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在要夸一部华语剧的时候，能把标题里的这几个字，先于所有正文，如此确定的打在我文档的开头。很多人评价这部剧的时候，都会用到这句话：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这句话算是我们影评行业最好用的一句陈词滥调，它可以概括到相当大量的影视作品的母题，也因此极为“常用”。但《漫长的季节》如果只用这一句话去概括，很显然是有些浪费了这部作品的。它的复杂和宿命性，决定了我们可以对它作出更执着的发问，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关于时代的第一个答案，是可以从剧和现实中的报纸，历史，以及闲言碎语里直接搜罗来的。1996年-1998年，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本身在宏观层面是壮士断腕的经济决策，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却成了无法承受的改革阵痛。当年的春晚上，黄宏在小品里演了一个下岗工人，讲出了那句引起了巨大争议的台词「我不下岗谁下岗」。在这之前，刘欢还给下岗工人唱了一首流传至今的《从头再来》，歌曲MV的导演还是娄烨。铁饭碗思维根深蒂固的国人，第一次受到了时代变化的冲击，有人转而南下淘金，成了最早的一批生意人；有人走投无路，成为某种动荡和悲剧的因子；当然，绝大部分人都和剧中的那几个老年角色一样，不敢死，也不知道怎么活，庸碌糊口，潦草的过完了后来的几十年。下岗也是剧中伴随凶杀案同时全程存在的“靴子”，它从未真正冒头，到快结局的时候才正式落地。但微妙的是，当你知晓结局之后，重看这部剧，你会发现它其实无处不在，近乎剧中所有的不安和悲剧都有它的身影。这是《漫长的季节》在时代性建立上的最大的优点，也就是对时代变化予以一种暗流式的讲述。具体来说，就是以人物遭遇陈述特征，而非列举单一的历史事件，我也尝试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把剧里能寻摸到的一些时代变化特征提炼了一下，大概是下面这几个。第一个特征，时代剧变，环境变糟糕，大多是弱势先受苦。沈墨，巧云，殷红，丽茹，这是这部剧里主要的四个女性角色。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出身，但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遭遇——被迫成为权力下的性资源。而你往前溯源，几乎每一位的“被迫”都与那场变化有关，最显性的是巧云，本身是桦钢磅房的过磅员，铁饭碗，因为下岗和工厂效益低下后的欠薪，为了全家的生计和活下去，去维多利亚当了陪酒小姐。
丽茹一开始是厂长的情妇，殷红攀附的是港商卢总，沈墨的性侵者也是这个港商卢总。
厂长因为手握下岗名单的决定权，成了各种劳苦工人巴结的对象，港商也是被厂长找来合作侵吞桦钢资产的合作者，这场变化让他们的权力和财富迅速膨胀，他们也是这场变化里恶的那一面的化身。
他们在往上，女性在往下，自然就不在是个体与个体的纷争，而应该被归于时代的群体悲剧。当然，必须展开讲的肯定是沈墨，不止因为她是主线，而是只有她选择了另一种暴力，当女性痛下杀手，动机便成了最重要的讲述对象。这里的动机指的是两个，一个是她杀掉卢总的动机，上面已经讲了，她必须选择杀掉他，其实在后半部分已经不再指向功用性的灭口，而是纯粹的情绪性的复仇。因为灭口指向的还只是卢总一个个体，但复仇指向的已经是那个时代。另一个是在她被性侵后，她本可以第一时间求助警方，但她为什么没有，转而选择了以暴制暴杀人。这就是我认为的第二个时代特征——当时的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开始更为频繁的相撞，个体利益在大多数时候被忽略了。最适合用来解释这一特征的，是马德胜那条线，马队从警队离职的直接原因是和局长的一场争吵，局长认为他应该去调查国有资产流失案，而不是紧盯着碎尸案。但他死活不愿意放下这个案子，最终选择了脱衣服走人。
这个冲突设计的潜在逻辑，是在当时社会资源被默认应该用在更重要、与集体相关的事件上，个体需要居于次要。
沈墨在过去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她对自己的所有遭遇都没有考虑过报警。这一点，在剧的最后几集才揭开，但我回看发现，其实从碎尸案发生之后，这种冲撞就一直贯穿着全剧。第一次出现是马队找厂长了解碎尸案情况，厂长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来找自己查工人闹事的案子。也就是在这些手握权力的人手里，一个个体被碎尸的重要性，比不上一场工人闹事。
这其中也延展出最后一个隐秘的特征——时代是抽象的，它不可能只靠着一纸下岗的公文就对人性完成异化，一定还有时代的帮凶。有人是乐见这种时代的变化的，不是时代改变了他们，是恶人一直存在，只是时代变化给了他们机会，去欢迎灵魂的丧失，在自欺欺人和道貌岸然里享受建立在弱者受难之上的时代红利。甚至从这个角度，这部剧在讲述时代下的小人物，这句话都是有问题的。讲述时代下不同的人性选择，或许才更为准确。对于这部剧，我们需要在谈人物的时候转变一个观念——我们要谈论的人物，不是人。他们是一次充满深情的对人性的比喻，组成他们的不是和我们一样的血肉，而是更重要的报纸，遗照，助听器，红色毛衣等物件，这些物件承载着他们痛苦的记忆，是记忆组成了他们。要讲清楚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我得借用下剧里的那首诗的前四句——这是王阳在剧里写的一首诗，它刚写出来的时候，被王阳在1998年完整念了一遍，剧的最后一集，又被王响在2016年念了一遍。
