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台湾（二）：从马英九回乡祭祖谈台湾岛内政治生态

上个月，为期12天的马英九大陆之行已然结束，但其余波犹在，特别是其随员政大副教授廖元豪在脸书上发布拳打脚踢浦东警车的照片，并辅以“反攻大陆”的字样，惹起相当的反应。

对于廖的行径，解读多以无礼、膨胀、迎合岛内情绪来视之——我倒是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切口，借此可以一窥如今国民党的政治底色，以及所谓“台湾人的情绪”（廖语）中浸润出来的岛内政治生态。

其实就此次马英九的行程来看，到访的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直至上海，显然是刻意与“北京”这个具有强烈政治符号意义的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地，正如一些马英九团员所说，此路线是要感受“民国的光辉”。

近年来，台海局面并不平静，各方动作不断，随手举几例：

2022年5月5日，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表述。尽管5月28日，该网站加回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期待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等，但并没有恢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关键表述。

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东京记者会上表示：“一旦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以防卫台湾，这是美国的承诺”。

2023年3月，美国智库代表团、英国国会代表团、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施塔克-瓦青格、捷克众议院主席玛尔格塔·贝卡洛娃·亚当莫娃率团相继访台。

2023年4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等国会议员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会见“过境”窜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

很显然，在国际形势变化提速、中美角力加剧的大背景下，台湾问题重又凸显在了国际政治舞台的镁光灯下。

今天继续说说台湾，这次以国民党在台的演化来聊聊岛内的政治生态，以此来加深理解：为何此次马英九在大陆的表现如此拘谨佝偻，欲伸又缩。

就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两次表态作引子吧。

2021年11月，朱立伦表示：中国国民党跟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样，反对“台独”，坚定维持台海的安全和平跟繁荣，“这是中国国民党最高的目标”。

2022年7月6日，国民党举办“纪念抗日战争85周年”系列座谈会，朱立伦重申，盼两岸都秉持以和平为最重要目标，“中国国民党最终的目标始终是和平”。

这种表态大可玩味。

在我看来，从朱主席的表态中至少能读出以下几点：

一是“反对台独”与其说是目标，毋宁说是“维持台海安全和平”的路径与手段，真正的追求，在于两岸维持现状，勿动刀兵，一言以蔽之，不统不武，“独台”而已；

二是维持现状的“独台”既然已成为“最高目标”，“中国国民党”实际上已自我矮化为“台湾国民党”，其在岛内政治中的尴尬窘迫已昭然可见，对于统一大业而言，国民党（以及所谓的“泛蓝”阵营）早已不能被目之为“统派”，充其量，只是能起到牵制“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些许作用罢了；

三是以美国立场为风向标、禁止线，国民党的自主性堪忧，而投机性却隐然在望，其对于岛内政治的影响，由“塑造”、“统制”渐变为“逐流”乃至“讨好”，背后原因，则是岛内外数十载的尘世变迁，对于国民党这一“百年老店”的“压迫”与“改造”。

窥斑见豹，从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台湾的“相遇”说起，时过境迁，当前岛内的政治生态也就见叶知秋了。

一、理想的委顿：从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

眼下的国民党虽仍称为“中国国民党”，但就其言行与内核而言，怕已是难副“中国”之名，称之为“台湾国民党”也不为过。
大致梳理下国民党入台后的理念演化，我们能从中强烈感知到岛内政治空气在七十年中的风向转变，对此背景稍作了解后，朱立伦的表态、马英九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下的台湾问题直接源起于当初的国共内战，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政策都围绕着“反共复国”的主旨而展开。
基于检讨大陆败亡的经验教训，国民党于1950年到1952年进行了以党务改造为中心的改造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台湾社会算是渐入正轨，而国民党也由此站稳了脚跟。
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务改造的成功结束。会议在修正国民党总章、出台政纲之外，通过了《反共抗俄基本论》、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建立了“反共抗俄时期”中心理论和工作纲领。“七全大会”的责任，定为“承本党改造之后，努力完成反共抗俄的国民革命第三任务”。
很显然，“反共抗俄”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海峡对岸的广阔大陆是国民党目光的关切之处，围绕着这一核心任务，相应的行动也是此起彼伏。
1950年后，尽管当时的台湾仍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但国民党仍将大量经费用在对于大陆的渗透和破坏上。国民党派员潜入内地，拼凑各式“反共救国军”，训练、装备数万游击武装——结果当然比较感人。其海军则不断袭击东南沿海渔民，仅1950至1953年间，就劫走大陆渔船2000多艘，掠走渔民1万多人。而相应的，大陆则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双方这一阶段军事冲突不断，烈度很强，其状态显然是内战的延伸。
1954年9月-1955年5月、1958年8月-10月的两次金门炮战所导致的台海危机，则搅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使得两岸局势向着新的阶段发展。
1958年10月23日，经讨价还价后，蒋介石与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共同声明，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大陆人民自由”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这是蒋第一次公开声明“不以武力反攻大陆”。

