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做什么？——张家界自杀事件引发的危机干预思考
▲资料图。张家界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图/IC photo
作为知名景区，张家界天门山是很多人向往的“美好”之地。但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在此跳崖，并在跳崖前服毒，这样的极端举动让人惊诧，更令人痛心。
除此之外，四位年轻人的极端行为，也给他们的家人，及整个社会留下了太多的不解和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自杀的原因
相关研究表明，现在的自杀预防，主要建立在“心理/精神疾病模型”上[1]。简单点说，就是认为自杀的人几乎都有心理疾病，只要识别出心理疾病的信号并治疗心理疾病，就能阻止自杀。但事实上，自杀的原因比较复杂，心理疾病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些自杀者在生前并没有任何心理疾病史，那到底有哪些原因会让人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1」基因
至今为止，并没有相关研究表明自杀是由基因控制的，至少说明它不是由一个单基因直接控制的，如果这个单基因在生殖前期发挥作用，比如青少年自杀，就会造成它的频率在群体当中迅速衰减[2]。
所以如果进化是为了保障群体而非个人时，理论上是有可能会损失个人，而带来群体的扩张。即使这样，自杀也不是由单基因所决定的。如果是的话，以目前的基因组学的研究技术早就会筛查出来。
它应该是由多个基因控制的，甚至包含了一定的表观遗传作用。比如，有的父母是非常开朗的人，养育一个生物学气质上有些抑郁的孩子，可能是父母经历的环境“修饰”了他们的生殖细胞，即使基因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表观上可能会有些不同。
「2」患有心理/生理疾病
研究表明，90%的自杀行为与精神或情感障碍有关，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会影响人们的情感、思维、行为等方面，使得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出现自杀的念头[3]。大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在病情变得更严重的情况下会更容易选择自杀，此外，生理疾病导致的痛苦难以忍受时也会让人选择自杀，但并不是所有自杀的人都有精神或生理障碍。因此，加强心理/生理疾病的治疗、定期复诊等能有效减少自杀的风险。
「3」性格特点
一些性格特点的人，在经历一些事件后相较于其他人更容易做出冲动行为，比如，性格上过于争强好胜、心胸狭窄、面子观念极重、认知观念僵化，缺乏弹性和灵活性的人更容易做出自杀冲动行为[4]。
「4」处于急性应激事件下
当人们处于急性应激状态，比如经历战争、虐待、校园暴力、重要亲人离世、创业失败等事件下，人的边缘系统会被激活，从而体验到强烈的恐惧和无助感，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冲动自杀的行为[5]。因此，有效的压力管理、积极的情感调节、良好的心态调整等都是预防自杀的重要手段。
「5」文化
古代中国人有重生恶死的传统[6]。在古代，如果一个人自杀，又不能被论证出舍生取义的可能性，这个人是不能入祖坟、不能进族谱、不能进宗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儒家的身体观和生命观非常强烈地防御着自杀和自残行为，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此外，道家文化也为人们撑起了一个保护伞，跟儒家强调责任不一样，道家倾向于引导人们活出自我。这个保护伞使得人一旦受挫，总有退处。
而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均一化、扁平化的，读书时成绩要好，上班时工资要高，这其实压缩了很多人可退的空间。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感觉无路可退也是导致现在高自杀率的一项重要因素。
「6」媒体报道，舆论引导
《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中提到：自杀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会带来深远的社会、情绪和经济后果，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0万人自杀死亡[7]。据估计，1人自杀至少有6人会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媒体在增强或削弱预防自杀的效果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童永胜博士曾说：“自杀是可以效仿的”。《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中也明确指出，自杀易感人群在媒体报道自杀后会有模仿自杀行为的风险，这种现象被称为“维特效应”。而相反，媒体有关自杀的负责任的报道所起的保护作用在科学上被称为“帕帕盖娜效应”。所以，媒体报道自杀案件时应该慎之又慎[7]。
