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这个世界不被“苦难”笼罩？

2023-05-08 06:05

2023年4月1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田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三位社会学家领衔，由新经典·琥珀联合《人物》、小鸟文学、看理想、网易人间、凤凰网在人间、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正午故事、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媒体共同发起的第三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圆满落下帷幕。

恳谈会发言人以“生死” “公共性” “现代化” “亲密关系”等为主题展开了精彩分享，既有人奔赴一个个现场，提出切合中国语境的观察与思考；也有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缅甸与波士顿，关注异乡人的流离与生死。而这些分享的共同点在于，皆是关注普通人境遇、反映当下现实的有意义的话题。

4月16日，正值北京市马拉松赛开幕。田丰在开场致辞时提到，每年如期举办的“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也是向外推介社会学的马拉松过程，如今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学的“破圈”，需要更多年轻朋友们的积极参与。

目前，我们已联系部分优秀作品提供签约出版机会，也将投稿中的优秀作品推荐给小鸟文学、网易人间等媒体。第四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也将于明年如期进行，敬请各位持续关注与参与。

接下来，我们精选了各位嘉宾的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按发言顺序）

🎙上午场 9:00—11:20

景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1年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获终身教职；2002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并获博士生导师资格；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研究重点为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社会和政策议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等职。

发言题目：

临终关怀与尊严死之辩

精彩回顾：

我的研究是跟中国11所大学的教师联合一起做的，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比较传统的善终之难和现代的善终之难，其中包括三个具体问题：

1.尊严死何以可能？

谈到死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死亡问题带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比如在我们国家，农村居民因病死于家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人口，各种人群因病死于家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公职人员，低收入的人因病死在家中的比例大大超过高收入人群。即便是城市居民公职人员或者高收入者，他有经济条件，死于医院的时候，也是往往难免身心的极度痛苦、医疗费用过高和过度诊疗，这彼此之间的绑架导致患者耗尽一生的积蓄。当既不能救命，又不能保证基本尊严的时候，这种双重的剥夺是一种肉身经济的必然。

2.生死关口的孝道何以可能？

通过400多个死亡叙事、100万字的资料收集，我们发现在中国，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家庭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一个照护单位。但是传统的孝道和传统的亲情观念也具有双刃剑的性质，体现在病人的知情和自决权的困境。

在濒死状态的时候，人的濒死意识可以分成四种，第一个是全然不知；第二个是自检自觉，医生也不告诉他，家属也不告诉他，他用各种方式能够感觉到或者察觉到；第三个是善意维持对生命的幻想；第四种是能够公开地讲，做好死亡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孝道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或者说个人的自主权是非常难的，他缺乏医事三方协商机制，也就是患者、家属和医生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方式。我们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个体的自决权是会丧失的，因为我们缺乏医事三方的这个协商机制。

3.有价值的正常死亡何以可能？

正常死亡这件事变为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在死亡中发现这个死亡本身有价值。潘光旦先生1947年时曾写过，死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因为中国人对待死亡有一套传统规则。我这里说的是超自然主义信念，相信人可以转世、人可以再生、甚至身体可以投胎；另外中国人还有一套观念就是血脉传承，也就是说你膝下有许多子女，你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潘先生还提到另外一种出路，也就是立功立德立言，这对少数人来说仍然是可能的。

在现代社会，怎么具有超自然主义的概念？怎么继续血脉传承？怎么立功立德立言？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稍微有点脱节。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发现，一部分已经亡故的人有一种有价值的正常死亡，这种正常死亡实现的方式是通过生前的预嘱对生命作出安排；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生命的赠予，比如向社会捐赠器官；还有一部分是物质赠予；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生前葬，就是在自己还没去世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与自己的亲人告别、与自己的同事告别；最后一种是生态葬，如海葬。通过我们的研究，在一部分已故者自己的行为上、作为上，我们能够看到正常死亡是可以有价值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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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

