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上海便利店，我窥到昨日的世界 | 人间

从零工开始的异世界生活丨连载03

2018年辞去传媒公司的工作后，我一直都在打各种零工。当我告诉朋友打算去便利店上班时，他们的反应多半是：“啊，一听就有意思，我也想去！”可若是说去干搬运工、流水线之类的活，他们的反应就变成了：“啊，注意安全啊。”这种反差，或许可以归结为——在大城市居住的青年，谁不熟悉便利店呢？

但我还是想再往前捋一捋，闭眼回忆一下子弹出膛时的弹道。

便利店是蓝领中的体面活儿，我这样想——不用风吹日晒，近乎时尚产业，总能看到来兼职的学生。与那些流水线上的蓝蚂蚁不同，在这里，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和人交流，而交流让城市变得美好。

我进一步觉得，如果说中国有哪座城市气质与便利店最贴合，那一定是上海。我猜这座城市不同片区的便利店一定有不一样的味道，陆家嘴、静安寺的顾客应该是风尘仆仆、妆容精致的白领，彭浦新村、曹杨新村的顾客也许穿着睡衣提着菜篮，生活更加市井——但总之，都是带着上海气息的人。

是的，许多年以前，我就试图成为过便利店店员。在我的想象中，它是上海的“市光”，代表着城市便捷、友善、文明的那一面，给我的感受如同十岁那年第一次乘坐地铁一样——三号或者四号线，窗外的高楼和人群在我身边轻快地飘走，如在愉快的程序里低空滑翔，和后来的上班族说车厢是铁笼、自己是沙丁鱼完全两样。那种感觉会让人有一种期待：社会再安全一点，人和人之间再温和一点、互助一点，人人有奇遇。

那时我手里的书是新概念作文和《萌芽》，认识的人是发端于此的一系列青年作者。我是从这些书和人外加日剧、台剧里知道便利店文化的，虽然我知道不堪的实体生活就点缀其间——人与人的算计，逼仄的居住空间，每天清晨需要倒掉的马桶——但文字、讲述和戏剧里的画面仍构成了星辰灿烂的幕布。

虽然创作者主旨是彻底地逃离或艰难地和解，但作为读者，我仍然只能记住幕布。那时我觉得自己终将拿着大杯星巴克穿梭在钢筋水泥森林的世界，因此，趁这一幕尚未降临，我便开始想象着下一幕的厌倦。青春文学里出现的高频词是安妮宝贝、科特柯本、摇滚、暗黑、丽江、边陲、流浪，是1.0版本的逃离北上广、回归家乡。我想，这些流行文化真弱智，真矫情，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我坐在码头城市的中学课堂，教育产业化从周边县城引进的授课尖子们口音浓重，但身边大部分同学仍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2000年，多数大城市还深陷于市井沉疴和工人村叙事，旧的已经瓦解，新的姗姗来迟。楼下的街道，白天会传出音响店的试音声，老板合拢VCD，“给我一杯忘情水”就在马路上流淌出来；到了晚上，就变成下岗者讨生活的夜市，市面上的偶像是骑摩托车夹香烟的冒险家，是在万达商业档口卖服装的小老板。

年轻人已经在听周杰伦、看日剧，这些身边的日常不能满足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有两种语言开始在城市中并行。一种是克莱德曼钢琴曲——匮乏时代的高雅音像出版物，稍有心气的家长以此为胎教，并带全家正襟危坐，在电视前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另一种是百科全书——这个更真切，父母通过它来教孩子认识世界。新世纪、牛津、日本，几个权威版本都贵，相当于老师的周薪，牛津版的里面画着楼房的排水系统、丰田花冠小汽车，那些西方80年代的生活水平震惊了学校的赫鲁晓夫楼，日本版的色调更柔和，注重介绍家电和食品，“牛蒡”是什么？学校的老师们也不知道，可见它确凿地代表了现代化。

于是开始有父母只教孩子说普通话，导致孩子好一阵因为不会方言在学校和街区里受欺负，（想避免，就得上“非常好”的学校，“好”的也没有用，得是“外国语”开头的那种真空罐头才行，不过，如果父母有这样的本事，通常也就不需要这样的心气了。）可如果不这样，孩子就要和现代失之交臂，留在旧世界里挣扎，上限是在档口卖服装，下限是扫大街——有几年，我家的楼道卫生都是由低保户打扫的。小偷在路上散步，骗子也在街头编故事，说自己是掉了钱包的港商，要借手机打电话，或者发小卡片拉人去“免费美容护肤”，我们必须穿过这些朝前走。

心态不好的家长，因为恨铁不成钢，伴随孩子一起崩溃、哭嚷，心态好的，则如凯撒、尼禄般稳固，带着颠扑不破的权威尊严。连接不同世界间的通道是奥数班。最当红的老师以公然殴打学生而出名，据说他是个自学的天才，曾辅导公安局局长的公子考上了大学。然而，他很快就不再有精力亲自打学生了——校区挤满了来报名的孩子，需要入学考试，太差的不收，筛完资质差的，最后还是开了几十个班，名师本人只亲自教最好的班级，蜻蜓点水地教一教中等的班级，末尾的班级，只有他徒弟的徒弟来上课。更低档的培优班藏在居民楼里，寒冬酷暑的假期，有学生排队出入——当然，也还是打。

暴力是通往现代的门票，没挨过打的就只能被扔在未进化的世界。大家都对这个世界腻了，父辈们迫不及待地送我们去玻璃写字楼里完成月棱镜威力变身（《美少女战士》月野兔的变身口诀）。潜意识中，他们肯定明白，少数人才能冲过红海，多数人都得留在原地，多少人能够进入现代化不清楚，肯定不会是“共同”，因为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没有预留这样的图景。

我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现代化不是免费午餐，不然家长们不会那么逼小孩努力，一定要比别人好才行。那段日子对我艰难，和富士康的工人类似，身体疲乏，精神压力巨大，不停因挑战规则承受惩罚，“你要迟到了”“你要罚抄了”接踵而来。

人们眼中看到的天空截然不同，我使用了退出机制。我和班上的坏学生去了游戏机室，反正过了时间临界点后，发生的事情将不再有区别，今晚回家和明天被找到，同样会面临毒打，就像赌博的人没有未来。

日子与奥赛班相互拉扯直至崩塌，如此新概念作文成为畅销书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了。它打着作文的名号，却是接近于读闲书的快感，老师们虽狐疑这些作文怎么和他们教的不一样，但因为凭这个能保送名校，也不便禁止。周杰伦在歌里唱“只喝冰过的饮料，吃全麦的面包”，全麦的面包是什么？买了之后一尝，自愧弗如，虽然热爱，但我还是更习惯酥皮菠萝和奶油面包。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管这里叫二线城市，而上海是一线。我就开始想象着两座城市之间可以共同拥有的——仅是先来后到之分的——文明、友善的未来。前几年，外资连锁便利店终于进入了这个城市，营业员制服样式、贩卖的便当品类口味都与上海相似，但与国企合作，以国企名字开头，在城市居民里心目中占据的位置也不如在上海那么重要。我身边的人，多数还是更喜欢现炒的快餐盒饭和粉面。

