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最佳，对准了这样的女人与女人

在2月的北京，雪后放晴的晴朗与寒意中，杨荔钠穿着一袭黑色大衣、戴着灰色冷帽迎面向我走来。她先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去年10月份《妈妈！》上映时的采访一样，她依然给人温暖的感觉。

2022年《妈妈！》的上映，意味着杨荔钠“女性三部曲”的完结。两位主演吴彦姝和奚美娟也先后成为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双影后”成绩，让杨荔钠对《妈妈！》这份“答卷”更加满意，她说：“两位老师拿奖，比我自己拿奖更开心。”

但这次见到的她，略显疲惫，采访中也偶尔走神，因为她心里一直为即将开拍的纪录片焦虑。

杨荔钠告诉我，她在筹拍一部关于紫丝带妈妈群体的纪录片。这是继《春潮》和《妈妈！》之后，她再一次将镜头对准母亲群体。

关于母亲、母女关系，杨荔钠曾经觉得“拍够了，不想再拍了”。但在《妈妈！》路演时，有一天，杨荔钠收到了一条私信，是一位“紫丝带妈妈”发来的。对方说，希望她能对这个被丈夫（前夫）抢走了自己孩子的妈妈群体投以关注。作为女性、母亲和一个电影创作者，责任告诉她：摄影机不能停。

从《妇女主任》到《少女与马》，后来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再到如今对紫丝带妈妈的聚焦，杨荔钠一直在拍摄女性题材。

“这是我的创作脉络，是有迹可循的。”杨荔钠说，“我想这跟我们的性别、视角以及我们自身是谁，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和渊源。”

在创作、表达中，确认“我是谁”，从而走向更广阔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女性导演源于责任的创作信条。

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杨荔钠脱下了冷帽，露出了飒爽的短发。眼下的黑眼圈透露了她的疲惫，但豆沙色的口红和充满善意的笑容满含温柔与感性。一口热牛奶下肚后，她不紧不慢地说起自己的近况。

《妈妈！》的路演结束后，她投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评审工作。那时候防疫政策刚刚放开，原定参加电影节的许多嘉宾和观众，因为“阳了”不得不缺席。一年一度的电影盛典显得有点冷清。

和杨荔钠一同前往海南的母亲也“阳了”。那一周，杨荔钠在评审工作以及照顾母亲之间来回摆动，虽然忙碌，但好在她自己并未感染，而一周后，母亲也痊愈了。

那段时间里，她每一听闻有些老人因病走了，心里总会泛起圈圈恻隐。老人是她最熟悉的群体之一。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她，对老人有着一以贯之的关照与关怀。这种关怀，体现在了她的创作中。

1996年，杨荔钠25岁，还是总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一天，她在路上碰到了一群退休老头。蓝天下，老头们坐在红砖墙的墙脚，裹着洗得发白的黑棉服，晒着太阳，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飞机上到底有没有窗户？”

这种日常又带有探讨性的场景，吸引着杨荔钠走近他们。她捧起了DV机，对准了这一群在附近生活的普通老人。

一天一天，拍着拍着，那群老人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泛，关于退休生活、医疗保险、养老压力……直到一位老头“宋师傅”去世了，作品的主题和意义也随着生活的流动而浮现出来：人该如何去面对生老病死。

这部DV拍就的作品，是杨荔钠的处女作《老头》。历时3年，《老头》刻画了一群老人面对日常琐碎和生死大事的淡然从容，也记录了7位老人生命的消逝。

如果说，年轻时候的拍摄冲动，是杨荔钠凭着本能和被打动的话，那么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她，正慢慢接近“老头们”的年龄时，则更能与老人共情，渐渐生出了一种同理心：人老了之后会面临什么？孤独、身体疾病、死亡……这些都是不可抗的情况。人应该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

当下，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在许多人都来不及悲伤、来不及告别就与至亲阴阳相隔，杨荔钠总会想起那些老人，仍为他们面对生死时没有慌张、特别坦然、然后没有悲喜的态度，而发出感慨。

杨荔钠从未停止过对老人的关怀。2008年时，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杨荔钠仍然在关注老人。那时创作的《老安》记录了一位九旬老人在爱情之光重燃和生命之灯将熄时的悲欢离合。

而2022年上映的《妈妈！》，则是一对年纪加起来超过150岁的母女的故事。她们在时代动荡、身体衰老、阿尔茨海默病来袭以及生命终结之前，都会母女纠缠，爱时会温柔呵护对方，互相写信读诗，恨时也会争吵，甚至互扇巴掌。

影片最后，这对母女穿着熨烫得平整的旗袍，昂扬着她们作为知识分子体面的一瞬，从容地向大海走去。

她们的下一步，是走向远方未知的海洋，还是回归近处安全的滩涂？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相比结果，那份从容更难得、更难忘。

“老人身上有一种美，有一种纯真，有一种从容，”杨荔钠对南风窗说，“会提醒我们该怎么样地老去。”

