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1919年，38岁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有一句话在文中出现了2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里的“他们”指年轻一代，“自己”则指向作者鲁迅和他的同行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后辈去宽阔光明的地方，是他们决心要做的事。文章发表前几个月，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

104年后的今天，年轻一代该如何开辟前路？也许，回顾五四先人和他们的精神，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讲述｜许子东

来源｜《20世纪中国小说》

01.

“五四”新文学：从“官”转向“人”

“五四”的特点是什么？一、白话文创作；二、相信科学民主，批判礼教吃人；三、忧国忧民，启蒙救世；四、相信进化论。它们既是“五四”的特点，也是鲁迅的特点。

第一点，白话文创作，我反复强调，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谴责小说都已经在使用白话文，例如李伯元、刘鹗，在叙述文字方面，跟“五四”以后的小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三点，启蒙救世，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梁启超从理论到实践，早就开始了“五四”忧国忧民之路。

我们记得李伯元还要教官场的人怎么做官，老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种文侠姿态，都是跟“五四”以后批判社会的主流直接相连。所以在这两方面，现在人们说没有晚清哪有“五四”？我们看到晚清跟“五四”是一脉相承。

在另外两个方面，鸳鸯蝴蝶派“发乎情，止乎礼”，提倡的是改良礼教，这跟“五四”说礼教吃人这么激烈的姿态，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进化论”，《孽海花》那些小说，其实也希望中国开放，相信中国会进步，只是对“进步”的定义有所不同。

“五四”的四个特点，两个完全跟晚清一脉相承，另外两个也是五十步、百步之分，那我们今天讲“五四”新文学，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换句话说，从前面的13期，四大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再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鲁迅、“五四”，重要的不同在哪里呢？

我虽然以前讲过现代文学课，也重读过鲁迅，但是说实在话，正是在这一次仔细重读晚清几个小说以后，我才重新认识了鲁迅的意义。

从梁启超提倡以及亲身实践小说界革命以后，晚清谴责小说都在批判社会，而且不约而同地都把官场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

李伯元是冷嘲“上上下下，无官不贪”，说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吴趼人热讽社会各界怪现状，最奇怪、最荒唐的也是苟才之类的官员；曾朴写的文官，如果是考出来的，有心救国，实际上是好心办蠢事，重金买了假地图等等；刘鹗笔下的贪官固然不好，但所谓清官可能更坏、更愚蠢、更专制。

反过来，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用幻想的小说，遥想中国他日富强，可是关键的成功要素也还是靠了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到底也还是官场的不同，能以文明国家治国之法来治党，改造官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两个主角，长篇争议政治改良或者革命方案，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可不可能有好官？民众能不能依靠好官？

我们之前引用过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最后的一段话，很可以代表晚清政治小说的集体的声音。这段话就是：

“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

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子来……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

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这个愿望美好而幼稚，但这里的“他们”这个词值得注意。说明写书人和读书人其实都不是官场中的人，但中国社会的关键却是在官场。

现在我们看到鲁迅的不同了，鲁迅关心的重点就不只是“官”，甚至也不只是“民”。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关键不是“官”，不是“民”，或者说也是“官”也是“民”，而要点就是“人”，具体说就是苦难中的国人。文学的焦点从“官”转向“人”，这就是“五四”的意义。

从鲁迅以及他的同代作家的具体经历看，当然这种“立人”的想法，是他们在留学时期接受了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但是从读者、社会接收的角度看，这种“人”的文学，也是从晚清的官场文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过来的。

第一，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买保险”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某种人性的依据？第二，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也对于这种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当时他觉得绍兴那边换了一批新人，可是后来发现非常失望，所以促使鲁迅就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了，而是要考虑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贪腐、专制的官场导致了百姓的愚昧、奴性，还是百姓的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呢？

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他们还是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人的文学，具体说就是解剖国民性和社会的关系。

今天我们重读晚清，对“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对于官场、民众关系的问题，会不会又有重新思考的空间呢？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年代又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这依然是个问题。

“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我有时又忍不住在想：是不是鲁迅那一代又过于乐观了呢？他以为晚清处理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了呢？

2.