2019年，我问一个货真价实的淮海路白领朋友：你们中午吃罗森吗？——那是我想象中的上班族白领午餐。

她告诉我：“公司楼下生意最好的是BAKER&SPICE，是吃沙拉的，除非是很急要开会，才去楼下星巴克买三明治——在这种地方上班，如果中午还吃便当，会让人很想死的。”

我年少时的“市光”！我惨叫出来。啊！你们多么的布尔乔亚！solidarity forever（美国工会歌曲，编者注）！当时我心里想。我对不起我的朋友。现在我懂了：我没去加入豆瓣省钱小组就熟知哪个菜场鱼肉便宜还精通烹饪，只是因为我没正经上过一天班。

如果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我当然会去吃沙拉，还会拍很多流俗的彰显生活品质的照片发朋友圈和小红书——在赚钱没她多的时候我就会这样，一些消费是为了活着，一些消费是为了让心理平衡，同样是刚需，同样天经地义、无从臧否。

毫无疑问，便利店在日本也是穷人食品库，只是商家在试图把它打造成类似口红的时尚产品——都市新穷人。

好吧，如今，我们已经见过世面了。

应聘没遇到任何阻碍——我在网上向一家外资便利店投了简历，错过了第一个通知电话，但对方又积极打过来，显得求贤若渴。

至于能否胜任便利店工作，是我未考虑过的问题。我之前曾干过仓库搬运——号称“做一天得歇三天”的重体力劳动，也干过流水线和快递员，再去做店员，应该属于降维打击。“这只能称作半体力活儿吧？”我想。

我曾看过2004年的一部NHK纪录片，叫《上海便利店之争——抓住13亿人的欲望》。那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放开服务业的期限，人们兴奋地拥抱世界，又担心经济被冲垮。外资与国资在便利店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外资店以独生子女为客群，店员来自天南海北，店长也只有23岁，是哥哥姐姐，而国资店员以下岗再就业工程安置的沪籍纺织女工为主，是叔叔阿姨，不懂经营，很快店的流水就降到了外资的1/10，一时相当被动，最后靠卖大米、鸡蛋和免费送货维持住了市场份额。

我搜索着一切关于便利店的信息。身边的朋友都喜欢看XX日报的公号，那个媒体喜欢报道城市里轻松、有趣的事情，与便利店相关的稿子有数十篇之多，涉及便利店发布的新品，还有便民服务和人文关怀之类的稿子。总之，与这家媒体说的一样，有便利店的城市才称得上真正步入了商业文明，社会才能进步。

没有比这更好的开始了。

面试在龙吴路的写字楼里，如果把我去过的写字楼从需要身份证原件并在前台登记、拍照的国贸三期到皮包公司窝点为标准分为五档，这个写字楼大概处在第二档。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这里的接待者显得过分斯文和轻言细语。

录用只需填一张个人信息表，我的理解是，只要确定来者没有残疾，就可以开始岗前培训了——但还需要健康证，根据公司推荐，我找到离住处最近的办证医院，私立的装修，公立的态度，似乎专为该业务而生。

大厅里一群中专生叽叽喳喳地好奇着体检的项目。确定的环节是抽血，幼稚的脸在同伴们的注视中带着笑，龇牙咧嘴作不怕痛状，另一个门口也有学生排队，出来的人把嘴抿住，神色难以捉摸。中年人们则在科室门口的长凳上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像等车。

该我上了，里面站着一个戴口罩的白大褂，命令：“脱掉裤子，撅起来。”

如果是一分钟前在门外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像要求我把内裤套在头上般不可思议。但进屋后，一切都显得天然合理，我没有特别尴尬地照办了，感觉被棉签样的东西刮了一下。

“好了。”白大褂说。

也就是说，这道程序后，我初具了为2300万上海市民的饮食安全负责的资质。

对饮食的形式追求，上海最是丰饶。我曾听一位老先生讲过，即便运动时期，西餐厅的规矩也仍被口耳相传，光顾前需预先练习餐桌礼仪，否则会被服务员捉弄。我从他的话里回忆起过往的画面：梧桐区里排长队的等位者们，仪容端庄，打扮入时，小心翼翼，细嚼慢咽，美食家和餐厅主理人在媒体上撰文，使用的都是“侍弄”“破例“拜托”“用心”这样的词语，教育国人亟待培养吃的艺术，痛心疾首。

因此，想到那些法国主厨私房菜，高学历海归的面包房，想到无数个沪上美食佳话里的主人公，在实践自己的理想之前，都和我面前看到的这些打算加入餐饮基层工作的职中生中年人一样，通通，全部，都要经历这道程序，我便笑出声来。

培训注明“带薪”，地点在该便利店的中国总部。淮海中路写字楼里穿梭的套装西服们气质与我们这些参训者明显不同，我看到有同伴在总部门口用手机反复确认培训地点。

培训师的开场白是：“很高兴认识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Jennifer。”

她的气质是属于外企的中性，明快，干练，职级也许处于下层，但是毫无疑问的白领。

我看到许多人表情松弛了下来——他们可以确认了，这里不是黑厂，黑厂的管理不是这种文明礼貌的方式，此地不需要工头的怒吼。

Jennifer的存在本身即是规则，和PPT、语言的世界构成权威。有人低头往教室里钻，被她叫住了。那人明知故问：培训是在这里吗？她看表回答：迟到超过了5分钟，请按规定下次守时来吧。——下次？是什么时候？——去问招聘的老师。她礼貌但坚决，门口的人愣了片刻，似乎需要消化一下她的语言，但愣太久显得丢脸，很快便走了。

屏幕上晃出4个大字：消费场景。Jennifer问大家：如果一个社区以老年人为主，时间比较充裕，ta们会选择便利店还是大超市呢？

有人揣测上意——既然应聘的是便利店，就答“便利店吧”。Jennifer提醒他，不必如此，他立刻改口，“是超市，是超市”。

但如果是年轻人居多的社区，ta们有半夜买东西的需求，这时候的首选就是便利店了——PPT顺势跳出了下一个标题：时效性。

Jennifer告诉我们，这份工作提供完善的考核标准、考试机会，晋升之路向所有人开放，员工的职级不会被学历和阶层所限制。PPT里推出来一张女人的照片，双手交叉在胸前，自信，朴实，但身体语言与打扮已属于白领阶层。她从普通店员干起，如今在这栋写字楼里担任部门主管——外滩画报里的故事，来了。

预备役店员们坐得歪歪扭扭，脸上却都一致地露出了某种充实感，是回到了小学课堂吗？我能感觉到众人的神情都显得不讨厌，有像迪士尼乐园一样的东西把我们征服了。

培训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学我的动作，问好——鞠躬，‘欢迎光临XX！’”

