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犯罪新特点：呈低龄化趋势、涉黑恶犯罪增加、跨省流窜重复作案多发、涉网犯罪增多
◆ “很多孩子出现不良行为，病根在于心理问题。”
◆ 在当前的普法力度下，大部分罪错少年都知道哪些属于违法行为，但却知法犯法
◆ 失学辍学对未成年人影响明显，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达九成以上
◆ 调研结果显示，涉案未成年人大多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被成年人“洗脑”、殴打、胁迫、唆使下实施的犯罪
◆ 来自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多方面的情感支撑，是预防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问题的“防波堤”
◆ 本期《瞭望》专题报道《守护“少年的你”》聚焦未成年人犯罪，一组5篇：守护“少年的你”
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失学辍学影响明显
筑好少年情感“防波堤”
以教代刑挽救罪错少年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 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增加，跨省流窜重复作案、涉网犯罪增多
◆ 涉案未成年人大多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被成年人“洗脑”、殴打、胁迫、唆使下实施的犯罪
◆ 受一些不良网络乱象影响，未成年人涉网犯罪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线上线下涉网犯罪类型明显增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未成年人法治体系日益健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日趋成熟，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功能逐渐显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得到根本控制。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这远低于西方国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10%以上的比例。”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十年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降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数据也显示，近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呈现相对平稳、整体数量下降的趋势。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不大，但关系亿万家庭幸福生活，社会关注度高。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的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的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
程硕图/本刊
部分受访基层公检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成年人犯罪实际数量比以上数据所反映的更为突出。“这与各个机关之间的司法分流举措密切相关。”田相夏说，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时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一般以批评教育为主，不会移送至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不逮捕、不起诉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分流，采取更适合未成年人的保护举措。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辗转八个省（区市），采访数十位基层公检法工作人员、专门学校师生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涉黑恶犯罪增加、跨省流窜重复作案多发、涉网犯罪增多等新特点。对此，受访基层干警和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构建完善“六大保护”体系，守护好“少年的你”。
在济南市市中区山望幼儿园，家长和孩子在做亲子互动游戏（2023年4月27日摄） 郭绪雷摄/本刊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现一些未成年人参与或被裹入恶势力犯罪团伙现象。该院曾对2015年至2019年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案件进行专题调研。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调研结果显示，涉案未成年人大多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被成年人“洗脑”、殴打、胁迫、唆使下实施的犯罪。 在一些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搜索“未成年+盗窃”，会出现很多类似的监控视频，有的是砸店铺入室盗窃，有的是砸车窗、拉车门盗窃。搜索“未成年+斗殴”，同样会出现很多监控视频。视频中，这些未成年人拿着砍刀、棍棒，俨然“古惑仔”模样。 在东部一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内，记者采访了10名未成年犯，发现其中多人都有过聚众斗殴经历，一位未成年犯告诉记者，自打他加入黑帮后，成天就是“吃饭、睡觉、砍人”。 西部一县级人民法院曾宣判一起涉黑案，警方抓获的90人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60%；东部某县曾发生一起聚众斗殴案件，参与斗殴的20人中，19人是未成年人，其中一名参与斗殴的未成年人告诉记者，当时该县有七八个帮派，成员多是未成年人。 