资深媒体人，作家，代表作《盐镇》。

发言题目：

盐镇：我是如何选择非虚构写作题目的

精彩回顾：

美国新新闻主义教父盖伊·特立斯写过很多新新闻特写，他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书里有相当一部分写到了纽约的桥。我印象很深刻，他写了一个修路工的死，修路工的死永远不会在桥梁奠基仪式中被提及，但是在他们那个世界里，他们就是他们那个世界的英雄和巨人，有着他们的骄傲和荣光。特立斯说过一句话，“在纽约，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故事”。

我举他这个例子是想说，我觉得热爱是所有一切好的选题最主要的养分和来源，如果没有热爱的话，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是一个特别寂寞、特别漫长、特别耗费体力甚至心力的过程，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2021年，我去了仙市古镇，去之前就想好了，我想写一个镇子，我想写一个群像，类似于特立斯写的桥，那就是一个群像，这个群像可以打开成为纽约这个城市的切口。其实一开始我认识的是当地的一个摆渡人，因为我觉得他的职业特别有意思，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如果我想打开这个社会，女性和动物应该是最好的切口，因为观察女性和动物在社会上怎么被对待，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这个社会真正的内核。我就把我的切口缩小了，开始注意到镇上的媒婆。我在《盐镇》这本书的第二个故事写了一个媒婆，她是镇上特别有名的被家暴者，而且也特别愿意倾诉，也特别想有一个人能聆听她的故事。最后她成了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素材最多、采访得最多、观察最多的一个人。

当你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足够久，比如你看他们做道场、打麻将，他们赶场的时候你去观察，每次跟不同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管你感不感兴趣，先一通聊，聊完之后，也许就能从浩瀚的大海里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切口，从这个切口就能看到这个社会特别广阔的面目。

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决定在当地待3个月，后来一不小心待得越来越久，直至待了一年的原因，因为你只有在那个地方待得足够久、观察得足够细，你才知道当地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动物，你知道河水什么时候会漫上第几节台阶，知道那个摆渡人是怎么观察当地的白鹭，知道不同的季节空气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而这些东西在你写作的时候，它会无形地化为每一个也许你自己察觉不到的细节，它会构成一本特别完整的关于当地的书。我想可能这就是田野写作、田野调查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

- 详情可点击：《女性和动物是打开社会最好的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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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樱

《好奇心日报》和《小鸟文学》联合创始人兼主编，与伊险峰合著非虚构《张医生与王医生》。

发言题目：

接力访谈：寻找日常生活里的公共性

精彩回顾：

“接力访谈”是我从去年11月开始做的一个栏目，登在《小鸟文学》上，也发在《小鸟与好奇心》的公众号上。

我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就是触及我的同温层之外的人，怎么才能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接力设置，其实它更像一个游戏。比如我访了A，A可以提名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人；我接着再访A提名的B，只要B同意被我访就可以；B再提C。

每个礼拜我会攒一些稿子，攒到一定数量会发到公众号和《小鸟文学》APP上，每篇2500—3000字左右，有一些固定的问答：你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它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困难的地方在哪儿？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有趣的人？它本质上是一个速写，非常快地去勾勒一个人的特质。慢慢地做了四五个之后我发现，我把自己我原来认为还有一点的媒体技巧应该全部扔掉，我不能带着“这个人有趣，我得挖一挖”的想法去看到他，我就是聊天，这个人聊完成以后要是和我想的有趣不一样，我也只能认了。

访的四五个人里面，我发现了一个最显著的问题：他们好像都不工作。事实上工作对一个人的身份定义是非常主流的。如果我们在现代社会里抛却了这个定义，没有用职业的框架形容一个人的话，你要怎么去评判他？或者你不评判他，你要怎么跟他交往？这些朋友里有一个人跟我说的一句话非常感人，他说，我追求的生活是跟每一个普通人非常偶然的接触，我尽量真诚地去对待这种接触。

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非常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条件进一步固化和巩固了。还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用大实话说，当代社会有三种选择：卷、躺、润，不是卷就是躺就是润。我觉得，卷、躺、润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