《敬告青年》在今天

讲述｜梁文道、许子东

来源｜《八分》

许子东：我最近重读陈独秀的一篇文章，按陈平原的说法，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本杂志，没有之一，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新青年》。

梁文道：对，是的。

许子东：《新青年》原来叫《青年杂志》，陈独秀有过一篇文章叫《敬告青年》，我觉得“五四”青年节应该把这篇文章重新发表。这篇文章里他对当时的青年提出了六个要求：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我们今天回头看，可能会非常惊讶地发现，陈独秀提倡的这六条，今天的青年五条，至少四条都实现了，都达到了。

梁文道：达到了什么呢？

许子东：就是达到了陈独秀的希望。

梁文道：真的？

许子东：比方说，第二条，你现在随便问个青年你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我相信没有几个会说自己是保守的，对吧？另外，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你说今天有哪个青年会说“我退隐”的？第三，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你说今天中国能叫“锁国”吗？当然是世界的了。

梁文道：对。

许子东：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of course！现在谁还关心文学？当然都是实利了，money，money，money（钱钱钱），对不对？

梁文道：对。

许子东：六项里唯独第一项，今天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恰恰是《敬告青年》里的第一条。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今天的青年，都成了“房奴”、“车奴”、拿了手机做“网奴”。

梁文道：很进取地当“奴隶”。

许子东：我也还是重读20世纪小说，才发现原来“奴隶”这个词，是时代的主旋律。我问你，国歌第一句是什么？

梁文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许子东：国际歌的第一句是什么？——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所以整个中国革命，包括世界革命，咱们不忘初心，核心点就是要唤醒奴隶，让奴隶起来。

梁文道：挣脱枷锁。

许子东：对。鲁迅呢？鲁迅是“反”，当然这里讲奴隶，不是那种历史上古罗马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人杀掉的奴隶。

梁文道：是一个精神状态上的。

许子东：这里奴隶是一种引申的说法，也不单是精神，鲁迅的定义很简单，他有个很有名的故事，《灯下漫笔》那一篇文章讲到：“本来他身上有一百块钱的，突然交通银行袁世凯要称帝，银行的钱作废了，结果后来又说钱不完全作废，可以去换银元，但是100块只能换50块，鲁迅就排队很开心地赶紧把钱换来，揣在怀里。沉甸甸地揣在怀里以后，他突然想：原来我们是这么容易就自愿做奴隶，而且做了以后还万分欣喜。”这就是鲁迅对奴隶的定义，所以“奴隶”是什么？就是你以为你拥有一些东西，可是其实它随时可以失去。

梁文道：是。

许子东：财富也好，身份也好，言论也好，资格也好，百万富翁也好，你都有可能随时失去。所以我今天回头看《敬告青年》，就非常感慨，我对陈独秀提出来的，一则喜一则忧。喜就是六个标准，五个或者四个都有了，算是百年来特别大的进步。但是不足的，现在很多情况是：身在奴中不知奴。而鲁迅的意思，不是你以为想不做奴就不做，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在这个被奴役的状况之中的。而且最不能原谅的是，做奴隶也就罢了，很多人是做奴隶中的人才，就是“奴才”。

梁文道：这是最糟糕的。

许子东：而且他（鲁迅）专门指出了三个境界：第一就是，做奴隶的时候，你还有快乐；第二是，你被人欺负，你还欺负别人；第三，你时时刻刻想要有自己的“奴才”，就是别人能够被你奴役。所以我现在用陈独秀《敬告青年》的第一条来警告自己，因为我现在买车买房的时候，特别像奴隶。

尾声.

《敬告青年》在今天

在开头提到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最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2023年，已经踏入现代社会的我们，应该从“五四精神”里继承什么，又该反思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