这套话术叫“寒暄语”，我喜欢，因为外滩画报里的东西离我更近了。

在讲操作环节，一个早熟、沉稳、发育太早、营养过剩的高中男生，起身频频抢答，他对便利店的工作流程了如指掌，几乎是与Jennifer合力完成了培训。看这个高个儿男生展现出的形象类似老上海领班或家族企业继承人，有人情不自禁地问：你家是做什么的？面对这唐突又共同的疑惑，他微笑作答：家里是搞物流仓储的，我来熟悉一下环境。

底下一片“哦”的声音，有个女生说：“原来如此，怪不得。”

最后，所有人得挨个上台完成收银考核：“您好，您还需要什么吗，一共XX件，XX元，慢走。”

又是高个男生第一个上台，水泻银地般地表演：“您好，还要什么，这个需要吗？我们店里做活动，需要XX吗？另外还有XXX加5元特价换购，需要带上吗？”那种礼貌不容置疑，带上是天经地义，不带显得穷酸或不近人情，几乎要向他表达歉意。

大家啧啧称奇，Jennifer也笑了：你能力比较强，还是先让他们完成基本规范操作吧。

培训结束后，我与几位学员互加微信，约定交流上岗后的经验感受，互通有无。

早晨7点半，万航渡路店排起长队。我坐镇收银台，接过恶魔牛堡饭团，面前小学生抬起右手，电子手环显示二维码。扫码，滴，8块6，微信支付。帮我热一下，好嘞。拉门，扔进微波炉，高火30秒。

这家店人少活多，接近两班倒，需要反复打乱生物钟。轻松的“小班”只用工作9个钟头，正常的夜班是12个钟头，长的时候要到14个钟头。假期基本用来倒时差，极端的时候，刚上完夜班，第二天就要倒回中白班，满打满算，只有5个钟头睡眠。花40分钟骑回住处，吃饭、洗漱，疲惫极了，合上眼皮，但却长久地无法入睡。4小时后，闹钟把我叫醒，去上班的路上，我放着崔健的歌：“情况太复杂，现实太残酷。”

“我要1个猪肉包，1个杂粮包。”下一位客人指向蒸包机，“还要1个茶叶蛋和1杯豆浆。”

“豆浆要原味的还是芝麻的？——芝麻的，好的。”拉门。“您好，一共12块5。”我希望他早上吃这么多就足够了。

柜台外的人停顿片刻，并无买单之意，继续望向蒸包机作寻觅状——千万不要是肉粽啊！“还要一个肉粽。”靠，果然是。蒸包机内温75度，粽叶包裹着黏糊糊发烫的糯米，起码也得60度，套在手上的塑料手套聊胜于无，剥吧。

刚解开绳子，上一个小学生又返回店里：“那个，隔热的硬纸壳能给我一个吗？”得，估计是嫌烫。昨天太近，明天太远，加热20秒太凉，30秒太烫，该死的微波炉——可纸壳在哪儿呢？小孩指向微波炉下方——这些孩子从小就吃便利店，对店里有啥比我还要门槛精。

后边一片唉声叹气，是无声地催促。每个人都要上班、上学，时间贵过钻石，吃便利店就是图个方便。我为自己打气：跟跑步一样，开头是有点儿上不来气，挺过前10分钟进入状态就好了。但大脑完全死机——退款键在哪呢？

在内仓理货的小店长（在便利店架构里，小店长是单家门店的管理者，大店长则负责数家门店）赶来推开我，熟练地退单、收银，虽然客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店里，但长龙像玩贪吃蛇一样，逐渐缩短了。

我发现这份工作的挑战不光是体力问题，还有信息量过载：便利店里有上千种商品，经常被客人提到的大概数百种，光拿包点来说，就有猪肉包、粉丝包、酸菜包、鸡肉包、龙虾包等几十种，鸡肉串、鸡腿、鸡腿排也有十多种，这些fast food都有简称，把名字和食物对上号，已足够困难。

还有店里的熬点——对家叫好炖，最为人所知的是第三家的版本，叫关东煮。之前培训师千叮咛万嘱咐：记住，得叫“熬点”，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在客人走进店内招呼同伴“你要吃什么关东煮”时，悻悻地补充一句“这个叫熬点”，然后等待客人诧异地看着你。

不过，在店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对食物的命名权也就逐渐还给了客人，他们认为它该叫啥就叫啥吧，店长根本不在乎，店长在乎的是销量。

便利店为不会上网的老年人提供代收水电费服务，现金单独列账，工作量不小。早上总有刚买完小菜、吃好一碗大馄饨或者面条的老人家来交水电费。有时他们会四顾货架，想买些什么，但多数时候还是抱歉地笑着走了。

并非所有商家都对老年人同样友好。便利店对面是一家网红餐厅，店门口一对老夫妇小声商量着要不要尝试。最终还是进去了，老人指向菜单上某样食物，表示需要这个，服务员告诉他们“用微信扫小程序就行”。老人理亏似的向服务员挑明秘密：自己没有智能手机。服务员答：“不好意思的，只能通过网络下单的，我们这里操作不了的。”

另一些老人则告诉我什么叫主人翁：爷叔们提着小菜篮进店，拿出一家门的七八张水电费单，要我心算得出应付额，而不是一张张输入机器。我仿佛看到过往的生活中，许多香烟、老酒、黄鱼，就这样跳进了他的嘴里，而我则缺乏数点的技能。他越来越气，为便利店雇用我这样不知变通的员工而气：“我教你，4加4等于8，对不对？8加6等于14，对不对？”我向他解释：你可以说服我，而我说服机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忿然道：“数都数不好还来当收银员，你是怎么当收银员的？”

我的经验里，市场经济下服务业人员的态度和劳动强度成反比。早上大店长在店里时，我成功解锁和顾客吵架技能。在我把袖子捋上手肘之前，在内仓库理货的小店长再次出来，推开我站进收银台，我听着“培训不到位啊，怎么招的人……”的声音渐远。

接着，有个买饮料的小姑娘跟我更换了4次不同吸管，都说“插不到底”。我心里回了句脏话：戳捺娘X戳的到底伐？但是店长走后，我就会各种peace&love，对客人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恨不得和每个人寒暄3小时。

等到5分钟左右才需要接待1个客人的时候，这份工作立竿见影地可爱起来，我终于感受到影视作品和媒体里的便利店了——充满了爱和温情！客人们饿了，或需要什么了，所以才来到这里，而我刚好能帮助到他们，给他们继续工作和生活下去的能量，把卡路里和多巴胺灌进他们嘴巴里。

和我搭班的同事叫小黄，在一所省级公立大专念书，被学校组织来“实习”，为期一年。我好奇地问：“你是学互联网运营的，怎么来做收银员了呢？”她也想不通，但说自己不算最倒霉的，她有学护理的同学，实习地点不在医院，而是在流水线两班倒打螺丝钉。比较之下，便利店算实习分配里较舒服的工种了。

“自己找对口的实习不行吗？”在我的经验里，实习只要找到公司盖个章就行了。

“不行。班主任讲，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实习才能拿到毕业证，都是进入社会前宝贵且必要的锻炼。”

