花衣。”我那时候皮,天天去偷西瓜。
后来被父亲接回河南后,每年暑假回去,他们看见我都喊“城里的贼娃子回来了,快看好家里的石榴树!”但村民们都特别喜欢我,眼瞅着我在树上摘果,不敢喊叫,怕我摔下来。
家门口的石狮子、高原和河流,爬树、玩水,就是我童年的碎片了。等到五岁,父亲把我带回河南上学。
父亲把我(右)和弟弟接回城里。
回到父母身边,我开始了新生活。这里是从北京迁过来的军工厂760厂,旁边是天津迁过来的755厂和134厂、116厂等,几个国营企业和军工厂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有自己的农场、医院、食堂,还有小学和中学。
小学和初中,我最喜欢的是校运会,田径里所有投掷类的项目,标枪、铅球,要么拿第一,要么第二。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排球队,平时会出去打比赛。
小学时的我(右一)。
初中时的我(第一排左三)。
我的运动天赋继承自父亲,他的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好,唱歌跳舞也在行。他虽然经常不在家,但只要他回来,每天都带我去打球、跑步。父亲教给我擒拿格斗,都是直取要害的招数,还教我走夜路的技巧,我靠着这些父亲教的招数,走到哪里都不怕。
高中时我回西安看奶奶。
改革开放后厂里军转民,开始做民品,1980年我进厂工作,一开始从流水线做起,厂里做的是电子原配件和收录机。我和先生都在厂里上班,虽然不在一个厂里,但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成了。
结婚前,我拿到了电大的文凭,是我们那里的第一届电大生,带着国家干部的指标。电大毕业后我回到厂里工作,就转干部做管理工作了。工作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做生产的协调、计划调度。刚开始,我对业务不熟,有时会遇到刁难,但我不露怯,只能慢慢去熟悉。
有时遇到加急件,必须加班加点干。我得去跟工人协调,因为机床上架着别的活,急件一来,工人要拆卸、重新上刀具和量具,工人挣钱是计件算,多出来的这些活是不算进工资里的。我去之前都先去各级领导的办公室溜达一圈,碰到领导我就拦住问,兜里装什么我看看。经常能搜出包烟,那时厂里规定不让抽烟,我就给带走了,带走后到车间分给工人,我耽误了工人的时间,得给人点补偿啊。他们一看,大中华耶。那时候工人哪里抽过大中华,每次我过去,他们都知道,我一来就有好处。
有时遇到刁难的情况,在锻造车间里,大炉子架着,夏天时工人们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干活。整个车间又热又脏,谁都不愿意去。我得去催急件,直接下到炉子跟前和他们说,满身大汗地跟他们沟通。
一年后,我到哪都畅通无阻,工人们特别尊重我,他们说我是真正下到基层跟他们说话的人,不管环境有多脏乱。他们都叫我“大哥”,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我总给他们发烟,工人们觉得,这是我哥们儿。当时我在厂里还做着工会的工作,在厂工会的组织下,我跟大家打球、开夏夜晚会和音乐会。
我(前排左一,我一直留着短发)们在开晚会。
我和同事在舞龙,我是蓝色衣服举着龙头的那个。
1987年,女儿出生。她刚出生时身体弱,一直要住院,加上那时父亲生病,瘫在床上,需要人照顾,我总得请假去医院,请的次数多了,单位领导不乐意了。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按时上下班就是好职工,考核看请假早退的情况。所以不管我的表现有多优秀,工作效率有多高,厂里评先进、奖金、升工资都没我的份。那段时间我总得守在医院,工作还一点没落下,人特别累,后来领导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才算放我一马。
国企的工资不算高,但福利待遇好,过年时每个职工家里都堆着单位发的送礼的酒、带鱼、牛年肉,大到抽烟油机,小到女孩戴的头花、手套都发,基本没有花钱的地方。那时在国企里工作,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军转民后不久,厂里的效益不好,职工的工资最多发60%,一般发一半,一个月到手工资才几十块,加上先生那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们不敢添一件新衣服,一年到头都穿工作服,女儿只穿校服。先生话不多,也不太爱跟人打交道,他的观念是多得多花,少得少花。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想办法想习惯了,一定要找找其他路子。为了赚钱,我还去路边卖过衣服。
1996年,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时间也多了,心里一直想着补贴家用的办法。有天晚上,我出去遛弯,家附近就是市体育中心,我听到音乐。顺着歌声我走了进去,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厅成了跳健美操的地方。那年父亲去世,照顾了他几年,我变得特别瘦,加上他离开的打击,那年我非常憔悴,人也快垮了。我咬牙花了30块办了三个月的会员卡,想着锻炼锻炼也好。