2022年，杨荔钠用这部诗意与哲理共存的剧情片《妈妈！》，完成了对老人群体的再一次关注。在人口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成为时代症结的当下，这种关注会被外界赋予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成为了当年关注度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

在杨荔钠跨越26年的创作生涯中，《妈妈！》是其又一次定格老人群像的创作循环，也是她近10年来孜孜埋头谱写的“女性三部曲”终章。对老人的关怀、对女性的探索，杨荔钠的两种创作路径在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交集。

向前溯源，无论是老人还是女性，或是《野草》里的福利院孤儿，还有解剖父母婚姻的私影像《家庭录像带》，杨荔钠的创作脉络，都生发自生命经验——自己经历的，遇到的、看到的。这种脉络，指向的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曾经，在杨荔钠看来，走上电影创作的道路，是一种“天注定”。她注定会遇到这些老人，注定会认识这群孤儿。

因为《老头》，她趁早地出了名，27岁就获得了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金奖。这让她成为中国纪录片界早期的名导。

年轻时候的杨荔钠，从最好的话剧团跳出来后，在影像领域顺风顺水的经历，让她有一股野性，只管去做，很少会去思考钱、物质等世俗的事情。

但正是女儿“小熊”的出生，让她改变了审视生活与自我的角度，也让她的创作脉络产生了转向。

32岁那年，小熊降生在她的生活里。对于杨荔钠来说，这是生命的给予，但也是她创作的一次限制，因为“你不再是作为你自己”，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杨荔钠说。

成为母亲后，杨荔钠才突然意识到，需要钱了。在小熊两岁左右，母女俩开始互相依靠，她有时候会对小熊感到亏欠，因为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但母女俩依旧过得相对自由。

小学毕业后，小熊就没接受过主流的教育，因为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小女孩旺盛的求知欲，反而是各种规定限制了她的生命力。杨荔钠曾透露，小熊在学校里受到排挤，遭受过霸凌。这让杨荔钠生出了一种出于本能的应激反应，正如《妈妈！》里的一句台词一样，“每个妈妈都是母狼”。后来，她带着小熊逃离了学校教育，开始了从国际都市到乡村郊野的游学经历。

采访中，我向杨荔钠问起了小熊在英国求学的近况。因为“罢工潮”，小熊的课程被迫暂停。

在杨荔钠的描述里，小熊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她会鼓励杨荔钠多赚钱，因为要养孩子。

但在小熊看来，自己的性格与母女之间平等的关系有关。采访第二天，杨荔钠给我和小熊拉了个群，方便进行一段跨国的线上采访。

群里，杨荔钠称呼小熊为“熊姐”。当杨荔钠为自己的疲惫影响了采访状态而感到抱歉时，小熊会反过来安慰她：“你很难让人失望，很少人（像）你一般真诚。”

她俩之间的相处状态，与其说是母女关系，不如说更像是一对跨越代际的姐妹。

小熊告诉我，从小，杨荔钠就很尊重她的想法，“不会直接去干涉我的决定，不会过分地强调自己身为母亲的权威”。小熊想养猫、养狗，甚至养马，杨荔钠都会同意。哪怕小熊出国之后，猫实质是由杨荔钠来养，哪怕养马的价格，并非普通人可以承担的。

在陪同小熊四处游学期间，杨荔钠则在创作不同的剧本，有关于婚姻故事的，也有关于冷暖程度不同的两种母女关系的，同时还拍摄了小熊学马术期间和几个小伙伴的纪录片《少女与马》。

是的，成为母亲的经历，已经在那时候悄悄地给杨荔钠的创作增加了新的灵感。她一度认为，自己的女性视角是通过婚姻和成为母亲而不断凝结的。正是后来小熊无意间的一句话，让她对自我女性身份的认知再一次向前溯源。

在一次对话中，杨荔钠介绍自己在英国举办了一场放映。放映的是她在《老头》之后拍摄的私影像《家庭录像带》。在这部作品中，杨荔钠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家庭内部的崩坏。

这也是小熊第一次看到妈妈原生家庭从前的模样。

看完之后，小熊对她说：“原来你是从这样的家庭中出来的。”这句话让杨荔钠意识到，原来自己女性意识的启蒙，是源于母亲在婚姻中的不幸。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女性作者，我有拍不完的女性故事。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自己，那谁来关心我们呢？”采访里，杨荔钠说。

女性的主体性需要被看见，而杨荔钠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作为女性创作者的主体与主动。

2013年时，杨荔钠刚过40岁，她开始了女性电影的创作。

当时，网上不乏如“拜金女”“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等言论与刻板印象。杨荔钠感觉，此时的女性，一方面看似拥有很多自由，但另一方面也被欲望捆绑，“到了可以用钱来买卖（的时候），越来越物欲化”，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考验。

而当时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在恋爱婚姻中悲喜交加的角色，或是作为花瓶、配角般的陪衬，甚少有“由女性的视角审视她自己的电影”。这正是杨荔钠想要填充的空白。

