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被拐儿子的5172个日夜 | 人间

接下来的72小时是凝固的梦魇。

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没有一个电话响起。在我的记忆里，日与夜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失去了明晰的界限。

我低下头，手中是一沓寻人启事，每一张都印着儿子的面孔。

我抬起头，面前是电线杆、斑驳的墙面、公告栏、凹凸不平的树皮、广告牌、商场的玻璃门……上面也都是一张张儿子的脸。有一会儿我想到这可能只是个噩梦，就抑制不住地在街上笑起来，笑得弯了腰，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完之后，悲从中来，又赶紧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10月10日一早，母亲、大哥、二哥和姐姐都赶到了深圳。

母亲也没帮上什么忙，倒是摔坏了屋子里不少东西。她整日冲我号哭喊叫、寻死觅活，不是责怪我，就是责怪四英，甚至责怪鞋匠，责怪城市，责怪包子。二哥话不多，贴的寻人启事却是最多的，跑的地方也最远。他早出晚归，跑遍了深圳各区，几天下来，脚上的鞋都快被磨破了。

大哥给我出主意，提出在寻人启里加入“悬赏五万”的信息。可是直到后来，寻人启事从“悬赏五万”改到了“悬赏十万”，贴了上万份出去，竟没有丝毫回音。我向这个城市发出的求救声如同焦灼的雨滴落入夜海，顷刻间就尽数消失。

直到第4天，我的手机第一次响了，来电显示“广东深圳”。

我吃了一惊，赶紧接通。

“你是不是在寻找孙卓？我在沙河小学背面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寻人启事。我是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我叫小席。”对方听起来是位年轻女士。

我对她说的“宝贝回家网站”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志愿者是做什么的。

我告诉她我在沙河街。她马上就找到了我。

“你要怎么帮助我？”我问她。

“我们通过网络寻人，我可以帮你把寻人信息登记到网站上。”

当时的我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网络通信，拿着手机也只会打电话、发短信。我带她回家去取资料时，母亲很是警惕，悄悄问我“她要多少钱”。我说：“她不要钱。”

母亲将信将疑，说：“还有这么好的事？”

小席带我进入一家网吧，将这些资料都拍照上传到网站上，并教我学习用电脑。那个时候宝贝回家的网站还很新，在上面登记的人没几个。我心事重重，当时并没有把网站当回事，只是对第一个帮助我的人很感激。这是我失子4天后，从这个陌生的城市得到的唯一回应。

有时候我贴寻人启事，也会引人过来围观。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当着我的面讨论起来，说：“这人肯定是个骗子。”我很不理解，悬赏20万是我给别人钱，我骗什么呢？还有人不解道：“再生一个不就行了吗？”还有人猜疑说：“一个孩子能值20万吗？”

我没有和任何人争论过，却因此夜不能寐。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无所不有，也知道人心很深，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可是这种不能被理解的孤独还是让我沮丧，也让我深感不安。

所幸还有一回，我在沙河街的出口贴了一些寻人启事，临走时眼看着其中一张从电线杆上掉了下来。但当时我赶着要去另一个地方，就没有把它捡起来。晚上回到沙河街，我却发现那张掉下来的寻人启事，竟然被人牢牢地贴了回去。我吃了一惊，在那个电线杆旁边查看了好一会儿。在小席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从陌生人那里感受到善意。

很多年后，我意识到，也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在冥冥中守卫着我内心的火苗。只有对人性之善依然抱有纯粹的信念，我才有理由相信自己脚下的这条路一定会有终点。

2008年，我获得了这样一条线索：河南新乡市原阳县的一户人家在2007年10月曾经买回了一个男孩儿，长得很像孙卓。

这个完美对应的时间点让我立刻就踏上了去往河南的旅途。

当时，深圳的沙河派出所将我的案子安排给了崔宏凯警官，并告诉我有任何线索都可以向崔警官求助，他们会全力配合。此行我抱着不小的希望，崔宏凯和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派出的另一位警官与我同行。我们多次转乘火车、汽车到达当地后，又联系了原阳县的刑警大队，警队人员开了两辆警车直接带我们去往买家的住处，并做好了将孩子带离的准备。