我现在发了33个人物，你说我试图从这33个中看出什么来？也没有，但是我的确能看到卷、躺、润之外的第四种人生的选择，我甚至发现它是有轨迹的。我称之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很普遍，就是观察自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不是我要的状态？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扮演是什么角色？第二步，你通过第一步之后慢慢会看到别人，你从看到自己到看到别人。第三步很有趣，看到别人之后，其实很多人会重新看到自我，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的评价体系里，这个体系跟他最初看到自我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 详情可点击：《卷、躺、润之外，看见生活的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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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荫

现任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中东研究学系实践副教授、杜克故事实验室负责人，并担任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与新闻研究中心主任，传记文学月刊/出版社编辑顾问。研究与教学涵盖各式连载叙事体、报刊、流行文化、文学翻译理论，以及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起源、建植与形成。

发言题目：

“全球华人” 的生与死：唐人街故事

精彩回顾：

我是一个小留学生，17岁从台湾到美国，为了上大学又搬到波士顿，那时候我对美国很陌生，就到唐人街做义工，例如教小学生英语。因为我是教很多人基础英文，所以我的学生多半都是中年的工人和厨师，那时候在波士顿唐人街，我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人叫我老师，给我免费的饭吃。

我家里都是读书人，我又出国念书，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认识广州、福建一带的这些工人，可是在唐人街，我们好像成了家人。在海外并不是说这些阶级不存在，当然存在，可是为什么大家会有一种触动，觉得唐人街就是有一种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在唐人街组成一种新的家庭，我们所谓的家庭、亲情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一种选择，不管我们是正式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我们都存在在这个异乡，而我们要互相地成为一个新的家族。

我后来一直做唐人街研究。我一直想，我如何把不管是阶级、城市规划还是移民历史这些概念带入教室，怎么样让大家更深入地谈，或是理解我们虽然在另外一种视角跟这些人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华裔里，唐人街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象征，它不但是一种意识上的象征，而且是一种视觉上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有个牌坊，这个牌坊有点俗，有点四不像，还不是真正的中国建筑，而是有一点想象的东方建筑，可是它具有标榜性的意义，你跨过这个牌坊，进入唐人街，不管你是在阿根廷、在南非还是在北加州或是在纽约，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这十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到底何为唐人街文化？唐人街思想是什么？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们怎样去思考为什么唐人街在亚裔文化里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唐人街谈到的就是所谓的血缘关系，像家乡、亲人、社群这些概念。我要思考怎样不是以说教的方式让学生们了解这些概念，对这些概念他们是有些迷思的，而是我要怎么样把他真正带入教室，我们来真正地去思考这为什么让我们重新想象人与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疏远的关系，还有严飞老师曾谈到的附近，我们怎么去想附近和疏离的关系。

🎙下午场 14:00—17:00

钱霖亮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

发言题目：

盛衰的辩证法：义乌电商村的发展史

精彩回顾：

我将主要讲述两个浙江义乌村庄的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在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义乌，我调研了两个村庄，Q村和B村。

Q村2005年完成旧村改造，2006—2008年开始探索以淘宝为主的电商之路，2009—2014年成为全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村庄之一，2015年出面现网商搬迁潮，村庄开始转型。B村2011年完成旧村改造，2011—2015年作为物流与库存专业村，2016—2018年开始探索电子商务相关产业，最开始做微商，后来也做过拼多多，2019—2020年变为网红直播第一村，2021年出现搬迁潮，开始村庄转型。

在最开始阶段，村民和网商是合作共赢的模式，村庄有一些低成本的优势，网商也希望去利用这样一些低成本优势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包括村庄作为城郊村的区位优势，整个村庄能作为数字产业发展基地是因为它比较新，同时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租金也比较低廉，但是租金上涨之后，这些网商就跑了。

破裂原因是村民认为“我薅羊毛的时机到了”，要把租金往上提，涨那么多，网商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的合作破裂了，网商搬离了，搬离的方向是村庄外围的村庄或者义乌当地更外延的，但是基础设施还算可以的地方。

而这就是所谓的“兴衰的辩证法”，我想讲两个维度的所谓兴衰辩证法，一是基于逐利性，无论是数字资本还是村民，他们都有逐利性，他们基于这样共同的逐利性达成了合作，但是最后也是败于这样相互之间的逐利性，最后导致了破裂，出现了盛极而衰的状况。