在《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中明确指出负责任的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有至少六个“不要”。包括[7]：
●不要将自杀报道放在显著位置，也不要一直重复这类报道；
●不要使用将自杀敏感化或者将自杀正常化的语言，或者将自杀视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法；
●不要清楚的描述自杀所使用的的方法；
●不要提供有关自杀地点/位置的详细信息；
●不要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
●不要使用照片、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或者电子媒体链接。
「7」酒精/药物成瘾
与酒精或者药物的使用有关的障碍不一定是成瘾，但是使用酒精和药物可以让人们在他们面对危险时的意志力、控制力有所下降，甚至失去判断后果的能力[8]。
「8」季节
2020年，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20多所大学和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流行病学研究的论文，分析了12个国家/地区在1996—2016年的自杀数据，结果发现春季是自杀的高发季节，而且这是个国际趋势，不同纬度南北半球国家都一样，尤其是对有精神疾病史的人们[9]。可能是春天的气温、光照以及昼夜节律的变化诱发了情绪冲动，也可能是春季诱发的炎症引发的一系列负性情绪和攻击性行为导致了自杀行为的产生。
「9」其他
有些人曾有过自杀经历，虽然没有自杀成功，但也体会到了发泄的感觉，在下一次想不开的时候也更会倾向于选择自杀；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体，会选择在最好看的时候自杀，这样遗像就可以永远如花似玉。有的老年人在疾病将会导致他死得很难看的时候，也可能会选择自杀；有些人自杀可能是为了与他人团聚。比如中国古代有的夫妻感情特别好，丈夫死后，妻子选择殉身。当一个人丧失了重要亲属，有可能通过自杀的方式与那个人团聚。
总之，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当我们在做危机干预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辩症，要能找出他当前寻死的核心原因，这样，我们才能帮他找到不死的道理。
自杀的影响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将自杀视之为唯恐避之不及的话题，这样只会让有自杀想法的人无法将内心想法表达出来，如此，随之而来的应对和解决方案也就无从谈起，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更加孤独、无助和绝望。
自杀是一种极端行为，通常是因无法承受精神压力、情感痛苦或其他问题而进行的。虽然自杀是个人行为，但它的影响却不仅仅限于自身，而且对家庭、社会、国家等众多方面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1」对家庭的影响
自杀通常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自杀会给他们造成长期的心理创伤。不止是情感上的，还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2」对社会、国家的影响
自杀不仅对家庭造成重大影响，还会对社会、国家带来负面影响。自杀会使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代价，给医疗、安全、心理治疗等方面都带来严重的压力。同时，也会使得社会的道德观念受损，社会风气恶化，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
因此，引导人们不要自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识别自杀警讯
很难通过“发现自杀警讯（信号）”来阻止自杀。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童永胜博士认为，每个自杀者的警示信号不同，但往往在自杀行为发生后才会有迹可循。比如，有的人在自杀前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身边的人，或者去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等等。
为何自杀的警讯如此难以被发现？能通过“识别自杀警讯”来阻止自杀吗？现有的自杀风险筛查方法，精准度还远远不够。先来看一个典型的自杀警讯列表[3]。
这些警讯的确存在，然而问题是：
①不自杀的人身上也会出现这些警讯，出现警讯的大部分人最终没有自杀;
②自杀的人身上不一定会出现这些警讯，即使出现了，也不一定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比如有的网友在相关文章下评论道:
今年大家一直关注的胡某宇事件中，他在失踪前就曾经跟家人表示过学习压力大，想要休学。这或许在家人看来是一种“叛逆”和“逃避”，但回过头来看，其实这就是他的一种求助。只是，这种“求助”跟“预警”一样，是隐性的，周围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但比起什么都不做，筛查自杀警讯当然要好一些，但也没好太多。
