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建国初全国顶尖科技人才来源各省分布
建国初的全国顶尖人才分布
花了几天时间，一个一个的核查了1955年全国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172名科学技术类别的院士和1957年增选的18名院士的名单，总共190名。
注意这190名只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其他还有哲学，政治之类的，这个就不考虑了。
其中1955年的172名院士：
数学物理学部（30人）
这30人里面肯定是大师云集了，华罗庚，苏步青，马大猷，叶企孙，王淦昌，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钱三强，钱伟长，彭桓武等等都在其中。
化学部（22人），这里面包括了卢嘉锡和吴学周。
生物学部（60人）
这个生物学部也包括了医学，著名的林巧稚，童第周都在其中。
地学部（24人）
这个地学部不仅是地质，也包括了气象，李四光和竺可桢都是地学部的院士，还有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代表作是《高空大气物理学》，赵九章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技术科学部（36人）
这个技术科学部是干啥的，顾名思义就是搞技术的，
像钢铁工业的靳树梁，邵象华，
化学工业的侯德榜，搞建筑的梁思成，搞桥梁的茅以升，激光技术专家王大衍都在其中。
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共18人）
数学物理学部（6人）
化学部（2人）
生物学部（5人）
地学部（3人）
技术科学部（2人）
这190人是中国当时最为顶级的人才了，像1957年入选的18名院士中，就有郭永怀，钱学森，世界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汤飞凡等。
然后我按照省份做了个统计。
这个工作量不小，查询费了很多的时间，毕竟有多达190人。
但是这对研究建国初的全国顶尖人才分布是很有价值的，也可以反应建国前全国各地的教育水平发达程度。
当然，这里说一下，大部分科学家籍贯，出生地和成长地还是一致的，
但有的时候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他算哪里人呢？
我用的是“成长地”优先的综合考虑籍贯和出生地原则，
比如科学家孙德和，他出生是在北京，但是籍贯是安徽桐城的，也是在桐城读的书，那当然就是安徽人。
再比如梁思成，他籍贯是广东，出生在日本，但是在北京长大读的中小学，那我就算成是北京人。
再比如严恺，他出生在天津，在天津读的小学，只是中学在浙江读，这种就是天津人。
总的来说，190名科学家中，小时候就全国到处跑，有多地生活经验的科学家并不太多，大约就十个左右的样子，大部分人还是出生地，成长地一致的，
因此即使在认为这个科学家是哪里人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不会影响太大。
以下是我做的表格里面的部分科学家情况。
我统计了一下，190名院士里面，有174名曾有年轻时在国外留学，进修或者工作的经历，只有16人是一直在国内学习和工作成长的。当然了这16人里面也有人功成名就后出国考察的，像刘仙洲56岁的时候（1946年）就到美国考察了差不多一年，这种就不算是年轻时在国外留学和工作了。
这也可见科技更为先进的国外尤其是欧美，是我国高级人才成长的主要学习地点。
像这190名顶尖人才中的华罗庚，虽然他的第一学历是其中罕见的初中毕业生，但是他1936年也就是26岁的时候以清华大学讲师的身份到剑桥大学学习进修了两年。
华罗庚是个罕见的天才，他初中毕业后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数学是自学的，后来因为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看中邀请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后来一路成为讲师，1937年从剑桥大学学习回来后当上了清华正教授。
如同事先预计的一样，五十年代190名全国顶尖科学家中来自江浙两省的是最多的，
江苏有40人，浙江有34人，合计占全国38.95%，如果把上海也算上则总共有87人，占比45.79%，基本是全国的半壁江山。
旧中国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其实现在也是），而南京是当时的首都，因此南京和上海都是旧中国顶尖高校云集的地方，尤其是上海，
上海交大就不用说了，院士钱学森就是这里毕业的。
我查阅发现好几个院士是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我们今天都没听过，它在1952年被撤并了，并入了上海交大，同济，复旦等其他上海高校，
其他培养出院士的上海高校还有沪江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之类。
像光华大学，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该校在校学生最多时有八百多名大学生，胡适、厉麟似、徐志摩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该校任教，该校后来在1951年和上海大夏大学等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而南京则有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出不少院士，其中中央大学尤其多，我数了下毕业于中央大学的竟有15人之多。
而河北省则在华北地区一枝独秀，有15名院士，能与之一比的只有北京（9名院士），远远超过河南（6人）和山东（5人）之和，在全国仅次于江苏和浙江排第三位。
我看了一下河北院士们的家乡分布，发现主要来自唐山和保定。
唐山是我国洋务运动工业化最早的城市之一，开滦煤矿，大型水泥厂启新洋灰，中国第一辆国产蒸汽机车（今天中车集团有个唐山机车车辆公司），第一件生产马桶的卫生陶瓷都是在唐山制造的，直到2021年唐山仍然是河北省经济总量最高的城市，超过省会石家庄，也是河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
民国时期唐山还有一所顶尖的高校，那就是交通大学（唐山），190名院士中有多人是这里毕业的，不过有意思的是河北的15名院士反而都未曾在这里就读。
而保定为啥出的院士也有好几个，我知道保定1912年-1923年有一所鼎鼎大名的学校，那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后毕业生一万一千多名，成为将军的竟然高达1500多名，蒋介石也是这个学校出来的，高等学校会带来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带动当地的读书风气，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另外河北院士多，距离北京和天津近应该也是一个因素，这两座城市是华北乃至于全国的高等教育中心，拥有不少顶尖高校。