每天下班后,我就去跳健美操。上第一节课时我特别兴奋,我站在第一排的墙角,台上是领操员,跟着音乐和口令跳。连跳一个半小时,我的记忆力很好,舞步都能跟上。一节课下来,我的汗也出透了,酣畅淋漓,那年我三十来岁。
我的协调性和记忆力好,那些动作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动作的清晰度好,这个动作需要多少力度、用到哪部分的核心力量,我很清楚。
一个多月后,老板忽然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你跳得不错,你能上去带带吗?那天教练没来,老板没辙,只能临时找人。我胆大,就上去了。一个小时跳操,半个小时练肌肉如核心力量,和现在的普拉提一样。音乐一起,我什么都忘了,跟着音乐喊口令,“这一节是四八拍”、“要转身啦”、“下一个动作”,情绪激昂,带得很顺,我越跳越自信。下课后,会员们围着老板,强烈要求以后这节课就跟着我跳了。
就这样,我成了健美操领操员,一节课收入5块钱。刚开始,先生不理解我,觉得我天天往外跑,以为我疯了。我跟他说,带课是有课时费的,他才不反对。从那时起,他就学着做饭。
我(左二)和其他领操员的合照。
我一天要带两节课,早上5点起床,去带第一堂课,晚上8点第二节,每节课90分钟。白天要上班,每天回到家都11点了,365天全年无休。
成为领操员后,我开始编操,在路上听到好的音乐,就进去找老板要歌。融合打篮球的动作、电视里的舞蹈动作,还把扭秧歌的动作按照音乐的节拍放进去,这在当时非常新颖。
有天我在健身房带操,市体育局的领导路过,看到了我。那时省里举办健美比赛,市里报名的人很少。我在镜子里看着他们在后边聊天,跳完操下来后老板鼓动我们报名,他跟我说,你上去肯定能拿名次。就这样,离比赛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我报了名。当时我对健美比赛一无所知,也没有时间专门训练,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比赛。
我是西北人,大概带点游牧民族的基因,肌肉比较发达。比赛一共两天,分初赛和决赛。比赛有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展示动作三个环节。我现学现用,学着别的选手秀二头肌、背肌、腹肌。别人一用力还发抖呢,我一用力肌肉就出来了。我是健美操教练领操员,自由发挥动作也难不倒我。那次比赛,我拿了第三名。
第一次参加比赛。
回来后,我感觉非常对不起这块奖牌,因为我什么也不懂。从那以后,我带完课后就留下来,开始在健身房练肌肉。练了三四个月后,会员们问我,教练,你怎么这么有劲儿?脚下跟踩了风火轮一样,能蹦这么高。那段时间,我带操非常轻松。
在健身房里,我也交了一群朋友,我们有时搭着一起去比赛,也认识了体委的工作人员。随着对健美操的了解,我爱上了这一行。开始关注相关的资讯,家里堆满了健美杂志。去图书馆看书,通过体委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培训的信息。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国家级的健美教练员、裁判员和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培训。
那时考试很严格,有理论和实战考试。我有5年的跳操资质,通过体委开证明才能报名。到了现场,理论部分考完了,还得跳健美操的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及国家标准动作,有好几轮,每年的过关率不到50%。
我拿到的等级证书、裁判员证及其他获奖证书。
所有的考试、培训都是我在业余时间内里完成的,非常忙。平时买菜、做饭我都是跑步进行,从来没能慢慢悠悠地,跟人唠个小嗑。拿到裁判员证书后,我就能去健美比赛里当裁判了。
作为裁判员,我和参赛选手合影。
作为裁判员,我和参赛选手合影。
非典过后,全国各地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河南也开了好多家。那时候所有的老板都巴着我,因为我走到哪,会员就跟到哪儿。我到各个健身房带课,拿到了当时最高的课时费,30块一节。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带五六节课。
刚好有个单位有个健身房,一楼是器械,二楼是大厅。里面的器械没人会用,放了好多年都扑灰了,大门的锁都生锈了。大家一商量,决定把这地方给我用,免房租。条件是那个单位的员工去健身要免费指导,同时我可以收社会面上的学员。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健身房。一年营收一两万,我开始攒女儿的大学学费。
2005年,女儿高三,她学文科,很向往北大。她高考那年,我就在为整个家庭的以后打算了,北京文化底蕴深厚,女儿肯定喜欢,不管她考不考得上北大,我先去给她打个基础不好吗。
