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推行“在所有社交平台发布内容均显示实时IP”的新政策。
在昨天推送的一篇“爱国”祖国的文章中，他所在的IP地址竟然是日本。面对质疑和群嘲，连岳赶忙辩解说，自己是去日本旅行的。然而，明白人都知道，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已经两年多没有对中国游客签发旅游签证了。这说明，连岳至少在日本生活了两年以上。就是在两年前这个时候，一向自由派色彩浓重的连岳，突然变脸，拿起了镰刀，挥向了韭菜。那一天，一位浙大粉红校友给我发来一篇连岳声讨方方的文章，几乎让人猝不及防。这的确让曾经拥护连岳的读者，包括我在内，大感始料不及。我开启公共写作生涯，竟然与连岳变脸有关。因为太想揭发他，两年前4月，我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指向他的（文章已经消失）。连岳曾经在南方报系担任专栏作家多年。在变脸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他写作立场坚定，文章右派色彩鲜明。谁能料到，他会突然举起镰刀，做起爱国生意。当时上网主要依靠电脑，而且家里有电脑的人不多。网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网民主体是城市中产阶级。电脑网络让逐渐富裕起来、声音却一直埋在心底、不敢轻易表达出来的城市中产阶级，终于可以匿名发言了。声音被网络解放的他们，活跃度普遍非常高。作为对此前很长时间声音一直亢奋的左派人群的报复，中产阶级右派更加愿意挺身而出，捧红自己阵营的代言人。因此，尽管那些年，国内舆论场上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总体而言，贴上“右派”标签的知识分子，在网上更容易获得追捧。所以，连岳专栏文章的反叛姿态，轻轻松松为他赢得了大量的铁杠读者。2010年之后，网络开始由电脑向手机移动客户端拓展。这一信息技术革命，对网络思想生态，造成始料不及的冲击。移动手机上网的普及，意味着大量家庭不富裕、买不起电脑、社会阅历不深的县城和乡镇青少年，以及受教育程度低、不会操作电脑的底层人群，也能接触网络。更重要的是，只要拿起手机，他们就能发声。正是这些长期无声的庞大底层，构成了极端民族主义人群的主体。他们普遍无法从职业中获取足够的自我认同，活得相对比较憋屈。能力有限的他们，热切渴望有机会干一点“伟大”的事情，向别人证明自己。通过与“敌对势力”作战，他们获得了“我也能干大事”的自豪感。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温和理性派。因此，当这个长期沉默无声的庞大群体，突然获得在网上发言的机会，便不可避免对舆论场上的力量平衡，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信息技术革命让这些长期被埋在地下的“韭菜”们，有了发芽、出头、茁壮成长的机会。韭菜们拿起手机，就能给自己钟爱的博主打赏。为那些说出了自己想说却又表达不出来的想法的文人学者们打赏，“韭菜们”俨然有了翻身站起来感觉。流量和打赏，意味着韭菜的商业价值，终于可以轻松变现了。于是，一些对利益尤其敏感的文人学者发现并迎来了商机。有时候，依靠收割“韭菜”，好几个专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自媒体号，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大多数人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工资。收割“韭菜”，稳赚不赔，封号风险小，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文艺界、学术界人士，纷纷加入了收割“韭菜”的行列。在右派阵营中，连岳不是第一个“变脸”的。在他之前，有郎咸平大叔。在他之后，有叶檀大妈......不得不说，信息技术和自媒体，对网络思想生态造成的冲击，恐怕是技术开发者和自媒体平台所始料不及的。很多人愈发感到无力。我却要说：“其实，大家不必绝望。”这些年来，右派的声音不断遭到挤压，极端民族主义愈发嚣张，既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也是被它放大的错觉，因为在网络世界，理性的群体偏向于克制，极端的群体热衷于叫嚣，手机上网的便捷性又放大了极端的声音。其实，只要你多看看网易新闻跟帖，就不难发现，理性的力量其实也在不断壮大。朋友们，我们切莫因为一些无良的文人学者变脸而陷入无力感，更不能因此丧失前行的动力。其实，对我的心灵震撼最大的，不是郎咸平和连岳这一类人，而是当年我在浙大读研究生期间所欣赏的几位文科教授中，有两三个人，已经先后变脸了。看他们的微博言论，真的让人作呕。不过，让我倍感欣慰的是，那几个人的生意都没能做大，微博粉丝数量，远远不如我的公众号粉丝。所以，我没有理由放弃。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