190名院士中北京的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都培养出了院士，
尤其是清华和北大，190名院士中这两个学校毕业的是最多的，预科和本科曾在这两所高校就读的院士竟然高达六十多人，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其实这两所高校TOP2地位的奠定，就是因为民国年间就培养出最多的顶尖人才，像建国初的地质学院士，基本都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培养出来的，李四光是领军人物。
而天津也有北洋和南开两所高校培养出了几名院士，当然数量上远不如北京。
下图是我筛选出来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院士，体会下建国初北大地质系对国内地质科学的垄断，可能要问里面为啥没有李四光，因为李四光是北大地质系的教授，但是他并不是北大毕业的。
而在中部地区，湖北（9人），湖南（9人），江西（8人）几乎不分伯仲，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湖南有个不错的高校，那就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旧中国医学界高校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湖南的9名院士里面，这一个学校就培养出了包括了世界级科学家汤飞凡在内的三个院士。
但有意思的是湖北的9名院士中毕业自本省大学的仅有1人，毕业自武汉大学，湖北的其他8个院士大都是在北京（全部是清华），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毕业的。
江西的8个院士则更是没有任何一个是在本省高校就读，全部是省外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毕业的。
另外就是广东和福建两省了，福建有14名院士（排全国第四位），广东则有9名，这两省培养出的院士不少，大抵是两个原因，
其一是民国时期广东有中山大学，福建有厦门大学，这两所知名高校各自培养出了两名院士，另外厦门女子师范学院也培养出一名院士，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巧稚，190名院士中唯一一个女性。
其二是侨乡，有的院士就出生在海外，是华侨子弟，这两个省有4名院士本科都是直接在海外的荷兰，日本，美国读的。
当然了，作为沿海地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所在地的广东福建，开放的风气下自然也对教育发展有所裨益。
而西南地区，则是靠重庆（4人），四川（2人），贵州（1人）三省了，当然了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 在旧中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还是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院士只有陈文贵是成都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毕业，其他人都没有西部高校就读的经历，都是北京，南京，上海，长沙，广东等地的高校就读。
这可以看出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在那个时候是较为落后的，
当然西南地区虽然在抗战时期有西南联大之类的高校，但那是搬过来的。
抗战时期大批全国各地尤其是京津和苏沪的高校搬迁到了西南地区，为培养中国民族高级科技人才保留了平台，不少院士就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读的大学。
在国内各个大区中，
西北和东北成为建国初高级科技人才最落后地区，
而190名院士中，来自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都各自仅有两人，西北地区的2人都是来自陕西省，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是出生在渭南。
而东北地区的建国初的两名院士，
一名是吉林长春的彭桓武，他刚好在1931年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的避开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博士，并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47年回国任教，建国后成长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
另一个是辽宁的吴英恺，他1927-1933年就读于奉天医科专门学校，1933年毕业后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到1941年，1941年到美国进修学习三年，1944年回国后担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这里面1941年底刚好是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美资的协和医院。
东北地区建国初高级科技人才的落后，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1931年之前东北地区的民族教育体系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会只有两名院士的水平。但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教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殖民改造。
伪满把中学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日本学生则学习六年，导致中等教育质量大幅缩水。
同时日本人在伪满建立的一系列高校，除了警察和军校外，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总体都很小，且以招收日本学生为主，中国学生高等教育规模大大减少。
以伪满最为知名的建国大学为例，
该校在整个伪满时期总招生才1500人左右，其中半数是日本学生。1941年3月建大一年级第二学期在册学生总数是126名，其中日本人最多有60名，朝鲜人5名，台湾籍1名，“满人”49名，蒙古人5名，俄罗斯人6名，中国人占比不到40%。
