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学生走上不归路？父母们的噩梦：孩子好好的，怎么变成这样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全美的自杀率在2021年度增加了4%，而在10-34岁的年轻人的死因之中，自杀的比例高居第二位。

而根据美国教育部全国统计中心发布的报告，2020至2021学年，校园枪击案的数量创下20年新高，共发生93起导致伤亡的校园枪击事件【1】。其中，大多数的枪击者是不到25岁的青少年。他们伤害了家人、同学和老师后，要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在枪战中被警察击毙。

作为家长，看到年轻的生命逝去，是无法言喻的心痛，随之而来的，便是漫天的焦虑与不解：

在新闻的评论区，有一位家长留言：“孩子们，要坚强！”

而紧跟着，一位年轻人却回呛：“在这样的新闻下，只会说要坚强，可悲！”

少年与成年人的隔阂，可见一斑。

01

成长之痛：

每个少年都会经历的成长烦恼

在德国浪漫主义大师歌德的名篇《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一句话描述了少年人的敏感：“我知道的东西，谁都可以知道，而我的心，却为我独有。”

少年人对现实的认知有独特的敏锐：

大多数人都知道少年维特最后的结局：他因无望的爱情而自杀了。

一个忙碌于生活的成年人会嗤之以鼻：多么脆弱的少年！

而维特自己却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说穿了全都无聊。一个人要是没有热情，没有需要，仅仅为了他人的缘故去逐利追名，苦苦折腾，这个人便是傻瓜。”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每个少年人都会经历的烦恼：对现实的失望，对被设定好的生活，成长、衰老与死亡的抗拒。

只不过，大多数的少年，尽管内心有过挣扎与抗拒，仍然走进了现实；少数选择了反抗，以比成年人更决绝，更不假思索，甚至更残酷的方式，毁灭现实，毁灭自己。

作为成年人，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孩子们的生活，不难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单调，甚至持续性无助的：

回想起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也是在我的儿童时期，正是在我三年级下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即使过去了二十多年，我的记忆也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模糊。

当时老师提前一周改完了期末试卷，并且把试卷发下来给学生修改。那一次，我的某项成绩只有88，没有到90分，而我知道，这个成绩不算很差，但也是妈妈不能接受的。

“等放假的那天，要把试卷带回家给家长签字。”老师说。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中一个危险的盒子:

期末的最后一天，我还是拿着卷子回家了。但在面临痛苦的十字路口，一个孩子曾经犹豫踌躇过。

二十多年后的我当然知道，被妈妈责骂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连妈妈自己也会犯错。孩子不会永远是孩子，随着成长，我的世界不再狭小，我的认知边界无限延伸，我内心的力量足以保护自己，甚至保护他人。

但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徘徊的弱小身影。一个经历过成长的大人，不应淡忘和轻视少年的困境。

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位四年级的小女孩对着镜头，边流泪边控诉，思维清晰，表达丰富：“你有没有试过我这样的生活呢？我作业都写完了，做点自己的事情不行吗？我不能没有一点自由吗？”

录视频的家长回答：“你最近表现好，可以玩一会。”

小女孩：“我一直表现都很好！我自己写作业自己睡觉，我还需要你（告诉我干什么）吗？”

儿童自由的游戏，对自由时间的分配，以此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全民“推娃”的时代，成了一种奢侈，一种家长偶尔的奖励。

以残暴对抗残暴，是少数孩子的反抗。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散文《目送》中说，“父母子女一场，就是目送着孩子不断远行。”

这是少年们必须经历的成长：从懵懂无知，成长为一个心智成熟，懂得取舍，遵守规则，积极进取的成年人，需要心理断奶，与父母进行存在感上的切割，摆脱“共生”模式。

中国从80年代第一届独生子女开始，延续至今，诞生了育儿的“重投资模式”。80后90后的父母，完全摈弃了上一代的粗放的育儿模式，开始对下一代精心培养。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已经成家立业、年纪不轻的中年人需要仰赖父母的照料生活：

