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和他的《庄子》研究：真知之路，非沉潜深致不可解

元代华祖立绘《玄门十子图》中的庄子

敬畏庄子

首先我想感谢刘笑敢老师。我们在学问上，特别是庄子研究上都受到了刘老师的恩惠，这是非常大的滋养。说刘老师是当代庄学研究的奠基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我觉得他当之无愧。

我接着讲一下我对少明兄这本书的体会和理解。少明兄的庄子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很早就已经很知名了，他更早一本关于《庄子》的书《〈齐物论〉及其影响》，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它是庄子研究里非常深入的一本书。少明老师的书一直有一个特点，即深入的地方非常深入，同时又能带出一个非常大格局的视野。当然《〈齐物论〉及其影响》和三联最近新出的《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之间有递进的关系，也有非常明显的对话关系。《〈齐物论〉及其影响》看起来明显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写的时候就是奔着成书写的。《梦觉之间》看起来则像论集，其中的单篇都发表过，但实际上所有的主题是按照一个整体架构在推进。所以看似是单篇文章的汇集，实际上构成的却是整体的著作，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位学者相当动人的地方：他在一个主题上多年反复地沉浸、思考和推进。我的体会是少明兄入手的地方都是点，每一篇都是点的深入，但是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右图：陈少明著《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2月

我自己这本书采用的是一个非常小格局的写作，但是野心很大，以至于小的格局根本不足以承担我的野心。所谓小格局，就是我只专注于庄子哲学内在思理的展开，只专注于他文本的阐发，由此展开。

如果说我要对这本书做一点补充的话，一是我的文本基础、考证基础，完全奠基在刘老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对《庄子》文本科学、确定的考证之上。我以内七篇为核心，用材料的时候非常严格，外、杂篇几乎没用。从文本的基础来说，也许我文本用得有点太强了，使得对于希望能够更多看到《庄子》更具丰富想象力部分的读者来说，我这本书好像有点太狭隘。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我写作的方法，或者说这本书著述的体例。我写书一直有一个大的障碍，就是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希望自我重复：首先不希望重复著作的形态和体例、整体架构，第二不希望重复主题，第三不希望重复思想所达到的深度。我总希望每一次写作都变成个人思想磨炼和提高的历程。

对我来说写作过程中一个极难克服的问题是，我既不肯按照注疏的方式写，也不能完全接受按照结构化和体系化的方式来写，以致割裂文本的固有脉络。于是我就陷入到一个麻烦当中，一方面试图周全地照顾文本固有的脉络，不割裂文本固有的语境，一方面又要尽可能按照思想展开的结构和体系来写，而且我还希望涉及一些考证的内容。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考证类的内容就不大好以“板着面孔”的形式来写，这对我的写作是非常大的考验。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形态，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够友好。主要是自己能力不够，实际上还是入得不深，所以不能用特别简单的话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好在《庄子》内七篇的完整性和完成度，是我在刘老师考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阅读、研究获得的体会。我觉得《内篇》应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在《杂篇》中我们看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版本，非常著名的是“魍魉问影”，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版本应该是故事著述中的一些痕迹。我没有做特别严谨的考证，我认为《杂篇》里特别是像《庚桑楚》一篇从“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到“蜩与学鸠同于同也”那一大段应该是过渡性的写作，我把它称为《庄子》残篇、《庄子》草稿或者《庄子》稿本。通过这些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如此严谨清晰的结构，以及文本之间、文段之间的指涉关系，我把它称为镜像式的指涉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最著名、最直接的就是“啮缺问乎王倪”，它在《齐物论》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从《应帝王篇》看，其实啮缺跟王倪的对话被放到了更大的对话背景中，语境一下就变了，再回去理解《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那一章，会有完全不同的视野和认识。所以我认为《庄子·内篇》具有较高的完成度和完整性，它的文本展开和思想展开具有一致性。这就使得我既能基本依据文本展开的顺序，又能够以某种比较体系化、思理化的方式把这本书完成。因此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我把庄子的思考还原为真知之路的过程。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大胆的提法，都在字里行间。