另外一个社会经济意义上更重要的表现，这个搬离潮哪怕对于个别的B村或者Q村是一个产业流失的状况，但实际上它会有一个外溢的效果，能够让更外围的也基本条件的村庄获得利用数字发展的机会，进而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看你从什么角度或者哪个面上来看，它都存在兴与衰的辩证关系。它会形成不断外扩的发展循环，最开始是外来资本与Q村的村民形成合作到破裂，然后再跟另外一个村达成新的合作，再度破裂，再度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带动了更大范围的村庄发展和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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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琬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学系博士，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发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及长期关注领域为农村社会发展、减贫实践、农村基层治理、地区发展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视野和国别比较等。在《理论与改革》《文化纵横》、《社会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发言题目：

搞就有希望：传统村落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精彩回顾：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在一个遥远的、偏远的来自贵州的小村里发生的跟互联网相链接的事情。

标题中的“搞就有希望”，是当地年轻人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很有力量，也很有生命力。一个贵州的贫困山村，我们会想象里面的人好像很被动，很边缘，在发展上经常是被帮助的角色。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始终是充满希望的，始终也没有放弃希望。我们这个研究想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村落的兴衰、发展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讲贵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夜郎自大”的故事。为什么夜郎国王会问出来“汉孰与我大？”这个问题，是因为交通不通——当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就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大。贵州这个地方全是山，“地无三尺平”，要进到贵州和出来都非常困难。

村小的兴衰反映了传统村落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村小在村民自己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人们的知识面貌，逐渐壮大。但是改革开放后，村小里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直到关闭。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城乡分隔，他们的发展相对缓慢。大家都差不多，城市也就那样，你也去不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城乡区隔打开，你可以外出寻找新的机会的时候，村庄里的人就会流出去，村就空下来了，村里也就有了“空心化”的问题。

修路的故事则是村小故事的对照面，反映了传统村落与外面世界链接的过程中给村里带来的发展的希望。1992年，村子里的人砍了一棵古树，第一次自己筹资修路；2002年，他们第二次修路，这两次他们集结了全村的资金、人力，也不过就是又修了一条从村子到镇子里的土路。但从2012年之后，直到2016、2017年，修路的速度非常快。随着国家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至少生活生产的硬件上，通了自来水、通了硬化路、通了电、通了网。乡村接入现代化在国家的政策力量支持以及村民自己的努力下，实现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条件。

接下来是草根创作人主理人的经历，一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他自己先去广东打工，接触了电商，并把电商先进的知识和经验通过他自己的肉身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尝试了电商的各种形式，并最后在家乡的村落里开展短视频创作，对家乡的环境和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为宣传村落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效果，有很多游客来，当地村民利用传统村落修出来的长廊、休闲亭，摆小摊、卖小吃，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也不用再背着山货到外面去卖。我们统计的数据是在旅游旺季一天有几千块钱的整体收入，对于当地村民来讲已经是很可观的了。

讲完两个故事，引发了两个思考，一个是城乡视角，一个是数字势差。这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都在讲数字鸿沟，鸿沟是可以跨越的，但是我们知道数字资本、信息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是聚集在城市地区的，乡村其实是个洼地，当我们尝试用互联网链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让城市的大量信息洪水冲垮乡村的信息池，他们的信息很难返回到高水位的地方，因此还要进行一些思考。

另外有关乡村空间重塑，空间重塑不仅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文化空间。当我们在说乡愁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是不是一种城市人的想象。

但即使他们发展中有很多困难，也有很多波动，年轻人会回来，也会走。但是我看到一本书上讲，乡土景观是机动的、暂时的、变化的，最重要的，是适应的。乡土景观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无休止地、耐心地适应环境和冲突的产物，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深度交互的产物。人们无论是来或者去，土地就在那里，山就在那里。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样用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给乡村的现代化带来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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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长庚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人类学、伦理人类学，生死学。近年来关注转型社会的死亡观念重构与临终实践。

