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文明的两个立足点

我们不是没有依据地描述我们对文明的“理解”，这必然成为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也是目前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方法。相反，我们试图对如何理解文明的问题找到确切的逻辑。

首先，我们立足于“功利主义”，我们认为文明是一个功利主义概念，即它所指向的是幸福的增进，但不是特定个体的幸福增进，而是普遍意义上的幸福增进，因此文明是对“社会”而言的，不是有关特定个体如何实现最大利益的，而是有关“社会”如何改善，才能增进普遍的个体利益的。

其次，我们立足于“个体主义”，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我们认为文明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所应当具有的这样一种“理性”，即如果他想让自己生活的更好，那么他应当让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呢？或者说，他应该让什么样的社会得以出现呢？这也就是选择手段（社会）的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也就是产生一个有助于自己利益的社会，那么他就必须利用某种知识，他才能获得这样的理性。这种知识，就是真正的经济学所提供的“社会的存在与繁荣的原理”。

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普遍地具有这样的理性时，这就是文明社会，所以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从这种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因为这种理性，使得阻碍个体幸福增进的制度不断地被驱除，并使更有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制度不断地产生，我们把这种理性所产生的力量为“制度演化的动力”。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对文明的思考不是建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之上的，因此对文明的理解是盲目的和任意的，它会阻碍使个体幸福得以增进的制度的出现，而这种建构主义的根源是历史主义。

所以，文明不是特定的制度（文化）本身，而应该把它理解为认识“原理”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演化动力。这种超越于特定制度的文明观，具有一般性，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因此它使不同的制度的共存具有可能性，即为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能性。相比之下，对“文明”的传统理解是历史主义的，也就是基于制度（经验）的，比如是从体制、伦理道德、法律、宗教、文化等等中的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来理解文明的。无论这种文化、制度是历史上产生的，还是后来由人为的建构而产生的，只要把它固定下来，认为这些文化制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生存之基础，并把它和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用政治权力去维护它，这都是一种“建构主义”，因此它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的含义，错误地把特定的制度或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基础。

制度（文化）只是人的行动的结果，如用它来定义文明，那就把人的行动给捆住了。这种文明观不仅会使一个民族变得封闭和保守，还会导致“冲突”，因为它不是把个体的幸福放到首位，而是把守护或扩张自己的制度（文化）放到首位，为了这一目的，它会不惜牺牲个体的生命。可见，对于文明的理解，关系到一个民族中的个体的生命与幸福。

所以，被正确理解的“文明”本身不能预设特定的制度，一切要以是否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为指引。相反，如果以制度（文化）来定义文明，那是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因为它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理解”。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指向建构主义的，人为建构的制度会束缚人的创造性，使分工合作不能展开，从而导致个体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

转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作者 朱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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