我们的车越开越偏僻，路也越走越颠簸，在一个小村庄里左弯右绕，终于按照线索中的地址停在了一户小农房前。这个房子的外表破败不堪，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倒塌。我困惑极了：这么穷苦的家庭还要花钱去买孩子？

我非常期待见到这个孩子，可我仅看了一眼，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孙卓。我不死心地走近去确认他头顶的发旋，找来找去也只有一个。孙卓的头顶有两个发旋。屋子里又走出来一个农村妇女，是孩子的养母。

养母承认道：“孩子是我去年花3万块买回来的，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就带回去吧。”

她看起来很友善，带着局促和淳朴，却不见愧色。

我们一帮人都僵住了。买孩子确实是违法犯罪，但是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落地的过程中，买方往往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孩子也确实是被买来的，可如果要解救，又要送往哪里呢？孩子不是一个钱包，可以轻易从小偷手中收缴和安置。

这时，看热闹的村民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见我们左右为难，村民们在旁边议论起来，劝解道：“不是你的孩子就算了吧。她很苦的！”

我问道：“她怎么很苦了？”

“她本来有一个儿子，养到18岁，前两年被车子撞死了。”

“她男人有癫痫，话都说不好，家里又穷……”

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对这个孩子的养母很是同情。

“既然这么穷苦，她哪里来的3万块买孩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这个钱…… 是我们村里每家每户出钱筹给她的，为的就是帮她买这个孩子回来。她都这么可怜了，我们不帮她还有谁会帮她，都是一个村子的，不能看着他们家就这么完蛋了……”

我和同行的警员们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震惊。

我想：孩子虽然不是孙卓，但是既然我们发现了一名来历不明的儿童，是不是也应该开展调查？结果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孩子并非“来历不明”，他竟然在当地就进行过合法的户籍登记。我至今都不明白，户籍作为国家户政机关用以记载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怎么会被这些买卖孩子的人随意篡改？这怎么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们不知到底该如何是好。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愤怒还是同情，唯有深深的悲哀激荡不已。

望着这些“好心”集资帮扶友邻的村民，我竟感到自己才像是一个恶人，像一个不请自来的掠夺者。最终，我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回深圳的漫长车途中，窗外的田野沉默不语，树木快速移动，那些景象似乎都失去了真实感。

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家”的延续是指引人们生活的某种既定秩序，却没有人想过买一个孩子会给无辜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这份恶行一方面源于生育所承担的传宗接代这种落后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似乎没有人知道买孩子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就不以此为恶。

我在内心深处反复叩问：如果这里没有人穷凶极恶，那么是谁在任由恶行遍地开花？是空手而归的我们吗？又是什么使我们束手无策呢？

离开原阳县后，我始终放心不下那个买来的孩子。直到2012年，我最后一次通过网络向社会求助，希望能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却至今无果。

2008年是我做噩梦最多的一年，也是我找孩子找得最不要命的一年。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不断增长，我每天都能接到提供线索的电话。这些线索有的给了我极大的希望，让我一得知就激动不已；有的听着就像是捕风捉影，我却还是要亲自去落实才能放心。

车票换了一张又一张，就在这一年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这之前，我开了多年的包子铺，身体一直很健康、结实。直到34岁这一年，我的身体忽然每况愈下，经常头晕、头疼。让我最苦恼的是我开始严重晕车，一到汽车或者火车上就吐得眼睛都睁不开，无法保持清醒。

有一回我们得知，广西藤县一男子在2007年买回一名男童。

我和《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打算先到东莞接寻子家长郑春忠，然后一起去广西落实情况。结果才从深圳抵达东莞，我就已经站都站不住了。