采访中，多个地区的基层公安民警和检察官向记者反映，这些未成年人知晓自己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作案不避视频监控，手段简单粗暴，常常相约团伙流窜作案。 各地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坚持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已成共识。特别是2021年刑法修订后，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诉率大幅上升，当年分别达到39.1%、50.4%。 多名基层检察官告诉记者，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时未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一般以批评教育为主，不会移送至检察机关。 然而，一些罪错少年自恃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反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但因其所在地区未建立专门学校，治安管理处罚又不予执行，公安机关对他们“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其中一些未成年人甚至会流窜到没有建立专门学校的地区作案。 2022年，东部沿海某县级公安局一份统计表明，当地抓获的实施流窜盗窃作案的未成年人中，95%有作案前科；东部沿海一地级市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该市存在的经常流窜盗窃的未成年重点人员有30多人，“最多的是一名辍学少年，因盗窃行为被抓五六十次，但由于未满刑事责任年龄，每次抓到只能放掉。”该名民警说。 一些犯罪团伙专门组织“屡抓屡放”的未成年人，肆意实施盗窃犯罪，唆使其打架斗殴或为赌场望风、维护秩序等。 东部某市公安局对2018年、2019年本地籍1100多名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梳理，发现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是一些犯罪团伙如开赌场的黑恶势力，有意雇用未成年人，利用其身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受一些网络乱象影响，未成年人涉网犯罪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线上线下涉网犯罪类型明显增多。 从最高检2022年底发布的一份数据可管窥这一趋势：2018年至2021年，起诉未成年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从1127人上升至2853人，年均上升36.3%。 在未成年人涉网犯罪中，传播售卖不良内容以致触犯法律的案件多发。涉嫌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未成年人数上升。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张洋说，2019年至2021年，陕西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嫌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人数分别为19人、61人、150人，三年增长近7倍，罪名涵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等。 网络赌博案件中也经常出现未成年人身影。河南少女小张初中毕业后辍学，上网时被一则“高薪资、包往返机票住宿”的招聘信息吸引，被诱骗至菲律宾从事赌博网站的客服工作。她认为自己仅是客服，没有触犯法律，直至回国后被警方逮捕，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在江西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两名高中生进行网络赌博并担任代理，向他人发送邀请码，收取返点佣金，两人通过发送邀请码分别在赣源中学发展下线401人和522人，从中非法获利1.8万余元和3000余元。 多地公安、检察院、法院办案人员表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一些新特点，凸显出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迫切性。守护好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体系需协同推进，要事后惩戒，更需强化源头预防。
◆ 惩治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法律严惩的同时，更须从源头发力
◆ 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多管齐下，才能不断织密未成年人“防护网”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复杂，一些成年犯罪分子在其中扮演着教唆者的角色。 父亲诱导16岁女儿骗来朋友后，对其进行恐吓、捆绑、拘禁以索要赎金； 两名成年人拉拢、引诱两名未成年人，指使他们打砸摊位、殴打摊主并勒索财物； 一名未成年人被某技术公司招聘为“话务员”后，被指使以为客户办理信用卡名义骗取“服务费”等3万余元…… 近年来，发生在一些地方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在此类案件中，未成年人既是施害者，更是受害人。 由于未成年人辨别能力低、自我保护能力弱，我国法律和刑事政策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是对这一群体的倾向性保护。 一些犯罪分子却从中发现了可乘之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敲诈勒索、盗窃、贩毒以及黑恶犯罪，将未成年人当做“挡箭牌”或“替罪羊”，以此逃避或减轻法律的惩处。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案件花样繁多，教唆、胁迫、拉拢、引诱、欺骗、招募、雇佣等，都是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特别是近年来，通过信息网络侵犯他人财产，是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案件新的“增长点”。 比如在江西，两名高中生受雇担任网络赌博代理，向他人发送邀请码收取返点佣金； 在宁夏银川，5名在校学生被召集通过办理银行卡并提供银行账户的方式，帮助转移网络犯罪资金； 在陕西，涉嫌电信网络新型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长。 