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卷疯了

二线城市之所以还是“二线”，很大程度上还是它们的产业结构和北上广相比存在根本上的区别。

前不久，杭州上了热搜。

以往只知道北上广虹吸人才，杭州上了热搜后，大家才发现，这个二线城市，竟然偷偷吸走了20%来自北京上海的跨域流动人才。不止杭州，成都、武汉等一票二线城市，都在迎来人口的回流。

在超一线城市的衬托下，很多人眼里二线城市成了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待遇不错、生活舒适、房价友好，比一线城市宜居，也比三四线城市机会多。退居二线，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真正去了二线城市才发现，哪有什么乌托邦，只有找工作的黑洞。

在2011到2021的十一年时间里，全国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前十中，有八席都被二线城市收入囊中。

如果单就2021这一年来看，当年人口增长量排名前三的全部是二线城市。其中，武汉以120.1万人的增量成为头号赢家，成都和杭州则分别增长了24.5万和23.9万人。

这些新增的人口里，很大一部分都是超一线城市里回流的。杭州在这点上尤其典型。

在过去的一年中，杭州跨城市人才来源地排名中，上海和北京以18.36%和8.92%的比重断层式地包揽了前两名。基于数千万次的跨城求职的研究也发现2021年上海和北京是杭州最大的人才来源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凭借毗邻上海的天然地理优势，正在疯狂承接上海的人才转移。自从2021年首次超越北京成为上海流出人才去往地区的占比第一后，杭州在2022年又占据榜首。

除了一线城市人才的回流，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在二线城市求职就业。

在过去，对于非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去北上广找工作再正常不过了。

但现在，情况早已大不相同。杭州过去三年陆续引进了128.3万名35岁以下大学学历年轻人来创新创业，今年二月份初还组织了3000家次杭州本地用人单位设岗招聘，提供超10万个优质岗位。

其他城市的大学生尚且被杭州吸引，杭州本地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浙江大学作为举全省之力建设的大学，是浙江省内唯一的211和985高校，它培养的学生也在反哺杭州乃至浙江全省。

在2017-2019三届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中，60%左右的人都选择留在浙江省内就业，而这些人中又有80%以上都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对于选择留在本省的浙江大学2019届的毕业生来说，他们之中有82.34%的人都在杭州就业。另外，随着学历从本科提高到博士，留在杭州的比例也从77.9%提高到了84.9%。

也就是说，涌进二线城市的一波又一波人，他们不光年轻，还往往拥有不错的学历。

但是，退回二线城市，就等同于拥抱美好生活了吗？

从一线城市换到二线城市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二线城市好像跟一线没太大的区别。二线城市，一样很卷。

前面提到，二线城市承接了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人才回流，与此同时，还吸纳了大量的当地的应届毕业生。它的就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不输一线，在某些岗位上甚至还要超过一线。

在杭州，一个应届生想要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需要与59个人同台竞争，难度与深圳相当。就连北京和上海面对杭州这样激烈的竞争，也得自愧不如。如果想到杭州做产品工作，应届生更是得面对80+进1的残酷竞争。

另外，应届生找工作，学历是敲门砖。杭州本地的阿里巴巴和网易2019年向浙江大学的360名毕业生抛出了橄榄枝[7]，这些本地985高校应届生的存在，让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高薪岗位确实有，但依旧非常抢手。大多数人都会被这种激烈的求职竞争淘汰掉。

这直接体现在二线城市应届生的起薪上。2021年，十五个二线城市应届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起薪分别是5355和7079元/月，比一线城市同层次的起薪低了20%-30%。

即使是有一线城市工作经验的打工人跳槽回二线，也得面临某书用户所说“做市场和运营的，在降薪的基础上想找个靠谱坑真的比一线难上N倍”的困境。

当然，如果你有幸在二线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并不意味着你就能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了。对二线城市工作状况的美好想象，可能在你上班的第一周就碎得连玻璃渣都不剩了。

大小周、996、上六休一，这些不过是二线打工人的家常便饭。

成都甚至因此被一分为二。一个成都是二环以内，这里工作稳定，生活安逸闲适。另一个成都是有北上广深飞地之称的高新区，晚上九点仍是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和楼下成群结队等待乘客的网约车，去公园喝茶采耳只能在梦里实现。