我在路边弓着背，感觉到呕吐物不断从鼻腔、口腔中涌出来。

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似乎都在扭曲变形，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恍惚中，只有一个念头依然紧紧抓着我、支撑着我，那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孩子，我一定要看看他的模样……

邓飞知道我已经到不了广西了，他要求我回深圳，不让我继续同行。他喊上了彭高峰，并向我保证一定会帮我查清楚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孙卓。

后来发生的事是邓飞和彭高峰转述给我的。他们到了广西藤县，找到了被举报的那户人家，户主是农民梁某。他家中确实有一名买回去的男童，却不是彭文乐，也不是孙卓，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孩子。除此之外，他家中还有一名女童。邓飞很快就发现这个女童似乎也是买来的。

梁某毫不避讳，承认道：“买男孩花了1万块，买女孩花了3000块。”

邓飞压抑着怒火问道：“你为什么要买别人的孩子？”

他诚实地说：“好养老。”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半天，想尽办法试图解救这两名孩子。邓飞跑到当地派出所，质问孩子的户口是怎么登记上的。派出所的民警愣了一下，说：“孩子都有出生证明……是村委会开的证明，村支书证明了这两个孩子是他的。”

经了解，梁某和村支书并无关系，那么村委会为什么要包庇和协助他收买孩子呢？我们不得而知。

半天过去，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梁某的老婆看起来很正常，不像是生病了，也不像是有什么智商上的缺陷，说起话来却颠三倒四、支支吾吾，像刚开始学说话的婴儿一样，难以沟通。

最后，梁某告诉他们：“我老婆也是从越南买来的。”

他一个人购买了三口人，就这样凑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这简直是荒诞至极。可当地的村民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这是中国乡村存在的情况——没有孩子就买孩子，没有老婆就买老婆，也不会有人去举报买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只要买进了家门，门一关，这就是别人的家事。谁又管得着呢？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的软性条款，也为买方提供了可以供他们钻的漏洞。他们屡次违法，却从未获罪。这成千上万的“人口消费者”养育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他们是人口贩卖问题的根源，是沉在罪恶河底的无声暗流。他们解决了自己成家、养老、传宗接代等问题，和别人的至亲过上了貌似美满的生活。

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总会有投机者铤而走险拐走别人的儿女，以几千元或者几万元不等的价格予以卖出，也就成了我们说的“人贩子”。

当时，我因严重晕车而独自返程，有腿不能走，有口不能言，去医院看病也查不出什么异常。我只能卧床休息，听他们向我诉说此行的见闻，深深感受到，对梁某来说，我们的痛苦显得多么遥远、多么无力。

2008年8月，我曾踏上一段最接近绝望的旅途。

宝贝回家网站的站长张宝艳告诉我，宁夏有一个走失的孩子被热心人送到了派出所，报道上的照片很像孙卓。我看到照片后也觉得很像，就是瘦小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孙卓那么结实健康。

我将这张照片给了崔宏凯警官，请他们调查一下。崔警官致电询问宁夏当地的派出所后，告诉我孩子只是走失了一会儿，已被家人领回。

我失落地坐在家里，对着那张照片左思右想，想到我的孩子在外面快一年了，肯定是挨饿受冻，过得很辛苦，才会长得比以前瘦小。我越看越像，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孙卓。我又打电话给派出所请求核查情况，几天后崔警官告诉我，这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人家有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我不相信。

崔警官又没有去宁夏看过，又不去给我采血验DNA，怎么可以打个电话就告诉我不是孙卓？我夜不能寐，走火入魔，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张照片。最后我想：有没有可能是买家和宁夏那边打通了关系，想合伙诓骗我？

我即刻买了一张火车票，从深圳坐到郑州，又从郑州转乘大巴车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往宁夏去。一路上，晕车就快要了我的命，几次让我躺倒在路边。

