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宗变性人枪手滥杀事件，显示变性导致偏执、愤怒、仇恨、暴力行为…
他们说，这种意识形态传授了一种简单化、两极化的世界观，使其受害者陷入偏执和愤怒之中。
最近，随着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这个问题已成为焦点。
3月27日，奥黛丽‧伊丽莎白‧黑尔（Audrey Elizabeth Hale）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圣约学校（the Covenant School）枪杀了六人，包括三名儿童。
奥黛丽‧伊丽莎白‧黑尔枪击现场
她是一个女人，但她自认为是男性，从现场的监视录影显示，她打扮得像一个男性。警方说，黑尔被认定为跨性别者。
她被警方现场击毙后，左媒都颇为不满：你们为什么称她为女性？她明明自认为是一名男性！
紧接着大约一周后，在科罗拉多州，一名19岁的年轻人威廉（William Whitworth）因谋杀未遂被捕，他自称为莉莉（Lily Whitworth），在警方的逮捕文件中用女性的代词“她”指代他，但他是一名生理的男性。
警方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多起未遂校园枪击案的详细计划。据当地新闻报导，他也被称为女性。
同样在科罗拉多州，在2019年高地牧场理工学校（STEM School Highlands Ranch）枪击案中，两名凶手之一，16岁的阿莱克‧麦金尼（Alec McKinney），是一名女性，她被认定为是男性。
他告诉记者，她枪击他的同学是因为同学们嘲笑他的性取向。
这些事件可能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跨性别者激进化的可能性在提高。
一篇基于2021年加拿大大学生调查的论文说，“支持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的青年成为支持暴力激进化（violent radicalization, VR）的最高风险群体，这与最近在大流行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相一致，该调查凸显了性别少数群体对VR的高度支持以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潜在的心理问题
专家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儿童，对自己的性别表示不适，这个问题应该在个案的基础上审慎处理。
麦吉尔大学人类学荣誉教授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表示，“我希望确保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持续存在问题的人……他们所有的情绪和心理问题，都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医疗关注。”
萨尔兹曼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段致力于研究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他发现对跨性别者的个案处理方式，已经被一种公式化的“快速性别确认（gender affirmation）政策”所取代。
[注：性别确认（gender affirmation）一般称为性别重建（gender reassignment），指跨性别者通过医学方法——荷尔蒙疗法、外科手术及其它方式去改变身体——使身体尽可能符合他们的心理性别认同的转换性别的过程。]
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许多跨性别者现在都有非常严重的心理并发症，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自闭症，有许多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说，“在青春期有一个脆弱期，孩子们会感到非常不安。”
他指出，对一些孩子来说，这可能涉及到质疑自己的性别，但“绝大多数说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舒服的年轻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就不再这么说了。”
然而，现在却存在一种广泛的推动力，使性别质疑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似乎是在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否定他们天生的性别。
萨尔兹曼说，“有人诱导他们这么做，老师诱导他们这么做，社交媒体诱导他们这么做，各种诱导都是针对他们的，强加给他们的。”
他和其他人都观察到，这种推动力的出现是有人把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这种正常的医疗状况、对自身天生的性别感到极度不适、激进的政治叙事三者搅在一起的结果。
“我们”与“他们”的对立
跨性别主义的政治叙事认为，选择“性别多样化”（gender-diverse）的人与心甘情愿接受自己先天性别的人——即所谓的“顺性人”（cisgender），根本上格格不入。
萨尔兹曼说，“这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的模式，将社会分为压迫者和受害者，并将受害者描述为是无辜的，将压迫者描述为是邪恶的，因此，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觉得有理由憎恨那些据称是他们的压迫者的人。”
萨尔兹曼说，对于跨性别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来说，“顺性-异性恋本位”是“想要摧毁他们的敌人”。
