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学生胡某宇事件”在前段时间告一段落，然而这个事件过程中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看到胡同学生得艰难，死亦不宁。一场赛博天葬在徐徐展开，众多自媒体账号疯狂化身秃鹫一哄而上，抽筋拔骨，食尸寝皮，编造着离奇的失踪原因，传播和轮子一脉相承的陈年老谣。

很多时候媒体和舆论就是这么奇怪，胡同学失踪事件舆论发酵期间，也是我国疫情扩散导致大量生命病逝的时间，很多舆论参与主体一方面在这个事件上挥洒着澎湃的愤怒与探究“真相”的激情，一边漠视，或者助推各种可能让更多人逝去的关于疫情的言论。

当然这事值得有关部门反思，不是不需要在工作组织中留下一些教训，譬如当时去搜山/家长雇来找的几千人中，会不会有一两个稍微不那么上心的情况？这样有疏漏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迎合舆论说了“全面搜索”，说话贪大求全，是可能要出事的。

青少年群体中的抑郁

比起研究胡同学是怎么死的，真正应该重视的是他为什么死。

多少人曾经被仅仅当作是厌学、矫情，又有多少青少年是在无法察觉的痛苦之中，在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之中，尽量表现的正常……倘若把这段偏文艺的话稍微数据化表述，那么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在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也就是说，几乎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至少是）有抑郁表现。

胡同学的事还牵扯到青少年自杀。北大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18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5个人中就约有一个曾考虑过自杀，有自杀计划的占6.5%；根据教育从业者反映，每个学期开学和放寒暑假期间，往往是学生自杀的高峰期，不过这些为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考虑，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讽刺的是，从成都49中事件到胡某宇，起初都要靠谣言和阴谋论来推动关注），在淡化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家长缺少机会知道，抑郁这类心理问题已经是常见的事情，而当问题出现在自己子女身上时，则出现接受无能。

诚然，长期的心理健康危机并不是青少年自杀的唯一原因，青少年的冲动自杀也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失恋）。此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青少年获得自杀工具，以及在进行自杀尝试时受到的干预的机会是大相径庭的，会导致“自杀率”和“自杀意图”数据之间存在偏差。

总体来说，青少年抑郁和自杀，他们都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几乎都指向了家庭和学校。而关于个体生理、家庭期待和学校压力导致青少年抑郁或自杀，也都是公共舆论老生常谈的话题。故此，解决方法也都导向了学校要减负早筛，社会要重视与干预，内源性的抑郁症（不仅仅是抑郁情绪）则需要药物治疗等等。

这些方法都是正确的，中肯的，然而现实中突破能病耻文化已经很不容易了。近年来，教育部门对学生心理健康已经有了很大的重视，许多学校每学期都会有线上的心理健康筛选，以笔者有限的观察，除了个别办学条件非常好的学校，大多对此流于形式。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老师把心理健康放在心上，有些老师遇到了显示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还会训斥其乱填调查表。若是有学生得了抑郁症，休学了，还可能成为台上或者私下里被挖苦的对象，比如被说是太矫情，没有抗压能力。

事实是学习压力，家庭压力，带来身体心理双重的疲惫感，挫败感，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并非都能承受住的。在我们当下这种家庭和私有制结构里，正常情况下父母都是孩子最后的依靠，但在很多案例里父母却无法理解这种困境，不幸地成为了青少年精神危机的“共谋”：

有多少人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病了，开始仅仅是当作厌学处理，直到孩子以自残等方式相逼，才终于肯承认孩子就是病了？还有多少人是在孩子出事后，一脸错愕，一概认为孩子很乖，平时没有问题，甚至到死想不通？从某种意义上，许多秉持“多大点事”“没什么病”的父母师长，和现到在还在坚持胡某宇死于谋杀的人，他们的整体观念有相似之处，即不承认当下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危机已然严重。

前现代/现代性抑郁

在讨论抑郁这个话题的时候，个人并不建议用某种文化本质主义往上套，譬如认为这种精神健康危机是中国文化环境，甚至东亚儒家文明的压抑所致，某种程度上，儒家文化教会了人们为了维护整体的和谐性，不应该过度张扬自己的情绪，可以解释中国人在表述抑郁时可能有偏差，但这些并不是精神健康危机的来源。

实际上，翻一翻相关报告会发现，青少年抑郁症高发在现代国家里都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越是西方发达国家，抑郁症发病率就越高，这取决于检测条件和意愿。往小了说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往大一点说，虽然抑郁现象在很古老的历史中就见于文本，但现代意义上的“抑郁症”这个名词的历史并不悠久，它本身就是诞生于20世纪的西方社会，多少沾点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这里要提一下，这几年国内互联网上长期存在一个找不到来源出处的谣言被广泛引用，内容是“据英国经济学人统计中国青少年自杀率世界第一等等”，实际上只要打开世卫网站就可以看到各年龄段的相关数据统计，下图可以看到同整体自杀率一样，青少年自杀率这方面我国也并未排在前列。从世卫统计数据整体上看，整体上的自杀率，中国排在70左右，自杀率比我国高的国家多数都是发达国家，比我国低的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现代性为主的问题。

由于我国整体上也在走向现代和后现代，这方面的风险未来必然也会日益增加，所以更需要全社会早早给予关注。关于青少年的抑郁倾向，上面提到过父母有很大的责任，但全部推给原生家庭也不对。毕竟决定家庭性质的是这个家庭的收入。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会因为自己的家庭经济水平而产生情绪变化，越是底层家庭出身，感受到的抑郁情绪就更明显。这种感觉和歧视引发的自我知觉有关。同时，父母的阶级处境、职业也一定程度影响了他们的情感表达。像胡某宇的父母都是农民，你无法苛责他们懂什么叫抑郁症。之所以逼胡某宇学习，也是因为父母自己清楚农民的生活有多辛苦。再往里推，是社会对于底层工农的压榨。

