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体归来，一座专业足球场能改变什么？

文｜游旭东 王菲宇

代表着北京国安的“国槐绿”填满了几乎整个看台，4月15日晚上，北京国安队与梅州客家队的一场比赛揭开了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序幕。结束了长达三个赛季的赛会制比赛，中超重回主客场制，国安也回到了自己的主场。这场2023赛季的揭幕战，也标志着北京工人体育场历经两年多的改造复建，正式投入使用。

比赛开始之前，歌手韦唯出现在看台上，在绿色灯条和身着绿色球衣的国安球迷衬托下，她的一袭红衣显得格外耀眼。“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当《亚洲雄风》的第一句旋律响起，欢呼和跟唱的歌声从工体的四面八方响起。

在北京，“工体”两个字充满了城市与时代的回忆。这座建成于1959年的体育场，是当时的”新中国十大建筑”之一。在六十多年的历史里，工体承办过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比赛，见证了中国体育历史上的诸多重要时刻；这里也是大型演唱会的舞台、音乐界流量和号召力的“试金石”，更曾是城市里夜生活与荷尔蒙的代名词。

而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北京国安的主场，承载一支球队与城市的记忆。

1994年，首届中国足球职业甲A联赛正式开赛，标志着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元年。当年全国有12支球队参加比赛，北京国安是其中一支。1996年，国安的主场从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体育场搬到工体。

在成为国安的主场之前，工体已经承载了许多神话。1994年，当时的意大利甲级联赛劲旅桑普多利亚队来到中国与国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比赛在工体进行，在90分钟的比赛里，中国队4比2战胜了对手。同年，另一支意甲强队AC米兰到访工体，北京国安以2比1拿下了这场比赛。一年之后，两支意甲球队卷土重来，桑普多利亚以1比3不敌北京国安，而AC米兰最终通过点球大战才拿下胜利。

“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叫做‘工体不败’。”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王文这样向我们介绍。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夏天，“球王”马拉多纳跟随博卡青年来到中国，在工体与北京国安踢一场友谊赛。那年“球王”36 岁，承诺友谊赛里他的上场时间不低于45分钟。比赛里国安与博卡青年队拼得焦灼，马拉多纳不得不跑满了全场。“当时大家觉得这场比赛看得太值了，虽然国安队那场输了，但是它拼尽全力，大家觉得非常过瘾，印象很深刻。”

联赛主客场制形成之后，作为北京国安主场的工体，因为上座率高、球迷文化凝聚力强，一直成为联赛里津津乐道的部分。2013年微博上流传着“中超四大惹不起”：落后的申花、下半场的恒大、控球率 35% 的舜天和主场的国安。

每逢比赛日，国安球迷都穿着绿色的球衣来到工体，球队入场时，大家高举着印有俱乐部标志的绿色围巾。数万人组成的围巾墙，与绿色的草坪连在一起，将工体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这里被称为“北京最大的四合院”，是北京人加强身份认同的地方。

联赛比赛通常都在晚上举行，但比赛日当天，王文总是下午两三点就来到工体，提前组织各个啦啦队的负责人，布置装备、商量口号。面对不同的客场球队，他们会设计相应的口号和加油方式。从2010赛季开始，一段问答式的开场称为了工体不变的“开场白”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哪儿？北京！我们的球队是？国安！我们要和国安一起？战斗！”口号里的“这”要以北京话发音的“zhèi”念出来。

和王文不同，“85后”鲁先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算不上国安球迷。但他喜欢足球，国安在工体的比赛，他几乎一场不落地看。十几年前在英国求学，他一有机会就看足球比赛。阿森纳的酋长球场、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热刺白鹿巷体育场……这些英超劲旅的主场他都去过。

置身这些球场，“震撼”是最大的感受。“当时看到国外专业球场的草坪、座椅和硬件设施，确实是比较好。而那时候国内的足球场，大多是因为亚洲杯或其他比赛将综合体育场改造而成的。在专业足球场和综合体育场里看足球比赛，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不仅观看的感觉不同，球员在球场上的感受也有差异。国安前队长、现青训总监杨璞告诉我们，他在役国家队期间曾经在伊朗的阿扎迪球场踢过比赛。能容纳近10万观众的阿扎迪球场向来有“恐怖”之称，观众和座席在比赛时带来强烈的压迫感。“所以现场比赛非常考验球员的心理承重能力，紧张会让身体变得僵硬，对于技术就无法灵活运用。”也因此，足球界有一个说法，正式比赛能打出训练的七成水平就很不错了。

