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之间》：如何理解中国经济？

各位社友好！欢迎来到智本社读书会，与清和社长一起啃硬书。本期读书会，我们解读的书籍是中国经济学家陶然教授的《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这本书的解读词是：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智本社读书会很少解读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之前我们只解读过张五常老师的《经济解释》、汪丁丁老师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这本书是陶然教授的最新作品。

为什么解读这部作品？有两个原因：

一是陶然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增长模式，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在这本书中，陶然教授先用“三二一”模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然后聚焦于城乡土地制度，解析了中国城乡土地制度、土地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一部务实过硬的作品。

二是我与陶然老师认识，对不少问题，观点相近，逻辑相通，可谓志同道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对城市土地配置的研究、对中国与东亚模式差异的分析，我们都有比较接近的观点。这篇解读，我也与陶然老师沟通过，可以更准确地理解这本书。熟悉智本社的老社友应该容易读懂。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陶然教授。

陶然教授早年获得兰州大学、北京大学的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1997年和2002年分别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智本社的老社友应该对芝加哥大学不陌生，奈特、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贝克尔都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陶然教授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公共政策项目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重点在经济增长模式、城乡土地改革和地方治理等。过去三年连续入选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中国高引用学者（Chinese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理论经济学”榜单。陶然教授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很自信，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热衷于与同行交流、辩论。

阅读陶然教授的众多论文，你会发现，他的研究大多数都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关于这个主题，本书序言将其分解为多个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就可以快速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处于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陶然教授在书中强调：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准备撰写三部著作，第一部就是本书《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下的中国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这三部作品都是讲中国增长模式，后两部还没有出版。这期我们看《人地之间》，副书名是“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从副书名可以看出，本书的重点落到城乡土地制度上。

陶然教授在第一章呈现了他对中国增长的解释。首先，对两个流行的理论提出质疑。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流行的解释：一是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二是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

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认为，过去40年中国一直实施的是财政分权体制，这种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不过，陶然教授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并不是分权的，中央集中了增值税收入；2002年和2003年中央进一步分享了所得税的50%和60%。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020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财力占比，比分税制刚启动的1994年提高了10.4%之多。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解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理论是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类似的提法还有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不过，陶然教授认为，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原因是现实中不存在一个依据增长率考核地方主官的激励和升迁制度。他还对相关学者关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量化分析提出了质疑。

这两个理论都属于典型的“制度决定论”。陶然教授认为，此类简单套用的制度决定论不但误读了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安排，更误读了中国整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借助“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部分经济制度，发展出口制造业，完全有可能取得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我们难以将这种经济增长归结于是特定制度带来的优势。

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激励地方政府大力搞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在经历1994年和2002-2003年两轮财力集中后，地方为何还掀起了“大干快上”工业开发区、新城区建设热潮？

陶然教授的解释是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超常规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大规模推动“以地为本”的工业化、城市化成为可能，并引发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上的强大利益驱动。由于出口实现了超常规增长， 地方政府就可以在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区、新城区建设中获得两类收入：一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这部分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后明确落实到地方；二是与土地相关的土地增值税、契税、房地产税等，这部分税收规模不小。这两项收入激励地方政府大搞土地开发，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和新城区。土地相关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把二者相加起来看，目前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

第一章通过土地开发的财政激励引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书中第66页的图展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框架。陶然教授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概括为“三二一”模式。

“一”是民营企业在下游制造业行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

主要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利用人力比较优势生产中低端消费品，向全球市场出口并赚取外汇。这种强投资、强制造、强出口的模式，就是我们熟悉的东亚模式。

不过，陶然教授更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不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二、三”两方面。

“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际、国内 “两层逐底式竞争”。

国际逐底式竞争，主要指的是中央实施低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刺激商品出口，同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

国内逐底式竞争，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土地价格招商引资、开发工业园区，同时提供宽松的劳动和环境政策降低商品制造和出口的成本。