她的班主任还说，上几届学校里还有出意外死人的，意思是，这会儿还没死人，更得去，毫无回旋余地，希望同学们在这里认真工作，安心度过实习阶段。

很快，我和小黄熟到打听薪水的程度。我猜她的薪水至少比我高，她说了一个数字，“很低的”，随即尴尬地笑了，言语中抱怨的含量绝不会超过“老师布置作业太多”的程度，更多的是自嘲，像大学社团里的萌新面对老鸟时感到的那种羞愧。

我也没想到，她的工资比我这种什么也不会的新员工还低1/3，不到店长的一半，在大店的7个员工里，干的活儿最多，工时最长。

随后我在微信上询问几个培训时的“同学”，都是什么样的工作近况。非常遗憾，忘了加那位大亨之子，只依稀记得他被分配到徐汇的一家门店。轮到休息日时，我去那里拜访。“哦，那个人啊，什么也不肯做，上了半天班就自己走了。”跟他短暂相处过的同事，似乎也对他的来历有些好奇。

一周过去，加了微信的5个“同学”跑了4个——其中2个，压根就没去报到。

公允地说，不是每个店的劳动强度都像我们万航渡路店那么大。我常去几条街外的新闸路店闲逛，那里客流量就少多了，值班的胖阿姨甚至有闲暇时间做些减肥运动——她拉伸身体，说跑步膝盖疼。

新闸路店有烟草贩卖许可，客人主要是附近社区居民，店长很少来催卖货，店员也就无需和顾客人互动，有着清晰的成年人的结界，虽然是一份繁琐的体力工作，但心不太累。

胖阿姨从来不买店里的东西吃，说不划算。她的饭盒里是自带的豆角炒肉和米饭。她老公在80公里外的吴江做流水线工作，她知道我是邻店的员工，便招呼道：“我去上个厕所，帮我顶一下班。”然后就走进内仓和在家乡读初中的儿子打电话。

后来我常来做义务值班店员，这样她就可以去内仓和家人视频。一天我进店时，胖阿姨有些慌张地跟我说，最近有个人举止怪异，总在趴在桌上过夜，刚才竟然提出要加她的微信，这使她感到害怕。

我走到那个客人旁边搭话，从语焉不详的交谈中，得知他在新闸路到西康路附近的某个餐厅厨房上班，本来餐饮行业通常是包吃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没给他包，也许是刚来没法安排。他有住处，但远离市区，如果餐厅打烊太晚，赶不上末班车就回不去，他就找地方——比如到便利店来，眯一宿，直到早上再去上班。

不过，那天以后，他就没再来了，可能是住宿得到了解决，也可能是丢掉了工作，或是选择去其他便利店过夜了。胖阿姨松了一口气。

我加入便利店的那个月，公司主打两样轻食便当：法国全餐，和法国关系不大；英氏全餐，比英国人做得还难吃。

每天都有至少30个老外走进我们的店，购买的东西千奇百怪，但我从未看到有人买过这两样便当。有次我充满恶作剧意味地向一个老外推销海底捞的冒菜和川香肥牛盖饭，并且告诉他，“no spicy”，失败。

中午，我等着被通知如何解决午餐。按便利店传统，店员可以偷吃过期的盒饭，小黄正清理便当货架，一一对比日期、时间，挑出几盒放进塑料袋里，喊我进仓库吃饭。我装傻，“吃什么？”小姑娘就递来塑料袋让我选，“今天‘报废’的食品——记得别在摄像头下面吃啊”。

可选的“报废品类”并不多，偶尔有油腻的茄汁牛肉或鸡排饭，剩下的都是英式法式全餐这两款明显失败的产品，很少有我平时主动会花钱买的食物——比如温泉蛋，我满意地吃过一次之后，就再和它无缘了。至于鸡腿饭这样的热销经典款，是永远不会在店里待到保质期前两小时上报废清单的。

再好的预制菜连吃上几顿也会犯恶心。小黄很快就对报废食品厌烦了，去隔壁店端来饺子和羊肉汤，那是速冻饺子和羊肉香精冲的羊汤，她喝得很认真。不过在小店长当班时，连吃过期盒饭的好事也不存在，她会耐心地按照操作手册拆掉每份便当的包装，在摄像头面前扔进垃圾桶，确保没有人再把它翻出来吃。做完这些后，她对我说，“你去买饭吧”。

我还是会望着垃圾桶里的东西怅然若失。这些食物，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们。

2013年，我曾在上海居住过一个时期，和当时在微博上认识的朋友们拍旅行综艺——之前我们在互联网的一场争论中共同站在了韩寒这边，对我来说，从那时起，社交平台使交友不再局限于发小、同学和地缘，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基于观点走到一起，成为朋友。

除我之外，我们这个小群体其他成员都是一所大学的系辩论队主力，他们崇尚逻辑和道理，但预设辩题和内定结果，总使他们和胜利失之交臂。彼时辅导员和学生会在高校文化上尚处于守势，只能以“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一类话术应对，所以这帮人后来的选择，从任何角度都可称之为叛逆——证据是，一半人居然主动放弃了毕业证。

那学校比不了清北复交，但仍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A写网文、B玩摇滚乐、C在一个十几万粉丝的微博号上发表观点。怎么看都是与生计无关的爱好，但凭这些，他们都在不晚于大三的时候各自经济独立，剪辑、导演、微博KOL、网文，都慢慢有了收益。上一年大家还在吃几十块的自助餐，并会为此预先饿上一顿，下一年他们就吃上了AJIYA，新台阶里“刚消费得起”的餐厅，一杯麒麟啤酒20，特价套餐198，连吃带喝，大概人均300。这家日式烤肉店客群是白领和日本人，对大学生来说有着成人世界的诱惑力，是鼓足劲剪片子啃芭比馒头的奖励。那年年底，A在凯宾斯基套房请大家喝酒，这样的事，构成他们爱上海的理由。

2015年冬天，A率先搬进内环的新公寓，当时的租金是1万块，灯火通明，高层如同一块巨碑，底商有高端超市和异域美食。每年上海流行的餐饮都不一样，去年还是韩国牛肠，今年就变成海南鸡饭，从聚会的食物照片判断是哪一年，大致不会错。

公寓里的邻居来自世界各地，异域的生活图景在大楼里内循环，周围低矮的老城区反成了一道风景。屋内堂皇时，只有室外够冷，才有貂裘向火的意趣，在20岁的年纪，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租下这样的房子非常的酷，比租老破小每天精心打扮要酷，我们在这里开会，研究旅行节目怎么拍，满是自由的味道。

虽然上海的大部分居民已从赫鲁晓夫楼里搬出来了，但这种居住环境仍在普通人生活之外。好的东西就是好，它温暖，安全，永远，永恒。怎么形容当时的气氛呢，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消息传来，我用手机翻阅了她的作品，感到在这个房子里不合时宜极了——我们的时间是崭新的，只存在古老和现在。

