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谈余华：如何理解文学中的现实

本文节选自《成长初始革命年》

《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 著，活字文化策划，译林出版社出版，2019年)

和平的生活，自然会养成安居的概念，我们家钉着单位编号铁皮牌的白木家具或是被购买，成为私人财产，或者换成新家具，边角上带着曲线和雕饰，流露出实用以外的美学需求，是一点点过日子的奢心。我们家至少有了部分备用的床单，可一半一半地换洗。母亲的衣橱渐渐丰满，还有了几件化妆品，其中一小瓶法国香水，被姐姐打碎。她做了一朵纸花，每一叶花瓣涂一种颜色，滴上香水，准备献给妈妈从人民公社劳动归来。未及得到夸奖，先被厉声斥责一顿。后来，母亲在她的小说《给我一支枪》，使用了这个细节，笔端流淌出温暖的感动。革命者妈妈与香水彼此不搭又有搭，就好比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艰辛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童话与传说往往如此结局。张爱玲和胡兰成登报结婚启示，向公众立约：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农家柴门的楹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是世俗版的“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然而，共产主义的理想自有超越日常性的价值，它继续启蒙民智民众，呈现周期性的节奏。于是，它又来了！

看起来，这个城市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否则，你很难解释，猝然间，满街都是被剪了裤脚和赤足提着皮鞋的男女，三轮车的生意格外兴隆，车夫们奔跑着，车上坐着表情仓惶的乘客。店铺的招牌摘下来，当街砸个稀烂。红卫兵立在长凳上向路人宣讲，清脆的北京话通过扩音器散播开来。人群朝不同方向涌动，是逃离什么，又是迎向什么。小孩子夹在其中，赤红或者苍白着小脸，心别别地跳，耳边有一个声音：出事了！在我的个人史中，“文革”就是这一日开始的，它一下子撕掳了这城市的体面，就是体面。高尚的政体尊严是属于北京这一类首善之地，现代崛起的上海市民社会，充其量是一点体面，以物质心和虚荣心堆垒起来。这城市的弄堂里，有一支流传极广的英国童谣，演变成上海话的谐音：

马铃铛，马铃铛，

原文是：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讲述了一个倾国倾城的故事，如今，“窈窕淑女”披头跣足，四下里乱窜。

狂飙过去，稍事平静，生活渐归常态。有一个夏季的午后，即将向晚的时分，还有些晶亮的阳光，停留在梧桐树叶间。公共汽车到站开门，底下站一对父子，穿了汗背心和拖鞋，儿子，一个少年人，背心染一片血，顶上敷着纱布，显然是血流的来源。那父亲与司售人员商量，能不能上车，只乘一站路。即便在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公共场所还保持旧式的遗风，其中一条是，着拖鞋与背心者不能乘坐公共交通。那女售票员欠起身子，望着门口的父子，有片刻迟疑，然后点头，允他们上车。父亲掏出钱包，买了车票，因只是一站路，就没有落座，而是站在车门前。车厢里一片肃静，车行走在梧桐树夹道的林荫里，阳光透明。这城市依然美丽，少年的背影则抹上一笔血痕。人们已经见过许多血了，苟且心迅速将其掩埋。不用问，都想得到，眼前又是暴力相加的一幕，因是父子结伴，就更可能发生于街巷邻里。历史又来到斗争的周期，阶级性彰显于各种人际关系，有一类是原本潜藏深处，如今浮上水面；另有一类，则是新近演变。大规模的抄家之后，许多住房被征收封贴。有一些进入分配，还有一些只是闻风而动，强行入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大多怀着强烈的不平，自恃占领正义高地，不时发起挑衅。这是比抄家更具进攻性，一是一时，一是长久。派出所收到大大高过于往常的纠纷事故，请求公道。这也是上海市民独有的理性，相信政府，相信宪法。看起来，这一对父子就是从派出所出来，又去过医院，走在回家途中。夏日里，暑气渐消的傍晚，平铺的光线，从两边建筑拉毛的立面上，温和地反射出毛绒绒的金色粒子。多么忧郁啊！父子俩在静默中下车，车上人目无旁视，车门闭紧，继续向前。

