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案与亚裔教育维权之路（二）：艰难的维权抗争求索
编者按：
亚裔孩子在申请哈佛等名校时是否受到歧视？ 亚裔为了争取公平教育权力都做过哪些努力？ 学生公平组织起诉哈佛起到什么作用？亚裔社区是否袖手旁观？ 哈佛大案判决胜算如何？对美国社会和亚裔社区有何影响？
时代赋予了吾辈特殊的使命，唯有努力拼搏方能有容身之所、立足之地，最终在这场没有硝烟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屹立不倒。
为了谋求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许多亚裔及支持教育平权运动的有识之士，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反对美国大学录取歧视的不平凡之路。
歧视的来源
在上一篇中，我们介绍了亚裔孩子在美国四十多个州的名校遭受长期、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那么，歧视是从何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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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美国历史上长期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对待, 1961年3月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令》, 其中一条要求政府和政府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 来确保求职者和雇员不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被区别对待,这就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来源。这一要求对所有种族平等对待的政策（真正的平权法），却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被扭曲成为了“种族优惠法案”，造成了对亚裔和白人的“反向歧视”。这也为日后的大学录取歧视行为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对“种族优惠法案”首先提出挑战的是白人Allan Bakke。他在申请加州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时被拒，愤而起诉。最高法院在1978年判决中，虽然明确禁止了大学录取使用种族配额，却给大学录取过程中使用种族因素开了绿灯。从此给“种族优惠法案”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从此，美国大学的录取官员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戴上“有色眼镜”，对不受优待的族裔进行歧视。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会问，亚裔在历史上不是也受到歧视吗？
1882年的《排华法案》使华人沦为美国历史上最受歧视的三个族裔之一，仅次于美洲印地安人和黑人。
二战时日裔还曾被关在集中营里。亚裔理应受到照顾才对！
但残酷的现实是：亚裔在美国虽然富可敌国，但由于不关心，不参与政治，在美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政治上最弱势的群体。美国的精英阶层把名牌大学各个族裔学生比例人数，和各个族裔人口比例做了对比，看到重视教育的亚裔比例那么高，就给亚裔贴了一个“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的标签，进而理直气壮开始歧视亚裔。
正如AACE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多次讲演指出：“美国的统治阶层在19世纪推出第一个以种族为因素的歧视性政策《排华法案》时，使用的理由是：美国华人太多了。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统治阶层也在使用同样的原因来歧视亚裔，声称美国大学校园亚裔太多了!”
来自择优录取发源地的很多华人不禁会想，择优录取对任何族裔都公平，没有任何歧义。为什么美国过不了这个坎呢？
这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原罪，历史上对非裔的奴役。在道德上自诩“高、大、善”的美国精英阶层对非裔有歉疚感，所以他们希望对非裔有所补偿。
原因之二就是美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管理美国大城市的民主党不愿面对黑人中小学教育严重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家庭破裂，以及失业率、吸毒率和犯罪率三高。
为了继续在非裔社区拉选票，他们就必须使用“种族优惠法案”来给他们在大学录取方面进行照顾。
令人讽刺的是，虚伪的美国统治阶层常常是投机取巧，他们不是把自己孩子平等教育权益的机会奉献出去，作为他们祖先当年蓄奴的补偿，而是把勤奋重学的亚裔孩子当作了他们未能提高黑人中小学教育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我们在上篇介绍过的Daniel Golden先生撰写的《大学录取的潜规则》一书中，就用很多篇幅阐述了白人权贵们使用校友照顾、捐款等（Legacy）方式把孩子挤进藤校的丑闻。
最近美国明星大腕和商界富豪通过捐款，乃至给孩子体育业绩造假的丑闻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Daniel Golden先生在《大学录取的潜规则》中写道：美国各大族裔都有走后门进入名校的窍门（Hook）：白人使用校友照顾、捐款等（Legacy）方式，非裔、西语裔使用“种族优惠法案”，最惨的就是亚裔，他们没有任何窍门，被首当其冲地受到歧视！
早期的抗争
上篇谈到，美国众多名校的歧视对亚裔学生产生了超高压的学习负荷，导致不少学生产生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这在华裔和印度裔学生中尤为突出。
在这样严重和普遍歧视面前，亚裔并没有沉默。
1988年，一群不愿意忍受歧视的亚裔美国人就对哈佛大学的歧视性招生提出民权申诉。当时，加州前众议员Dana Rohrabacher还站出来表示支持。这一申诉引发了美国教育部对哈佛大学的首次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虽然美国教育部发现了哈佛使用种族刻板印象（Stereotype）来歧视亚裔，但是，受到美国精英阶层宠护的哈佛大学却免受任何惩罚。哈佛对亚裔带有歧视性的录取模式便在美国各大学被纷纷采纳，畅通无阻了。