2013年，《精神病学服务》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分析了84418个人的20万份心理状况调查问卷，在研究的追踪期间，有709人尝试自杀，有46人自杀身亡。那些回答“几乎天天都想”的人，未来一年内自杀身亡的风险是0.3%；而那些回答“从未想到”的人，未来一年内自杀身亡的风险是0.03%[10]。这意味着“几乎天天想自杀”的人里，一年后99.7%的人依然活着。而每3000个“完全没想过自杀的人”里，就有1个人活不过第二年。
这个研究还发现，自杀身亡的46人里，有13人自称在过去两周里“几乎天天都想到自杀”，12人自称“超过一半的日子想自杀”，12人自称“有那么几天想到”，而有9个人（占比20%）在接受调查时始终回答自己“从未想过自杀”。
2017年《自杀与威胁生命行为》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调查了军队里的情况，结果发现，对于同样的人群，完全匿名时有5.1%的人报告自己有自杀念头，而在实名的健康评估时，仅有0.9%的人报告自己有自杀念头[11]。
有网友在相关文章下评论道：
是真的没有自杀念头，还是不愿透露真实的想法？二者可能都有。冲动自杀的人，可能之前真的完全没有自杀念头。而有自杀念头的人，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告诉别人。
很多原因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披露：对于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来说，披露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羞辱或伤害，还可能导致自己的计划受阻。对于还有生存意愿的人来说，披露可能损害自己的个人形象，不利于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而且可能只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过后也许就想开了。
如何实施危机干预？
现有的自杀干预方法，在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上，效果只能算一般。
这个结论来自2020年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的一个荟萃分析，这项研究对近50年来的1125项研究进行对照分析，结果发现，短期、便宜的干预和长期、昂贵的干预，效果差不多，或者说一样差[12]。
对于自杀，现有的许多干预和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能因为其设计思路是“通过减少心理疾病，来减少自杀”。但如果要减少自杀，直接关注减少自杀的疗法更有效。
「1」增加生存意愿，抵消死亡意愿
2005年《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要求5814个患者评估了自己的“生存意愿”和“死亡意愿”，发现只要至少存在一些生存意愿，就能抵消很多死亡意愿，显著降低自杀风险。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13]。
「2」逆反学习能力
2010年《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个研究发现，和其他人相比，曾尝试自杀者有一个特征——逆反学习的能力较差，也就是认知僵化而不够灵活，更难忘掉过时的旧经验，也更难学会适应当下环境的新经验[14]。
曾经尝试自杀的人，在这点上明显偏弱。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即使知道是有效的策略，但只要一次不起作用，就足以让他们放弃”——明明大部分时候朋友都会耐心地陪伴自己，但上次找朋友时对方恰好没有时间，于是再也不联系朋友。
只有能够忍受偶尔的挫折，才能坚持长期策略并从中获益。
「3」决策风格
2016年《美国老年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发现，曾经自杀的人，决策风格偏向高风险高回报，而不是低风险低回报，尤其是曾经用高致死性的暴力手段自杀的人，更倾向于选择“赌大的”[15]。
自杀幸存者们需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决策风格，学会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自己又极端痛苦的状态下，不追求“立刻结束痛苦”，而是让自己慢下来，尝试转移注意力，缓解负面情绪以等待事情出现转机。
比如说，辩证行为疗法（DBT）重点教导四个核心技能[16]：
①正念：不带评判或自责地觉察当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②容忍痛苦：承受痛苦、压力等负面情绪的能力；
③情绪管理：识别、影响、改变自身情绪；
④有效人际：与他人进行有效互动。
这四种技能，都指向让一个人在情绪最困扰时冷静下来，做出更好的决定。
「4」发现自杀信号后不建议做的事
（1）对自杀的念头表示震惊，并与他们争论自杀的对与错；
