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医尸检现场：对逝者的最大尊重，是帮他找回名字 | 人间

警方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废料桶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者生前遭受过残忍的殴打，在死后甚至还瞪着双眼，死死地盯着桶里。很明显，他死于头部重创，废料桶内甚至还有散落的脑组织。尸体被带回到城市停尸间。尸检结果表明，死者遭受过猛烈的击打。更重要的是，有人试图以极端的方式防止死者的身份被识别出来：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线索，面部被严重毁容，牙齿被故意损坏，手指也被切断。

剩下的只有DNA了。

不过，只有我们先判断出死者可能是谁，DNA才能派上用场。这一直是牙科和DNA鉴定的一个缺陷，即使有DNA数据库，要发挥作用也得先满足一定的条件。

死者身上伤痕无数，其中手臂上有一道伤痕，我认为可能是被咬的。为了查验凶手是否将唾液留在受害者身上，我们对此处伤痕进行了采样，希望能够借此锁定凶手的身份，进而识别死者的身份。牙科鉴定不是法医病理学家的专长，所以我联系了我们的牙科专家——牙科医院的麦克唐纳教授，请他为我们提供帮助。

教授一个人留在验尸间仔细检查那道可能的咬痕，我、技术员还有警察则在停尸间的办公室喝茶。其实我们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我已经和教授说过，牙齿要么呈碎片，要么缺失，所以在我们看来，通过牙齿辨别出死者身份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教授走出验尸间后告诉我，虽然死者手臂上的伤并非咬痕，但他或许能够辨别出死者的身份。

哇！真是无巧不成书！谁能想到教授竟是死者生前的牙医！

“哦，不，我从没见过他。不过，在你搜集的断牙碎片中，有一颗断掉的假牙，上面有个名字。要么是死者的，要么是制作假牙的技术员的。”

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正是死者的名字。尸体身份确定后，警方就可以追踪凶手了。从那时起，在联系牙医帮助辨认无名尸体之前，我都会仔细地查看一下死者的假牙。

对于所有死亡调查，辨别出死者的身份都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揭露凶手的谋杀动机，发现导致自杀的精神疾病或导致不明原因猝死的病史。每一具无名尸体都应该得到身份确认并回到家人的身边。

由于死亡大多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所以死者的身份一般还是容易识别的。人们在自己家中或医院死亡，身边通常陪伴着最亲近的人，或者死后最早被亲近的人发现。祖父母、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还有不幸的孩子，身边都有亲近的人，所以他们死后都能够被辨认出是谁，这对于死者而言是幸运的。

如果尸体完好无损，且死于近期，那么家属在家中或医院验看后就能确认死者的身份，大多数自然死亡的人都是如此。对于那些没有直系亲属的死者，他们生前的全科医生或许也能够辨别其身份，这也是处理所有死亡案件的一项流程。

如果死亡上报至验尸官做进一步调查，那么与死者熟识或有关的人员需要正式辨认尸体。哪怕就是他们报的警或者他们一直就在死亡现场，也要按法律要求履行这一流程。他们需要前往停尸间并向警察确认死者身份。这个过程让人很难受，但我们会尽力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一道必要的程序，通过面部识别确认死者身份就可以了。

每个停尸间的具体流程有些许差别。一般来说，家属会被带至一间有玻璃隔断的房间，隔断里边是被盖住的尸体；有的房间装有显示死者面部图像的显示屏。警察会询问家属是否认识死者，如果认识，则需提供死者的全名。在一些医院，家属会被带入停放尸体的房间。如果死亡被视为潜在的凶杀案，家属则不被允许触碰尸体。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部识别快速且有效，但人的主观性也可能会导致辨认出错。有时，人们不愿接受家人死亡的事实，坚持认为尸体不是他们的家人；还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死者没有戴眼镜，或者头发被梳到了另一边，家属没有辨认出来。

有一次，一位老人被带到停尸间辨认妻子的尸体。他盯着屏幕上的图像，左看右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那张脸。几分钟后，他表示自己不能确定。

“你能让我看看她的脚吗？”于是，停尸间的技术员只得调整相机的角度。当一双脚突然出现在屏幕上时，老人大喊：“是的，就是她。脚上的鸡眼我都帮她弄了好多年了。”

不幸的是，有些人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无法立即确认身份的情况下死去。他们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可能出门只是为了买些牛奶，却倒在了路上，甚至被车辆碾轧致死，兜里除了一点钱什么也没有。还有那些因遭受重创、火灾或因腐烂而面目全非的人，以及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体。

我们可以假设房屋火灾中的遗骸就是该房屋的实际居住者，也可以假设在酒店房间里发现的尸体就是实名登记的客人，但我们该如何确定呢？死者身上或许有证明其身份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也并不一定可靠。

如果能够从外观上辨别尸体，例如有人认识死者，那么调查部门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关于死者特征的完整描述，包括死者的性别、大致年龄、种族、身高、体重、头发长度、发型、发色、瞳孔颜色、首饰、衣着，以及痣、疤痕、文身、畸形等显著特征。这些描述足以帮助警方找到相关家庭并展开例行调查；同时，还要确认死者的身份与其口袋或包里银行卡上的姓名是否一致。然后，家属会在警察的陪同下前往停尸间正式辨认尸体。这可以避免家属因错误信息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不过，这也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