分享题目：

知识介入世界：“理解死亡”通识课的“创作理念”与实践

精彩回顾：

“理解死亡”是我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时候开的一门全校通识选修课。

这门课程对于我来讲就像是知识上的即兴表演，尤其是现在回想起来，它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完善，这个课能讲下去的状态不见得有我想象得那么周全。但是这个课对于我这个人类学研究者而言，真的是帮我重新理解什么是当代，所以我后来参与很多面向公众的活动，很多人觉得好像我还比较理解当代年轻人，其实这跟课堂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我试探到这种命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学生的反馈或者学生给我的直接冲击，让我明白现在我们的紧张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放弃了学科的框架以后，自己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在用自己的知识劳作走向学生的时候，我收获了很大自信。如果6年前别人跟我说，你学过人类学，你给我讲讲托尔斯泰？我是不敢讲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人类学可能不能讲托尔斯泰，但是用人类学讲《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不是要用人类学做一个终极的解释，而是作为一个伴读者，或者作为一个陪伴学习的人，跟学生一起走进这个文本，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有些时候上课时，会刻意地以自嘲的方式其降低知识传播和知识普及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重要，尤其在当代这个语境里。

如果说这个课有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实际上不断邀请学生进入课堂里来，而且有些时候我会让他们用自己非常真实的、有些时候是冒犯性的态度去进入到课堂。对课堂的冲击没有形成一种破坏性的张力，反而刺激我们师生之间用一种新的方式彼此理解。我自己的感慨是，这个时代需要“低端的社会科学”，我这个“低端”的意思不是指它的知识含量低或者见识比较浅薄，我的意思是，它必须要直接跟人碰撞，哪怕人的问题意识非常粗糙。年轻人不可能问出太深入、太周全的问题，他们有时候也会意气用事，可是那个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直接刺激你校正自己表达的状态。我这么讲并不是他能刺激研究什么，而且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对于社会科学的授课和知识的表达而言，真正让我们恐慌的不应该是技术或者网络带来的冲击，而是很多研究者不管是在研究当中还是在授课当中其实是失去语感的，他研究的问题是真问题，他发现的东西是真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用跟这个时代对话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我们的传统价值观认为知识不需要屈就于大众的逻辑，这不是一个逻辑或者价值的问题，而是你的知识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里被别人认可，它嵌入到什么环境里的状态。

“生死课”唯一的力量感就在于它创造了老师和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受众之间彼此进入彼此生命的这样一个场域或一个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必须要跟公众对话，这是我们学科的传统决定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知识传统。中国历史上有文史哲传统、有艺术宗教传统，但是我们历史上没有社会科学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基本学科理念植入到公众的意识当中，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 详情可点击：《如果能够选择，你愿意以怎样的方式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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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子

前媒体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在读博士。

发言题目：

公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精彩回顾：

我之前在新闻媒体工作了12年，后来出国读书，硕士和博士课题都是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去成都本来希望做的也是成都的野生知识分子观察，但是19个月的田野调查之后，我的题目稍稍转向了一下，现在更多是围绕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我的主要田野地点在DUNBAR，成都郊区的一家以教育为主题的精酿酒吧。初衷是为了一些教育同行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附近可以有地方聊天喝酒，无意之间做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我最早也是偶然认识了主人家，没想到后来参与了很多。

2021年冬天，有一阵子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烤火聊天见朋友。当时一位从外地来的朋友住在那里，每天跟我们一起聊天，有一天他说这感觉特别像是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是疫情背景之下一群人每天围火讲故事。当时我的一位好朋友就说，那我们也来做一个”十日谈“，反正每天都来了，干脆请一些有趣的人来聊天。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十日谈”为名的分享。第一季名单确定之后，发现都是男性嘉宾，于是又做第二季，全女性嘉宾阵容。就这么一季季做下来，一次十天，没想到在一年时间里居然做了十季，一百场。

我觉得“十日谈”比较特别的形式是它的“盲盒”模式，在活动海报上你只能看到嘉宾和主持人的名字和身份介绍，没有对主题、时长、形式的任何限定，把规则降低到最低。这种形式产生了很多意外惊喜。因为事先没有宣告主题，在现场也不允许录音录像或者线上直播，大家的交流都越来越坦诚。有很多经常来参加活动的观众，彼此熟悉起来，有的可能每天都能见到，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精神共同体。