更让人糟心的是，一些公司还做不到基本的劳动保障，不给员工交五险一金。

仅在2020年，成都市两级法院就受理了1.55万件劳动争议案件，去法院进行劳动仲裁都到了需要排长队的地步，让人直呼“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成都不相信劳动法”。

逃离一线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高企的房价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但即使是退居二线，情况也未见得有多好。

总体上而言，二线城市的房价相对于一线城市而言确实要低一些。正因如此，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买房的意愿更加强烈，将近一半的人都不接受一直租房，比一线城市要高七八个百分点。

但是，在十五个二线城市中，除全国著名的“房价洼地”长沙外，其余城市的套均总价都已过百万，以杭州、南京、苏州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排名相对靠前。

从反映消费者实际购买能力的房价收入比来看，排除因土地供应不足和太吸引人导致房价蹭蹭上涨的厦门，杭州领先广州，南京和宁波两个二线城市在这项指标上也和广州相差无几。

在租房方面，杭州和南京的房租收入比超越广州，成为领跑全国的第四和第五名。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工作强度大、薪资比一线城市低，甚至得不到五险一金的保障，加之买房和租房的压力也不见得更轻松，可以说，二线城市正在卷疯打工人的路上一往无前。

二线城市内卷，其实早就可以预见。

从2017年以来，二线城市就纷纷加快了抢人的脚步。

以西安为例，它在当年三月开始放宽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一年之后在校大学生甚至只需要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在线落户。

人才的集聚，自然能够拉动当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二线城市在就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上内卷严重。

在人类学家项飙看来，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它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竞争。因此，内卷本质上根源于所有人都挤在一个赛道上，争夺本就有限的资源。

那么，二线城市的资源真的少吗？和一线城市比起来又是什么水平？

一直以来，对二线城市的宣传给人一种它们已经和一线城市没什么两样的错觉。比如杭州，大厂林立，是互联网电商梦开始的地方。成都也凭借近几年扎堆的互联网巨头和大项目火出了圈。

但实际上，二线城市之所以还是“二线”，很大程度上还是它们的产业结构和北上广相比存在根本上的区别。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会随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演进，最终呈现出按第三、第二、第一产业递减的结构性特征。

北京2020年第三产业的占比达到了83.8%，上海和广州则分别达到了73.1%和72.5%，产业结构已经相当成熟。

二线城市却不是这样。长沙、重庆、苏州和宁波的三产占比刚刚超过50%，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尽管如此，除了家喻户晓的娱乐产业，长沙人听过最多、最为熟悉的企业往往不是某个服务型企业，而是三一重工、山河智能和中联重科这三家制造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另外，你家的成衣、玩具、家具很有可能还是来自珠三角的东莞和佛山，因为两地各式各样的工厂分别为其贡献了56.7%和56.4%的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仍然是当地的主导产业。

二线城市在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上和一线城市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北上广深的高新技术企业都突破了一万家，北京更是坐拥2.8万。

而二线城市中，除了苏州接近一万家之外，剩下的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还不及上海的一半。

二线城市的企业在规模上也普遍较小。成都到2021年，才实现了本土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零的突破，但这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却是现代农牧和食品产业。

它去年新增的两家世界五百强，则分别是搞房地产开发和交通基建的，和第三产业、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沾不上边。

总之，很多企业、行业和岗位只有一线城市才有，二线城市的就业选择远没有想象的多。

退一步讲，在把一线大厂员工吸引过来的互联网行业方面，二线城市显然也还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

成都确实承接了不少互联网产业的转移，但更多的是中尾部产业。在成都44家主要的互联网企业中，大厂分部占了将近一半，总部只占1/4。

而2022年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企业的前二十强中仅有四家的总部不在一线城市，成都当然也有一家企业上榜百强，不过是排到了第95位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领域提供不了充足的高端岗位，大量的岗位集中在客服、销售等业务岗上。成都2020年对这两种岗位的需求就没消停过，还远超一线城市。

如此一来，大量人才争抢一个优质岗位，一个岗位上的人因为恐惧淘汰而干两个人的活的内卷局面就见怪不怪了。

另一方面，二线城市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招不到人，成都企业招聘快递员时给出的9088元/月的薪酬甚至远超平均薪酬。

归根结底，二线城市的内卷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错配造成的，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大厂员工回流，却没有足够的优质岗位与之适配，大家自然而然需要靠卷来占据一席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