1998年，上海虹口体育场动工改造成专业足球场，1999赛季投入使用，成为国内第一座专业足球场。在2020年之前，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海金山足球场、天津泰达足球场、天津团泊球场、成都龙泉驿足球场是中国大陆仅有的5座举办中超赛事的大型专业足球场，而具备举办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能力的球场为“0”。与之对照，截至2020年日本有13座专业足球场、达到世界杯赛事标准的球场15座，韩国有9座专业球场、12座世界杯赛事标准球场。借助筹办2022年世界杯的契机，卡塔尔筹建了一系列足球场，满足世界杯赛事标准的足球场达到了12座。

与数量寥寥的专业足球场相对，中国的大型综合体育场早已超过一千座。改造复建之前的工体就是典型的综合体育场。综合体育场以田径、足球项目为主，足球比赛中，观众与场地之间被田径跑道隔离，球迷只能“远观”。

2010年之后，一批地产企业进入职业足球领域，与花大价钱请外教、找外援同时进行的，是筹建专业足球场。被戏称为“金元足球”的时期很快落潮，这些计划中的专业足球场无一例外都陷入停滞。

广州恒大足球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筹建之初，位广州南站附近的地块计划建造一座可容纳10万球迷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的球场规模将超过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诺坎普球场，成为世界最大的顶级专业足球场。2020年4月，球场正式开工，但其莲花造型引发巨大争议，最后恒大选择了修改设计方案。伴随着企业经营和球队降级等一系列问题，2022年，恒大退还足球场的地块使用权，球场烂尾。

2019年，中国获得了2023年“亚洲杯”举办权。同年10月下旬，国际足联敲定，首届“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赛”也将在中国举办。为了迎接这些赛事，中国加快了大型专业球场的建设进程。亚洲杯的比赛原定于10个城市举行，因而，北京工人体育场、天津滨海足球场、上海浦东足球场、重庆龙兴球场、西安国际足球中心等10座专业足球场的新建和改建被提上议程。这一工程计划总投入240亿元，10座新建球场平均座位数为55000，其中6座球场的平均座位数在6万及以上，跨入超大型球场行列。

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2023年“亚洲杯”最终移至卡塔尔举行。但这些专业足球场相继落成，成为了城市中球迷的的聚集地。

2023年1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足球场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在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之前，“新工体”已经完成了首次亮相。2022年12月31日，北京卫视跨年之夜晚会在新工体举行。作为球迷代表，王文现场观看了这场跨年演唱会，也第一次走进了“新工体”内。

“新工体”完全按照国际足联（FIFA）关于专业足球场的标准进行设计施工。无论是正南正北的足球场朝向、视线升高的6.8万个座席设计，还是看台区新增的3条环形LED屏幕、球场南北两侧新增的300平方米空中大屏幕，都极大程度提升了足球比赛的观看感受。

作为专业足球场，“新工体”在替补席同侧预留替补球员热身区。因为采用国际主流的“看台碗”设计，东西看台第一排座椅距离草皮仅有8.5米。比赛时，坐在这里的前排观众可以听到热身区球员说话，看到场上球员的细微表情和汗珠。

绿色的看台上用鲜明的黄色拼出“BEIJING FC”的字样。晚会邀请的歌手，都是与工体记忆相关的。当天晚上，《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原唱、歌手沙宝亮来到了球场，与7位国安名宿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杨璞也是演唱者之一。

跨年之夜晚会由崔健开场，他带来了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1986年，在工人体育馆舞台上，他正是以这首歌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时代。2016年，他在工人体育场举办了“滚动三十”演唱会。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从1.5万人的工人体育馆到能容纳6万人的工人体育场演出，是崔健“一个全新征程的正式起航”。

在鸟巢之前，可以达到数万观众规模的场所只有工人体育场。从张学友、刘德华到陈奕迅，在工人体育场开唱，意味着流量和人气。在跨年之夜晚会上，歌手杨坤就说：“在工体歌唱，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歌手的终极梦想。在工体演出，拥有无与伦比的仪式感。”