军事反攻既然受挫，国民党当局被迫调整政策，将主要精力转到“政治反攻”上，即“对外保持足以防御中共来袭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也只提供这样的军事援助；对内则是‘偃武修文’，加强经济建设”。

1959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宣布：

“‘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是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支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互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到1963年国民党“九全大会”召开之时，反攻复国的调门就已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了。

1965年“八六海战”以台军惨败告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军队登陆，必致失败也。”蒋由此放弃了反攻大陆的梦想，两岸的军事冲突逐步减少，直至1979年停止。

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奉行的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这显然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鸵鸟”策略。

1986年的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长王锡爵劫机飞往广州，此事引发了两岸官员直接接触，“三不政策”已难以为继。

当年夏，蒋经国与赴台访问的李光耀谈到两岸局势时说：

“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愈来愈难单独存在。”

此后，随着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戒严时期”结束，两岸关系渐渐缓和。

“两蒋”时代结束后，李登辉以“本省人”的身份上台，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开始实质性转向。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如此表态：

“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两国论”的出台，是两岸关系的重大转折，国民党的政策非复往时，“台独”由此坐大，也为岛内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开启了方便之门。

而经过2000——2008年民进党陈水扁当局“一边一国论”、“中华民国是台湾论”的浊浪冲刷，再次上台的国民党马英九当局在因循苟且之下，已无拨乱反正的勇气，在两岸关系上能迈出的最大步伐，就是在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进行的“习马会”。

此次会晤主要就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交换意见，但双方既没有签署协议，更没有发布共同声明，最大的公约数只是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有意思的是，马英九在会后宣称会晤时，曾当着习总的面提出“一中各表”，并拿出讲稿全文为证。但时任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后来私下证实，马其实会晤当时并未读出讲稿中“一中各表”的内容，只是会后出于会谈气氛（更多可能是为了给马保留些许颜面），大陆方面不便驳斥马的宣称罢了。

——马英九的“小把戏”固然可笑，但其中浮现出的国民党两面心态却殊堪玩味，而其背后岛内政治生态给予马的压力也由此可窥一斑。

而随着2016年蔡英文民进党当局上台，“九二共识”被搁置，岛内台独氛围愈加浓厚，国民党也愈发不敢标示“中国”这面大旗了。

由以上的简单梳理可知，国民党入台之后，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从“外省人”掌权转为“本省人”崛起，从武力反攻到政治为主，直至委顿为“躲进小岛成一统”，而现如今，更是等而下之，在事实上，“独台”已成为最高纲领，“中国国民党”已基本退化为“台湾国民党”了。

有读者也许会问，“台独”与“独台”有何分别？简言之，“台独”就是法理独立与事实独立俱在，有名有实，面子里子都要；“独台”则是事实独立，法理上可以模糊处理，以此来减缓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一言以蔽之，“不统、不（法理）独、不武”，维持现状，以拖待变而已。