B就读于新闻系，他对哪里有文艺青年开的宝藏小店、哪里有三代人舌尖上的味道毫无兴趣，对时下流行把调查记者当作偶像也兴致索然——确切地说，他尊重，但不打算以此为事业。他热爱讲述自己来上海的理由——2010年，上初中的他第一次听到Linkin Park（林肯公园乐队），就知道自己再没可能留在故乡的小城了，但未来也不是去北京，因为北京给人的印象是有深度，但玩音乐的人穷，他要的摇滚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洋气的现代唱片工业加上一点点智慧和思辨。B的解释是，北京人总说“我们要做个特别牛X的东西”，而上海务实，不吹牛就把事情做出来了，“上海教我懂得何为规则”。

第三期的时候，D加入了。他穿着真维斯班尼路来到这城市，但很快就学习穿搭，了解了潮牌，甚至还去网上学习了和异性搭讪的技术。本来这种不体面的事绝对不可能跟任何人吐露，但公允地说，PUA确实也使他相对自信不怯场了。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就不会去关注那些下流的手段了。

在我对着垃圾桶失神的几年前，同样的季节，我们选择了东南亚作为综艺的拍摄地点，一路走过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开放自由行后，这里也是中国人的“自助游”的首选地，签证易得，物价比上海略低。

起初大伙儿抱怨外面同胞太多，得和“旅行团抢虾”一类的不体面新闻保持距离。但我们很快便发现，泰国人的安逸和懒惰只有一线之隔，吉隆坡的华人区则满是日薄西山的穷途味。我们在马来西亚最大的旧书店看到了全套的港、日、台漫，几个朋友看着童年梦寐以求的珍品，极为兴奋，讨论着放到国内应该值多少钱，而没看过那些漫画的我毫无感觉。那些东西在店里价格平平，老板说，生意不景气，到下一辈就不做了。

最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外海看到了巴瑶人的海上部落，碧海蓝天中棚屋破旧，空间逼仄，小孩伸手乞讨，只消一眼便知在那样的地方，努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们事先采访过附近的华人，得知这些海上部落的原住民们手脚不干净、花钱无计划，没人肯雇佣。

向导也是巴瑶人，英语讲得好，戴墨镜、穿Polo衫，聪明自信。我们向他抛出了预设的问题：你觉得你们自由吗？他说，自己的大部分同胞谈不上什么自由，打鱼或者上岸工作，薪水微薄，都是苦苦挣扎。大海不会永远风平浪静，他的祖父就死于捕鱼，所以他绝对不要再捕鱼了，就努力学习语言，时刻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认为，自己现在当然还不够自由，但通过努力，比以前更自由了。

这样漂亮的答案引发了所有人的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去拉萨、去丽江，只不过是自我逃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不是自由，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是自由，自由不是do you ever you want to do，而是think the next and do the next。”那期节目里，善于输出观点的C最后总结道。

几趟拍摄，使大家开阔了眼界，我相信，每个人都更爱上海了。后来，大家计划着更大的项目——古巴有许多老爷车，世界还等着人来探索。但在这之前，A、B、C产生了误会，翻脸，分道扬镳。

我们如今已不再联系，但还能在社交平台和公共媒体上偶尔看到彼此的现状，学新闻玩摇滚的B，帮国内明星和顶流拍宣传片，还以导演的身份上了《奇葩说》，得到了辩手生涯迟来的奖励，而C却不再输出观点，转去从事实业，他厌倦了外国大牌对这个国家的傲慢，建立了自己的国潮品牌。在社会问题上，他们还是常常观点一致，虽然和10年前相比，他们的价值观变化巨大，几乎是180度拐弯，都在成熟，都在进步，都随时代不断修正，上善若水，从善如流。不久前，我看到他们和好了，辩论队员们又拥抱在一起——上海啊，这让人生长的城市精神。

关于那趟旅途，我听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那位巴瑶向导在几年后被一名中国女子指控，声称他骗走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叔叔，最便宜的雪糕是什么？”

很少有上海的小学生会这样问我，我看看冰柜：“东北大板，4块……不过没有了。”

“这个多少钱？”小弟弟递来一支可爱多，举过头顶。

“6块。”

“好贵。”

“这个好像是4块2。”我指着水果冰棍儿向他提出建议。

滴，一扫，4块8。

他掏出一堆硬币，有1毛的，有5毛的，1块的不多，数了又数：“只有4块3。”

“要吗？”我打算自己贴5毛给他。

“要。”小弟弟伸过来一张50块。

“原来是个土豪啊你，再见，我身上都没有50现金。”

“这些钱要撑到10月1日！”他说。

此地与静安寺相邻，位于上海世俗和高大上的交界处，离嘉里中心和成片的石库门老房子都不远。

隔壁写字楼是XX证券的风险管理部，每天中午都要来这么一伙人，穿得挺像白领，“我先跳了一个，从安永跳到现在”，“‘四大’？‘四大’其实是最不正规的。”——可能是白领吧，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我在他们身上闻到了“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味道。不久后，我确定他们就是白领，因为他们在选便当时会仔细研究卡路里，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是不会问我“大阪烧到货了没有”的。

（编者注：对话中的“四大”是指世界上排名前4的会计师审计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

次日中午，我站在柜台，一个来买水的大块头突然递来一张名片，跟我说：“小伙子，我看你不是做这个的人，来我们健身房，销售底薪5000，加一下微信，我这个人看人是很准的，你会来找我的。”

名片上，他是“威尔士健身房”的经理，走时还冲我眨眨眼。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们并非时刻敬业，他们常在日落西山时来买水，从包里摸出一摞传单扔进便利店里的垃圾桶，还用眼神撩小黄。那些传单就来自威尔士健身房，这帮人，说是去发单，却在公园长凳上消磨一天打游戏，到点再回去交差。

那天我出门扫地时，看见两位健身房的销售正被大块头训得嚎啕大哭，估计是传单摸鱼一案东窗事发。

店里有个熟客，是隔壁的房产中介，白衬衫，戴眼镜，像个正经人，但讲话挺有趣，他午饭后常来店里嘎三胡，逗店里的小姑娘开心。

有天中介大哥在时，进来了个老派（上海人对派出所警察的昵称），有点中二气质，不像警察，像体育类热血漫画里长相并不英俊的主人公。老派拿了3瓶宝矿力放在收银台，听见后面的学生催促还在选购的同伴，“快点呀，要上课了”，就挥手让过学生先结账，然后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一把抓住中介大哥脖子上的工牌，凑近自己鼻子。

“齐亚的是伐，又在我们辖区打架是伐？”

“没有啊，我们公司不打架的。”

“不打架啊，不打架怎么上个礼拜一派出所蹲着的都是你们公司的啊？”

“没有啊，你看我这个样子就不像打架的呀。”

“我帮你讲好了啊，不许打架！要打可以，在这条街打，不要在马路对面打，对面是我的辖区，我要捍卫我辖区的安全，再看见打架就对你不客气了啊！”

“在这条街打，我们怎么办？”小黄抗议道。

老派当作没听见，把宝矿力夹在臂弯里，推开店门，中介大哥全程尴尬，憋着笑，等他的影子消失，才敢对我耸肩：“慌得一匹。”

此前在新媒体工作时，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都在传统出版、社科、媒体行业发光发热，也向往着去那里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便利店的这段时间，我交往了不少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年轻朋友，发现他们正身处种种困境和被动中。