有一次，警方在一片荒地上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死于吸食毒品过量。死者身上的物品显示其为美国公民。经过调查，警方找到了死者在度假时和他一起居住的姨妈。她确实有些天没有见到他了，所以也猜想躺在停尸间里的年轻人就是她的外甥。

随后，她跟着警察来到停尸间，确认了死者就是她的外甥。于是，她通知了这名年轻人的父母，并对外甥在探望她时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无比悲痛。接到通知后，死者远在美国的家人要求归还尸体。

将尸体运到美国需要做特殊的安排。防腐处理、入棺，以及运离苏格兰，都需要经过地方检察官批准。尸体抵达美国后，家人便过来接收。当棺材被打开的那一刹那，父母都呆住了——里面的尸体并不是他们的儿子。起初，大家以为是格拉斯哥那边出了差错，把尸体搞错了，于是他们又将尸体退了回去。

而与此同时，“死者”却活生生地出现在环游苏格兰的旅途中。在离开格拉斯哥之前，他丢失了一个包，里面有他的身份证件。但他并不担心，因为钱包和银行卡还在身上。他的姨妈松了口气，但又因错认了尸体而备感羞愧。

当时还没有普及手机，所以我们也要承认，手机这种通信工具对于保持联系、告知家人你的下落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请记住，手机也可能泄露你的行踪）。这种情况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但那具尸体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家属寻找这具尸体。

如果尸体上没有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警方可能会将无名尸体的信息透露给媒体，希望家属能联系警方，或者有人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一过程与被报失踪恰恰相反。报失踪时，家属需要描述失踪者的相关信息，但要准确描述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我经常让我的学生在不看着某个同学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描述。

这些学生在一起度过了四年最好的时光，而且就在我开始讲课前几分钟，他们还在聊天，但是，他们却发现很难准确地描述身边的人。

你也可以试一试。在描述某个人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描述他们的一般特征，但要说出准确的身高和体重并不容易。描述一个人离开家时所穿的衣服可能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家人早晨穿的什么衣服出门。

如果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辨认尸体身份，或因尸体严重损伤、深度腐烂、遭到焚烧或经水泡变形而无法通过面部辨认其身份，我们会采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指纹比对、牙齿比对和DNA鉴定，可能还会用到放射学的手段。这些方法的缺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参照。换句话说，需要对尸体身份有初步的猜测再进行验证。

指纹不会发生改变，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可惜很容易就会被破坏。火灾中受损的尸体、腐烂的尸体以及经水泡过导致皮肤脱落的尸体就无法做指纹比对。指纹比对需要从尸体上提取指纹和掌纹。这些提取到的指纹和掌纹被称为潜指纹，用于和其他来源的指纹，包括数据库中已知的指纹，以及从死者携带物品上获取的指纹进行比对。这种鉴定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数据库中只包含一小部分人的指纹，而且这些指纹大多属于警方记录在案的罪犯。不过像商船海员、航空公司飞行员等死亡风险极高的人员，也是有指纹记录的。

虽然指纹鉴定有缺点，但是在凶杀案的尸检中依然会采集尸体的指纹。只有死者存在犯罪记录且指纹在警方的数据库中，或者死者为黑帮追杀目标，或者死亡与毒品有关，指纹比对才有意义。

过去，将尸体的潜指纹与已知指纹（存储在数据库中或从物品上提取到的指纹）进行比对都是人工手动操作的。指纹专家通过特征点匹配系统对两者进行比较，寻找相似之处。比较点一般为8~16个，具体根据司法管辖区的要求来定。这种比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比对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潜指纹的质量，以及指纹鉴定人员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人为错误导致身份鉴定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警用数据库的全面信息化，指纹比对基本上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动完成。目前已开发出自动指纹识别系统（AFIS），用于分析潜指纹、生成潜在的“罪犯候选人”，再由人类指纹专家进一步比对，并最终得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模棱两可的结果。总的来说，证据是否可靠还是取决于指纹的质量和独特性。

过去，指纹鉴定也曾遭到过抨击。1989年，伦敦一艘名为“侯爵夫人”的轮船沉入了泰晤士河，51名在船上参加聚会的年轻人因此而丧生。人们花了几天时间才将所有尸体打捞上来。而且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越长，要辨别出身份就越困难。

为了辨认尸体的身份，验尸官决定采集尸体的指纹，并将指纹与从死者家中的个人物品上提取的指纹进行比对。事实证明，从腐烂的尸体上提取指纹十分困难。于是，调查人员决定把近半数尸体的手掌切下来，带到实验室采集指纹，将尸体归还家属之前，再把手掌重新缝回到尸体上。不幸的是，有些手掌并没有返还给家属，家属也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此，家属们怒不可遏。现在，法医病理学家一般不会肢解尸体。不过在当时，这种做法还是很普遍的。