（2）简单地认为导致对方想要自杀的导火索是件小事；
（3）承诺帮忙保守秘密；
（4）试图让对方感觉到内疚或以威胁的方式劝他们回心转意（比如，“你想想你自杀后父母会多伤心”）
（5）试图简单地给自杀者一个精神病学诊断。
「5」不要寻找“自杀高风险群体”，而是要捕捉每个人的“自杀高风险瞬间”
传统想象中的自杀风险，是个“单一维度上的连续体”——
●很多人根本不想死，这是“低自杀风险组”。
●有些人有一点想死，这是“中自杀风险组”。
●一小群人非常想死，这是“高自杀风险组”。
从连续模型出发，会认为自杀风险是一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一个人要慢慢积累了许多应激，才从低风险变成中风险，再慢慢积累许多应激，从中风险变成高风险。
2017年《自杀与威胁生命行为》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访谈了30个因尝试自杀而住院治疗的人，根据他们的回顾，列出了一个典型的“自杀历程时间表”[17]。
距离“自杀行为发生”的时间 | 事件 |
5年前 | 开始出现自杀的念头，这种念头时不时会冒出来，有时也会想象一下自杀的方式 |
2星期前 | 自杀的念头变得强烈，且频繁出现 |
1星期前 | 开始考虑自杀地点，想象要在哪里自杀 |
6小时前 | 在内心进行一场“生存VS死亡”的激烈争论（关键临界点） |
2小时前 | 决定了自杀方法 |
30分钟前 | 决定了自杀地点 |
5分钟前 | 决定自杀 |
「6」像减少交通事故致死那样去预防自杀
像第5点所说，不必执着于“先找出会自杀的人，再针对这群人进行干预”。即使不知道谁最可能自杀，依然可以阻止自杀。就像即使不知道谁会发生交通事故，依然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
现在预防自杀的重点，绝大部分放在了“减少人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上。比如现在做风险筛查，大多会让人们警惕自杀信号，如果有信号就去接受心理治疗、服用药物，拨打预防自杀热线。如果同样的思路用于交通事故预防，那么人们会无休止地去注意环境里的各种信号，经常在司机里筛查“你最近超速了吗？酒驾了吗？开车时看手机了吗？”，安排发生事故的司机去上安全驾驶课程。这些有作用，但还远远不够。
预防危险的设计思路 | 减少交通事故致死的策略 | 减少自杀的策略 |
1.清除 最彻底最优的办法，从根本上消除危害源。 | 汽车的前灯尾灯、后视镜、转向灯、制动系统、防碰撞系统，恶劣天气时封闭道路，直接消除一部分事故。 | 移除一切可以伤害到人的工具，评估有自杀风险后，进行全天24小时的看护。 |
2.替代 不能完全消除，就要试着“替代”，用其他危害较小的东西来替代现有危害。 | 减缓车速的措施，使得更可能发生小事故而不是重大事故。 | 将家里能伤害到人的工具都换成可使用但没什么攻击性的工具，比如可以将剪刀换成塑料的。 |
3.限制 替代不了，还可以“限制”，竖起屏障，客观上使人们难以接触到危害源，与危害源隔绝。 | 安全的道路设计、护栏、车道分隔围挡，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行人、骑车者、摩托车手等）都有足够基础设施。 | 高毒性的农药替换成低毒性的农药、用不容易中毒的天然气替换煤气、给大桥修高高的护栏防止跳桥等等。 |
4.规训 客观上限制不了，再退一步可以“规训”，要求人们学习规则、法律和政策，控制人们主观上的行为。 | 针对司机做驾驶技能培训，提升公众意识，增强交通执法。 | 给想要自杀者做相关培训，提升生存意愿，提高心理韧性。 |
5.发放保护设备 以上措施还有漏洞，最后还可以发放“保护设备”，让人们即使接触到了危害源，受到的伤害也轻一点。 | 安全带、安全气囊、儿童安全座椅、摩托车头盔，要求车辆厂商满足正面和侧面碰撞法规要求，增加急救医护，改善事故后响应。 | 如果自杀者仍旧执意自杀，需要增加急救医护，改善自杀后响应。 |
直接关注自杀的心理治疗，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15%~22%。而“限制自杀手段”，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30%~60%[18]。
写在最后：
因此，预防自杀不仅要从关注减少自杀的疗法上做起，也要从减少自杀途径，限制自杀手段上做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
全国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
010-82951332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参考文献：
[1]Bryan, C. J. (2022). Rethinking suicide: Why prevention fails,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谢琪.(2022).基因与家庭、同伴风险因素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交互影响及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
[3]王晨,许冬梅,邵静,谷嘉宁,屈燕花,叶晓露... & 梁红.(2022).精神科住院抑郁症患者自杀预防及护理干预措施专家共识. 中华护理杂志(18),2181-2185.