上世纪80年代，旧金山名校洛威尔高中（Lowell High School）也曾如法炮制，专门针对华裔制定了不平等的录取政策，华裔的录取分数不但比白人和非裔高，甚至要高出其他亚裔，并称此举是依据法律使学校多元化的有效手段。作为Lowell High School的华裔校友，Lee Cheng认为母校的做法显然有悖公平，在向亚裔美国民权组织寻求帮助无果而终后，毅然决定协助创立法律基金会并于1994年对母校这种族配额制度提起诉讼。在法律面前，Lowell High School不得不取消其歧视性录取制度，以换取和解。
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2003年最高法院判决了又一个重大的白人学生反击“种族优待法案”—格鲁特诉(密歇根大学)布林格案。其结果对亚裔却是悲喜交加：
悲的是最高法院再次把“种族优惠法案”给合法化了，并从1978年判决时作为对受歧视族裔的补偿，改为了大学的多元化：在“严谨设计”以确保满足高等教育中多样性这一必要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在公立院校招生过程中将种族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并不违反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平等保护的条款。
王孜立及家人
之后，对亚裔学生的歧视频频发生。2006年，成绩优异的华裔学子李简在申请普林斯顿大学时被拒，于2007年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勇敢地提出了申诉。2016年，李简还参加了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申诉耶鲁大学的新闻发布会，并发表激情讲演。
同样事情也发生在印度裔学生的身上。2012年，一名遭受了不公平录取待遇的印度裔学生对普林斯顿大学的歧视性录取行为匿名提出了民权申诉。
2012年，当华裔学生王孜立（Michael Wang）以4.67的GPA分数，满怀信心的申请HYPMS（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首字母缩写）时，却均遭到了拒绝。Michael Wang不仅成绩优秀，且爱好广泛，是学校辩论队的成员，还曾在奥巴马就职演出上进行过演出。
HYPMS的不公平拒绝让Michael Wang不能释怀，在遭受这种不公正待遇之后，他没有像其他很多受害的华裔学子那样忍受和沉默。Michael于2013年勇敢地向美国教育部人权办公室进行了投诉。当初，他投诉了斯坦福、 普林斯顿和耶鲁。美国教育部人权办公室所属的三个地区的办公室（加州，纽约，和麻省）的代表向他详细的了解了有关他的情况和申请过程。
其中麻省的代表曾参加了九十年代对哈佛的调查，由于资源和直接证据的缺乏，最后导致调查的流产。他们对Michael表示会将他的投诉转给上级，之后有任何的消息会通知他。整个投诉多年来都处于休眠状态。由于没有强大的社会团体和律师团队的支持，此案件就被默默地拖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Michael 明确表示他的投诉不是为他自己。他愿意放弃一切的和解和补偿。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希望用他个人的遭遇让美国主流了解到对华人的不公正待遇。他希望更多的亚裔和华裔，特别是华裔的学生，不再受到像他一样的待遇。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性别，宗教，都能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环境下追逐他们的美国梦。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受害学生和他一起站出来，用他们的行动为弱势人群声张正义。
但是，虽然李简、Michael Wang等遭受歧视的亚裔裔学子勇敢地站了出来，但他们却是在孤军奋战，既得不到亚裔政客的声援，又得不到亚裔社区的支持，他们的申诉一个个石沉大海，亚裔在大学入学方面的教育维权道路坎坷，任重而道远！
反SCA5—亚裔空前的草根维权抗争
2013年，一项名为SCA5的法案被加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赫南德兹提交给加州州议会审议，其目的旨在恢复加州大学使用“种族优惠法案”，在录取时可以考虑族裔背景，照顾亚裔以外的少数族裔，并合法地歧视亚裔。
谈到这里，我们要向读者介绍最早在美国领导与“种族优惠法案”抗争的黑人民权领袖Ward Connerly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美国九个州先后废除了“种族优惠法案”。他是美国争取平等教育权益的第一个英雄人物。他领导的首场胜利就在1996年的加州。加州民众通过投票通过了209法案，成为了率先禁止在教育、政府用工等方面进行种族照顾的种族优惠政策。SCA5正是试图对209法案进行否定。
美国华人在蒙特利公园市议员 Ed Chau's办公室外抗议 SCA5 作者Hzmonte
听到这一消息后，一直把孩子教育放为首位的加州亚裔家长愤怒了。几周内，加州华人家长纷纷组建草根社团，加入到了反对SCA5的抗争行列。硅谷华人协会、金橙俱乐部、CivilRights 微信平台， UBC等组织纷纷站到了抗争的前线。时任加州共和党参议院领袖Bob Huff及其夫人何美湄利用其对加州政坛的了解，不但在加州议会为亚裔抗争，而且还给抗争的组织出谋划策，提供宝贵建议。
3/2/2014硅谷华人在Cupertino city hall集会，反对SCA5。
虽然远在佛州，十分关心亚裔平等权益的华人双语作家、时任西门子公司全球规划总监的赵宇空也全程加入了这一抗争。他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于在2014年2月率先在美国当地华文媒体发表文章，呼吁华人站出来抗争。之后，他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犀利并优美的文笔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在华人抗击SCA5的义工家长们产生了重要影响。CivilRights 微信平台专门为他搭建专栏，他发表的“克服三种心态，维护华人的自身权益”等多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华人圈里被广为传阅，激励了加州这场轰轰烈烈的草根运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公民的参与往往是政策制定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亚裔社区草根们的抗议声中，很多亚裔议员不得不改弦易辙，开始反对SCA5，再加上Bob Huff领导的共和党的全力支持。
