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人，结婚越来越晚了

日前，“专家称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登上微博热搜，激起网络热议。生育的前提是结婚，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在十年间推后了近4岁，晚婚已成为社会趋势。高等教育扩张客观上延迟了初婚年龄，同时也改变了年轻人对婚姻的主观看法。工作高压力和生活高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婚姻推迟的现象。与其一味对年轻人催生，不如主动适应社会变化，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缓解婚育困境。

专家催年轻人生孩子

问题是连结婚都在推迟

4月12日，关于“生小孩”的话题连登微博热搜，包括“丁克的我想通了生孩子的意义”“什么原因阻碍了你生小孩”“专家称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等。一时间激起网络热议。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4月11日，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的陈文玲出席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新浪财经之夜，发表出题演讲。

她基于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说，指出“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他的价值是超过你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

按照贝克尔在1960年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中所下的定义：“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子女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商品，有些时候，子女还可以提供货币收入，所以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品。”

换句话说，生孩子和养育子女需要付出成本，同时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这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是十分合理的。

而陈文玲的表述显然与贝克尔的论点有所出入，生搬硬套经济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年轻人的困境。关于生不生孩子的事情，情感诉求是第一位的，粗暴量化父母对子女的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生育的前提是结婚，别说生小孩了，现代年轻人在重重压力下推迟结婚早已是常态。

日前，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公布2022年度婚姻大数据，各地初婚平均年龄基本接近30岁。

江苏省民政厅发布的2022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显示，最近五年，江苏省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全省初婚年龄逐年增大。

河南省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男性29.9岁，女性28.8岁。

此外，浙江杭州、宁波，广西桂林等城市日前公布的初婚平均年龄也在30岁左右。

从官方通报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地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已是普遍趋势。

根据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2020年，这一数字上涨到28.67岁。

也就是说，10年间，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婚姻推迟现象愈发明显，且逐渐被人接受并成为时代潮流。

在21世纪的早期，“大龄未婚”、“剩男剩女”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单身经济”、“一人文化”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这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加快、高等教育普及等息息相关。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推高了婚育的成本，高等教育普及延迟了初婚年龄，婚育意愿较以前大大降低。

中国进入晚婚普婚模式

高等教育扩张是主要原因

中国在很久之前是早婚普婚的传统，宋朝时期民众遵守着“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的制度规定。

1950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1980年修改《婚姻法》，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从法律层面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年龄。

低龄结婚常见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有利于女性的发展和提高人口素质。

从1990年到2020年，全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59岁推迟到29.38岁，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15岁推迟到27.95岁。

从区域来看，婚姻推迟程度从乡村、镇到城市，逐级递增，形成一个稳定的梯度。

然而，在2010-2020年，乡村的婚姻推迟现象开始向城市地区逼近，这与城镇化的进程加快有很大联系。

尽管现在大家倾向于晚点结婚，但终身不婚的仍在少数。

1990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分别是3.23%和0.23%，这一数据到2020年变为3.11%和0.44%，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发达国家的不婚率远大过中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2015年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为18.7%和16.1%；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2020年男性和女性的不婚率为12%和6.9%。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仍属于稳定的普婚模式，大部分人仍然会选择婚姻。当然，对于14亿人口大国来说，虽然不婚率较低，但对应的不婚规模却不小。

婚姻推迟是多重因素导致的，其中高等教育扩张是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客观上推迟了初婚的年龄。1995年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发布政策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从1999年到2020年，中国的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从159.68万人提高至967.45万人，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从9.22万人提高至110.66万人。6岁及以上人口中高等教育人群占比从不足4％扩大到16.5％。

按照7岁上小学且中途没有留级的情况计算，大学本科毕业当年为23岁左右。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年轻人至少工作两三年之后结婚。如果继续读研究生，初婚年龄将延后两三岁。

正常情况下研究生数量少于本科生，但最近几年，考研人数激增，助推了婚姻推迟现象。

从2010年140.6万人报名考研，到2022年首次突破400万人，增长了225%。甚至于今年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更关键的是，高等教育扩张提升了人力资本，但同时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为了稳住自己的工作岗位，毕业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内卷。

古人成家立业，现代人只能“先立业后成家”。

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帮助其走出传统的家庭分工，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