诗没有变，但时间变了，于是诗的意味也变了，尤其是开头的这四句。“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说的是即将发生的时代巨变，但那些拿着铁饭碗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变即将到来，这是王阳对当时的隐隐感知。会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裱起来的劳模报纸，碎了一次又一次的助听器，孩子的生命，挚爱的生命，红色的毛衣，断了的手指，成为废墟的录像厅都已经成了被震碎的事物和历史的残片。于是，现在再回头去看那时候的他们，自然也只剩下对这些事物被“震碎”的记忆了，痛苦占据了全部回忆，这些痛苦拼贴出了记忆里的这些人。这是主创对于人物的最大企图——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结局中，带领观众去回忆他们，而非认识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剧要开始于2016年王响最寻常的一个场景，然后先倒叙，再插叙着反复的给观众复现当年的最大原因。搞清楚了这点，我们才能来谈这部剧里人物最核心、也是最公共的母题——这是我们开头那句“大时代和小人物”相加之下，绝对不可回避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这类故事中，人物必然的走向。因为这类故事真正蕴含的悲剧性，是将时代化为了这些人物所面临的，无形的，不可避免的力量，去收紧这些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没收他们的选择，逼着他们走上唯一的道路，最终抵达各种意义上的“死亡”。
它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就是当我们作为观众，忍不住去回想，“某某某如果当时没有这么做，后来会不会不一样”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犹豫，开始不确定，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就是唯一的结局。继而让观众无法忽略人物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快要溢出银幕的情绪，最后所有人都不会再去考虑除此之外的第二种可能，转而接受一种宿命。比如沈墨一定会拿起那个杀人的针筒，她被欺辱的过去决定了这一刻。王阳一定会选择跳下去救沈墨，因为在跳下去之前沈墨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有你了”。王响一定会把碎尸案查到底，因为儿子的死在他心里一直缺了一个交代。美素一定会因为丧子而自杀，因为之前她与儿子王阳的每一份相处，其中饱含的爱，时刻都在提示观众。马德胜一定会再帮王响一次，因为那是让他以最不甘心的情绪脱下警服的案子。龚彪也一定会再帮王响一次，因为王阳死的那晚，他没有陪王响去找他，他有愧。除了单纯的情绪，编剧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去完整这种宿命。一种是巨量的不经意隐喻，比如在前几集多次出现的泰坦尼克号，隐喻王阳和沈墨的结局，用破掉的鞋子，泡过水的车隐喻龚彪的结局，用那泡尿和“响亮的响”来隐喻王响的结局，这些网上很多人都在发了，我不多展开。就是一部作品里有2个及以上的主角，并且他们背景，身份迥异，但拥有同一个欲望或者说目的。在整个追求目的完成的过程中，他们会逐渐融为一体，一起成功，或者一起走向“灭亡”。2016年的王响，龚彪，马德胜，便是一个典型的群体主人公，都因为不同原因对当年的碎尸案无法忘怀，企图找到1998年的真相。这部剧一边给我们看他们在2016年查案，一边穿插1998年他们的遭遇，在两条线的进展中，仇恨，恶意，善良，爱，在其中接连发生，人物一个接一个被本能冲昏了头脑，他们的痛苦越来越相似。于是那场KTV的跳舞戏之后，他们其实就已经是同一个人，同属于一个结局，也同属于同一场死亡（马德胜的脑溢血偏瘫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死亡）他们是同一种人，是加缪所讲的，40岁时死于一颗在20岁那年射进自己心里的子弹。虽然给了“郝哥货运”的细节暗示，但这本身在常规作品中是一个看上去有些突兀，甚至粗暴的人物结局处理。但《漫长的季节》里却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效果，因为前面大量关于宿命的铺垫，让观众知道这个人已经活不下去了，观众无非是等着看他如何走向死亡，然后移情落泪。这也是为什么导演要那么煞费苦心地去设计首和尾的相连，因为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也已经注定了。这就是那个共鸣的响指，1998年打出的响指，震碎了2016年的他们，他们的未来早已被锁定，就像这个季节再漫长，也必然会过去，永远过去。于是，当宿命般的结局已经注定，凶手便不再重要，真相揭晓那一刻也不再被视为高潮，反而是这些人作出唯一带有自由意志的选择，顿悟的时刻，才是这部剧真正的隐性高潮。龚彪放飞鸽子，王响抱起弃婴，马德胜痴痴地望向当年。
在这些时刻里，人性也一次又一次作为一种辉煌又让人困惑的不解之谜，在那个响指和死亡相隔的20年里，留下它最后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