最后，SCA5胎死腹中，亚裔在教育维权的道路上，首次完成了一个众志成城的壮举！
亚裔教育维权的新思路
前面我们介绍到，对亚裔孩子的歧视最深的还是没有禁止“种族优惠法案”的名校，尤其是藤校。基于其20多年制定公司战略的视野，赵宇空在2014年4月加州的一次讲演中就提出：我们要击败SCA5，因为这是亚裔教育维权的一场保卫战。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针对藤校等名校的歧视进行抗争，发起我们的进攻战。
在看到加州诸多亚裔草根组织在反SCA5的浪潮中春笋般地涌现，赵宇空又于当年6月在美国各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呼吁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对藤校歧视亚裔进行联合申诉。这就是亚裔联合教育维权的思想火花。
随后，当听说申诉藤校的王孜立在加州知名英文媒体《圣何塞水星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SCA5之后，赵宇空马上找到了他的父亲王耀明先生。听完王孜立的故事之后，赵宇空为王孜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亚裔申诉藤校而深深感动。与此同时，他又为这些李简、王孜立这些受歧视的亚裔孩子多年来孤军奋战，维权抗争毫无进展而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2014年8月赵宇空在美国华文媒体网站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近年来已经有Jian Li 在2006年，一位印度学生在2012年，还有Michael在2013年向美国教育部人权办公室提起投诉。然而，Jian 和Michael都是在孤军作战，没有强大的华人社团在后面撑腰。如果我们可以从非裔维权的经验学到什么的话，我们应该学他们的就是社团的力量。一旦非裔的权利受到危害，NAACP及其他非裔团体就马上站了出来，为他们撑腰。现在，Michael Wang为了华人的整体利益，已经站了出来，还在美国主流媒体发文反对SCA5。在此关头，我们要问问，我们应该为Michael Wang，不，是整个华人后代的利益，做些什么呢？”
赵宇空不但具有卓越地战略眼光和写作能力，而且还擅长于行动。就在当年秋天，他和微信名“硅谷老七”的朋友就建立了一个名为“支持Michael Wang”的微信群，邀请了很多华人社团领袖参加筹划联合亚裔组织申诉藤校，支持王孜立的行动。
多年后赵宇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很谦虚的认为：觉得非常荣幸（I am humbled）能够得到那么多优秀的亚裔社区领袖的支持，参与了这个行动。其中包括在2013年抗议ABC Jimmy Kimmel Show不当言论的全美大游行总指挥欧阳了寒博士，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激情讲演而被CNN专访的李春燕教授、奋战在加州前线金橙俱乐部的主席陈郁、UBC副会长祝贺、休斯顿华人联盟主席孙莺莺等社团领袖，当然还有王孜立的父亲王耀明先生。
在亚裔维权抗争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是一个维权领袖不可缺少的魅力。
SFFA加入亚裔抗争
2014年春天，加州亚裔反SCA5轰轰烈烈的草根运动被正在为取消“种族优惠法案”在法庭上艰难作战多年的Edward Blum先生注意到了。那时，他于2008年开始领导的Abigail Fisher起诉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于2013年在最高法院判决中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中有两个最主要原因。
Edward Blum
但更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Abigail Fisher的种族“政治不正确”。她是个白人。美国左翼主导的社会舆论认为白人曾经奴役过黑人，白人给黑人优惠政策就是天经地义的。
看到亚裔在加州勇敢地站了出来，Edward Blum决定调整战略，加入亚裔争取平等教育权益的抗争。他于2014年中成立“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开始动员遭受过哈佛和北卡大学歧视的亚裔学生加入。
左二是领导废除了九个州“种族优惠法案“的Ward Connerly，左三是在加州反对SCA5抗议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前加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Bob Huff。
看到这一消息之后，赵宇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在2014年4月于加州发表讲演，2014年6月在中文网站发表的文章中，都呼吁亚裔孩子加入SFFA对哈佛和北卡大学的起诉。他是亚裔中最早公开支持SFFA的有识之士之一。
半年之后，2014年11月，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亚裔社区中开始传播。Edward Blum的学生争取公平录取组织（SFFA），对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正式提起法律诉讼，控告两所大学歧视亚裔申请学生。
SFFA加入亚裔教育维权的抗争，是亚裔教育维权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Blum先生带来了亚裔团体急需的法律人才和宝贵的经济资源。他的团队里有着为美国最高法院做过助理的美国顶尖律师。起诉哈佛这所有着四百多亿美金财富的世界知名大学，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这些都是亚裔社区急需的资源，那么有了SFFA带来的顶级律师和宝贵资源， 有了SFFA这样一个强大联盟的加入，亚裔的录取歧视问题，是否会就此迎刃而解？
下一期，我们将在美国亚裔教育维权的奋斗史中，尤其是AACE的创建的过程和花絮中继续探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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