一些黑恶势力专门拉拢中学生入伙，胁迫、引诱利用一些在家庭和学校中不被关注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罪错少年或因缺乏父母管教难以树立正确三观，或因缺少亲情关爱而内心敏感叛逆。 一位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官说：“只要有人对他们好一点，带他们吃吃喝喝，带他们上网吧上酒吧，他们就感动不已，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 一些未成年人过早地离开学校单纯环境，进入社会后很难分辨某些成年人“好意”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企图。在被胁迫时，他们往往不知怎样处理只能顺从；被教唆欺骗实施犯罪时，也不知道将产生哪些后果、对自己有哪些影响。 除了家庭和学校因素，网络不良信息扭曲未成年人三观、网络犯罪的非接触性降低了犯罪的背德感、一些酒吧及电竞酒店等高消费场所违规允许未成年人随意出入等，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 当前，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反有组织犯罪法明确要求，对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行为从重处罚。2020年“两高两部”专门发布意见，明确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等9种情形应重罚。北京、重庆等多地法院、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警示社会、震慑犯罪分子。 惩治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法律严惩的同时，更须从源头发力，既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并进行引导教育矫正，也要在注重读书之外加强“育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观念；既要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技术水平、加大依法治网管网力度，也要关爱帮扶留守、困境未成年人。 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多管齐下，才能不断织密未成年人“防护网”。
◆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较易产生不满、孤独、苦闷、冲动等不良心境，需要及时疏导
冲动杀人、撬店抢劫、吸毒洗钱、打架斗殴……一些正值花季的少年却走入歧途，罪错行为令人痛心。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云、桂、黔、闽、陕、苏、京、吉等省区市十余所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专门学校，与多名“罪错少年”面对面谈心，发现漠视法律、隐性辍学、心理障碍等原因促使他们一步步犯下罪错，亟待家庭、学校、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生于2007年的小欧初一仅上了几天便开始休学，在家待了两年，期间多次偷盗电动自行车等，后来发展到撬盗商铺物品，被派出所多次抓获，屡教不改。 2021年，他被送到华南地区一所专门学校就读时年仅14岁，为该校第五期学生。 “那你除了知道这条法律，还知道其他法律吗？比如造成财产损失怎么处罚？” 言谈中可以发现，小欧对于法律的认识片面。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像小欧这样的少年不在少数。一名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坦言，在当前的普法力度下，大部分罪错少年都知道哪些属于违法行为，但却知法犯法。 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成年人利用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专门寻找、拉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参与犯罪活动。 “我跟着几个20多岁的大哥玩，他们今年就突然不带我玩了，而是天天吹什么‘08战神’，2007年出生的我突然不吃香了。”另一名罪错少年小肖在与记者交谈时提到，当地黑社会头目专门找生于2008、2009年，未满16岁的少年参与犯罪。 在东部沿海地区一所专门学校内，记者见到了生于2007年的小蔡。他身高接近一米八，外号“熊二”。 小学没毕业，小蔡就领着一帮“小弟”混社会，一起“拉车门”（盗窃私家车内财物）、“跑分”（一种洗钱行为），刚满15岁便“前科累累”。家长将他送入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初一就不去学校了，开始混社会。需要钱就去洗车，赚到钱就租个车到外地玩，还去文身店文身。”小蔡一边说着，一边撩起衣袖裤管，给记者展示他全身“龙飞凤舞”的文身。 与小蔡在同一所学校接受矫治教育的小肖，也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大哥”。他告诉记者，自己犯罪的动机并非缺钱，而是辍学后空闲时间太多，没人管。 一些未成年人产生厌学、逃学现象，甚至“隐性辍学”——学籍意义上在校，实际却是“名在人不在”，一旦离开学校，就容易发生罪错。 黔南一所专门学校曾针对校内413名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这里所有学生都经历过不同时长的越轨生活，均伴有厌学、旷课、夜不归宿、不良交往、沉迷网络等不良行为。 多名受访基层干警反映，失学辍学对未成年人影响明显。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达九成以上。他们建议在摸清未成年人失学辍学真实底数前提下，开展未成年人犯罪统计分析与研究，便于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防范失学辍学导致青少年失管。 在位于西南部山区的一所专门学校内，刚满14岁的小冉缓缓向记者讲述着案发经过，语气平静。小冉肇事时年仅13岁，当地公安机关无法采取刑事措施，被送至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小小年纪为何杀人？原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小冉一直想要一部手机，却从未被满足。