二、孤岛的窘迫：中华民国在台湾

国民党及其政府迁台之后，随着“反攻大陆”希望的日渐渺茫，蒋氏集团将日益面临着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中华民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仅局限于台、澎、金、马的地方性政权，而台湾则由暂时的“复国基地”逐渐演化为长期依托的根本。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所造成的政权“法统”维系与统治范围局促之间的纠结与拧巴，根本上来讲，就是纸面上的“中华民国”与现实中的台湾一隅构成的内在紧张与矛盾——这是理解今日国民党窘境的重要基点，也是窥视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切口。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尽管大陆全失，但仍以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执政党”自居。而为了维持所谓的“中华民国法统”，就要保持原有的统治架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维护1946年“制宪国大”出台的“宪法”。蒋介石的“总统”职位，“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标志性“民意机构”，都是依据该“宪法”而产生，没有它们，所谓的“法统”便成了无本之木。

但显而易见的难题是：无论是总统职位，还是民意代表，按照“宪法”规定，都有任期限制，一旦期满，改选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麻烦在于，随着国民党退据台湾，大陆时期产生的民意代表一旦被台湾一隅之地的代表所替代，便无法体现全国性，而其声称的代表全中国的“法统”便无以为继——“中华民国”“法统危机”由此产生。

为了应对危机，国民党当局可谓殚精竭虑，智计百出。

1951年，第一届“立委”任期先到，国民党由“行政院”通过决议，请“总统”核准后，再商请第一届“立委”继续行使一年职权。如此权宜之计又连着重演2次。不过随着1953年底，“国民大会代表”、“监察委员”任期亦满，事不过三，国民党显然需要拿出新办法来。

1953年10月，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通过曲解“宪法”文字，自欺欺人地强行解释：“次届国民大会”如召开不了，上届代表就永远在任，无所谓延长任期。如此一来，第一届“国大代表”就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也如法炮制，由此摆脱每年宣布延期的尴尬。

世人讥讽的“万年国会”由此形成，而“万年国会”造就了“终身总统”——蒋介石连任五届，直至1975年去世。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日渐衰老的“民意代表”一次次出现在各种民代会议时，其难以有效履行职责已是一望可知，而真正的“民意”反弹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岛外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1年10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

1972年9月，中日签署建交联合声明，与台湾当局“断交”。

1972年6月，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其主政时代就此开启。面对着岛内的汹汹民意，特别是岛内外的严峻形势，蒋经国以“革新保台”为大旗，推行“新人新政”，致力于挽救危局，重拾人心。而在官员任聘上推行“本土化、专业化、年轻化”则成为施政的重要内容。

“专业化”、“年轻化”暂且不论，“本土化”则显而易见地为台籍人士在政治上的崛起开启了方便之门。

所谓的“本土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而言，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要“扎根台湾”，即政策台湾化；狭义来说，是指党政部门增加台籍人士比例，“以台治台”，即人事台籍化。

在此种“向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政策之下，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国民党”，都向着“台湾化”迈进：包括行政和“国会”、地方政权、党务等在内的各部门，台籍人士的比例和职位都逐渐上升，到1975年，台籍党员已超过全部党员的半数，而重要官员中，台籍人士也占据了相当的部分。

“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则是李登辉的上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国民党完成“台湾化”的重要标志。

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李登辉在会上顺利当选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掌门人。1990年3月，李登辉又以高票当选为“总统”。1993年初，李又以手中权力，再辅以民进党之力，对高层人事进行调整/清洗，大陆籍被排挤，台籍人士已占据了大多数重要“部会”。大陆籍-本省籍势力对比此消彼长，台籍本土势力全面执掌台湾政权的时代就此开启。

其实李登辉早年与国民党渊源甚少，在党内体系中纯属技术官僚，在当时普遍不被看好。而在如此弱势的情况下，竟能大获全胜，其最大的助力即来自于“本土化”浪潮。

“本土派”掌权后，省籍情结作为国民党政治内斗的借口开始衰退，但“台独”的土壤也由此更加受益。

李登辉掌控台湾政局后，几次推行“修宪”，明为“民主改革”，实则构建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并培养年轻人的“台湾主体性”意识。经过“修宪”，实际上已动摇了国民党一直坚持的“中华民国正统论”的法理基础，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则。1993年，李当局更是直接抛出了“两国论”：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