比起球赛，更多的普通人在工体里看过演唱会。2015年的美国摇滚乐队林肯公园（Linkin Park）、2019年的罗大佑演唱会，都成为很多人的回忆。和足球比赛一样，演唱会结束后，散场人流要缓慢前行很长时间。工体毗邻三里屯，本来就是北京交通最为拥堵的地方，演唱会和球赛当天更是将道路塞得满满当当。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2000年之前，工体有球赛和演出的时候才有很多人。2003年之后，围绕着工体，一批Club（俱乐部）开张，这里开始成为了夜生活的中心。Mix、灯笼，这些Club主打电子乐、Hip-Hop等不同音乐类型，吸引了年轻人来到这里跳舞。与附近的三里屯酒吧街一起，工体成为了不夜城。2008年之后，现在的太古里、原来的三里屯Village入驻，更将整个地区变成了北京的潮人聚集地。

虽然从新千年之后，工体周围形成了看似热闹的商圈，但从1996年就在这里看球的80后球迷Harry告诉我们，原先比赛日当天，工体周围的商店、餐厅是全部关门的，想要买点吃喝也找不到地方。

更多的矛盾集中在演唱会和比赛之间。演唱会搭建会影响看台，更有演唱会让比赛改期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原先职业足球俱乐部主要通过租用场地的方式取得体育场的使用权，因此并不掌握赛场空间运营的话语权。比如在原来的老工体，每踢一场比赛，国安都必须缴纳租赁费用和安保费用，两者相加大概在100万元左右。为了收益最大化，场馆所有者还会承办演唱会、展会等活动，所有者管理的不专业让活动排期安排不当、场地使用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

而从根本上看，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职业足球产能限制，仅靠商业销售、比赛日收入和体育馆旅游收入无法支持场馆运营。2019赛季，中超16支球队中仅有广州恒大淘宝的上座率超过七成，达到76.33%。整个赛季中超联赛平均上座率近仅为47.68%。而同期的英超联赛上座率达到了74.1%，平均每场比赛吸引了3.8万名球迷到现场观看。

日常经营难，这是所有大型足球场和大型体育场馆普遍遇到的难题。大型体育场馆多为大型赛事而建，高规格的赛场设计和建设周期短，导致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往往与大赛之后的运营脱节，对日常利用问题的考虑不足，其中又以规模最大的、用于足球赛事的体育场的利用最为困难。

相比其他城市，北京的足球市场相对成熟。4月15日的中超开幕战门票，在5分钟之内全部告罄。无论是作为国安铁杆球迷的王文、还是自认并非国安球迷的鲁先生，都早早在购买了赛季套票。套票从950元到2400元不等，可以观看赛季内主场的15场比赛。

但与足球文化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欧洲相比，在工体的看球体验就显得很简单了。杨璞告诉我们，欧洲五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都有清晰明确的会员制。球场内有特色餐厅可以用餐，每个月的会员活动、不同等级会员的专属“特权”都非常清晰。相较而言，国内足球联赛的会员制度不过刚刚起步。

在“新工体”落成之后，北京国安足球队终于结束了“租场地”的生涯，开启了工体和足球队“场队一体化”运营的新模式。这也意味着，作为场地和球队的共同运营者，运营方能够最大程度避免比赛和演出日程“打架”的窘境，也能通过融汇公共空间、商业空间，给球迷和消费者打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王文告诉我们，每当比赛日，虽然他总是忙于事务性工作，但他能看到，比赛结束之后，不同球迷组织的成员会相聚在附近吃饭、庆祝。球迷们因为足球来到工体，作为城市空间的工体，不仅承载着体育比赛，更串联起城市生活的多元活动。

作为城市里的一个标志性场所，工体盛放了过往许多特别的记忆。当城市走过了狂飙时代，“新工体”的归来，需要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更漫长的拷问：作为一座大型体育场馆，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

一些功能在建设中已经被考虑。老工体的看台只有两层，不具备纪念品和食品的售卖能力。4月15日观看揭幕比赛的时候，包括王文在内的球迷都注意到，“新工体”每隔一看台就设置了售卖食品饮料的空间。“当然售卖功能还不完善，排着长队。”除此之外，中场休息厕所排长队、看台编号难找，都成为了当天到达现场球迷集中吐槽的问题。

围绕工体和周边地区的未来，很多蓝图和计划也被放上桌面。比如围绕“新工体”，附近将建成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体育公园和3万平方米湖区，形成没有围墙的开放公园。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交通导向开发）也在规划中，横跨北京东西的地铁3号线和贯通南北的地铁17号线将在这里交汇。在设想里，这两条地铁不仅将解决比赛日出行难的老大难问题，也将缓解三里屯地区的拥堵。工体的改造复建与归来，想要影响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馆、一个球队的主场，而是一个地区的整体生态。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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