2022年8月，小冉偷走表舅的一部手机和1600元现金。第二天表舅报警，经警察调查确认是小冉偷盗，但金额却对不上——表舅坚称小冉偷了4200元。小冉的父亲为平息事态，只好“认栽”多赔了2600元。 “爸爸腰疼，赚2600块钱很不容易，哥哥训我，连钱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赔了别人，我觉得冤枉，心里好大压力，就想杀了他（表舅）。”叙述事发经过时，小冉眼神时时上瞟，手指不停缠绕，显得局促不安。 据了解，小冉四年级时曾因行为异常到贵阳、重庆的精神科就诊，花掉了家里不少钱，为此他深感自责。这所专门学校的心理教师曾对小冉进行心理测评和行为观察，结果显示小冉确实存在心理问题。 “很多孩子出现不良行为，病根在于心理问题。”这位心理教师说，他曾对103名在校生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心理量表进行摸底，结果显示：过敏倾向37人，学习焦虑31人，自责倾向27人，身体症状21人，对人焦虑19人，恐怖倾向9人，冲动倾向6人，孤独倾向3人。 《2022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显示，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同时，住校、父母外出工作等缺少父母照顾与陪伴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郁、孤独、手机成瘾问题，家庭关系紧张、父母不和睦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更高。报告还指出，总体上达到四成左右的青少年有时或经常感到缺少伙伴、被冷落或与别人是隔绝的。 多名基层干警、专门学校校长和青少年教育专家认为，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较易产生不满、孤独、苦闷、冲动等不良心境。这些心理问题需要及时疏导。
◆ 未成年人犯罪，“脆弱”不是主因，“缺爱”才是核心
◆ 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5.2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随着城乡环境和家庭结构快速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也在改变
◆ 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第一责任人”。家长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断充实完善自身教育能力和水平，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怀和情感帮助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城乡原有生活场景发生显著改变，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未成年人面临激烈竞争压力，少数未成年人处于失管失教状态，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多名教育一线工作者、心理教师、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等发现，在自我意识强烈而又敏感脆弱的“外衣”下，一些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情感支撑，其中少数人因此步入歧途。 受访相关人士认为，来自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多方面的情感支撑，是预防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问题的“防波堤”。丰富未成年人的情感支撑来源，为他们提供多元情感依靠与宣泄渠道，可以有效疏导未成年人心理问题，防患于未然。
多位教育一线工作者、心理教师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反映，源自家庭的情感缺失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调研中，多位罪错少年向记者讲述了与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主要分为两类。 失管失教成为“脱缰野马”。在甘肃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记者见到了多名未成年犯，发现他们的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均存在问题。有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有的父母早亡，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孩子将父母视为最大的“仇人”。他们的童年时期，经常感到自卑、无助、孤独，“遇事无人倾诉”。 “我一岁多的时候，父母就外出打工。我从小到大和爷爷一起生活。有时候会讨厌父母，因为他们回家时知道我不听话只会打人。”贵州省铜仁市一位进行教育矫治的少年告诉记者。 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甘肃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管区管区长丁宏告诉记者，该所80%的未成年犯原生家庭不健全，家长在教育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疏漏。有的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管教孩子；有的家长本身就是违法犯罪人员，未能为孩子做出正确引导；有的父母因孩子违法犯罪被公检法机关通知了也不管不问；也有的家庭存在溺爱、家暴等问题。 海南省委政法委在全省多县市所做的专项调研也发现，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其家庭多存在父母对子女不管不问、过于放任顺从等现象，导致孩子染上网瘾、盗窃、赌博、打架等恶习，形成冷漠、叛逆、暴力等偏执型人格。 过分管教致疏远逆反。曾在甘肃兰州多所中学担任专职心理咨询顾问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曲美娜认为，一些家长过分管教，但缺乏有效沟通和情感认同，易致亲子关系疏远。“这让一些未成年人缺少合理表达情感的能力，产生愤怒、抑郁等激烈的负面情绪。”曲美娜说。