庆幸的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将肢体切割下来鉴别的做法已经被淘汰了。大多数指纹专家已经有能力对严重腐烂的尸体采集指纹，都柏林警方的指纹识别专家米克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他成功地为一具“沼泽古尸”做了指纹鉴定，证明即使是死了几千年的尸体，对其指纹进行识别依然是可行的。

在火灾死亡和尸体腐烂等情况下，牙齿鉴定，即拿死者的牙齿与其牙科记录做比较会比指纹鉴定更有效。但牙齿鉴定不具特异性，需要齿科法医凭借专业知识，将无名尸体的牙齿经过修复的部位以及异常之处绘制出来。遗憾的是，就算绘制出死者的牙齿图像，也很难拿到国家计算机数据库进行比对，因为根本没有这类数据库。

和指纹识别一样，我们需要先得到关于死者身份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确定他们的牙医是谁。你的家人知道你的牙医是谁吗？你上次去看牙医的时候，他是否绘制了你的牙齿图像呢？答案不会是肯定的。

即使他们绘制了，也可能会出错，所以那些图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一些牙医只记录他们自己所做的工作，但死者可能看过不止一位牙医。因此，即使所有相关信息都存在，齿科法医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判断，而只会给出一些意见，例如表明证据与尸体并无不符之处。如果死者的齿列具有唯一性，或者还存有其牙齿的X光片，齿科法医的结论可能会更明确。

我们在爱尔兰曾遇到过一个问题：一些持有医疗卡的人可以享受免费的牙科护理，他们偶尔会将医疗卡借给家人或朋友使用。如果持卡人与接受牙科护理的并非同一个人，就会出现比较混乱的情况。

例如，在比较死者牙齿与他们的牙科记录时，会发现二者并不匹配：死者牙齿接受的治疗次数比记录的要少；实际的填充物并没有记录的那么多；记录上显示被拔掉的牙齿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对于这一问题，通常需要与死者家人进行认真细致的沟通。只要告诉他们这种不匹配不利于尸体的辨认，从而无法将尸体归还给他们，他们还是愿意把实情都讲出来的。

有时，辨认死者身份比确定死因更重要，比如在冲突中丧生的那些人。我们知道有哪些年轻人参加了战争，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死因，但他们的家人还是希望他们所爱的人能够回归故里。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为联合国工作之前，我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法医会议上遇到了一位美国的法医人类学家。这次会议本该由我们的教授去参加，但他突然身体不适，而参会的费用都已经支付了，所以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毕竟机不可失。

参加会议的英国人并不多，包括我们的高级毒理学家和几位法医。我们像落难者一样紧紧地聚在一起，中途也有其他一些落单和离群的人和我们凑到一起，其中就有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她为美国政府工作，常驻夏威夷，负责协助找回在海外冲突中丧生的美军士兵的遗体。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做类似的工作，协助辨认万人坑中的尸体。

20世纪90年代是格拉斯哥法医部门比较繁忙的一段时期。

1992年发生了92起凶杀案，平均每周两起。我和我的法医同事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我听说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但和其他人一样，光是兼顾工作和家庭就已经够我忙的了。我要处理谋杀、自杀和意外死亡等层出不穷的死亡案件，也无暇顾及那些死在国外的人。在我看来，那些问题自有他人想办法解决，直到有一天……

沃森教授退休后，瓦尼西斯教授接任了他的工作。瓦尼西斯教授曾在伦敦工作过，为在国外牺牲的英军士兵提供法医服务。如果有士兵在国外死亡，仍然需要对死亡进行调查。当时，在冲突中丧生的人相对较少，但有一些士兵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有人还会自杀。好像在格拉斯哥的活儿还不够多似的，我们突然间就开始提供海外服务了。

我曾去过几次德国，二战后那里有大量的军事设施，确实比格拉斯哥的玛丽丘兵营更让人震撼。

除了军队，瓦尼西斯教授还加入了医生促进人权协会。我听说过这个组织，但以为他们负责的是安置冲突地区的幸存者。他们确实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在联合国的安排下，他们还参与了对卢旺达和南斯拉夫大规模战争罪指控的调查。

突然之间，我们也卷入了战争之中。我回想起在澳大利亚开会时，曾与美国法医人类学家谈论过寻找美国士兵尸体的事情，于是便立即同意参与这项工作。

我不关心政治。对待死亡，我采取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调查。如果有证据表明死亡是非法的，那就应该采取措施为死者伸张正义，这意味着要通过正确的渠道。一个故事总有两面，我不是警察，对错不是由我来决定的。无论面对的是一具尸体，还是成百上千具尸体，我能做的只有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并客观公正地将我的发现呈现出来。

于是，在1996年，我开启了第一段在海外搜寻战争遗骸的旅程，前往波黑的图兹拉，一个国际法医病理学家团队正在这里调查南斯拉夫战争后发现的万人坑。

我先飞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到了机场之后，就有人把我接到了联合国位于当地的总部。不过出了个小问题，我的行李没有到。来之前我就知道将在临时停尸间里待上一段日子，而且食宿条件都是最基本的。