最后谈一点，我这本书写作之初是想通过自己的立意解决一个问题，即我们到底要以多么庄重、多么郑重的态度对待庄子的文本和哲学？我们能否以足够的思想敬畏、足够的严肃和庄重真正把庄子哲学的哲学性充分揭示出来？所以我写了严肃版本的《庄子》，以至于有很多同学读完之后觉得不像自己阅读过的、印象中的《庄子》，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的写作是在2020年1月到4月上旬之间，武汉解禁的那一天本来可以收尾，但我留到了武汉开禁的第二天才写完最后一句话。主体部分是在非常极端的三个月内完成的，所以书里难免有一些情绪表达，可能字里行间有一种奇怪的愁苦。没有办法，人总是在环境中进行写作，我也蛮怀念那段日子，它确实是难得的一段能够专心专注于写作的日子。

我原来有一个感觉，少明的书和文章我都喜欢，但我觉得他和我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从我的思想框架出发去看他的东西，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也不知道他的东西放在我的思想框架里该如何分类。说不好听的，我们就是两代人。现在听立华发言，我又进一步想，我是在山沟里做学问的，他们这一代却已经升华到了天空，跟云彩一起走了。我刚刚想我做学问的时候不是作为刘笑敢在做学问，而是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我在很强硬的框架里思考，我是有突破的，我觉得我的突破不小，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在那个“山谷”里思考。到立华这一代，思绪可以自由翱翔了。我不是作为刘笑敢在讲什么，我是在讲“刘笑敢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把“真人”推到后面去。而立华的发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小伙子，一个朝气勃勃的“活人”在讲话。我可能有点像一个老学究在讲他应该讲的东西，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在那个时代活过来的，立华他们的活法和我不一样。因此，我的庄子研究，优点是严肃认真，缺点是逍遥不起来，一点逍遥都没有。

其实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是第一批到北大的硕士、博士。那个时候张岱年给我们上方法论、史料学的课，方法论的课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朱伯崑给我们讲史料学也是用马列主义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老庄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印证老庄是很了不起的事，但没有大作品出现。我做博士论文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立得住，确实有把握的话才说，没有足够证据的话我不说。所以我学术上的失误比较少，但是要跟立华、丁耘这些年轻人比思想的超越性，比开放和远见，大概就不能比了。

我并不是自暴自弃地认为我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忠于文本。所以我今天大概讲三个关系，一个是从文本到思想或者从文本到理论，一个是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一个是从安命到逍遥。

文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幸当了三年工农兵学员，当时的老师和我说，其实文科学习就是要自己做研究。他们在人大学习的时候就是写论文，选一个题目写论文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听了老师的话，觉得我也不能脱离政治，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写论文。后来认识到写论文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有扎实的理论根据、文献根据，你的观点是通过这些材料来支持、彰显的。那位老师的指导对我很有启发，到了北大我就很快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现在跟立华比，我是把自己套在一个学者应有的面孔或者面具下来思考、写作的。契诃夫有一个小说《套中人》，主人公每天循规蹈矩，穿一样的衣服，把自己套在世俗生活的规范里。我当年和那些同学听张岱年、朱伯崑、黄枬森讲课，就是有一个框子，有一个套子，自觉进去，不自觉也进去，更应该自觉进去，写出来的文章就是符合大方向的，理论不会有偏差。那种训练对我来说也有好处，好的一面是严谨，不会胡说，缺点是不够开阔。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庄子和萨特的自由观，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三联书店还让我写过一个五万字的小册子。之所以会从研究庄子延伸到对萨特的研究，是因为有一个叫关锋的人，他任职于《红旗》杂志社，写了《庄子》内七篇的批判，说庄子消极、颓废、存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给庄子戴了一大堆的帽子。他说庄子是存在主义，我就很好奇庄子怎么会有存在主义，一查“存在主义”这个词是在德国和法国流行起来的，后来也流行到了美国。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存在决定本质”。原来是你的存在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自己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人，而是你的社会身份、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萨特的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没有关系。当时关锋把庄子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我一看这根本不对，庄子要承认现实世界的无奈，根本不是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改造现实或者坚持自己的主观意识，他没有这个字眼。我对当时主流的庄子研究做了一个批评，重新讲我看到的庄子。我看到的庄子就是安命，安之若命，这是他的基本主张。