日本在伪满开设的新京工业大学，整个伪满时期招生只有1600多人，而中国籍贯学生只有三分之一。
类似的新京医科大学，1942年在校生仅为296人，平均每届招生只有几十人，且中国学生只占其中一部分。
伪满洲国教育发展最高的年份是1942年，高等学校为20所，在校生6794人，其中在校的中国学生只有2716人，仅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二分之一左右。
能上大学学习仅仅是成为一个国家顶尖科技人才的前置条件而已，精英学生毕业后还需要有平台和项目进行研究和锻炼，中国人在伪满并没有从事科技研发的平台，民族工业全部被日本企业吞并，高校和科研机构教职被日本人垄断，如建国大学1941年7月的任职教师中，日本人以外的教师只有9人，而日本教师则有71人。
这跟九一八之前完全不可比较，1931年我国光是东北大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不仅学生基本是中国人，而且教授老师也是中国籍为主。
殖民教育下中国人即难以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也难有平台可以发挥和成长。
我研究过建国初的工业建设，发现当时东北地区大型工厂的高级核心技术人员中东北人极少，主力来自国民政府送到海外留学和工厂实习的回国人员，以及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等国统区民族工业工厂担任高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包括鞍钢，一汽，沈飞，沈阳51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等都是如此。
以建国前后负责鞍钢恢复生产的六个中国核心技术工程师为例，靳树梁（河北人）、邵象华（浙江人）、李松堂(江苏人)、杨树棠（河北人）、王之玺（河北人）、毛鹤年（北京人），有三个毕业于北洋大学，其他三人分别毕业于浙江大学，北平大学和同济大学。
1936年国民政府因为要筹建中央钢铁厂，将六人先后送到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进行培训，回国后抗战期间这些人被赋予不同的任务，他们有的负责了汉阳铁厂的搬迁到重庆钢迁会并在抗战时期持续进行钢铁生产，有的负责云南威远钢铁厂，云南钢铁厂，重庆綦江钢铁厂等的筹建和生产，有的研发出了75mm火炮用钢，有的自行设计了钢轧机等。
抗战胜利后这六个高级冶金人才负责接收鞍钢担任协理（副经理，负责技术），鞍山解放时他们没走成，都留在了鞍山，负责鞍钢恢复生产，后来六人中的四人先后成为院士。
由于日本殖民下伪满中高级技术岗位都被日本人把持，中国人只能当初级劳动力，因此建国初期的东北工厂中，技术工作形成了外地工程师+东北工人的现象。
像长春一汽建厂的三个核心人物，饶斌，郭力和孟少农。
厂长饶斌和总工程师郭力都是华北敌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干部，都不是搞汽车技术的；
副总工程师孟少农是一汽的技术核心人物，他出生于北京，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技术主要奠基人，1940年西南联大（清华）机械系毕业。194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福特汽车等几家汽车公司工作了三年后回国，担任清华教授。
此种东北籍高级技术人才缺乏的现象随着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在东北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以及配套的大规模本地高校人才培养，东北技术人才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才逐渐改变。
例如日本投降四年后的1949年，由于共产党的重点经营，东北地区高等学校发展到28所，在校学生35097人，是伪满时期最高年份中国学生在校人数两千多人的十几倍。
从建国初的190名科学技术院士，可看出当时全国教育水平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此种情况到今天已经有较大的改变，西北，西南和东北的高等教育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像西安，成都已经成为了多所名校集中的城市，而东北现在是全国考985,211最为容易的大区之一。
根据中国科学院官网提供的信息，截至2021年，1977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381名中科院院士的籍贯，江苏省（50位）、安徽省（37位）、浙江省（35位）、湖南省（34位）、山东省（28位）排在前五位。
跟建国初相比，显然区域的分布情况大幅度走向平衡了。
江苏+浙江院士的占比从建国初的38.95%下降到了22.3%。
而其他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本文中院士比例最低的三个大区：
东北地区院士比例从1%增加到了8%，
西南地区院士比例从3.7%增加到了7%,
西北地区院士比例从1%增加到了8%。
合计上升到了23%的水平，占到了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已经可以与江浙的22.3%媲美。
高等教育与地区发展的相关性
1：建国初的高级科技人才江浙沪占据全国几乎一半，到今天江南地区依然是中国最发达地区是有道理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人。
2：建国初这190名院士，毕业自北京，上海，南京三地高校的人数是最多的。
3：今天发展比较好的强二线城市，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杭州之类，高等教育水平都还不错，为本地提供了大量人才，也许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几年一线城市中高等教育水平最差的深圳也在大量的招揽国内高校落地。
所以我觉得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均衡化还挺重要的，在我国一些缺乏顶尖高等教育名校的人口大省，比如河南，河北，山东等集中资源建立几所高水平大学，不只是提升该地学生就读名校的几率，而且高水平院校还可以提供不少岗位给博士生做基础研究，对我国整体是有利的。
当然，今天本文只是讲50年代评选的第一批自然科学院士的分布，后面我还会讨论下建国初推动中国工业化的高级科技人才究竟来自哪里，会有一些有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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