[注：顺性本位（Cisnormativity）指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以社会预期的方式反映出生分配性别是“正常的”，并且预设，性与性别都是二元的；异性恋本位（Heteronormativity）是指将异性恋视为自然倾向，并将异性结合视为理所当然义务的观念。]
他说，这种世界观会“助长怨恨、对立、仇恨和潜在的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偏执心态：我所有的麻烦都是强加给我的，所以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被强加给我的问题。”
许多在为孩子“自我宣称”（self-declaration）的性别转换而苦恼的父母都报告说，他们的孩子对“顺性”这一群体不屑一顾，或充满怨恨，特别是在与他们的跨性别朋友交谈时。
根据2018年的一项研究，一位家长说，“一般来说，顺性人都被认为是邪恶的，是不支持他们的，不管他们对这个话题的实际看法如何；如果你是异性恋，对你出生时被分配的性别感到舒服，而且不是少数族裔，那么你在这群朋友眼中就属于‘最邪恶’的类别，而邪恶的顺性人群的意见声明一般都被认为是病态恐惧的和歧视性的，是不开明的。”
渥太华大学退休英语教授、专门研究女权主义领域激进性别意识形态的专家珍妮丝‧费门戈（Janice Fiamengo）表示，这种意识形态使其追随者无法过上平衡的生活。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受害者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产生怨恨，受害者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相信自己的群体是唯一的受害者，而其他人遭受的（据说是可预防的）伤害都不能与他们相比；在这一点上，它拒绝了世界哲学和宗教的大部分智慧，而这些哲学和宗教认为苦难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接受苦难是健全、健康的必要条件。”
暴力的前兆
按照电影制片人科特‧杰蒙戈尔（Curt Jaimungal）的说法，压迫者—被压迫者的动态对立，是政治暴力的四个前兆之一，他在其纪录片《最好沉默无语》（Better Left Unsaid）中详尽地记录了这一现象。
该纪录片说，另一个前兆是声称“压迫的证据是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依照这种逻辑，跨性别激进分子最频繁地提及变性人的高自杀率，以及跨性别者被谋杀的传闻，作为“跨性别者遭遇种族灭绝”的证据。
萨尔兹曼拒绝接受这种描述。
他说：“有人认为一些运动要杀死跨性别者，这完全是想像的，完全是偏执的。”
2021年，根据美国约三分之二的警察机构的数据，只有一起谋杀案被归类为针对变性人或性别不一致者的仇恨犯罪，也就是说，犯罪动机据称是针对这种性别身份。
根据LGBTQ游说团体“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的数据，2022年有38名跨性别者在暴力事件中被杀。
鉴于跨性别者估计占人口的0.6%，跨性别者被杀率比普通人低约三到四倍。然而，该组织警告说，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完整，因为受害者的性别自我认同并不总是被报告。
根据《联邦党人报》（The Federalist）的撰稿人查德‧费利克斯‧格林（Chad Felix Greene）的分析，在已经报告细节的案件中，最突出的杀人情况似乎是家庭暴力和卖淫。
杰蒙戈尔指出的第三个前兆是声称：“各群体之间的和平对话和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导群体的策略是保留其权力。”
跨性别激进分子通常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辩论，因为批评这种意识形态就会鼓励人们把跨性别者的经历视为想像，言外之意是，这将增加这些人的心理压力，并增加自杀的风险。
任何在不完全默许该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试图讨论该问题的行为，通常都会引发戏剧性的指责。
萨尔兹曼总结说，“不同意就（被看作）是仇恨言论，而仇恨就等于暴力。”
杰蒙戈尔指出的最后一个前兆是呼吁使用暴力。
记者安迪‧恩戈（Andy Ngo）在过去两周内记录了一些跨性别激进分子参与、威胁或鼓吹暴力的例子。
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是零星的，但这种暴力行为似乎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环境。
2021年10月10日，加州洛杉矶，一名安提法的变性成员在袭击一名手持保护言论自由标语的同性恋活动家
拥有宗教研究博士学位，曾在多伦多大学讲授宗教、暴力和伦理学的托马斯‧约克（Thomas York）注意到，跨性别群体的激进行为与伊斯兰教激进行为有相似之处。
约克说，尽管跨性别意识形态本身不是宗教，但它符合“宗教的功能定义”，也就是说，它为其追随者提供宗教具有的“社会功能或心理功能”。
他说，“它确实发挥了很多相同的功能，它有仪式，有社区，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道德观，此外，它与宗教传统中导致宗教暴力的激进运动有着相同的特征。”
在对话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抛弃后，暴力就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他解释说，“他们要么觉得对话需要太长时间，要么觉得对话行不通，觉得事情错得离谱，必须对旧的世界秩序进行‘清洗’，一场暴力清洗。”
然后，暴力就被定义为一种自我牺牲行为。