现在，我身无长物，并且被告知我带来的所有衣服都可能被落下了。更不幸的是，由于这趟旅程的性质，我无法获得旅行保险。但他们向我保证，行李明天一定会到，我们将继续前往图兹拉。第二天，行李还是没有到。但和一件行李相比，联合国的事情显然更紧迫，所以团队决定其他人都按计划乘坐吉普车出发，我则等行李到了之后再乘坐公共汽车赶过去。

出发之前，他们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应该在哪儿乘车、在哪儿下车，可纸上的文字我看不懂，对此我有些不悦。但为了避免造成更多麻烦，我便挥了挥手让他们先行离开了。没想到行李一直都没有到，我别无选择，只能在第二天坐上了公共汽车。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目的地有多远。只希望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司机能记得告知我一声。汽车行驶了大半天，当看到一名联合国人员在图兹拉的公共汽车站等我时，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来自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医病理学家都参与了国际刑事法庭的任务。我们大多数人一般都只能坚持几周，然后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有一群美国人常驻图兹拉，其中包括几名法医病理学家、多名法医人类学家，还有警察。后续还会通过空降等方式增派更多的法医病理学家，以持续开展万人坑尸体的挖掘工作。

这确实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当地民众并不欢迎联合国的人，他们对我们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因此，我们在停尸间和往返于停尸间的途中都需要保护。有几次，我们乘坐的面包车和吉普车遭到伏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停尸间是一家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旧纺织厂，里面有一台发电机，但只能为存放尸体的冷藏区和装有X光设备的区域供电。这里没有自来水，支架上放一块搁板就成了我们的工作台。

一切都很简陋。虽然有厕所和淋浴间，但热水的供应有限，因为水箱里的水需要部队从他们的基地运过来。我们得到的指令是：只在必要时冲洗；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淋浴时，打湿身体即关水，打上香皂后用最短的时间冲洗完毕。我们英国人遵守得比较好，但有些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就不太注意了，所以我经常都是洗的冷水澡。

停尸间位于主城区之外，我们是不能随意外出的，因为可能有地雷，还可能有狙击手。这里也没有做饭的地方，我们吃的都是军用口粮。生活条件自然也很差，供我们住的有两栋房屋，房间是多人共用的。这个镇在战争期间遭受了重创，房屋也“伤痕累累”。

每天早上会供应一个小时的热水，但无法预测热水在什么时候来。一旦听到水管发出汩汩的水流声，人们就会蜂拥而至，享用难得的热水浴。如果你前一天晚上在停尸间错过了洗澡的机会，早上的热水就更不容错过了。所以，来这儿可不是为了享受的。

此外，这里的设施和装备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确实有些捉襟见肘。走向破旧的停尸间，一路上阵阵恶臭扑鼻而来。由于缺乏清洗设施，我们随时都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直到离开的前两天，我才拿到我的行李。在此之前，我只能借别人的衣服穿，而这里多数都是大块头的美国人，我看起来则像个难民一样。军事基地有一家小商店，我买了几条平角短裤，而且还是XXL码的。军队可不会专门为1.5米高的矮个子准备多少东西。

停尸间外是冷藏车，里面存放着从万人坑挖出来等待查验的尸体。我来的时候，法医人类学家们已经挖掘了两个万人坑。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确定尸坑的位置，再花费数周的时间挖出尸体。对我们来说，这些尸体比从金字塔中发现的古代文物更重要。做这项工作需要一丝不苟的态度，要耗费时间，要有耐心，要靠拿着小铲子和小刷子的法医人类学家，而不是拿着刀和锯子的法医病理学家。

挖掘工作非常困难，具体难度大小取决于尸体是位于原始尸坑，还是被挖出后转移或者再度转移至新的尸坑的，转移的目的就是防止尸体被人发现。在转移尸体的过程中，挖掘机把原始尸坑掘开，将尸体全部挖出来，再一股脑儿地倾倒在另一个离原始尸坑较远的大坑里，然后把坑填上。法医人类学家在挖掘过程中，会在可疑地点的四周挖一条壕沟以确定尸体堆的边界，然后慢慢地掘出遗骸，并将挖出的一具具遗骸堆在尸坑的外面。

一旦发现尸体、残骸或相关物品，法医人类学家会采用一套通用标准，给每一件证据都编上独一无二的识别码。编码完成之后，每具尸体会被放入单独的运尸袋，这些运尸袋也会被打上编码，然后被送到冷藏车一类的存储区域，最后被逐一送入停尸间接受查验。在图兹拉，由于资源有限，尸体被一具叠一具地堆在冷藏箱内，摞成高高的一堆。

第一次打开门看见这些尸体的时候，会感到很不舒服。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这些尸体，从尸体身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一般来说，尸体腐烂的程度越高，要辨认死者的身份、确定其死因的难度就越大。无论是格拉斯哥的刺杀事件、都柏林的枪击事件还是南斯拉夫的万人坑，其处理程序都是一样的。