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卢勤认为，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未成年人，遇到问题不敢向父母求助，日积月累中容易抑郁、焦虑，甚至发展成为心理疾病。 这实质上都是家庭未能为孩子提供正常的情感支撑和心理关爱。 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5.2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随着城乡环境和家庭结构快速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也在改变—— 在城市，更多的未成年人所在家庭呈现小型化特征，脱离了传统大家庭和熟人社会环境，父母几乎成为未成年人家庭情感支撑的唯一来源； 在农村，未成年人看似生活在传统的熟人圈子中，有爷爷奶奶、亲戚、邻居等照顾，但留守儿童却缺少来自父母的关心和教育，亲子关系缺失。 学校是未成年人的学习场所，他们与老师、同学的情感连接伴随着心智成长的全过程。但部分受访一线教师坦言，目前，学校和教师最关心升学率，大部分“问题少年”成绩垫底，“几乎没有升学希望”，在校内不易得到正向的情感支持和互动理解。 沉迷网络世界是未成年人情感支撑匮乏的典型表现之一。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有的未成年人因为现实世界的情感支撑缺乏，把空闲时间更多花在网络虚拟世界上，这进一步导致其与真实世界的隔离。 在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留守儿童手机管理问卷调查报告中，40.4%的留守儿童有专属手机，49.3%的留守儿童使用长辈的手机。看短视频和玩游戏是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占比分别达到69%、33.1%。67.3%的家长反映认为自家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其中21.3%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破解未成年人情感支撑缺乏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第一责任人”。家长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断充实完善自身教育能力和水平，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怀和情感帮助。 更多的社会化专业人士应当参与其中。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举例，如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等营利性或公益性组织以及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应密集填充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随时为未成年人提供家校教育之外的情感支撑。 “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引导高校等从学科建设、专业队伍方面加强家庭教育专业建设，建立具有专业素质的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姚金菊说。现阶段，可先由政府统筹、依托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对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未成年人，尤其对于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而言，心理指导、情感疏导尤为重要。其中社区矫正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罪错少年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个性特点，对他们的错误心理和行为恶习进行区分矫正，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儒说，这就需要在社区矫正中心设置专门机构以及配置专门人员，提高社区矫正人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更好服务未成年人情感需求。 海南省就有这样的尝试。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与秀英街道联合成立“阳光服务基地”，依托该基地开展“一对一”判后帮教，引入专业社工及心理咨询师为罪错少年做心理咨询讲座以及进行心理疏导。2021年以来共开展帮教330余人次，帮助3人重返校园、9人顺利就业。 受访相关人士建议，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多元协作、共同发力，破解未成年人情感支撑缺失问题，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起更加强大的心理“防波堤”。 （实习生蔡雅茹参与采写）
◆ 实现对罪错少年分布情况的精准画像，是合理布局、科学建设专门学校的前提
◆ 加强专门学校建设亟需优化师资配备，特别是加强专职心理教师的配备
一间教室内，老师正在给10多名学生教授初二阶段的数学课程；隔壁的心理咨询室，正在开展一场特殊的亲子互动活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通过多样的趣味活动改善亲子关系…… 走进位于南方某省的一所专门学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学校设有文化课教室、心理咨询室、烘焙课堂等不同功能的教室，用以满足学生的教育矫治需求。 专门学校，是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学校。目前，各地专门学校的招生范围不尽相同，年龄一般为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要求，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调研了解到，我国专门学校建设仍处起步阶段，在未成年人犯罪出现新特点的背景下，亟待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实施细则、完善工作机制、完善专门教育体系。
在我国西南地区一所专门学校内，接受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在食堂统一就餐（2023年2月摄） 李嘉盈摄/本刊