来自底层家庭的孩子，尤其是曾经是留守儿童的群体的抑郁青少年不在少数，只不过病情被家长忽略。家长没有识别抑郁症的文化水平，医院医生们难以接触到，只能优胜劣汰，熬不过去则轻生，熬过去了就好说。胡某宇这种案例有很多，不过鉴于我们长期以来的教育分流，更大部分乡镇青年（因为所沿袭的文化资本匮乏）都被分流到了职校大专，这些人早早进入社会谋生，他们面对的并不一定是学业压力。

当然，这种由于底层生活压力导致的抑郁属于前现代性的，在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系统的关注抑郁现象前，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底层因为压迫导致抑郁和自杀，或者现实的残酷让他们根本活不到去自杀。从中国的自杀率数据上看，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间，自杀率，尤其是农村的自杀率是显著下降的。更努力的发展经济，改进分配公平，提升底层人群生活水平当然有助于减少抑郁现象，但这在现代性抑郁面前远远不够。

城市市民、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是咨询师们常遇到的群体，这其中往往混杂着现代性抑郁与后现代性抑郁。物质生活、营养上他们往往不差，缺的是睡眠时间和户外光照时间，这也是致郁的重要因素。总体参考知乎上贴里提到的作为我国样板的江浙沪家庭的氛围即可，当然也适用于非江浙沪的新市民、知识分子家庭。

他们的父母就是互联网甚嚣尘上的鸡娃主体群体，曾经的历史窗口上，要么依靠高等教育实现了一点小小的阶层跨越，要么是赶上了城市化红利，一方面对于自己阶层的脆弱性有认识，一方面对于阶层再生产仍有侥幸的执着。而当优势地位降低（譬如遇到文凭的通货膨胀），滑落的风险加剧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抑郁加重的风险，这点可参考胡海岚团队揭示的社会地位下降导致抑郁症的神经机制。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机制导致的抑郁。

从预防角度来说，如果说底层工农需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能够更多就地就业，多有空余时间陪伴孩子，那么中产家庭则要调整教育期待值；如果后者不能建构出与底层永在的区隔，那么不如接受重回无产化的规律，虽然这对他们来说很难。

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性抑郁

在真抑郁症患者那里，往往因症状折磨身体没有活力，感觉太沉重了，头脑无法运转，无法摆脱被卡住的感觉，在那里停滞不前，于是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然而他们的痛苦在时代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云抑郁“患者的公共声量下，反而被迫走入了因“病症泛化”导致无人关注的境地。

不可否认，工业化社会下的青年更会比上代人的自我意识更发达，但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制度的调整跟不上来，所处的具体境遇造成对人压抑的内容由无处排解，自我意识出现一种“相对过剩”，会内耗，进而产生出精神危机。也正是工业社会配套着发达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的主流话语无能理解这种意识之间的尴尬处境，造成了所谓的“青年问题”。所谓的伤痛文学和“网抑云”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在内耗的同时，人们还要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所培养的个体化趋势：个体从集体社会或者传统社会连根拔起，熟悉的世界都分崩离析。都市生活像高速流动的沙粒，每粒沙子其实都顾着流动，无暇顾及他者。孤独被用作充当资本主义加速的润滑剂，稳固的心灵培植在流沙之上，也无法稳固。人们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保障越来越少。这种高速的资本化也正在解散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家庭。

新自由主义的弹性积累突破了生产活动的固定空间，很多工作和休闲已经被模糊了，社交，销售，信息流通总是混在一起处理，过度使用手机使得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也会造成睡眠障碍。可现有生产关系中，往往又需要一个健康情绪稳定的劳动力，这多半是奢望，对于许多一个活生生的劳动者而不是机器来说，被剥削引起沮丧司空见惯，根据17年英国统计数据，约60%的员工在过去一年中遭受了与工作有关的不良精神健康状况，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焦虑。

另一种在青少年群体中愈发严重的致郁原因更有后现代代表性——性别认知障碍导致的抑郁，对于当代青少年来说，一个现代性的，和谐稳固的性别认知环境还没有稳固多久，或者说未曾真正形成过，就要开始面对后现代身份性别认知极化浪潮的冲击，在塑造人生观最重要的一段时光里，如果得不到有效引导，很容易过度压抑导致抑郁，或者认知极化最终走上扭曲道路。性别认知问题，如我们所见，往回走到更保守的道路解决不了问题，如西方一般走到极化道路更解决不了问题。

抑郁情绪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加速时空里被普遍化，你甚至可以说，抑郁是一种时代症候或“时代精神底色”。当然这不意味着什么“人均抑郁症”，“晚期资本主义人人都有病”。而是说，抑郁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现实运作的一个典范，也是我们进步受阻和暗淡历史状况的一个症状。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青年们出于宗教般的改造世界和人类的热诚，或出于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投身于改造社会，而当变革的事业失败后，许多投身其中的人匆匆哀悼政治\阶级行动主体的死亡，历史已经终结，在政治意义上很有抑郁症的意味，也难怪有人称之为世纪末的“左派抑郁症”。

在新世纪，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经历过这些年动荡时局，很多人会明白流沙上的资本社会仍然可能面临着如同抑郁一样时刻面临着自毁的风险，而我们探索新路的脚步也必然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