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机年轻化，我们能做什么

胡鑫宇失踪案虽已结束，与青少年自杀现象和心理健康有关的探讨却没有终点。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年轻生命的逝去？除了惋惜，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本期漫谈，NFC脑洞研究所对话了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相关研究的心理学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吴才智老师。

▮NFC脑洞研究所：青少年出现比较强烈的自杀倾向时，有哪些外在行为上的表现，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的信号？

▮吴才智：从目前的研究和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没有任何自杀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且大多数自杀都是有征兆、有信号的。关键是周围的人知不知道这是征兆，是否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

如果经常对身边的人表达出绝望的情绪，或者写下类似“活着真没意思”“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活不活着有什么关系”等文字，这些都是一个人内心痛苦的流露。大概20%~40%的青少年还会在不同阶段出现自残行为，如扯头发，咬手指，抠自己的手抠破皮，严重一点会划伤自己的手臂等。自残自伤与自杀是高度相关的。

作为专业人员，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哪怕当事人没有直接表露自杀的念头，我们都会主动评估风险程度：当他说这段时间很纠结很痛苦，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我们会先表达理解“这段时间你遭受了这么多痛苦，这种想法的出现不是你的错”，再接着确认他是否有自杀的念头，还是已经做了什么准备……

但一般人没有经验，普遍缺乏一种“敏感性”，不知道那是问题，或者以为那不是问题。看见一个人在桥面上来来回回地走，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他，可能就会忽视他的行为。

拥有敏感性，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危机干预、自杀预防等训练，对这些东西有所关心。更重要的是，要跟当事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你没有获得他的信任，就没办法走进他的内心，他也就不愿意跟你讲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供及时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有自杀的念头不一定会导致自杀的行为。从发生率上看，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里都会报告自己产生过自杀念头，但真正实施行为的，少之又少。这中间是哪些保护因素起了作用，又是哪些危险因素促使念头变成行动，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目前学界还缺少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自杀率大约为10/10万，而自杀意念的报告率是1/10，这中间相差1000倍。

▮NFC脑洞研究所：这种自杀意念的出现，有哪些心理学上的解释？

▮吴才智：自杀的念头往往是闯入式的，是自动化的一个过程。不是当事人有意要招来这种念头，而是它会让人慢慢地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按照心理学家施奈德曼的理论，自杀是心理痛苦导致的。痛苦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阈值，变得无休无止、逃无可逃时，就会出现自杀风险。这个阈值因人而异，青少年对痛苦的感知也是极具差异化、个人化。

因而我们特别反对将自杀问题简单化。任何自杀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生物问题的综合体。家庭冲突、学业压力、校园霸凌等是导致自杀的外在因素，可能会在有些个体身上起主要作用，比如冲动性自杀，往往发生在人际冲突之后，心理学上叫“应激”。但外在因素并不是自杀的全部成因，内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比如性格与应对方式，以及个体在“生物易感性”的差异。这种易感性，通俗来说就是“更敏感”。

生物易感性决定了部分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同样面对压力，有的人不在乎，有的人就很在乎，每个人看待自己、看待问题、看待痛苦的方式都不同，这就是当事人的主观现象世界。

可以说，生物易感性的存在揭示了人对压力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这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青少年：“为什么别人可以承受压力，而你不行。”

许多青少年还会把外在压力内化，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好，是自己活该，或是觉得自己很无能，是他人的累赘，没有办法改变现在的状态。当他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渐渐地就会失去价值感、意义感，进而感到痛苦和绝望。

当心理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处理或应对不当，可能还会导致或叠加精神病理性的改变，也就是精神障碍，就会更容易出现自杀行为。已知精神障碍是自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显示，90%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最常见的就是抑郁障碍（但不要把抑郁等同于自杀倾向。最新的研究表明，患有抑郁障碍的人群终身自杀率只有4%，有的抑郁障碍患者甚至从来没有自杀念头，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说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遇到危险时，这种能动性会增长，促使我们去调整、去改变、去抗争。但陷入痛苦泥潭中的青少年，为什么不反抗？不是他不反抗，而是因为个人经验或应对方式的局限，使得他过去的挣扎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有的甚至挣扎到筋疲力尽，已经丧失这种能力了，心理学上叫“习得性无助”。随着能动性的损伤，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甚至会失去求助的能力，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发生什么。越是这种时候，越是需要身边的人主动发现问题，主动伸手拉他一把。

▮NFC脑洞研究所：但当孩子发出求助信号，很多家长会倾向于认为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或说“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我也只能逼你强大”。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观念，以及该如何妥善地接住青少年的痛苦？

▮吴才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身心发展的不同步，阅历和认知的局限，心理发展水平的不足，他并没有大人想象或期待的那么成熟。他只有那么高的时候，看大人都是仰着头看的，看到的那个世界都是很庞然大物的。当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应对压力的时候，当他内在资源和能量耗尽的时候，他就更需要外界的帮助。

如果孩子第一次跟家长求助，反被指责是他自己的问题，比如他在学校被欺负了，父母反而说“怎么欺负的不是其它人，肯定是你不好，都是你的错”，孩子肯定会觉得委屈、不被理解和支持。以后他还愿意跟爸爸妈妈说吗？他只会关闭内心的大门，这种现象我们叫做“求助受挫”。显然，家长这个时候并没有成为他的资源和支撑。

如何去关心青少年，从策略上很难一两句话讲清楚，但我们希望家长和老师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体会他面对的压力，理解他承受的委屈，学会“蹲下身子和孩子说话”，然后再去开导、引导或指导。

就算不完全理解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也愿意对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想办法面对”，愿意拥抱、倾听、陪伴，这些都是很好的支持。即使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令孩子感受到温暖。

能够陪伴孩子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他自己就会变得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有资源，孩子内心那种想要变好、想要长大的天性就会自然而然带着他往前走。

当然，家长跟孩子之间长期形成的稳定化的交往方式，指望在短时间内改变是很困难的。包括前面提到的精神障碍问题，也不完全是家长自己能解决的事。如果孩子出现了自杀倾向，比如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想要自杀，或者已经开始制定自杀计划，查找方法、准备工具、留下遗书、出现自杀未遂行为等，一定要及时寻求心理健康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这种时候，只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介入，才能对孩子目前的状态做出准确的评估，然后共同商量出与自杀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干预措施，必要时加强管理、安全监护、转介咨询和医学治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