这一幕其实已是余韵，激烈的剧情已经上演过了。在我们弄堂里，左右两户不必说了，日夜大门敞开，抄家者，滋事者，骚扰者，以及看热闹者，如入无人之境。箱笼搬到天井里，掀开盖，多年的过日子的积存，暴露于光天化日。成捆的毛线，摞起来的布料、药材、补品......还有锡箔——阴冥里的货币，如何对应阳界的财富，于我们这样的新居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对安居的生活尚不得概要，何谈精髓。查抄传奇十几年过去，又生后续，“文化革命”结束，归还抄家物质，比例大约只在十分之一二，其中有一具沙发，返回修理时候，竟发现沙发芯子里夹裹着金银首饰。藏匿的人，他们家的老奶奶，按本地人称“阿奶”，绸布庄老板的正房妻室，此时已经去世。这位出身浦东乡下的女人，在弄堂里以节俭出名，碎旧布头都会拾起来，积少成多，捆扎拖把。她待人和气，毫无老板娘的骄矜。她的浦东娘家的亲戚孩子，穿着自家机织的土布，在弄堂里与大家玩耍，有淘气鬼学舌她的浦东口音，就羞涩地笑。你就可以想象一部勤劳致富的发家史，可视作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缩影。那些日子，我们弄堂的夜晚，几乎家家黑着灯，就像战时防空宵禁，稍不留神就会引祸上身。在几幢机关权属的房子里，时而也会有抄家者闯入，那都是单位里的造反派，比较讲政策，查抄针对不外是书籍、笔记、资料，与意识形态有关，抑或还有枪支、电台、国民党委任状，听起来颇为荒唐，罪恶的性质也相当抽象。而对于那些旧日的企业主，敌意却是具体的，就是财富。在上海这城市，阶级的异己性，极大程度体现在贫富的差异。这个势利场，听听那些沪谚：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不怕天火烧，只怕跌一跤——意思所有家当只在一身行头；被俄国十月风暴夺走一切，流亡在上海的白俄，做点街头小生意维持生机，被叫做“罗宋瘪三”，后又延伸用于所有的落魄者，身穿洋装却不名一文：“洋装瘪三”。现在，“瘪三”起来造反了。我亲耳听见那遭受凌辱的有产者，背地咬牙切齿骂：瘪三！因此，有时候，无须确凿或者疑似的罪名，单是殷实富裕，便可激起愤怒。

三楼终于抄家，都不知来自哪里。老先生，我们称公公的，早已赋闲；女儿女婿都是普通职员；小儿子，我们称舅舅的那个年轻人，原本在北京清华大学读土木专业，因没有服从工作分配而成青年右派，回到上海，做一名社会青年，摘帽以后在一家工厂做操作工。外婆和邻里说起对儿子学业的投资，常提及一副模型的昂贵价格，流露出血本无归的憾意。然而，当她去北京领儿子回家，目睹的京城，其水土粗砺，生活简陋，无异于蛮荒边地，那就更不要说内陆城镇，所以，还是回来的好。造反派上到三楼，起先还寂静着，忽然就在楼梯口，起了争执。一楼二楼房门紧闭，依然有动静传来。是外婆和舅舅的申辩声，又被抄家者的呵斥盖过，然后听见舅舅下楼的脚步，走出后门，远去了。过后才知道，外婆催促舅舅快走，赶上夜班，递给一把雨伞。这天是不是下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抄家者一定要检查雨伞，外婆不让，于是抄家者越发生疑，强行打开，发现伞里塞着一卷存折。我很佩服外婆的勇气，竟敢与造反派叫板。再一想，外婆这样的人，经历的事情多了去了。“上海滩”的电视剧都看过，黑白道贯通，方能立足。更加令人感慨的是，临到这时节，天翻地覆，今天不知明天，外婆还有捍卫私人财产的意识。从乱世中过来，外婆的经验也许就是，任凭哪个世道，没有钱是不行的。

本文为节选，来自《成长初始革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