等我终于到了宁夏，我心想：我不能惊动了买家和当地警方，我必须直接把这个孩子抓到，不能让他们调包了！

我打听到了当时做报道的《宁夏日报》的报社地址，又找到做这份报道的记者，请求他帮我去派出所调查孩子的去向。记者向我解释，说“那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可我远道而来，面容憔悴，又不断恳求。他不忍拒绝，真的帮我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

最后，我终于在当地的一所幼儿园见到了照片上的孩子。

我双手颤抖，心跳奇快，哑着嗓子喊道：“孙卓！卓卓——孙卓！”

那个孩子没有任何反应。

我走近去看，每多走一步，心就凉了一分。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我，长得也没有照片上那么像。我不管不顾，拉着他细看，发现他的头顶只有一个发旋。

就像某个一脚踩空的梦，我被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袭击了，世界天旋地转。我感到自己两脚悬空，躯体一落千丈，心脏则涌到了喉咙口，几欲被我呕出。面前的水泥地啪嗒、啪嗒地落了几滴雨，接着我意识到这些深色的水滴是从自己脸上落下去的。我张着嘴，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哭声被送往了另一个世界。

这具躯体忽然失去了一部分生命，像被抽了线的提线木偶，太沉、太重了。我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只有将它拖行到旅馆，让它横陈在地。眼泪不断流淌出来，我却再也找不回控制这些水分的意志。它们是一张咸涩、幽暗的网，将我牢牢拥住，不让我动弹。

天黑、天亮、天黑、天亮……

天色反复交替，而我像一个被判下死刑的犯人，躺在这间囚室里，远离故土与人烟，等待着最终的解脱。

其实死到临头的人是最幸福的。跳楼轻生者落地前的最后一瞬，溺亡者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瞬，脱水的鱼停止挣动前的最后一瞬……多么令人憧憬的时刻。我每每闭上眼睛就祈祷，不要再醒过来了，不要让我再面对一个新的明天。明天之后还是明天，究竟我的生命里还会有多少个这样的明天？

我又想，或许我会在入梦之后如梦初醒，发现我这三十多年的人生竟是大梦一场，而我真正的生活原来在另一头，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我闭着眼，无声地喃喃道：如果我不叫孙海洋就好了，如果我是另一个人就好了。

如果能将完整、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还给我，我发誓我一定会重新做人。我可以改正我没有做对的一切，我可以给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怎么样都可以。只要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从这间看不见解脱之日的囚室中走出去，走到外面灿烂的阳光下。我会像经年累月久居黑屋的人一样眯起双眼，在刺痛中直视太阳，忍着两颗滚烫的泪水。

然而几天后，路过的徐风吹干了泪网，这具躯体又像上了发条似的移动起来。

我想起家里还有养育我成人的父母，还有同样承受着失子之痛的妻子，而我的儿子也不知在这人世间的哪个小角落哭泣，喊着：爸爸、妈妈，我在这里！

眼睛可以不看，嘴可以不说，耳朵却无法逃避。那些遥远的呼唤声像敲响在我头颅内部的巨大钟声，层层叠叠、久未断绝。

先是手指蜷缩，接着左腿僵硬地屈起，右腿紧跟其后，躯干拱起犹如挣扎的鱼，我死而复生，站了起来。我在狂鸣的钟声里晕头转向，努力找回呼吸的节奏，然后迈出第一步、第二步……

打开门之前，我告诉自己：你叫孙海洋，这就是你生活的真实面貌。生命不息，寻子不止，这就是你的命运。

“这就是别人的伤口已经鲜血淋漓了，你还要往上面撒一把盐。”

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向人道出了办理准生证的心酸经历。

坐在我对面的是导演陈可辛。

我告诉陈可辛，其实类似的事很常见。据我所知，有些孩子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丢失的，这个年纪被拐卖去“养儿防老”的可能性较小，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时间长达数年的话，当地的户籍办理处会依据相关规定，联系其家属进行户口注销。

这种事情家属是无法接受的，让他们承认失散的亲人死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我说：“即使是一个盲人，他要抱着一支蜡烛不放，你也不能说这蜡烛没有用了，就要把它掐灭。”