因为房租原因，DUNBAR这个地方只存在了580天，今年2月已经结业了。对我个人来说，一方面当然很伤感，这个地方已经不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凑巧从头到尾全部参与了全过程，是非常完整的体验。更重要的是，DUNBAR展示出来的活动模式和公共生活的样态还在继续。就像它的结业海报上写的，“曲终人不散，城中数峰青”。成都现在很多独立文化空间也在继续类似的活动，DUNBAR的朋友们也继续着他们的联结。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还有这样的机会存在，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不仅仅是去重新打量、发现你的“附近”，其实我们也可以建设“附近”，建设自己那个小环境。这可能是我们当下能做的一点点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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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华

湖南永兴人，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话剧《魁阁时代》制作人，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影视人类学，魁阁学术史。主要关注云南与东南亚山地民族的历史与生态。

发言题目：

边境风云：瑞丽及其他

精彩回顾：

这个题目其实是想唤醒两个意象。一是一个年轻导演的同名电影“边境风云”，孙红雷王珞丹主演，故事主要发生地就是瑞丽附近的中缅交界地带；二是徐克的新龙门客栈般的边境场景，鱼龙混杂，身怀绝技，背后身世一言难尽。为什么瑞丽可以说是新龙门客栈一般的存在？因为瑞丽的姐告口岸，是第一个实施“境内关外”的口岸之一，有特殊的政策，很早就成为缅甸的木料和翡翠等稀缺资源的集散地。

翡翠大部分都产于缅北克钦邦一个叫作“帕敢”的地方，帕敢又有老矿和新矿的区别，照片上的这个人（右三）碰巧是老矿的矿主的外孙。当时很多人都去贵卡（音）那边挖矿，贵卡（音）景颇话就是狗喝水的地方，任何人都挖不出翡翠。他有天晚上做梦，梦到他外婆说你赶快去挖，翡翠要出来了。原来的主人怎么都挖不出翡翠，特别丧气，也费钱，他以很低廉的价格接手，很快挖出了一块一吨重的玉，卖了20亿。

这张六人合影中的一个人（左三），他的服装特别像明代晚期县太爷的服装。他们已经彻底成为景颇历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典型的景颇山官的服装，这个山官来自阿萨姆邦，一个以茶闻名的地方。大家可能会特别关心，茶叶为什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布鲁斯兄弟在印度发现了茶叶，他就认为中国之外可以种茶叶，掀起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其实那个茶叶就是这个景颇山官的祖先从中国迁徙到缅甸再迁徙到印度的过程中带过去的，如果没有他家，茶叶战争基本是不会发生的，这个人也因为茶叶不断在中国和缅甸、印度之间来回。

去瑞丽千万别小看任何一个卖衣服的人，照片中的阿妹的正式工作是在瑞丽卖各种外贸服装，但其实她是景颇族里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你一听到她唱歌就觉得像是一只百灵鸟。

在那些人身上，你是可以把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的近现代史体现出来。

后来，我在景颇世界里有了自己的身份。在汉语世界有个“大老师”是张伟，我在景颇世界里也是SARA GABA（大老师），因为我在瑞丽边境的景颇难民营教超过300个人写中文，他们其实特别期待能够留下来，在瑞丽谋生。都不需要一技之长，仅仅是扫扫地，也比缅北公务员的工资高四五倍。我成为景颇语境里的“大老师”GAM HTOI李大光，正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从一个汉族人变成了田野意义上的景颇人，或者说变成了田野意义上的“李大光”。

在各种汉语叙述和英语叙述里真正可以作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叙事消失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不断地想探索的，我们如何用汉语表达边境的少数民族主体叙事，让他变得有公共性。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晚场 18:30—20:40

富晓星

人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研究方向：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青年志愿服务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人口研究》《开放时代》《青年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国内外项目十余项。著有《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译有《性：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那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执导人类学纪录片《生活的咖啡线》《余生无余之沈叔》《“水果”的故事》。