他们在名校里读了16到22年的书，看了某些人翻译的作品、出版的书籍，深受鼓舞，引为精神食粮，投奔脚踏实地的良善生活而来，想着学以致用。被他们称作老师或者前辈的人也接受过同样的教育，走过同样的路，不同的是，这些比我年轻朋友大5、6岁或者20岁以上的人，早在出道两三年内就崭露头角，或者靠做谁谁谁的学生熬出头了，现在，这些老师和前辈们总是正确的，各有不一样的正确，伴随着恶心。

比如一位女士，每天在社交主页写小作文哭穷——当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行业——但只给自己的员工开相当于自己1/10的薪水，她招人的除了用来给自己干活，还希望下属能和她AA人均80块钱的午餐和下午茶，而她新招来的年轻人，只吃得起便利店，感到捉襟见肘。又比如另一位绅士派头的先生，为了环保，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可对年轻人的口头禅是：“太差了，你写的都是什么东西？”

在我多少带点恶意的想象中，出版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决定是否接受作者的稿子、打算引进哪一本书、写点东西教人怎么读，但事实上，年轻员工们每天干的是找社交平台大V转发、送书、义务加班做PPT。上级只教了他们修改符号，他们只能见缝插针，极力地在微末琐碎的工作中加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法。一天，我朋友收到上级的微信：“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她想离职，但领导又说：“先把手上的活干完，找到接替你的人再离职吧。”有许多年轻人被这样对待，但几乎没人提劳动仲裁，都觉得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很丢脸。

在老师前辈们受邀出席沙龙讲座的时候，年轻人也在组建自己的小社群，阅读、观影会，录播客，有时候像孩子一样做游戏，和在地居民聊天，建立连结，并把这些分享在网上。他们还在探索，如何实践最初带领自己上路的精神食粮，他们真的相信那些，像相信童年时读到的百科全书一样相信。

当时，仅仅是当时，我还很愚蠢地认为，他们得到的，享受的，已经要比便利店店员多很多了。可在朋友们向我的吐槽中，我却得知，PUA年轻人的各种地方里，最登峰造极的，正是那家热衷介绍便利店的媒体。

我心想：爱 、和平、法制、商业、宪政、民主、知识、分享、友善、你们还有什么把戏，通通都拿出来吧。

下班，我喜欢走愚园路。

总有人罔顾法制：看起来像是给什么店送货的面包车在愚园路被拦下，接近报废年限的车型，风尘仆仆的司机，就算不是运猪也像运地沟油的，气质就与美丽的梧桐街道不搭。这司机很犟，也可能不知所措，总之不肯下车，认为这样就能混过去。两个交警，帅气，清秀，像要去参加《我型我秀》，他们将摩托停稳在面包车门后方，手伸向后腰，蓄势待发，向司机大声告知：“如果再不下车接受处理，将依法将对你采取强制手段——警告一次，警告两次……”

司机愣住了，在喊出“警告三次”前下了车，法制的胜利。

两位年轻的警察偷偷地快速相视一笑——默契配合，成功执法，带来工作上的小小成就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流行在城市的广告：“力波啤酒，喜欢上海的理由。”

是的，在这座城市里，警察的职业传统从未断裂，是许多人的安全感来源。

男人推开店门，念叨着，“喝酒！继续喝酒！”他在货架上拿的是冰锐（一种果酒），身体却缺乏底气，直往下坠。女伴对我抱歉地笑了笑，我点头回以理解。

从晚上12点起，陆续有对面24小时健身房的客人来吃一份沙拉或者鸡肉。我的朋友就在附近写字楼里的广告公司上班，后半夜2点下班是常事，会去健身房游个泳再回家，等着他的是舒适的恒温空调和毛毯，城市生活颠覆了时间。

店里的垃圾桶悄悄地满了，堆满了便当的包装。小黄压低声音：“旁边的巷子有垃圾箱，得趁没人的时候去倒。”垃圾车每天只路过一趟，显然无法满足便利店的需求，我俩左右窥探，确定无人，说明这是偷倒垃圾，不太光彩，可能受到的辱骂和非难，也得一并承担。

过了凌晨1点，顾客进店频率降低，我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到了，幻想着听歌玩手机，记下当日所见所闻，却没想到真正的工作才刚开始。

小黄说，店长交代过，这趟夜班的任务是清洁冰柜，把里面产自全球各地的冰棍拿出来，把柜里的冰块敲掉，擦洗。还得清洁熬点机和蒸包机里的沉渣。最后，再把室外的玻璃窗和灯箱擦干净。日企的要求严格，得做到一尘不染，手不能停，我俩搞着清洁，轮流应对着零星出现的顾客。

“快点，不然送货师傅要来了。”小黄催。

凌晨3点，当日顾客享用的便当，从各郊区仓库装上厢式货车，被运到便利店的马路牙子旁。我们七手八脚地往店里搬，小黄像小老板一样，问送货的师傅订次日的货：“英式全餐2个就行了，蚝油牛肉要6个。”师傅故意跟她打趣：“多要点嘛！”作势把其他东西往里塞。小黄知道了这陷阱，马上皱眉头：“不！卖不掉！”

4点是煮熬点的时间，大袋的关东煮半成品躺在仓库冰柜里，和超市里的廉价散装火锅料无二。商品销量随季节变化，每天都有不同，小黄认真思忖，回忆刚过去的白天，哪些东西更受欢迎，吩咐我：“竹轮卷拿4根，北极翅、甜不辣和昆布5根，萝卜和魔芋丝要2包吧。”

天就要亮了，小黄很开心，插花似的把熬点一根根按审美摆好，做完这一切，就好像整间店是自己的一样，来回踱步欣赏着作品，一蹦一跳的，简直要旋转起来。

水珠泛上蒸包机玻璃内壁，熬点锅里袅袅升起雾气，客人们走进店来就可以享用早餐和热咖啡，芋泥冰面包，厚蛋烧寿司卷，杂粮蔬菜包，月亮蛋糕冰皮，这都是多么好的名字。店里被打理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足可做所有动漫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黄配得上这一切。

交班前必不可少的是过账，假币倒不曾见过，但总莫名其妙短钱，从没多过。我急得满头大汗，窘迫，数了3遍，数字都不一样，非常苦恼。小黄偷偷告诉我，账目出问题见怪不怪，如果钱不对，最好是偷偷把自己的钱放进去补齐，否则显得自己无能，还要挨批评。

收银台不忙的时候，小店长会吩咐我把饮料的箱子搬上搬下，保证24小时都陈列美观。见我还没搬完，她过来帮忙，挽起袖子，露出了右手臂上的蝴蝶型文身，模糊掉色，估计至少经历过十几年的暗哑岁月。

3家店的9个员工中，公司只为大店长和小店长缴纳社保。小店长家乡离上海2000多公里，很重视这份工作，必须保证店里万无一失，为此她甚至做到了能听懂上海话，并试图以此特长在我们面前掌控全场。但可惜她说得不好，在真正的上海土著面前根本不敢开口，有次她试着以上海话应对来交电费的老人，亲切寒暄时把“爷叔”说成了“牙刷”，对方立马换了普通话。