“三”是国企在上游部门、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

上游部门主要是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矿业和冶金等能源、原材料行业，以及邮电通信、民航铁路等非金融服务业，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凭借行政垄断优势获得收入。

金融领域主要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国有银行先获得低价存款，然后实施差异化的放贷政策，向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助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而民营企业整体上贷款难、贷款贵。

商住用地出让主要指地方政府调控城市国有商住用地的供应，单一主体的供应模式扭曲土地价格，促使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

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是什么意思？二产对三产的“财政溢出效应”，指的是地方政府开发工业园区，通过压低工业土地价格招商引资，然后形成产能后带来对商住用地的需求，进而推高商住用地价格，通过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补贴工业用地的亏损。三产对二产的“反向金融溢出效应”则主要是2008年后，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并以此为抵押大规模融资，进而推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实际上是以土地为依托开发工业和房地产，获取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我们看，陶然教授的“三二一”模式怎么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

其中“一”，民营企业在下游制造业行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这是我们熟悉的增长模型，是斯密式增长、李嘉图式增长。主要解释框架是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在价格的调解下，国际资本和技术与中国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组合。我认为，这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最坚实的逻辑。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看“二”。

其中“二”，国际、国内 “两层逐底式竞争”。怎么理解？ “两层逐底式竞争”实际上支持了“一类市场化竞争”。政府通过低利率、出口退税、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及劳动、法律、环境等政策，降低制造业成本，提升廉价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化的外汇收入。

与东亚模式相比，“两层逐底式竞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部分最容易引起误解。一部分人会认为，“两层逐底式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速高于东亚其它国家的“法宝”。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此之下形成的需求不足、环境成本和国际贸易冲突，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遇到不小的挑战。

其中“三”，国企在上游部门、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这部分，我认为，它并不是解释经济增长，而是呈现一种经济结构，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经济结构。政府在上游部门、金融行业和商住用地三个领域均获得财政收入和融资支持。其实，这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于“一类市场化竞争”的发展以及“两层逐底式竞争”的强化。换句话说， 中国现有模式下的收入创造主要还是来源于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

各位社友发现没有，陶然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我之前讲的中国经济底层逻辑有相似之处。我们每个月推出《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报告》第一部分就讲中国经济底层逻辑。主要是：对外开放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人口规模比较优势、压低工业土地价格以及劳动、环境政策来降低出口制造的成本；通过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推动廉价商品出口赚取外汇，通过有管理的资本流通和结汇政策保持国内资本充足；通过外汇占款扩张货币支持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和出口制造业（2014年后调整为对银行债权，商业银行扩张信贷支持房地产投资），从而形成一个强投资、强出口的内外市场闭环。

东亚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投资主导和出口导向”。但是，在这个模式基础上，中国要比其它东亚国家做得更多。中国通过金融、货币、贷款、汇率、资本流通、财政、税收、产业、土地、劳动、环境等政策来支持投资主导和出口导向。我在《日本经济简史》这门课程中分析了中国与日本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异同。两国都是强投资、强出口模式，两国都大规模使用了产业政策来支持投资和出口。但是，日本的政策没有中国全面深入。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使用“起飞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中会遇到困难，包括人口增长率过快、人才外流、资金外流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制造业大国的梦想破产，因此他建议国家可以采取八项措施，包括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引进新技术和资本吸纳剩余劳动力，吸收外资、动员国内闲置资金，防止人才和资金外流、人口政策等。罗斯托这八项措施，中国都做到了。当然，罗斯托没有提出的措施，中国也做了。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怎么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未来走向的关键。

一方面，放眼全世界，像中国地方政府这么积极招商引资的政府不多见，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贷款、劳动等方面提供优厚政策确实促进了出口制造业的发展，甚至在短期内加速中国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整个系统的视角来看，结合陶然老师的“三二一”框架来分析这种增长模式，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关系：