“两国论”的出台，将两蒋时代追求的由国民党主导下的“统一”目标，转向了互不隶属的两国方向——在国家认同的根本问题上，李的政策产生了极为严重而恶劣的影响。

由以上的简要描述可知，长期局促于岛内政治、地理、民众的现实，使得“中华民国”/国民党由眼光朝外（大陆及整个中国）逐渐转向岛内，直至或主动或被迫地完成了“在地化”，其潜移默化之“功”，绝不可忽视。

其实这也是历史的常态，想想“八王之乱”后南渡的东晋，“靖康之耻”后萎缩的南宋，都经历了如此的“转向内在”，实际的地缘与“人缘”，强力塑造了政权的形态与政治的心理。

三、民主的“异化”：选举市场的“压迫”

国民党退据之初的台湾，朝不保夕、风云飘摇。为稳住这最后一块“复国基地”，国民党沿着乱世重典的理路，走上了专制独裁的道路。

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台湾地区进入戒严状态。19日，台湾实施宵禁，从午夜至凌晨5点不得“随意行动”，违者处死。当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实施戒严——这一戒严，直至1987年5月才得以解禁，竟延续了38年。

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就此开启。

在“动员戡乱”体制下，严刑峻法纷纷出台，而由此罹祸者不计其数，

作为对于国民党长期高压政策的强烈反弹与应激对抗，台湾的“本土化”与“民主化”逐渐兴起，直至塑造了今日的台湾政治生态。

就台湾“民主化”的诱因与发展路径而言，既源于内部的反弹与激荡，也离不开岛外的形塑与“催化”。

无可否认，美国对台经济援助，在相当程度上培育了台湾“民主化”的土壤，是影响台湾社会的最大外部力量。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国国共内战的落幕以及朝鲜战争的演进，台湾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地位，也历经了相应的起伏，直至被确认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前哨基地与重要支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对台持续十余年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对于台湾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美援通过化解军事危机、补足财政赤字、提供稀缺资源、提高行政效能等，使得退据台湾后的国民党政府逐渐稳住了阵脚，巩固了对台统治。而与此同时，也使得美台关系深入渗透和反映到了台湾当局的组织结构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美国对台控制大为增强，“亲美”官僚阶层形成，这对于此后台湾政治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民主化”并非是美国援助台湾的直接目的，在当时条件下，稳固国民党在台统治，巩固“反共桥头堡”，是美国的首要政策目标，这显然限制了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施压力度，直接帮助了蒋的专制统治。

但就客观效果而言，随着美援稳定了台湾局势，提供了经济成长的有利条件，台湾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农业社会过度到了都市人口占大多数的工商业社会，中产阶层迅速兴起，加之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理念在台湾的渗透，岛内的民主运动逐渐兴起——这也算是美援的“无心插柳”之作吧。

1970年代末，社会运动在岛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兴起；

1987年当局宣布解严，开放党禁、报禁，解除种种限制，制度环境大为宽松，社会运动蓬勃发展；

1982年底，“立法院”全面改选，“万年国会”正式终结；

1994年，开放“省市长”选举；

1996年，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改由选举产生；

2000年，民进党赢得大选，首次实现政党交替；

……

无可否认，台湾民主化进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备了西方式“民主政治”的要素/符号，但究其根本，仍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并非全然成熟与定型的体制与模式。

而与“民主化”相伴随生的，则是“选举市场”的形成。在以“选票为王”的游戏规则下，投身其中的下场者，在场域与自身的相互激荡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重塑”与“再教育”。

民进党在“本土化”的加持下，致力于宣扬“台湾主体性”，孜孜以求“去中国化”，尤其在2000年上台后，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更加强力地塑造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意识形态，岛内“台独”氛围愈加浓厚，几已成为“主流民意”。而国民党在此过程中，则沿袭了其一以贯之的“传统”：分裂、内斗、少共识、无定见。即使是在2008-2016年执政期间，马英九政府仍是首鼠两端，对于“台独”气焰一味迁就，怯懦不堪。只知小心翼翼地窥伺逢迎所谓的“民意”，而全然丧失了主动引领岛内风气、努力“纠偏”意识方向的魄力与勇气。亦步亦趋之下，国民党多数已为异化的“选举市场”所“改造”，成为“蓝皮绿心”的“独台”党。