陈可辛沉默了很久，叹道：“太冰冷了，太冰冷了。”

其实当时我并不很清楚陈可辛是谁，只是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是导演陈可辛的助理，在新闻里看到了我的寻子经历，想约我聊一聊。

一开始，陈导主要是对彭高峰感兴趣，彭文乐回家的经过对于电影制作而言非常具有戏剧性，也很感人，叫上我或许是因为我和高峰常在新闻报道中一同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陈导约上彭高峰和我，加上他的两名助理，我们一起在深圳香蜜湖见面。

当时，彭文乐回家已经一年多了，彭高峰依然在继续关注寻子群体，还多次跟着我出去找孙卓。但是见到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我和高峰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陈可辛面前，我敞开心扉，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我讲到和高峰一起如何漫无目的地找孩子，讲到骗子打电话给我都会让我感到欣慰，讲到文乐回家后，我去给他过生日是如何伤心，还讲到了我始终缄口不提的那张死亡证明。

陈可辛时而吃惊，时而愤怒，时而同情，时而感慨。他告诉我，电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是电影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明，陈导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能带来多少票房，他真正关心着我们这个群体的痛苦和挣扎，也发自内心地想要为我们带来希望。

那天，我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也打算好了要请大家吃顿饭。我跟着他们进了一家装潢考究的餐厅，只见餐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可以自取的食物。他们一人拿了一个餐盘，这里舀一些，那里夹一些，装了满满的海鲜和肉类去烧烤。我看得出来在这里吃饭不便宜，也不敢拿什么好食材，最后老老实实地吃了碗面。

到了买单的时候，陈可辛的助理连说“不用不用”，拉扯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顿饭竟然花了1 500元，我吓了一跳，忍不住问：“怎么要1500元啊？”

他们很错愕：“这是自助餐啊，一人要收300元。”

我瞪大了眼睛：“啊？这是自助餐？随便吃的那种吗？”

“是啊，随便吃什么都行……我们还以为你就喜欢吃面条呢！”

“……开玩笑，我一个天天在案板上和面的人怎么可能喜欢吃面条呢？”我欲哭无泪，但也不能回头重新吃一次了。彭高峰见状在一旁憋笑，憋了没几秒就大笑起来。

这次见面后就一直没有下文，我也没放在心上。毕竟我这辈子，徒劳的事已经做得太多了。

2013年，我又接到了陈可辛的助理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在深圳的法院拍摄电影，问我是否想过去一趟。

我惊呆了，没想到这部电影还真在拍，更没想到他们还真把我的经历改编进去了。等我赶到法院见到了整个剧组，一时间都怀疑自己在做梦。

我几乎不花时间去看任何影视作品，对娱乐圈也不怎么了解，可是连我都一眼认出了现场好几位大明星。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希望真的来了。

2014年，电影《亲爱的》杀青。剧组邀请彭高峰和我到北京去。我们跟电影主演们坐在一起时，陈可辛很关切地问我：“海洋，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他们知道我就是想要孙卓，但他们拿不出来。

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是想要我开口要钱，但是我不要钱。

桌上所有人都看着我，最后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很感谢你们。”

陈可辛对这个答案有些失望。后来，剧组总是邀请我一起参加宣传活动，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我的经历。

有一回，在深圳大学的演播厅里，彭高峰和我及几位主演站在舞台上。下面坐满了大学生，黑压压的一片，各个都举着手机在录像或拍照。

陈可辛忽然把话筒递给我，他说：“海洋，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好不好？就以‘亲爱的’为题，一句话就可以。”

我接过话筒，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亲爱的孙卓，我一定会找到你。”

这之后似乎静默了几秒。

接着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屋顶。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响亮、最持久的掌声，充满了年轻的祝福。那是一个多么有温度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着许多双极明亮的眼睛，专注、湿润、热忱。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集团《回家：14年又57天》，略有删减）

孙悦/ 中信出版社/ 2022年09月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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