不敢，亦或不想独立决策，实则是他们逃避因决策带来的责任，在心理上仍与父母共生，自愿接受父母供养或者庇护的一种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独生子女的父母们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来延续对子女庇护。这种无条件受到父母庇护，与父母共生的关系，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蹲族”。

为了逃避谋生的压力，一些年轻人选择主动退出社会竞争，缩进家庭的保护壳中，靠父母的接济维持生活。他们低欲望，很少有自我驱动的目标，靠社会认可的考公，考编，考学的目标，换取蹲在家里的资格。

从学业成绩上来看，许多蹲族都称得上是父母的骄傲：他们有的毕业于985高校，曾经只差5分就能考上北大；有的在家里蹲几年后，考上了名校研究生；还有的考上了博士。

从单一的评价体系衡量，他们算是超额完成了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又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学校里的成功，说到底是在真实社会获得资源的“预演”而已，这些完美的“准成年人”仍然未能脱离原生家庭打造的温暖巢穴，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相比自杀这种“暴力退出现实”的行为，逃避现实在家里蹲，算是一种还能让家长们接受的温和反抗。

这些心理上还算“半个孩子”的成年人，因缺乏自我价值的审视，以及独立思考，选择未来目标的能力，一直在家门口迷茫地兜圈；好在，他们仍有机会自我矫正，走出家门，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意义。

像一颗幼苗，不断向阳光的方向探出枝条，生机勃发，只因它独立于天地之间，不受大树的遮挡。

03

校方的公关噩梦：

我们尽了努力，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前文中提到，青少年是产生轻生意识的高危人群，这使得学校成为了此类意外事件高发地点。

相比几十年前，幸运的是，现在的学校已经具备了处理危机的心理认知与预警系统。

不少学校开始有意识地在评价体系中让每个学生获得尊严与认同：

有家长开玩笑说，“过去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有资格当班干部，现在我儿子有福气了，全班轮流当班干部了！”

校方领导层明白，避免极端事件发生，是维护学校声誉的关键。没有哪所学校，会乐意去处理事故发生后无穷的麻烦。

配置心理辅导室，让学生轮流当班干部，都是校方采取的预警手段；这些手段小心翼翼，成本不低，却更像是在已经烧红的水壶上浇凉水——有一点降温的效果，但不如把火关小更直接有效。

然而，很少有校方能下决心关小这把火。而这把火，就是升学。

对于学校领导层来说，校园恶性事件只会偶发，但升学压力却关乎根本。因此，边烧火边降温，带着镣铐跳舞，成为大多数校方的理性策略。

在升学压力较小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尚能用音乐治疗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但是在标榜着“高升学率”的国际学校，因心理问题而发生的自残、厌学等行为，则成了高升学率下不被人所关注的背景杂音。

在有着择优选拔历史的东亚文化圈里，努力升学，如鲤鱼洄流，在千万中挤过那道窄门，是千百年来传承的本能。

考大学，考研，考公，考教资，考事业编，在学子们口中被统称为“上岸”，似乎上岸便是幸福的终点。

然而，当今社会的考试，和几百年前的科考做官已经不同——今天的考试，不能让寒门成为权臣，也不能让彷徨的人变得坚定，让软弱的人变得坚强。

所谓的考学“上岸”，对比真实的职场与生活的挑战，所有经历过的成年人都知道，好似开摇摇车与开车上路的区别。

终究，我们都需要成长，摆脱少年的状态，走入成年的世界。

哲学家康德提到成人的模型，说：“成长，更多关乎勇气而非知识。” 

我们需要有勇气辨别笼罩在真实世界运行的一切迷雾，有理性判断现实往往不是理想中的模样，并最终动用我们全部的认知，技能，思考，耐心，成为一个成家立业的成年人，以及推动社会运转的社会人。

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也是羽翼未丰的少年人，在成长中的每一次挣扎和疑问，都值得所有成年人的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