但安之若命的同时，他又要逍遥于四海之外、无际之野，从安命到逍遥，二者之间怎么转化就成了我思考的问题。博士论文写完了，我还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讲一下安命和逍遥，这么多年过来我讲庄子还是讲安命和逍遥。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安命”是消极、悲观、没落的讲法。现在我觉得安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生之道，自觉安命、不自觉安命、被迫安命和有意识的安命是不一样的。我讲的“安命”的“命”不是“命运”的“命”，不是阎王爷所决定的命运，而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你命中的东西，冥冥之中是被阎王爷决定，被物质规律决定，被辩证法决定，还是被存在主义决定，你讲不清楚。可是就是有一种东西你自己控制不了，或者暂时没有办法改变，这就是无可奈何的客观必然性。“命运”这个词我们可以不用，但是我们人生中离不开客观必然性，有些事需要安命，在安命的基础上人还可以逍遥，这个逍遥是精神上的一种追求，一种精神状态和境界。“安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受无可奈何的必然性，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最好的可能，做自己最好的发挥、努力和争取。

程乐松：在立华老师的表达中，他一直在强调庄子文本中甚至没有一个称谓是不对的。这会让我们觉得震撼，意味着即使我们在阅读《庄子》的时候感受到庄子语言的诙谐、生动和活泼，但是丝毫不能因此轻视他在思想态度上的严肃。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个严肃，请你自觉反省，你的不自觉跟庄子没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笑敢老师有这样的自觉，即我不是说我要说的话，而是说在《庄子》的框架里、在这个文本里对的话。所谓“对的话”，是回到文本的意义，还是把自己和文本结合起来、在阅读经验中呈现出的意义？这两个“对”不一样，而如果没有前一个“对”是不会有后一个“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文本出发，实际上是自我放纵，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你是借着庄子在说话，而不理会庄子到底在说什么。我想，笑敢老师在这个方法论中会更倾向于在文本里说话。

我就想问笑敢老师，这是自我限制，还是对庄子思想本身的限制？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经验加进去，《庄子》作为经典的隽永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从文本角度再出发时的边界在哪里？到哪里就变成自出机杼的表达，尽管这样的表达未必是错的？

刘笑敢：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解释为研究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问题。在诠释学盛行之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红楼梦》，这个理论很深刻，我也赞成。但它带来的冲击是，我们对世间的认识有没有一个可能的要求，我讲的安命与逍遥就是个问题。从客观来讲，一个飞行员、一个医生、一个警察几乎都不可能一辈子不出错。但我们有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一辈子不出错？我觉得还是有的。我讲安命和逍遥的关系，想说的就是，客观上能实现的目标和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是有张力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放弃那个合理的、正确的、社会期待的目标。

假定我们这个社会是正常的或理想的社会，那要求老师像老师、医生像医生、警察像警察没有错。但是并没有一个模板化的老师、医生、警察的标准。这也不等于好恶标准。我研究道家以后，对儒家、对西方哲学的一些理论就产生了一点修正的愿望：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真理，追求真实、确切或者实用、合乎客观实际的理论、认识、判断。但一个现实的活人总是有局限的，理想的、百分之百正确的标准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即便达到了也是碰巧。飞行员一辈子大错不出，已经不易，小错也是难免的。我当了一辈子老师，课堂上肯定有些话讲得词不达意或表达得不太准确，但我想当一个好老师，不讲任何错话是我的目标。我能做到的是，不有意讲任何错话，不坚持任何错的东西，讲错了被学生指出，不坚持自己没错。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是有可能错的，作为一个人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这也不意味着反正不可能不出错，就多出点错吧。

我有本书《两极化与分寸感》，我觉得我们真实生活中没有分寸感，应该给人一个活的空间。如果一个有权力的人要求学生、下属都应该怎么样，这就是一种两极化思维的表现，只讲标准的一极，另外一极没标准，随便怎么样都行。在“一切都对”和“一切都有固定标准”之间我们要有分寸感。不见得你是错的，但要讲究分寸，不要错得太过火；你坚持真理，坚持学术守则也对，但是不要太过分。既不要教条，也不要机会主义，要有个分寸。我觉得我们文化中缺少分寸感意识，今天这是绝对对的，明天那是绝对对的，令行禁止，这个思维方式需要反思一下。

从实践的角度讲，很多搞哲学的同学澄清概念，完全是必要的，但真到实践中，光概念清晰是不够的，要把多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两极化与分寸感的实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人尊重，不是因为你学问好，或者你是什么长，或者你得过什么奖我才尊重你，我对每个人有基本的尊重，这样我就不会有两极化的判断，不会觉得“你不这样就是错的”，“你那样就是伟大的”。避免两极化判断的背后要有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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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庄重的态度还原作为哲学家的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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