做了一年的心理准备,等她考完,分数不高不低,最后在河南本地上了大学。我也准备去北京了,我和她约好,我在北京等你。为她考北大的研究生做准备。她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家庭背景很厚,有的是银行行长。她跟我说起这些时,我告诉她,你放心,妈妈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你这辈子一定会以妈妈为骄傲的。
女儿半岁,我们的合照。
2006年,我45岁,给领导发了内退申请。刚开始他不放人,我们聊了一天,他没说服我。我跟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走出去的机会,在厂里是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想走出去。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可能有机会,也可能没机会。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呢,未知的东西才吸引我。
当时周围的人都说我疯了,你再熬两年就退休了,踏踏实实拿退休工资不行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干部指标,得熬到55岁退休,还有十年,等到那时候我就彻底没有机会了,能抓住一点是一点。离开前,我把这些年做教练、开健身房的钱留给老公,把十万块交到他手上时,告诉他,这是女儿的学费。
8月,我背了个包,包里装着用塑料袋封好的资质和证书,拖着箱子,带了三千块钱来到北京北漂。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先我一年来了这里。她在北七家上班,她的很多同事都在北七家租房,我就在北七家的农村里租了个单间,房租一百多块。
租的单间窗户只有两张A4纸那么大,整间屋子都是黑的,白天得开灯。房间潮湿,家具只有一张板床和圆桌,床是用两张长条凳支起来的,翻身时床咯吱咯吱响。家里没有卫生间,得去公厕。吃水也得到外面去打,晚上我回来得晚,接水洗衣服时总被邻居骂:“谁大晚上在那儿洗衣服呐!”我得偷摸到麦子地、玉米地旁搓衣服。
我跟先生从来都不详细说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内容,永远都报喜不报忧、哄他。好在第一年他没来,不然看到这样的环境肯定把我拉回去了。
安顿下来后,我背着包在北京的各大健身房找工作。有的健身房看我年纪太大,拒绝我了。北京的健身房把教练分得很细:健身教练、瑜伽教练、私人教练、助理教练。在河南时我们不分,一个教练健美操、器械、瑜伽都教,应聘了好几家都没成功。后来经人提点,说你的证书这么多,这么牛的资质,完全可以做私人教练。
找工作的第十天,我来到回龙观一家刚开业的连锁健身房,直接应聘私人教练。那个主管是东北男孩,比我女儿还小两岁,当兵回来的。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腰间盘突出、膝盖受损的会员怎么带,我说了几点需要规避的点。他就说,明天你来上班吧。那时健身热,加上北京奥运会前的全民健身热潮,健身房非常缺教练,更缺女教练,所以我时常感慨,我一个60后踩了80后的风口。
我所在的健身房。
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9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开完会后十一二点了。我住得远,这个点已经没有公交了。我买了辆自行车,每天来回骑两个小时。路上黑,出了回龙观就没有路灯了,每天靠着月光骑回家。路两边都是树,树旁有很深的沟渠,再过去就是田野。晚上冷风一吹,有时也打哆嗦。路很窄,那时最怕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车灯一晃眼,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月光时,眼睛瞪大了也得往前骑。
最难的不是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头两个月我的压力非常大。我以前在老家时,有销售签会员,我们负责带课就行。来到北京,业绩要靠自己。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业绩,第二个月完不成就得走人。刚来北京的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全没了,挫败感铺天盖地,到了第二个月,我更急了,因为这个月再不出业绩,我就该走了。
谈不了课,每天硬着头皮给自己找活,擦器械、消毒、给别人递水递毛巾。陷入了无限怀疑自己的漩涡中:我在厂里多能说啊,怎么到北京话都说不出话了?晚上经常睡不着,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那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现在只要听到当年健身房里放的那些歌,那种沮丧和绝望会立刻涌现。
朋友看到我这样,她说姐呀,你现在的眼神都是绝望的,我们不干了行不行?那时我就在咬牙坚持,不敢跟先生、女儿说。我要强,自己消化痛苦。