[4]蒲昭和.(2005).自杀行为钟爱哪类性格的人. 家庭医学(08),32.
[5]辛增友.(2021).急性应激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和性别差异(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
[6]余舟.(2022).一类自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死给你看：对一类自杀现象的法人类学研究》书评. 法律与伦理(01),207-218.
[7]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 update 2017. Geneva: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HO/MSD/MER/17.5). Licence: CC BY-NC-SA 3.0 IGO.
[8]陈志杰,李婵,周玉婷,朱晨,李汉成,霍楚莹... & 莫志贤.(2019).肠道菌群与药物成瘾及相关神经精神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中国药理学通报(02),164-167.
[9] Yu, J., Yang, D., Kim, Y., Hashizume, M., Gasparrini, A., Armstrong, B., ... & Chung, Y. (2020). Seasonality of suicide: a multi-country multi-community observational study.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9, e163.
[10]Simon, G. E., Rutter, C. M., Peterson, D., Oliver, M., Whiteside, U., Operskalski, B., & Ludman, E. J. (2013). Does response on the PHQ-9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predict subsequent suicide attempt or suicide death?. Psychiatric services , 64(12), 1195–1202.
[11]Vannoy, S. D., Andrews, B. K., Atkins, D. C., Dondanville, K. A., Young‐McCaughan, S., Peterson, A. L., & Strong STAR Consortium. (2017). Under reporting of suicide ideation in US Army population screening: an ongoing challeng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7(6), 723-728.
[12]Fox, K. R., Huang, X., Guzmán, E. M., Funsch, K. M., Cha, C. B., Ribeiro, J. D., & Franklin, J. C. (2020). Interventions for suicide and self-injur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cross nearly 5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12), 1117.
[13]Brown, G. K., Steer, R. A., Henriques, G. R., & Beck, A. T. (2005). The internal struggle between the wish to die and the wish to live: a risk factor for suici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2(10), 1977–1979.
[14]Dombrovski, A. Y., Clark, L., Siegle, G. J., Butters, M. A., Ichikawa, N., Sahakian, B. J., & Szanto, K. (2010). Reward/Punishment Reversal Learning in Older Suicide Attemt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Wyart, M., Jaussent, I., Ritchie, K., Abbar, M., Jollant, F., & Courtet, P. (2016). Iowa gambling task performance in elderly people with a lifetime history of suicidal a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4(5), 399-406.
[16]张岩岩,胡知仲,卢梓航 & 胡茂荣.(2021).接纳承诺疗法和辩证行为疗法的比较分析. 医学与哲学(12),46-49.
[17]Vannoy, S. D., Andrews, B. K., Atkins, D. C., Dondanville, K. A., Young‐McCaughan, S., Peterson, A. L., & Strong STAR Consortium. (2017). Under reporting of suicide ideation in US Army population screening: an ongoing challeng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7(6), 723-728.
[18]Mann, J. J., Apter, A., Bertolote, J., Beautrais, A., Currier, D., Haas, A., ... & Hendin, H. (2005).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 systematic review. Jama, 294(16), 2064-2074.
来源：心理安全
还不了解GPT？快点加入起点财经GPT搞钱交流群（扫下方二维码）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