在南斯拉夫的万人坑中寻回遗体的早期阶段，我们工作的重点是证明这些死亡是战争所犯下的罪行。尸体的数量非常庞大，以至于我们觉得永远都无法辨认完所有的尸体。但我们知道，不能漏掉尸体上或与尸体相关的任何信息，这些信息在将来或许会成为辨认出尸体的有力证据。接下来的几年，我查验的大多数尸体都有枪伤的痕迹。

尸体的状况会影响到查验工作的进展。有些尸体被埋了很多年，已经高度腐烂。同时，尸体位于尸坑底层还是顶层对尸体腐烂的速度也有影响，继而影响我们对其死因的判断。

通常，我会先将尸体从头到脚扫视一遍，会特别留意尸体的特征、任何可能有助于辨别身份的信息以及尸体的穿着；接下来，我会寻找伤口，特别是那些可能导致死亡的创伤。在处理万人坑时，我们会首先假设里面的尸体都是非自然死亡的，但这一点必须经过证明；然后假设死亡很可能是由枪伤所致。当然，只有在尸检完成后，法医病理学家才能确认或否定这些假设。

我的查验方式与处理潜在谋杀案一样。完成初步查验后，我会检查衣服上是否存在弹孔，然后检查尸体表面是否存在子弹进出的弹孔；接着再用X射线检查尸体，寻找可能残留在体内的子弹；最后剖开尸体，查看内部受损的情况并找出可能残留的子弹。

不过这里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同：尸体的衣服严重损坏或丢失，尸体严重腐烂，皮肤脱落，还常常因为转移而受到再次损伤。而且，我在这里工作的那段时间，恰巧X光机的荧光屏坏了，所以我无法通过X光机查看尸体内部的金属物。好在我在墓地、棚屋、野地和飞机库里都做过尸检，所以尽管这个临时停尸间问题颇多，我还是能够尽量克服困难。

查验尸体时，我们会脱下死者的衣服仔细检查，详细描述纽扣的数量和用于缝制纽扣的线的颜色，以及可能与伤口有关的衣物破损情况。我们还会检查死者生前是否被蒙住眼睛或遭受过囚禁。有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无法辨认的油灰状，有的已经只剩下骨骼残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发现死者生前所受到的伤害并找出死因。

由于X光机无法正常使用，我转而寻找可能由子弹造成的骨骼损伤；有时候，由于内脏器官大多已经腐烂为淤泥状，我只能顺着创口的软组织摸索一下，看看能否摸到子弹样的东西。

如果运气好，我会发现某处有绿变的情况，说明附近有一颗镀铜子弹。有时，特别是在头部中弹的情况下，骨骼的损伤是非常典型的子弹伤，即使没有找到子弹，我依然可以确信死亡是由枪击造成的。然而，很多尸体的死因仍然缺乏充分的证据，因此我不得不将其标注为“死因待定”。这样的结果虽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事实就是如此。

一些联合国派出的调查战争罪行的人员认为，死因待定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且可能对他们的案件调查造成不利影响，但我和英国同事的看法是：即使你只能确认万人坑中一定比例的尸体遭受过致命枪伤，现场情况和尸检结果也足以证明这就是战争罪。

从这次经历中幸存下来之后，我继续参与了联合国在南斯拉夫的战争罪证据搜集工作。维索科和萨格勒布的设施比图兹拉完备得多，拥有包括电力在内的所有现代化设施。工作内容大致相同：记录一切相关信息，辨别死者的身份并确定其死因。

这儿的停尸间随时都有六名甚至更多不同国籍的法医病理学家在一起工作，还有十几名法医人类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发现的尸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大部分已支离破碎，常常只剩下一堆骸骨，因此需要大量法医人类学家来辨别骸骨及其年龄、性别，并搜寻有关其身份的线索。

尽管工作条件很差，目睹的一切也令我们无比悲伤，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确定死者身份，为他们及其家人讨个公道。自战争爆发以来，失踪人员的亲属就提供了与失踪人员相关的描述，法医人类学家将所有的调查结果与这些描述进行核对。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辨认出一个潜在的身份。对于我而言，这项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将遗体归还给他们的家人。

在维索科的那段时间，我们借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这些居民的家里通常只剩下妇女和儿童，男人失踪，并且大多都被认为已经死亡。女主人很感激我们所做的一切，希望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一直都住在同一户人家，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我。

说实话，我们之间语言不通，相互都只能点头微笑。这更有可能是因为我个头矮小且不喜欢吃早餐，是最省钱的一个，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件好事情。对于这些失去了丈夫，还需要继续生活的妇女而言，每一分钱都很宝贵。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因我们的工作而得到些许宽慰，但我们会竭尽全力。从那时起，DNA技术也逐渐用于鉴定尸检采集的样本，数千具尸体也因此得到了辨认。