一是系统支持的投资主导与内需不足。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主要是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投资导向意味着资本集中在投资领域、大型企业和公共投资部门，而消费部门、家庭部门成为资本匮乏部门。系统支持的投资主导的另一面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国内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不足，内部增长动力较弱。如果外需回落，内需无法支撑庞大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

二是系统支持的出口导向与外贸条件变化。

一直以来，外汇、出口退税等政策帮助中国出口制造业建立较大的价格竞争优势，但这种出口方式因贸易摩擦、国际收支失衡等遭遇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原有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崩溃，国际局势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如今，中国引进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出口商品受到技术禁令、产业转移的影响。

三是系统支持的金融宽松与房地产泡沫风险。

2014年之前外汇占款支持的基础货币扩张、之后商业银行支持的信贷扩张，为房地产提供大量的流动性，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进而约束了家庭消费、地方政府财政扩张能力。由于利率、汇率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供需调节、风险提醒的作用，也就无法约束金融系统的货币和信贷供给，最终累积成“堰塞湖”。如今，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

四是系统支持的行政垄断、公共投资和财富分配。

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在这个“三二一”平台上博弈，带来了不平衡的一次收入分配。除了给各级政府带来充沛的财政和金融资源之外，这个模式还在三大领域的行政垄断、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中形成收入和财富二次分配效应。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决定了财富分配的结构性，进而决定了经济的结构性，最终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综上，这个“三二一”框架表明，之所以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可以走到今天，并推动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本而言是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态势缓和，世界经济得以迅速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而中国则充分利用了这段时期非常有利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尤其是利用了发达经济体市场对中国产品大开大门，利用了国际资本、技术向中国的有效转移，实现了经济大发展。但与此同时，系统性支持引发了包括收入、环境、公共资源在内的结构性问题和以上四个矛盾。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其它理论不同的是，陶然教授的“三二一”模型既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市场化的部分，也包括非市场化的部分，还诠释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后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理解了后者才能认识到这种增长的合理性、结构性以及它可能的走向。

第二章开始，这本书从土地制度和土地开发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三二一”模型中，地方政府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土地承担三种重要角色：产业落地、金融杠杆、财政收入。在“一类市场化竞争”中，制造业企业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园区落地；在“两层逐底式竞争”中，政府压低工业土地价格招商引资，然后在“三领域行政性垄断”中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和土地金融杠杆。所以，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配置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角度。

中国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和配置者，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与配置政策对产业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居民居住影响巨大。

通常，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降低工业土地价格，同时提高商住用地价格来补贴工业土地价格的亏损。具体操作是，加大对工业土地的供应，调控商住土地的供应规模。2006年之前，工业土地以协议转让为主，之后使用“招拍挂”方式，但很多仍然使用定向招拍挂，甚至不少地方政府按条件直接返还土地出让金、返还税收、现金奖励等方式来补贴企业。

这样，工业土地和商住土地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商住用地和住宅价格大涨。书中引用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7年，全国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只上涨了115%，而同一时期，商业服务业用地平均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739%，居住用地价格上涨幅度更高达808%，其中普通住宅用地上涨了686%。2003年，商业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比价只有2.84，到2017年就上升到11.79。2003年住宅用地与工业用地比价只有4.78，到2017年上升为20.19。

除了土地供应外，房价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供应，尤其是2016年棚改货币化。土地供应和货币供应相互关联，地方城投平台将信贷与土地相结合形成土地金融，推动地方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大规模兴起。随后，房地产迅速泡沫化，地方政府的城投债规模、居民杠杆率大增。

智本社的老社友应该记得，我之前写过一篇深圳楼市的文章，就是从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的土地配置和货币供应两个角度分析深圳的房价。陶然教授将分析框架放到全国，与城市化结合在一起。

过去中国的城市化以土地开发为核心，但是人口的城市化不足。过度土地城市化的标志是，城市建设用地增速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速。202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3.9%，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来算，只有45.5%。城市常住人口和城市户籍人口的差距达到2.58亿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和随迁家庭为主的农村人口。