领导会抓营业额和单品销量，以此Push（推动，逼迫）店员努力推销，小店长每天开玩笑似地诉苦：“存货归你买了啊。”大店长常来问新品推得怎么样，看看数据，面孔严肃，要求认真推新品和存货，小店长的脸也随之垮下来。

小黄对超出他人的工作强度没什么不满，但和小店长相处总让她很紧张。小店长并不直接骂人，但总对员工最微小的工作失误反应夸张，似乎我们吹一口气就给店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数据好看，小黄每天都要买几十块钱的东西，有时是主推的新品，有时是促销货，起初我开玩笑地说，“真有钱”，后来就有点责怪她把可怜的工资都贴进去了。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女生宿舍里堆满了各种滞销的零食——我和她来便利店都不为赚钱，但境遇明显不一样。

这天，小店长突然在下班前赶来，表情严峻紧张，说今天有“神秘顾客”出没。

神秘顾客，即总部的工作人员，他们会以便衣形式进店，抽查有无过期商品，服务是否热情规范，角落是否卫生。事关店长的绩效、晋升，自然也关系到店员的日子是否好过，在床上躺着的同事，也被电话喊过来加班。

依次检查几千件商品不是轻松活儿。计算公式是这样的：进口商品提前保质期3个月下架，国产商品提前1个月下架。若被查出一件商品过期，可能承担的罚款是天文数字。

小店长不停刷着手机，面露担忧，出门接了一个电话后，回来时神色欣慰。上级的管理群有她的内线，那里传来消息：我们店在检查中得分不错，排行靠前。我们的脸都松弛下来，接下来的工作时间里，我居然罕见地只承担收银，没有被要求不停上货和摆放陈列。

我回忆着一下午几百个进店的客人，想不起哪一张脸可能是神秘顾客。小店长蹲在冰柜前，睁大了双眼：“这个怎么都化了？！”

她说的是产自全球各地的雪糕们，小黄愣了几秒，反应了过来：“可能是清洁冰柜的时候在外面放久了。”

“哎呀——”小店长神色外露，肢体动作夸张地把看上去稍微不整洁的雪糕都扔了出来，有20块一根的，有15块一根的，唉声叹气，“我们对于商品质量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些怎么卖给客人呢？”

“我们一起赔吧。”我说。

“我来赔我来赔。”小黄的声音不大，注意力不在我的话上，好像我提出的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建议。她挨个检查着冷饮，认真挑拣出几根形状完整、化得不明显、看不出痕迹的，表情有些心疼，“我留着请我的顾客吃。”

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蹲在货架前，笨手笨脚地擦洗。小黄说，他是上个夜班的店员，工作没做好，又被小店长叫回来返工了。听说他是个医生，从卫生所之类的地方辞职，打算考研，想来这里先打工养活自己。店长对他很不满意，于是把最累的活给他，好让他自己走人。

不久后，他就从工作群里消失了，这是一次失败的勤工俭学。

我就要独立上夜班了。对于公司来说，每个夜晚就像自动运转的程序一样，钱在源源不断进来，进店消费的顾客们获得了能量补给，丢失的商品、错掉的账目，都有人赔偿，多好。

一天下午，A在朋友群里问：去不去老卵？

B问：老卵是什么？

C说：你要去你自己去，别拉上我。

晚饭时，这次换了B问：去不去老卵？

A说：老卵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让你们这么着迷？

C说：这些地方都太吓人了。

晚上11点以后，A、B、C分别出现在了老卵。

（编者注：老卵在上海话里相当于北京话的“牛X”，这里指一家摇滚乐酒吧俱乐部。）

我说，一次，在城市西区的便利店，我像帮胖阿姨那样帮去内仓搬货的店员完成了收银，他出来后，非但不感激我，还怒目相向：“你不能进收银台来。”不仅如此，往后只要我走进这家店，他就像盯贼一样防着我。

朋友知道了这件事，笑得狡黠又神秘。在我的追问下，他说，你知道“便利店自助餐”吗？我以为是新开通的业务，搞个“关东煮50块畅吃”什么的。“不是。”他说，“便利店自助餐”常见于酒吧或演出现场附近，当那里面的人喝至半酣，夜里感到饥饿，便来到便利店，看中什么，就在店员视线之外打开塞嘴里，再将包装扔在隐蔽处。

那时我和这样一帮人一起玩：还是在微博上因为大部分观点一致认识的，未必知道真名，但从社交账号大致知道他们在家乡的经历，在家里的经历，在学校的经历，等等。发生过事情的人，和关心别人身上发生事情的人，都有受迫害妄想，神经都很紧张。这些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出生的人像石子一样滚到上海，在这里，他们的一些需求受到保护，其他地方则不一定。

当然，在老卵，我们不聊童年阴影原生家庭职场霸凌，另外一些该聊的事情也早就聊完了，我们只是来摆明立场，调侃最近的新闻，或者说一些抽象的事，将它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笑里化解掉。此刻，他们正讨论一桩笑谈、丑闻或罪行——事情的性质，取决于讲述者的态度。

一天，后台突然窜来一个戴抓绒帽的男孩，自我介绍说是调音师，听到我朋友是念哲学的，像遇到故知，需要倾诉，拉住她说了许多。我不停地听见“主体”“客体”“他者”之类的词汇在耳边里出现，10分钟后，演出就要开始，男孩拂袖而去，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别人抱怨我朋友充斥着学院的优越感，缺乏对人的尊重。

“你做了什么？”我问。

“我问他之前看过什么书，以确认他在说什么。”朋友答。

很多朋友认识这个长发男孩，说他绰号叫“拉康”，因为他见人就拉着讨论法国思想家拉康。有人说他是吧台主管，有人说他是店长，有人说他是洗杯子的，还经营自己的哲学公众号。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吧台主管”应该是真的，因为那个场地，吧台就他一个全职，但没有给我们喝免费酒。

拉康和他的绰号一样，热衷于给人做精神分析。比如人感到饥饿是因为什么，失眠或梦魇又是因为什么，许多人在医院接受了药物或者心理咨询治疗却并不能感到满意，就会来找他。拉康喜欢戴帽子，帽子像是半永久那样长在他头上。他说话声音好听，软软的南方普通话，在付钱的时候习惯性后退或者低头玩手机。拉康说他父母在大学工作，说他喜欢通宵看演出之后去玩滑板。没人知道他经济来源是什么。

最后，拉康去了成都。在那里，他被女孩在网上指控情感欺骗，说他在恋爱关系中出轨，在放出的录音里，拉康面对女孩有条理的质问，嗫嚅，逃避，张口结舌，声音小得像蚊子。女孩子哭着挂了电话。