更有甚者，为了选票，国民党内竟有人明确提出摈弃“中国”二字，以为如此，方能讨好选民，才不至于在选举中落于下风。

随举两例。

2016年1月19日，国民党年轻世代组成的“草协联盟”提出党内“改革”倡议，包括要求重建以台湾为主体的政党，其成员徐巧芯、李正皓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出：可考虑将党名从“中国国民党”改为“国民党”——对于“中国性”的消解已摆上台面。

2021年10月10日，国民党民意代表林为洲通过社交媒体抛出中国国民党党名要不要去掉“中国”的议题——在“双十”如此重要而敏感的时点，当时身为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集人、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党内的“三号人物”，林为洲的言论显然不能以个人想法视之——这是国民党屈从于岛内政治生态、“自我否定”的重要表现。

可见，台湾“民主化”的发展，也伴生着种种异质思潮，对于今日台湾政治生态的导引、选举市场的异化、政党言行的挤压、选民思想的摇动，都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民主的内涵，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单一而纯粹的。

台湾的民主化，既为岛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所造就，又反过来塑造着岛内的社会生态与民众认知。

四、几点看法

就国民党的“台湾化”来一窥岛内政治风向，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扯极多，这里也就先随便扯扯，有空再慢慢聊。就今天说的，大致总结几句。

一是地缘形态、地理空间、时间迁移、文化场域对于群体心理塑造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民党及其政权在存在空间上，由全中国（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退缩为台湾一隅之地，经过七十多年的岁月磨洗后，其组织成分、思想认同、政策取向、行为方式都呈现出与大陆时期判然有别的样貌与形态，其原因当然是综合性的，但地理空间上的转移绝不可忽视。尤其是海岛的孤悬之势有着天然的隔绝感和内向性，加以时间的潜移默化，国民党的目光由“西望大陆”渐变为“内审台湾”，地理上的收缩制约了视野和心理层面的“格局”，国民党理想的“委顿”几乎成为必然。

二是国民党曾经的“政治遗产”与现今在岛内的进退失据关联匪浅。

时至今日，国民党尽管已经沦为“在野党”，但由于台湾经历了漫长的两蒋时期，使得这家“百年老店”依旧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难得轻松。其历史“债务”，首先便体现在严酷的“戒严”时期与“白色恐怖”，让国民党在“道义”方面居于先天的劣势。这种政治包袱，既让历史成为自身时隐时显的压力，也给予政治对手以攻击黑化的口实。另一项“遗产”，则是国民党的“外来”身份。在竞争对手出于政治目的所构建的台湾历史叙述中，国民党政权被蓄意描述成“外来户”，以制造并挑动起所谓的“本省人”、“外省人”之争，进而为“台独”寻找历史依据。而国民党在这样的应对中，显然是非常吃力的。在两蒋时期，尚能凭借政治优势来使得台湾“再中国化”，但在丧失执政地位后，国民党逐渐失去了打造政治话语的能力，而被所谓的“本土叙事”所吞没。现今国民党在“中国”名分上的摇摆，正展示了其在岛内地位的尴尬。

三是“本土化”、“民主化”乃至“台独”成因复杂，其背后的诉求也非铁板一块，而是繁杂多元的。

考察台湾二战后的演化史，无论是“本土化”、“民主化”，还是“台独”、“独台”势力的兴起，都是岛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其自主性、自发性、自我塑造能力实则有限，都依托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与地缘条件。而其背后的诉求，则各有来历，可谓是五彩斑斓的“大拼盘”。对这些表象，应避免简单粗浅的论断，力求细致务实地加以分析，对于台湾问题的认知与解决当是有意义的。下一篇，我想就此再稍加论述。

末了，又想起开头廖元豪“反攻大陆”的戏谑式豪言。对此，大陆网友或付之以轻蔑嘲讽的一笑，或激发起有我无敌的怒火。但静下心来稍加琢磨：

如果今天的国民党甚至更多的台湾人还能嚷嚷着“反攻大陆”，那多少还算心念中国，总比脑子里守着台澎金马玩“独立”的那帮人，格局不知道大到哪里去了

——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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