如今，DNA鉴定已经成了辨认尸体的常规手段。这种方法快速且高效，最重要的是，它能给出决定性的结论。可惜的是，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可能无法派上用场，比如在面对一些腐烂或白骨化的遗骸，以及火灾导致的死亡时，DNA鉴定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985年，在我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时，辨认尸体还没有用到DNA技术。直到80年代后期，美国才首次将DNA技术用于刑事案件。几乎所有人都为这项即将彻底改变刑事调查的新技术激动不已，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包括我在内。法庭科学实验室需要大量的血液和组织来制作DNA图谱，目的是什么呢？在早期，DNA图谱对凶杀案的调查确实没有多大帮助，不过几年之后，我们开始认可了DNA技术在其他案件中的作用，特别是强奸和与性有关的凶杀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室生成的DNA图谱来自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这些遗传物质的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这意味着通过与其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的图谱进行比较，可以识别出一个身份未知的人。

有时，核DNA的数量不足以生成完整的图谱。如果尸体被严重烧毁，或遗骸的年代过于久远，提取核DNA可能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提取线粒体DNA。这种遗传物质来自母体，存在于包围卵细胞核的细胞质中，而精子的线粒体DNA不会传给下一代。

线粒体是细胞内的细胞器，数量非常丰富。在核DNA数量不足的情况下，线粒体DNA是一种替代选择。它存在于毛发、骨骼和牙齿中。与其他组织、器官相比，这些部位更不易腐烂和损毁。

通过线粒体DNA，参照你的母亲这一系的家庭成员的DNA图谱，可以识别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你及你的兄弟姐妹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与识别个体的核DNA不同，线粒体DNA识别的并非独一无二的个体。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尤其是在辨认某一具尸体的时候，识别至一定程度已经足够了。

同样，Y染色体DNA是父亲传给儿子的，在没有完整的核DNA图谱的情况下，Y染色体可能有助于识别一名未知的男性。

这一块不是我的专业领域，虽然我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却不太清楚确定性的百分比是如何得出来的。不过，我对血型测定以及其中的比例关系还是很了解的。血型分为八类，其中最常见的是O型Rh阳性，涵盖了近40%的英国人口和近50%的爱尔兰人口；其次是A型Rh阳性。

我们大多数人的血型都是Rh阳性，这一比例大约为85%。在DNA证据出现之前，血型匹配是确定身份的有力证据。当然，如果你的血型属于15%的Rh阴性，辨别身份时就更加容易确定了。血型鉴定实际比这复杂得多，因为血型还有各类亚型。过去，某人具有特定的某种血型，就可作为判断其身份或认定其与犯罪有联系的充分证据。现在看来，这一标准是站不住脚的。

如今，DNA鉴定大大地提高了我们辨别个体的准确性。尽管如此，法庭科学家在法庭做证时依然十分谨慎。他们从不对某一个体的身份做肯定的判断，但会表示这种特定的DNA图谱属于另一个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及诸如此类的表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生成DNA图谱的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现在，依靠单个细胞也可能生成图谱。事实上，法医调查已经进入了仅凭几个细胞就能生成DNA图谱的时代，而无须采集精液或血液等体液样本。

这意味着我们在靠近现场的尸体前必须仔细考虑：这场死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辨认死者的身份？找出死亡的原因？找到帮助寻找凶手的法医学证据？我们有可能污染证据，所以事前必须讨论取证策略。这场凶杀案是否与性有关？如果是，尸体上可能存在精液或其他体液，需要用标准样本和拭子进行采集。

但在此类案件中，死者也可能是被人勒死的，也许从颈部可以获取DNA证据。如果尸体死后被人移动过，凶手可能会抓住尸体的手腕或脚踝拖动尸体，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将尸体隐藏起来。同样，包括我在内的调查小组也会尽量避免将我们的DNA留在尸体上，于是就诞生了连体工作服和口罩。

现在，DNA图谱的运用价值和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感谢法庭科学实验室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在一天左右的时间内辨别出死者的身份。

1981年情人节的晚上，都柏林的星尘夜总会发生了火灾。

48名年轻人死于火灾现场。警方、验尸官以及家属代表对当晚的事件进行了多次调查。我当时并不太清楚火灾发生以及这么多人丧生的具体原因。那时，我还没有搬到爱尔兰，只是通过媒体报道对案情有所了解。如果我住在都柏林，当晚可能也会在现场，因为那天正好是我26岁生日。

警方对死者进行了尸检，但不幸的是，由于火势凶猛，其中有五具尸体的身份无法辨认。当时还没有DNA鉴定，现场也没有法医人类学家。不过有一位齿科法医绘制了受害者的牙齿图像，法医病理学家则记录了可能有助于辨别尸体的信息。尽管如此，验尸官依然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判定这五名死者的身份，于是决定将他们并排安葬在一起，认定其为“身份不明五人组”。

入土安葬对死者家属来说固然是一种安慰，但人们总还是希望能够知道家人确切的埋葬地点。许多家属前来扫墓，知道的却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域，这自然让他们很不满意。所以，一些家属一直呼吁对火灾进行独立调查，并要求明确辨认出五具尸体的身份。