多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缺乏有效治理手段，是导致一些罪错少年重复作案的重要原因。”他们表示，一些未成年人被抓时就知道公安机关对自己“束手无策”，面对民警时言辞激烈，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形成不良示范。 还有一些未成年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矫治教育，在犯罪的旋涡里越陷越深，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后被惩处。 东部沿海某县一未成年人曾有盗窃、寻衅滋事等4次劣迹，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且属地没有专门学校，只能由政法机关对其法定监护人多次训诫、督促教育。在年满16周岁后，该未成年人仍多次盗窃，被逮捕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少数未成年人涉嫌强奸、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同样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采取刑事措施，只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对其进行教育矫治。 “这些矫治方式缺乏强制力，个别孩子不按时打卡、敷衍应付，有的出现重复作案。”吉林省一名基层检察官说。对于这些孩子，家长管不了、学校无力管。如尽早用专业力量对他们开展全天候教育矫治，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其重回正途。 根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调研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110余所，在建或进入选址阶段的专门学校有11所。 记者调研发现，相比实际需求，当前我国专门学校建设仍显滞后，相关实施细则和工作机制尚不完善。 底数不清建校缓慢。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对未成年人罪错情况底数不清。多位受访专门学校负责人认为，实现对罪错少年分布情况的精准画像，是合理布局、科学建设专门学校的前提。他们建议各地政法部门、教育部门联合对辖区内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人数、涉案信息等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在确保生源充足可运转的同时，按照“分类设置、有效辐射”的模式分批建设，开展差异化管理。 机制不全专业机构缺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专门学校成立相关工作，研究确定专门学校建设、教学、管理等相关事宜，协调学校成立、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专门学校教育转化效果进行评估，如同专门教育体系运行的“中枢大脑”。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有的地方成立了但并未实体化运转。 受访人士呼吁，各地可以先在省级层面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针对达到强制入学条件的未成年人组织实施入学听证，制定细化评估标准，确保强制入学法治化、规范化。 规范宽泛难以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专门学校强制入学的四种情形。但基层政法干警告诉记者，相关规定相对宽泛，在实际执行中需进一步细化明确，使有关部门在实施强制入学时于法有据。 专门学校原称工读学校。2012年，为了消除社会误解、解除家长后顾之忧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时将其改名。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沿用了这一名称。 记者走访十余所专门学校发现，不少学校正在原有工读学校运行模式基础上探索实践，一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存在的问题也待引起重视。 制定发展规划，突出专门特色。记者走访发现，各地专门学校在主管部门、运行机制、招生范围、办学标准等方面各不相同。受访人士建议，明确专门学校主管部门，规范教育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的权责分工，保障专门教育发展符合其自身规律。同时，教育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专门教育发展规划，包括专门学校统一的建设标准、管理制度、考核评价等。 完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积极转化。记者在江苏南京市建宁中学等多所专门学校看到，学校均为小班教学，每班15至20人，除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之外，还开设德育、法治课程以及烹饪、无人机、汽车维修美容等校本课程，旨在以素质教育理念激发学生自信心，掌握一技之长，成年后可以自食其力。 贵州省黔南州启航学校探索“学分制”管理方式，设置身心健康、行为规范、学业素养、实践能力等多项指标，综合观察学生在校期间成绩、情感、态度等多项指标并实行动态管理。在对学生积分进行综合评估后，做出是否可以结业的决定。 健全师资保障，强化激励倾斜。记者走访的多所专门学校经费保障总体稳定，但一些地区存在资金难以为继的情况。比如西南地区某县投入3300万元建立专门学校。该校是区域中心校，接收附近多个县需要接受专门矫治的未成年人，但个别县难以及时支付相应的财政资金。 在采访中，有专门学校教职工反映待遇与付出不匹配。“目前，学校向教职工增发基础工资15%的补贴。以中级职称教师为例，每月仅增加三四百元，但工作量是普通学校教师的数倍。”西部地区某省一位专门学校校长表示。 广西南宁市励志专门学校校长刘田喜等人表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亟需优化师资配备，特别是加强专职心理教师的配备，设置生活管理人员岗位及专职法制、技能等教育岗位，进一步提高专门教育专业性、针对性。同时，建议对专门学校教师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提高专门学校教师职业尊荣感。参与采写记者：朱国亮 王成 汪军 周立权 鲁畅 吴文诩 王研 李浩 覃星星 胡伟杰 刘邓 熊丰 冯碧箫 李嘉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