“女性身份不仅是本我的东西，也是有社会性的，我所讲的女性故事，都是这个时代的人自己的境遇。”

在朋友无偿的资助以及好朋友薛红的出演下，杨荔钠制作了电影《春梦》。这是一部关注家庭主妇在现实和梦境中精神世界的焦虑状况的电影，也是杨荔钠从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女性三部曲”的开篇。

《春梦》之后，杨荔钠继续在为下一步女性电影而奔走，尽管那时女性题材并没获得多少资本和行业的青睐。

制片人李亚平曾向媒体透露过2016年时杨荔钠在一场电影创投会上的紧张和失望。

那天，杨荔钠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想法：“要拍中国女性的画像，女性的声音应该被听到。”那一刻，李亚平深知这部电影对于杨荔钠的意义。

当晚，一个个创投项目揭晓，但直到最后，现场始终没有提及杨荔钠的名字。

但第二部女性电影仍然诞生了，名为《春潮》，由郝蕾和金燕玲饰演一对相爱相恨、互相伤害的母女。而在这势同水火的母女关系中，还夹杂着外孙女“郭晓婷”一角。

这三个女性角色有着导演杨荔钠生活的强烈痕迹。《春潮》中的妈妈纪明岚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年轻时亲手举报了自己的丈夫，对女儿恶言相向。而在这种窒息的家庭环境中，女儿郭建波则一直压抑、不动声色，但也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这种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有几分杨荔钠母亲和大姨的模样，也像她们两代人之间相处。

而孙女郭晓婷，则是上一代母女之间的调和剂，她嘴里总是会蹦出一些人小鬼大的话：“姥姥你这么说你丈夫合适吗？”“我是从你的前屁股出来还是后屁股出来的？”电话里，小熊告诉我，郭晓婷的形象有很多自己在现实中的痕迹。

杨荔钠将《春潮》中的母女，定义为“一对世俗中的母女，她们甚至到死可能也不会愈合”。但100对母女有100种相处方式，在拍摄完《春潮》这对中年母女后，杨荔钠想为老年母女拍摄一部电影，她们没有《春潮》那般的世俗，而是知识分子，带有书香气息，这是电影《妈妈！》的雏形。

“《妈妈！》中的母女，是充满深深的爱的。”她们会互相写信、一起读诗。这些小细节，都来源于小熊和杨荔钠的相处日常的痕迹。

去年10月，杨荔钠正忙于《妈妈！》在全国的路演，小熊在前往英国转机途中曾给杨荔钠发来一封“信”，信里有小熊关于疏离、关于身份认同的发问，是“乡关何处”的困惑。

小熊出生在青岛，长在北京，常回杨荔钠的故乡长春，如今又只身到国外读书。“她看上去拥有很多选择，但其实又什么都没有。”

在前往下一个路演城市的火车上，杨荔钠给小熊“回信”：“真正温暖人的地方，一个是子宫，一个是墓地，都舒适安全，也都不是久留之地。接受自己的不安吧。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怎么样我都爱你，我觉得这也是故乡的一种。”

“女性三部曲”之后，她觉得自己已经拍够“母女关系”了。但命运还是让她遇到了新的母女关系——紫丝带妈妈。

春节期间，年初一到年初三，杨荔钠都一直和几位“紫丝带妈妈”保持联系，了解近况、沟通拍摄想法。这几位紫丝带妈妈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在北京、山东、江苏、福建等。杨荔钠预计，4月份前后开始拍摄，能在今年上半年把素材拍完。

但目前还有许多琐碎的问题摆在杨荔钠面前，如项目书完稿、拉投资、组建拍摄团队等。说到这里，她略显疲惫的眼神有些许失焦。

同为母亲，杨荔钠很能体会紫丝带妈妈们的痛苦。每天在手机上看着这些妈妈是如何通过司法、个人努力去实现自己与孩子的相见时，杨荔钠觉得“特别揪心”，与亲生骨肉的分离，无异于一种切肤之痛。

“（剥夺孩子和母亲的相见相处），这很荒唐、很黑暗，我自己也觉得很愤怒。这不仅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还是一种暴力。”杨荔钠说。

作为导演，电影能为她们发声，但更需要社会层面对这个群体的支持、保护和监督。

采访当天，她还在联系能为紫丝带妈妈群体发声、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希望在电影之外，能为这个群体作出其他形式的帮助。

无论是紫丝带妈妈们的互助，还是妇联等民间组织的关注，抑或是媒体、电影领域关于这一群体的创作，在杨荔钠看来，都是在创造、维护一个女性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她多年来在电影和纪录片领域所坚持的创作。

“我们做电影做什么？我的电影做的就是女性命运共同体。”杨荔钠说，“能不能聚焦女性身份、能不能关怀女性的命运与困境，能不能成为一个女性命运的共同体，这些是对女性电影的一个基本的界定。”

    编辑 | 江江

排版 | 郑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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