2007年，都柏林验尸官布赖恩·法瑞尔（Brian Farrell）同意挖出五名身份不明的死者遗骸。当时我在都柏林任国家病理学家，布赖恩向我和法医人类学家劳琳·巴克利寻求帮助。虽然无法肯定是否可以通过DNA辨别出遗骸的身份，但我们觉得可能还存在其他可供辨认的特征。由于尸体曾在大火中遭受严重焚毁，而且经过尸检后还被埋葬了大约25年，所以我们并不清楚尸体如今的状况，也无法做出任何保证。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尝试着重新调查一下。

我们小心翼翼地挖出棺材，将其运至都柏林城市停尸间进行查验。棺材虽然已经不成样子了，但尸体仍在里面。劳琳和我开始一起处理这些尸体。毕竟已经过去了20多年，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把握，但经过查验，我们仍然获得了很多信息。尸检即将结束时，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DNA鉴定。自1981年以来，科学不断发展，想要确定这些尸体的身份也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死者家属也非常乐意提供样本供我们进行比对。

我们将遗骸中的骨骼样本送到专业实验室。不出所料，分析并不容易：实验室无法提取出核DNA，但成功分离出线粒体DNA。如果火灾中身份不明的死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线粒体DNA只能辨别出这些尸体来自同一母系，而无法判断出死者为同一生母还是属于表亲关系。那样的话，其他识别特征也需要被考量。

在本案中，我们将线粒体DNA分析结果与通过尸检获得的其他信息相结合，最终辨别出了每具尸体的身份。家属们终于可以各自祭扫自家亲人的墓地了。

不过，母系线粒体DNA的相对非特异性确实可能导致受害者身份无法辨别。2015年，卡里克米姆的一个停车场发生火灾，酿成五名成人和五名儿童丧生的惨剧，其中一名死者为孕妇。与星尘夜总会的火灾一样，大火对尸体的焚毁程度极高，我们无法通过外观辨别尸体，而采用DNA鉴定也有一定困难。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不得不利用线粒体做DNA分析，最大的问题就是辨认几名儿童的尸体，尤其年龄相近的两兄弟，因为单凭来自母系的线粒体DNA无法将他们区分开来。

我和另外两名法医病理学家玛戈特·博尔斯特（Margot Bolster）、琳达·马伦（Linda Mullen），法医人类学家劳琳·巴克利，以及齿科法医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e）参与了尸检，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准确辨认每具尸体的身份。

警方，尤其是技术局也积极地参与进来。验尸官将火灾归类为重大案件，每具尸体都经过了仔细检查，包括眼睛的形状和颜色、鼻子的形状、耳朵的位置和形状、身高、体重、残留的衣物、痣、疤痕、以往事故或疾病留下的痕迹，以及至关重要的牙齿。根据两名男童乳牙生长的状态，我们确认了他们各自的身份。辨别其他几具尸体要简单一些，综合现场信息和尸检结果，再利用DNA鉴定就可以得到确认了。

在有些案件中，辨别死者的身份是一项真正的挑战。如果面对的是一具骸骨，或是残损不全的尸体，我们可能会借助其他科学手段，最常见的就是放射学。自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放射学就成了法医病理学家的好帮手。虽然在当时，医生们对于这一新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还持保留态度，但一年之后，X射线就被应用到了刑事案件的侦破中。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牙齿和头骨的X光片来辨认死者的身份，还可以检测髋部以确认是否存在金属假体。

每年都有身份不明且无人认领的尸体被发现，我们总是希望能有人将这些尸体认领回去。若一直无人认领，验尸官会安排人将尸体埋葬了，但墓碑上也只能空着。我们尽一切努力确定死者的身份，只是有时难免会事与愿违。但有的时候，只需要坚持下去，多迈出一步，结果便会不同。

2010年在韦克斯福德，一艘拖网渔船将一个人类头骨带到了岸上。渔网常常会网到人或动物的残骸。一般来说，如果是人类的尸体，那么死者很可能是从渔船或其他船只上落入水中的。通常，了解河道、潮汐和水流有助于查明死者可能来自哪里；如果知道尸体的入水地点，那么无论是意外溺水还是有人蓄意所为，警方都可以预测尸体可能的去向。

最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头骨属于某个不幸在海上失踪的人，所以警方也没有将其视为可疑案件，只是看能否确认其身份。

考虑到这一点，警方请劳琳·巴克利对头骨进行初步查验，看是否能够帮助辨认一下。

让警察没想到的是，劳琳不仅辨认出头骨可能属于一名中年女性，还发现头骨存在骨折——其中一侧有一条巨大的裂痕。

从这一点来看，头骨所有者的死亡确有可疑之处。作为国家病理学家，我也被叫去对该头骨进行查验。劳琳的两点判断我都赞同，头骨属于女性且有损伤，头骨上附有两节上颈椎，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残存的组织出现皂化和蜡化，表明这个头骨已经在水中浸泡了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右侧耳部上方有一条17.5厘米长的骨折裂纹，颅内硬脑膜有深色染色，疑为血渍。右眼窝的顶部也有裂痕，估计是死亡时造成的。头骨上仍有多颗牙齿，上排左侧第六颗牙齿套有牙冠。