那时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就是每次下了班,顶着月光骑车回家,发现房东给我留灯。有时我骑三十多公里的车回到北七家都快凌晨三点了。我远远及看到房东大哥在门口或村口等我,见到我也不说什么,第一时间就把我手里的自行车接过去。我问他你怎么还不睡,他说大姐,你回来太晚了,我怕你出事。他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善良。
因为没有业绩,头两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多,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得熬,买一块钱一大袋的处理蔬菜和水果。
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招我进来的主管也扛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当着会员和教练的面,眼睛都瞪圆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不出业绩就给我滚。我站在那里,自我怀疑、委屈、愤怒,什么情绪都有。心想我怎么混成这样了,在老家待着不好吗,为什么要来北京受这一份苦?一个多月来堆积的情绪在此刻爆发,我一句话没说,直接冲了出去。
我一边走一边哭,等到家时已经深夜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着到底是直接走还是直面现状。早上我想明白了,走肯定是定局了。但我有那么多的资质,那么专业的能力,那给谁了?用哪了?既然带走是浪费,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待过,我索性没有任何功利心、毫无保留地教出去。
想开后,那天下午我就尽自己的能力去教那些没有教练的会员,运动的损伤怎么办、这个动作的细节是什么,教完就走,不推销不谈卖课。那些人练完洗完澡后,过来说我请你当教练好不好?光是那天就成了3单。
我把面子放下后,反而放得开了,专业度也就出来了。就这样,还剩最后一周的时候,我每天出两三单,那个月的业绩是两三万,只要完成80%就可以,但我在最后一个礼拜冲到了当月的销冠,做到了3万,之后的每个月我都是销冠。等到2006年的12月,我能拿一万多的工资了。
我刚来北京时的照片。
彻底放开后,我之前在厂里积累的十几年跟人打交道的经验、迅速调整心态的能力立刻凸显出来了。像有些刚毕业的孩子,面对比他们大二三十岁、在各行各业有一定地位的精英,难免会怵。但我没有,不管是骨科医生还是大学教授,我都能谈成。所以说,人生的路不会白走,每一步都算数。
课多了以后,我每天都像打鸡血一样,早出晚归,有两三个月都没见过阳光。早上骑车出门,晚上天黑才回到家。从健身房开门的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不停地上课,中间顾不上喝水吃饭,如果哪个会员迟到五分钟,我就得抓紧时间去上厕所。晚上回到家是最累的,饿到头昏眼花时才反应过来今天没吃饭。家里什么都没有,直接冲到凉水管灌一肚子凉水。
等我的业绩好起来后,很多教练们都眼红,排挤、猜疑、诋毁就来了。他们会跟我的会员说,不要跟她练,这个老太太懂什么呀,她不专业;和主管打小报告,说我乱跟会员谈课,把人都吓跑了,好在后来会员还是把课买了;说我在工作时间不在岗,实际我在上厕所呢。我也不跟他们计较,都还是孩子呢,也就和我女儿一般大的年纪。
这事后来惊动了老总,这么不专业的老人,业绩这么好怕是只会销售吧?他找我谈话,说要不你别在这家店干了,去别的店转销售吧。我没有退路了,我说,你可以分析分析,我是新单多还是续课多,如果我不专业,怎么会有这么多会员续课。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样,你带我练一节课吧。
那节课我带他练背,他以前是国家队的,也很专业。练的过程中我们不停交流,他点头、微笑,所有的主管、店长、教练都看在眼里。临走前他和店长说,这些事以后都不用跟我讲了。后来,好多有伤痛、高血压、心脏病、难搞的会员他们都会推到我这儿,我都能解决。他们就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老太太我们不能撒手。
一年多后我有机会调门店,主管想让我去东城做高端店。我拒绝了,我说想去清华店。那时女儿上大二,在北京立住脚跟后,我该为她探路了。店面在清华南门的地下室,条件最差,我还是去了。
我在清华南门口店。
去了之后我接触的都是清华北大的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干了半年后我跟会员的关系也好了。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跟他们说,我女儿想考北大的研究生,想找一些备考的资料。他们特别爽快,别找资料了,直接让孩子听课就完了,老师就在学校,教材是他们编的,课是他们讲的。他们帮我把听课证都办好了。
按照计划,女儿把必修课都修完后,她开始按照考研的科目,在北大、北师大、北京语言三所大学来回穿梭旁听。在北京时,她跟我一起住,我在农大附近租了间房,方便她上课、复习。后来她跟我说,妈妈,我在北京永远没有漂的感觉。