发言题目：

余生无余：老年精神病患的社会支持

精彩回顾：

2013年，我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做社会调查，前后历时3年，期间与1954年出生的北京沈叔成为忘年交。和我共同关注这一群体的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2018年启动“带老人回家”的公益项目，我们带着沈叔，跟着他踏上回家之路。

在回家之路上，我在拍纪录片，也在思考，除了记录，学院派还能做什么？研究性的行动又将走向何方？

近些年来，“care”是一个热词，有做临终关怀的、病房护理的，还有做动物照护的。学界的朋友说，“care”不能简单被翻译成“关怀”，因为它是动态的，在具体的语境下加上不同的连词会有不同的含义。

我在想能否把“care”提升为一种框架，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框架。这样从原来纠结于微观角度上，到底是伦理、实践、权力关系，而变成在这样的框架下，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涵盖和关联进来，我们可以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当中理解“care”。在“care”这个框架下，我们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也可以参看自己和别人如何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及多方参与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改变不了刚性限制，但可以对已有的关系进行柔性的修复，这和志愿服务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动态的伦理中，我们通过跟他人的互动实践，可以理解和尊重生命，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和我提到的精神病患建立一种连接。

第一种连接是和医护人员的。大家可能会说，让医生对病人好一点不就可以吗？让家属把他们接回，不就可以吗？因为你不在那个脉络中，你不知道在那个脉络中可能会遇到的困境。但如果在“care”这个框架当中，我们会发现，医护人员在科层制的、去人性化的冷漠环境中，有他们力所能及所能做的温情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是一种人性的烛照。

第二种连接是反思自己。在座各位可能会想，这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了解和尊重历史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怎么去看待他者的生命，转向反思自己。换句话说，也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在这个程度上，“care”是一种道德经验的普照，每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身边的人发生关切。

最后，研究者能做什么呢？我们擅于批判，可是批判完我们能做什么？研究者不被“苦难”笼罩，应该转化为行动。我懂家属怎么想，懂医护人员怎么想，一旦我懂了，我可以对接社工，对接志愿者。我也会告诉社会，需求和关爱用在什么地方才能真正帮助到这些老年精神病患。研究者是可以贯穿和打通“care”框架中各方的人，让他们彼此发生关联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是行动的对接口和社会的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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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关注数字经济与平台劳动管理、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权益保障、不稳定工作与青年就业等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非典型劳动形态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不稳定工作对再生产领域的影响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探寻社会学之旅》A Journey of Discovering Sociology。

发言题目：

城市新穷人：职场青年工作意义的缺失与寻回

精彩回顾：

近年来，“内卷”和 “996”的焦虑还未解除，围绕工作的舆论氛围，又随着加班、过劳、“互联网大厂35岁危机”等问题变得更加焦灼而复杂。不管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已在职场默默工作的老手，似乎都意识到奋斗叙事的失效，开始发出更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是时候，我们需要从沮丧和无奈的情绪中，把注意力转移到更深入的层面，搞清楚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直面更难的问题：为什么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好的工作？

“城市新穷人”是项飙老师说的，主要指的就是在一线城市的白领，尤其是互联网大厂，这些人收入很高，他们并不是在经济上匮乏，而是在意义上贫困，也就是找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工作9.2小时。英国《卫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工作有多努力》的调查文章称，按照朝九晚五、双休制并且不加班的情况下，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时（每周41.6至45.8小时）。

我们每天的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当我们要去追问我们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更多地也要从我们的工作中去寻找。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没有一年是低于 44 小时上限的。这比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高。

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大卫·格雷伯）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一篇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结果引起了大量的共鸣，上百名读者给他发邮件讲述自己的经历，最后《Bullshit Jobs》（中文译名：《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出版了。在书中，Graeber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凯恩斯也预言了，然而我们并不能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反而工作时长越来越长？他给的答案很简单：狗屁工作越来越多。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于是他们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和反省，我们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工作意义会缺失，又如何找回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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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斯羽

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教师。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人类学、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同时对亲密关系和性别研究也有浓厚兴趣。