所以，陶然教授主张，从土地城市化过渡到人口城市化，重要的是农民工市民化。具体措施是提供户籍、教育、医疗等保障，同时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加大居住土地供应压低房地产价格，让市民买得起房。

接下来，本书进一步探讨怎么解决城市土地供应紧张的问题。中国土地制度是，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农村土地是集体的。随着城市化扩张，需要征收集体土地。但是，如何征收集体土地是城市发展的难题。像深圳是一个典型城市，城市国有且被政府控制的土地极为稀缺，大量城中村实际被村集体和村民掌握，拆迁和旧改难度大，土地长期供应不足。

陶然教授在第三和第四章专门讨论集体土地入市问题。陶然教授认为，土地并不是一个同质性高且具有很强竞争性的资源，而是一种在广义上存在一定“垄断性”的资源。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不充分，征地时效率低，遇到不少问题。比如，讨论最多的是强拆和“钉子户”问题。陶然教授反对强拆行为，反对“公地悲剧”，同时也认为存在钉子户困局，也就是“反公地困局”。陶然教授认为，土地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土地私有化不能解决“反公地困局”。

怎么来解决呢？

陶然教授的思路是：

第一，调整存量土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比例，加大居住用地供应。其实，只要房地产价格下降，居住用地的征地成本也就下降，土地供应相对容易增加。

第二，征地采用“货币+物业安置”，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第三，采用“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的模式。两个竞争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存在多个土地的需求方相互竞争，存在多个土地供应方相互竞争。一个腾挪就是制造一个有效的“腾挪空间”，提高征地和拆迁的效率。我认为，在征地中引入竞争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城乡结合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施渐进式国有化改革。这个提法令人有些意外，我们接下来详细分析。

接着，书中第五章，陶然教授讨论了农村集体土地包括宅基地的改革。这个问题也是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集体土地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它存在流动性难题，导致农村土地碎片化，资本、技术、人才都难以进入集体土地，影响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农民收入和土地资产增值。怎么改革？目前，政府的方向是不改变集体土地的性质，注重增加土地的流动性。

陶然老师的改革思路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施渐进国有化，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包括和明确转让权、交易权、出租权、继承权、抵押权。这种土地制度比较罕见的，越南的土地制度与之类似。

一开始，看到陶然教授提出农村土地国有化会感到奇怪，毕竟陶然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但是，就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陶然教授主张集体土地渐进式国有化可能是基于中国当下的实际出发，是各利益方还可能接受的方案。

第二，这个方案实际上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一次交易，通过土地国有化，获得土地永久使用权，农民可以明确拥有转让权、交易权、出租权、继承权、抵押权。

陶然教授认为，这个方案有不少好处：一是一旦这五项权力明确和落实了，那么集体土地就可以流转起来，打破碎片化现状，资本和技术可以进入农村土地，农业和农村获得发展，农民的收入和资产可以增加，同时还有助于农民进城；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常常遇到乡村治理短板，而土地国有化可以提升政府在农村土地规划、纠纷仲裁等乡村治理方面的角色。

对于基于农民自愿的土地国有化改革，争议还是比较大，我不完全认同。在有效率的乡村治理的条件下，这种方案还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有效率的乡村治理为条件，还有更直接简单的产权安排。总之，对陶然教授这种具有创造性、实用性的探索还是表示赞赏。

陶然教授是土地专家，他在广东、浙江等地做了大量调研，对城市土地规划、城中村旧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宅基地改革和流转等问题研究非常深入。最不容易的是，他对很多土地相关问题都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思路和解决办法。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这本书陶然教授先抛出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他提出了“三二一”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这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解释框架，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本书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从土地制度、土地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同时对土地相关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国土地改革有兴趣的社友，可以深入阅读这本书。

好的，本期读书会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会。社友们可以扫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学习更多经典解读和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