遗憾的是,最后考研的分数她笔试成绩差了4分,但她也不想去外地,就在北京工作了。
我给了她两年的试错时间,她做过旅游行业、外语培训、对外汉语老师,甚至去应聘过银行的大堂经理。她学习能力强,记忆也好,上手特别快。最后女儿跟着我的会员——一个清华的硕士做业务,她迅速成长,没走弯路。女儿用了不到一年,在工作上做到了除老板外最好的业绩,同时她拿了她那个业内最高的奖项。
女儿稳定下来后,家里接力棒交到她手里了,所有的大事都由她做主。她结婚后,我们开始准备孩子在北京的上学问题。2013年,我们在海淀买了套学区房。
女儿结婚,我和她合影。
买房那天,我没算明白,手续费还差5万,我给先生打电话,让他转钱。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北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看房本,吓一跳,你哪来这么多钱付首付?我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挣的呀,从女儿来北京那天开始,我就为她存钱。他就在那里算,课时费多少,每天得花多少时间。我在北京的十来年,所有的苦都不跟他说。他说媳妇儿,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刚来北京前十年,我没有周末,也很少休息,拼了命工作。节假日时先生从老家过来,但我们不谈这些事。
后来女儿告诉我,当年我离开家北漂,先生表面上说你有机会就出去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女人,你还想去闯?让你出去闯试试,看你能闯成什么样?”他跟女儿说,她怎么走出去,怎么走回来。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下了决心,咬着牙要闯出一片天地,哪怕给人洗盘子、打扫卫生我都不会回去。
退休后,他来北京跟我生活,会体谅、理解我了。给我做爱吃的菜、到健身房等我下班、给我留灯。
两年前,他查出胰腺癌,那段时间,我陪他化疗、休息,把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都回忆一遍。他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怨气,他说媳妇儿,我知道你在外面是为这个家好,但是你考虑过吗,一个男人要顶家没顶上,你在外面闯,我在外人面前很没有面子,这么多年我的不舒服就在这儿。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不靠他,只顾自己一个人往前冲,忽略了他的感受。他一个人在河南,得有多孤独。这两年,我把工作完全放下,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
先生退休后我们还曾想着去哪里养老,他走之后,我才真正在北京定下来。女儿那时跟我说,妈妈,你把我带到北京,我要把你留下来。她靠自己重新买了房,把海淀的这间留给我了。
我喜欢健身,把家里改成了健身房。
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靠她养老,我必须很独立。我就这么个孩子,不想让她有这么大压力,我的未来必须靠自己。我投了很多保险,退休金和大病都有保障。
以前父亲生病时,我跟弟弟轮流请假,倒班照顾他。母亲身体也不好,也需要人照顾,当时我们甚至都在商量,谁辞职来照顾父母。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坐下来长谈,说我们就一个孩子,即使不能托他们一把,也不能给孩子在精神和物质上造成太大的负担,不能靠孩子养老。现在他受我影响,申请了延迟退休。弟弟说,姐呀,你还在往前冲,我哪里好意思停下。
先生走后,我把家里改成私教工作室了,白天在家里带课、在直播间里带着中老年人健身。我明年想去南极,再买辆房车,边走边直播健身,我要工作到80岁。
我在家里做直播。
我活大半生,愿望很简单。想起我45岁离开家那时候,有人说你在这儿是草根,到那儿也是草根,干嘛非要跑到北京去呢?我没想过翻身、跨越阶级,即使是个草根,也只是想到一个水土肥美的地方,继续做草根。
燕子不管南飞还是北归,都是在找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我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包容、多元,它给了我更宽广的世界。我偶尔带带外孙,跟着一群从专业艺术剧团退下来的演员演出,排一排歌舞和小品。更多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工作、直播健身。
我和外孙女。
有一次女儿带着外孙女和我一起去了长城的起点老龙头,她指着海里那颗又黑又脏又大的石头,对我的外孙女说,姥姥呀,是咱家的这个。
外孙女不解,姥姥怎么是块石头呀。
女儿告诉她,姥姥是根基呀,虽然很不好看不起眼,被水冲刷也好,被埋在土里也好,但没有这个根基,长城是盖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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