拉康的解释是：爱情伤了他的心。

“毕竟拉康（那个法国的拉康）说性不存在。”一位朋友以这句话作为结尾。

我的朋友们可不希望因为这种事被搞到网上，所以，他们的口头禅是“不要主动和女性说话”。但他们常在网上转发公平正义内容，声讨男性的负面。

另外一个朋友后来在老卵的吧台当酒保，打酒、洗杯子。也紧张，白，瘦，像个壁花少年。一年前他还在美国念书，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念不下去了，回国休学，很可能就是因为紧张。家人通情达理地每个月给他2000块零花，希望他能尽快调整回正常轨道。他开始试着交朋友，先在网上认识，再从现实里重新认识。他善良，也怕受伤害，大部分上海人都害怕受伤害。

他和一位搞亚文化的姑娘在一起了，两周后，姑娘不再爱他——当然啦，不是玩弄感情，是回避型依恋、童年阴影或其他。上海人不会寻死觅活，但短暂的爱情还是让生活被动了好一阵子。是吧台工作治愈了他，虽然薪水一个小时只有20元，但人看起来舒展了，带着好看的微笑。现在，他白天读10个小时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晚上再去酒吧打6个小时工。

这里很忙，但与便利店不同，和朋友（也是客人）说上一两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就够了。朋友们认同我的便利店工作，赞成干体力活的人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平时从不投诉店员们。这些人经常常因为通马桶被坑个上千块，或者被黑中介骗房租成为都市骗局受害者，他们不喜欢斗争，不擅长斗争，遇到类似情况，避免损失的方式是像长辈那样吼一顿骂一顿，或者像同龄人那样，拨打职能电话投诉、扯皮，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身边许多朋友都喜欢波拉尼奥，他们从纸上阅读暴力，在现实生活中躲避暴力，包括家庭的暴力、职场的暴力，经历了多少关，才来到这里和自己共处。

上货时，一阵剧痛涌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腰受伤了。

仅是站着不动，痛意都会一阵阵沿脊椎传导至大脑，在极度心烦意乱时，我会显得比任何时候更沉默，因为得花掉全部的注意力来消化它。

除了离职，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确定跟小店长讲这件事会招来麻烦，但她没有如想象中非常不满或者暴跳如雷，只拉我去门外：“好，跟你说一点：今天最后一天打卡，我会给你计算工时，但只能按自动离职，工资得看你和劳务公司怎么签的合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我甚至觉得她脸上挂着友善的职业微笑，接下来的1个小时工作，还有不少活儿，理货，查标价，她也没派我去做，似乎是想留下点私人意义上的“去思（指地方士民对离职官吏的怀念）”。我只需站在台前收银，人迅速轻松下来，没有像往常那样，在稍微能看手机的间隙不断看表。

我无意中瞟了一眼时间，正是晚上7点半，下班。再见了，我脱下工服离开那里，带着一身伤，同时自由了。

上海最美的是秋，通过不扫落叶来表达对城市景观的尊重，人也处于对岁末围炉的期待里，购物橱窗和寿喜锅组成的街道掀起消费小高潮，直到真正的寒冷降临，才会懈怠下来。

终于等到小黄的休息日，是个水将结霜的冬，季节的更替，说明她被允许回家的时候近了。我在店附近找了家网评分高的湘菜馆请她吃饭，她支支吾吾，显得不好意思，问：“可以带同学来吗？”

饭店门口挂着“兴凯湖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留念”的横幅，先出来的人看起来德高望重，神色、打扮都比实际要年轻，摄影马甲，摆弄着单反相机。也有人不肯走，喝个不停，被搀扶出来，我定睛一看，正是那位嫌鄙我账算不好的爷叔，他穿着更好一些的衣服，兴奋，面色酡然。

我读起街边介绍沪籍名人的宣传栏，发现黄道婆居然是上海人。小学时，教室走廊上挂着许多画像，革命烈士、仁人志士，人物总在变，有些一夜之间不见了，唯独这个名字令人印象深刻。

我用手机翻看了一遍黄道婆的词条：宋末元初人，幼时被卖作童养媳，受尽苦楚，逃到海南岛，向当地黎族学习纺织，后来回上海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被后代立祠祭祀。

上海和北京都是令人伤心的地方啊，他们有他们的伤心，我们有我们的伤心。

3个姑娘出现在我面前，有点害羞，坚持让我点菜，互相推让了好一会儿，很快就叽叽喳喳起来。菜上来了，只是比便利店贵一些的料理包，但大家还是吃光了。

我说自己待过的那间店太累，实在吃不消。姑娘们马上摆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在她们学校的往届生中，流传着“上海博物馆店”的传说，她们告诉我，隔壁班的同学被分配到那里，白班足足有3个人，却连1分钟的休息和吃饭时间也没有，店里永远着排长队。她们的老师也很忙——得督促交病假条请假的人去上班，本来便利店每个月给休息4天，老师要动员学生们连这四天也省了，断胳膊断腿也得查验医院报告是真是假。最后还要抓思想动态，抱怨、散布负面情绪也不行，这些都事关学生能不能拿到毕业证，马虎不得。

昨天，她们寝室里又有人迟到了，照例是挨骂、扣钱。“我们班有男生下班后在地铁上站着睡着了，坐到嘉定又花100多块打车回来。”小黄这样宽慰道。

总之，尽管还有不适之处，但大家已经对实习生活接受得很熟练了。

“上海多么大啊，幸亏有地铁带着，不然我们怎么到对方那里去啊。”我想。

疫情来了，小黄他们学院2017届学生最后几个月的实习也只能不了了之。

我没有再见过她，她不爱发朋友圈，只知道她新交了男朋友，在深圳的一家电商公司上班。我猜她过得很好，我了解那些写字楼里的中小型公司，比我们工作过的便利店简单一些，但更主要的是，前面先吃了苦，后面就会比较容易感到满足（有时甚至是感到幸福）。

我意识到，我们，和我们的父辈，还有小黄，是际遇不同的同一类人，共享的不止是同一片天空，还即将共享（事实上也一直共享）同样的生存智慧。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我们从未分开，像一家人那样，没有什么真正的代沟，完全没有。我从中彻底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机器是有程序的，机器没有声音。我很高兴我的同事是小黄，我知道，过去没那么可惜。

我开始怀念起那些敏锐狡黠的青年蚊子，和那些缠绕在我身边嗡嗡叫的笨蚊子。我们应该进入谈论我们一生价值的年纪了。如同电视里的球赛，比赛时间已经够了，不管你有没有扳平，裁判也要吹终场哨音。还真以为跟动画片里那样拥有无尽的时间在成功之后购买赎罪券吗？我在伤停补时阶段说起这些事情——你们的确是一帮臭鱼烂虾啊，不是软弱，就是压根在自我表演，或者就是坏蛋。

我还想起了我们当时的口头禅，“蠢即是恶”。我现在已明白，很少有人真的又蠢又恶，至少恶不能归结于蠢。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呢？谁是你的朋友？我们不奢求相爱，但要记得彼此，大家都是活在21世纪20年代不是吗？我已经见过一些世面了，我想起拍旅行节目时第一次去香港看到过金钟地铁车厢里的人，也在波拉尼奥的书里读过智利直升飞机上的人，我想念我的朋友，甚至想念拉康。历史像车飞驰而过，我要集中精力，不去再想黄道婆。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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