我不太清楚头骨侧面的裂痕是入水前、入水过程中，还是入水后被船撞击所导致的。所以，她的死可能是偶然的，但也不能排除头部遭受击打，丧失行动能力或受重伤后被抛入海中的可能；也有可能是她自己跳进海里的。要解开这个谜题，关键是要揭开死者的身份，以及她是如何来到爱尔兰海岸附近水域的。

头骨的状态表明尸体在水中已浸泡数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停靠港会检查过去几年在爱尔兰失踪的人口，但该头骨和爱尔兰被报失踪的所有女性都对不上。很多时候，这意味着无路可走了，调查到此结束。但是，警探格里·基利（Gerry Kealy）却没有放弃。

作为一名韧性十足的调查员，他的使命是尽可能地辨认出辖区内所有身份不明的尸体，尽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调查结果。既然死者可能不是本地人，他便扩大搜索范围。为此，他必须从头骨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意味着要采取一些“另类”而且费用昂贵的调查方法。

首先，需要获得更准确的时间线：头骨的主人是什么时候死的？通过测量尸体组织中放射性同位素的水平，我们可以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碳和锶的同位素是法医检测中最常用的同位素。北爱尔兰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碳14年代测定和锶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确定一个人所生活的年代。

但碳14年代测定法一般用于大约6万年前的考古标本，用于较新的遗骸时结果并不准确。

对死亡事件进行法医调查的最长年限为70年，不同的国家可能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对过了40年的遗骸可能就不大关注了。

也许在英国和爱尔兰，人们对自己的寿命要更乐观一些。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如果一个人在50多年前死去，并且可能遭到谋杀，那么凶手依然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大？从务实的角度考虑，代价高昂、成功机会微乎其微的调查真的有意义吗？对于这种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但我仍然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即使已经过去了很久，死者的家人依然应该知道他们的亲人当时是怎么死的。

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证实，这是一个现代近期的头骨，其主人的死亡时间可能就在几年以前。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这是一起可疑的死亡案件，死者的家人和潜在的凶手都可能还活着。面部重建对于辨别人类遗骸也是有所帮助的。

我的一位前同事苏·布莱克当时是世界知名的邓迪大学法医人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该实验室有面部重建的专家。我在其他案件中看到过面部重建的效果，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格里便联系该实验室做头骨面部重建。

同时，我也切下一小块头骨，连同一颗牙齿送去做DNA分析，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目标家庭，通过比较头骨中的DNA与假定亲属的DNA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格里还听说有人可以对牙齿做稳定同位素分析，从而确定这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居住地。这种方法通过测定第二臼齿牙釉质中稳定同位素与正常氧原子、碳原子及氮原子的比例，确定检测对象在牙齿发育形成期（7~16岁）的饮食和可能的饮水来源。

这一比例在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通过对上述三种元素的测定，有望缩小死者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区域范围。分析发现，死者曾居住在北美。但警方在对北美地区进行相关搜索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结果。看来，只有确定了该女子的身份，其死亡背后的原因才能水落石出。

此外，牙科检查证实死者40岁出头。另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勒内·加珀特（René Gapert）帮助确认了死者为高加索人，并且在死者眼窝中发现了几根红棕色的毛发。放射学检查显示死者的颈部有关节炎，并存在可能引起昏厥的病变。随着面部重建的完成，这名女性死者的面貌也逐渐显现出来。

格里继续调查这起案件。他接触了辖区内数百名医生和牙医，并将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都发送给了国际刑警组织，以扩大在欧洲的搜索范围。终于，在对过去几年英国报失踪女性数据库进行搜索时，调查有了突破。警方找到一名潜在的匹配对象，是一名有抑郁症病史的中年女性。

其丈夫在一年前，也就是头骨被渔船拖网网住的四个月前报告了她的失踪。她的车在威尔士的悬崖边上被发现，警方认为她已经坠海，经搜索未找到尸体，便做了失踪记录，推测她已溺水身亡。

该名女子会是这个头骨的主人吗？她最后真的漂到了爱尔兰吗？头骨与对她的描述完全相符。她的照片与邓迪大学实验室构建的模型不完全匹配，但有相似之处。然而，她从未在美国生活过。法医将头骨中的DNA与从失踪女子眼镜上获取的DNA进行了比对，确认她正是头骨的主人。

据了解，这名女子患有艾迪生病，该疾病会影响营养物质的代谢，因此可能干扰了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治疗该疾病需要使用类固醇药物，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满月脸”，这在面部重建时是无法预测的。此类调查方法只是辨别身份的辅助手段，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毕竟，所有的科学都有局限性。

虽然找到死者身体其余部分的概率很低，但可以假设她是从悬崖边上坠入海里的，头骨骨折是由于头部撞到了悬崖下方的岩石。谢天谢地，她死亡的过程并不算太煎熬。虽然她的死令人感到难过，但确认了她的死讯，埋葬了她的头颅，她的丈夫也算得到了慰藉。

又一个谜团被解开。这样的案件永远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至少有一个名字被归还给了它的合法所有者，死者也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尸检手记：无声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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