他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烈士，认为他们在捍卫一个他们认为受到攻击的边缘化社区。”
此外，当事人通常需要感觉到暴力会实现某种目标，甚至会得到认可。
他说，“他们并非来自真空，他们会受到很多人的鼓励，而那些人自己是不会参与暴力的。”
社区可能会公开否定暴力，但私下里却纵容它或同情它。
他解释说，“大多数穆斯林不同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但伊斯兰教内部有一大批人确实相信这一点，这就鼓励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去行动，他们实际上受到了他们社区无数人的敬仰，他们这样做受到了鼓励。”
恐怖主义行为本身并不需要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是要象征性地“清除”其所认为的邪恶。
他说，“他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根除整个旧的世界秩序，所以他们通过这种伟大的象征性姿态来做，他们知道这将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出路
约克说，摆脱激进运动往往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他本人在年轻时作为激进的动物权利和环境活动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说，“成为运动的一部分，会给你带来一种欣快感，你在其中失去了你的身份，你成为这个团体的一部分，你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力量。”
“所以这是一种欣快的感觉，你感到非常、非常投入，同时也害怕如果不保持一致，或者突然说错了话，就会被其他人驱逐或受到清洗。”
这会给成员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之外没有其它什么生活的人。
约克说，“你感到几乎要自杀，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失去了所有存在的理由，由此产生的恐惧使他们更加认同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超级激进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作用是把运动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超越其他人，成为领导者。”
根据他的经验，由于成员开始依赖运动来获得“使命感和归属感”，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他说，“我认为摆脱它的唯一方法就是遭受所谓的存在性失望（existential disappointment）。”
“你认定你的心被运动的不可弥补的失败所伤，你不能再承受它，或者也许你被它清除了。”
这正是他的经历。他仍然相信动物权利和环境事业，却无法认同激进主义。他说，他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这些运动的人特别反感。
“我真的认为他们不属于这些运动，但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
最后，他觉得自己不得不离开。
他说，“这就像一个非常忠诚的关系破裂一样严重，但你会克服它，就像心碎一样，它迟早会修复。”
实际上，年轻人参与有争议的事业是很正常的。
约克说，“当你还是青少年时，你会反叛，你会采用这种异类身份，但最终你会摆脱它，成长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他借用了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使用的术语。
参与变性事业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造成终身的后果。性别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会对患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极大的负担，尤其是当转换达到了要做手术的地步。
他指出，“这比成为朋克摇滚歌手（punk rocker）要严重得多。”
然而，该运动的表现方式恰好迎合了青少年个性化的冲动。
他说，“社交媒体夸大了这一运动，这些孩子们被它的力量所吸引，因为它包含这种信念。”
除了这种信念，还会赢得赞美和鼓励，这在青春期往往是一种稀缺品。
约克说，“在这个社区发生的事情是，你感到必须奋力投入，成为铁杆，因为这样做是有回报的。”
他说，解决方案是为人们提供“另一种范式”，而这种范式“必须与其所取代的东西一样强大”。
他说，“作为一个激进分子，你很难摆脱赋予你终极意义的东西，重新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要实现这种过渡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日常生活不美满，你遇到无聊的工作或学校或生活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迫使你成为激进分子，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替代方案必须更深入、更有意义。
他说，“你必须有一种同样强大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另一种信仰，来吸引你摆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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