在复旦大学一项2020年的调研中，40.61%的男性认为人的一生必须结婚，这一比例在女性中仅有15.35%。

既有自由的意志

也有无奈的现实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结婚行为，主观上也改变了传统的婚恋观念。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年轻人更倾向于投资自己，更注重自身的事业发展，习惯性地将婚姻向后推。

随着传统大家族的衰弱，个体对于自己的婚姻行为有更多的自主权。

而且，新的婚育主体具有个体化、思想多元等特征，并不那么追求结婚，甚至为了躲避家人的催婚选择过年不回家。

另一方面，年轻人更容易向一二线城市聚集。大城市相比农村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但随着不断攀升的房价，婚后买房买车、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生活压力逐渐增大。

“房子、车子、票子”已成为21世纪结婚的“三大件”，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养育成本，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推迟结婚的时间。

如果没有富裕的家庭背景做支撑，婚姻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当存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考虑。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婚姻功能的变化。以前人们组建家庭是为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但现在人们更看重婚姻的情感效用。

夫妻之间互相平等，重视个体需求，建立独立自由的新型关系。这提高了伴侣的各方面要求，导致婚姻匹配难度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女性初婚年龄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实际上女性推迟婚姻的程度大于男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某些方面出现了反超。

这使得她们更期望在职场上有所成就，获得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早早进入婚姻、生育子女。

另一方面，面对婚后沉重的育儿负担，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婚育成本，女性需要承担较高的失业风险和健康风险。

以小镇青年进入大城市发展为例，小镇女性更愿意留在大城市。这是因为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回到小镇仅能相夫教子，无法实现个人价值。

相比之下，男性发展天花板可能更高，但定居大城市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且男性往往肩负赡养父母的责任，可能选择回家工作或者继承家业。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也是年轻人婚姻困境的一大重要原因。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偏离正常值，而且不断升高，直接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相对于女性“供过于求”。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34岁人口性别比在2020年为106.8，尤其是乡村的性别比高达116.2。而20-34岁未婚人口性别比常年在140以上。

改善社会环境，缓解婚育困境

专家一味指责适龄青年不生孩子的行为，缺乏眼界和格局。细心观察社会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年轻人的婚育困境，本质上是高压之下的生存难题。

结婚彩礼+置办房车+生养孩子+上学看病。结婚本身需要短期付出大量的金钱，生育更需要长期付出时间和精力。这对于965、996的上班族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相关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托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健全，也让大多数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望而却步。生育孩子对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是否能延续原有的工作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随着婚姻观念的变化，部分地区也开始顺应时代发展，将生育登记与婚姻关系解绑。从政策层面看，结婚不再是生育的前提。

2023年1月，四川省卫健委发布《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

四川并非首个出台该政策的省份，此前已有安徽、上海、广州等多省份出台类似政策，将生育登记与是否结婚“脱钩”。

“生育登记制度”是获得生育服务的前提，也与女性获得“生育保险”密切相关。生育登记政策的改变，意味着未婚妈妈将可享受包括生育津贴在内的多项生育保险待遇。

然而，目前我国的主流生育模式依然是婚内生育，政策上解绑婚姻和生育的关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初婚推迟的现象。

应当站在青年人的角度，在尊重和理解青年人选择的基础上，着力帮助青年人兼顾事业和家庭、工作和育儿。

需要鼓励和提倡适龄婚育，让青年人在“想不想结婚”方面做到“想结”。但更关键的是解决青年人“能不能结婚”的问题。

首先，缓解个体的生存压力，自己都活不下去的人，很难去想结婚。具体措施的话，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强对企业加班现象的监管，提倡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工作之余可以兼顾家庭。这些都可以帮助个人更好生活，促进其结婚意愿。

其次，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建立结婚和生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尤其是减轻育儿成本上涨过快给家庭到来的沉重负担，让青年人“敢结婚”“敢生孩”。

另外还需要加强女性权益的保护。采取相应措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女性因结婚生育在职业发展和其他领域遭受的性别歧视，为其结婚生育提供更多的缓冲机会。尤其要保障孕产妇群体的特殊权益及母婴安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生育对职场女性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先例，中国初婚年龄仍有很大的推迟空间，应当主动适应婚姻推迟的现象，并积极做好应对。

婚育问题关系到适婚人群及其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婚姻家庭的整体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