发言题目：

探戈爸爸

精彩回顾：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阿根廷探戈社群里的故事。走入一间阿根廷探戈课室，常常会见到学员们沿着不存在的线走路。探戈舞蹈中通常由男性负责引带，女性负责跟随，因此，女性需要更多地练习倒退这种平时很少使用的行进方向。这使探戈看起来像是由男生主导的，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没有配合的统治，与其说是男生在主导舞蹈，不如说，是女生的配合帮助男生完成了舞蹈。

我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布布像是误入其中，明明他跟大家一起踩着浓郁的探戈音乐，明明他也在表演这些严肃认真的舞步，但他却像是乱入了画面。不过这不妨碍很多女生喜欢布布，他是中年顽童，性别模糊，更像一个一起玩游戏的伙伴，而不是一位典型的男性。舞会里的布布，好似不明物体，看起来像是不会与浪漫情愫有半点瓜葛的物种。他的那辆叫不出牌子的SUV也是大家舞会或练习后的班车，每次都拉着几条女几条仔驶过明晃晃的夜路，离开舞场。可是一天，他突然开口说他恋爱了，爱上了常常坐他副驾驶的那位女生。剧情快进上演，离婚、搬家、分手、养宠、打工。

据说跳探戈最好的状态是：“我们各自跳舞，但我们跳在一起”。音乐响起，舞步飞扬，不论两位舞者腿部动作有多复杂，上半身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框架感，面部神色紧张严肃。在探戈中，日常和越轨紧张并存着。作为阿根廷的国家文化名片，探戈与阿根廷的国族认同和历史命运缠绕交织；作为一种拥有大量爱好者的舞蹈，阿根廷探戈首先是一种由随机和互动编织的身体游戏，每一个舞步都由引导和跟随的默契配合完成。如果探戈是游戏，那么大部分时候，它像是异性恋互动模式的展演。

- 详情可点击：《我们需要恋爱般的感觉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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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姗妮

哈佛大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双专业博士。研究兴趣包括：情感与欲望，城市公共服务与治理，国家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近期发表文章，“苦难的跨代际传递：暴力，记忆，和对于非规范性亲密关系的追求(英文)”；“论电影中的跨种族爱情与种族主义问题。”

发言题目：

作为公共仪式的青年相亲

精彩回顾：

在过去15年里，相亲逐渐成为城市中的公共现象，公园中的“相亲角”，电视上的相亲真人秀和恋综，还有商业相亲服务层出不穷。在2014年左右，借着相亲在青年中的流行，工会、妇联、共青团这些群团组织也加入到这个公共场域，把相亲交友活动发展成了一项公共服务项目。就作为公共服务的相亲，我提出三个问题：一，这种相亲交友活动如何生产城市中充盈着浪漫情感的公共空间？二，在其中，相亲活动如何使青年的浪漫情感获得某种社会政治价值？三，基于此，情感吸引力如何成为一种国家之于社会的权力模式？

从2016到2020五年时间里，我对比研究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公共相亲交友机制。我将每一场活动当做公共仪式来观察。

上海的交友活动，可以被视为大规模，低频率，强气场——200名参与者参与到每年举办一次的一天一夜的活动中，活动包括《我和我的祖国》的快闪合唱，F1拉力赛，以及面具舞会和表白环节。浸润在活动中，每一个参与者感受到的不仅是浪漫和对亲密关系的向往，还有自身的社会属性和群体归属感。相反，北京的活动可以被视为小规模，高频率，弱气场，3个小时的活动包括游戏，8分钟约会，表白环节。仪式虽然努力营造浪漫情感，但是并没有生产出群体凝聚力。而且由于相亲活动的频繁开展，商品逻辑主导者参与者的择偶行为，参与者反而想入更深的竞争内卷和焦虑情绪中。然而，正是这种负面情绪使参与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更加依赖于公共服务来发展亲密关系。

北京和上海的集体相亲机制产生出“浪漫的拜物教”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浪漫情感在公共空间中的集体动员，国家权力在社会生活和亲密关系中被激活了。

END

2023年“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就此圆满落幕。感谢各位同样积极地关注社会脉动、踊跃提出自己思考的作者、读者与观众们的热情参与。每场次的详情回顾后续将在琥珀公众号（琥珀BOOK）持续刊登，欢迎大家关注。

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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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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