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次子傅敏去世：编辑《傅雷家书》的人走了

文｜蒲实

傅敏

抗战末期，钱锺书和杨绛与傅雷和朱梅馥夫妇相识，两家住得很近，晚饭后常去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夜谈，是沦陷的上海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岁月里，最能打破沉闷苦恼的聚会。在《忆傅雷》一文里，杨绛回忆起他是“含笑的”——“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只是那笑脸只许朋友看，绝不许孩子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他们的僵硬冲突的父子关系，客人们经常会觉得尴尬，但好像对傅雷来说也是习以为常，倒是太太朱梅馥连声抱歉。杨绛打趣：“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锺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

傅雷（1961年春）

“反右”时，傅雷曾撰《自述》长文，陈述过自己暴脾气的童年渊源：“4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24岁。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一次，傅雷在外玩耍时间过长，母亲就威胁把他扔进河里；成绩不佳，母亲曾滴热蜡烫他肚皮。幼年丧父，且在强势母亲的管教下成长，埋下了一些傅雷的性格悲剧，包括爱情的几次不伦和经常在家里慷慨地谈论“死谏”——他对这种中国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触，有着古代的烈士精神。

傅雷与两个幼年儿子的关系，少见亲和，充满紧张与冲突。1979年，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首次回国，与杨绛话往事，仍记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他小时候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传》，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5岁时，他在客厅写字，父亲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

傅聪与父亲在研谈诗词（1956年夏）

傅敏虽对父亲为他讲解古典名著与英文原著时层层剥丝的启发式教育很受用，但也记得对那些一个个抛出的问题，“一旦接不上，父亲就会怒斥‘滚出去’，过会儿再唤进屋”。1948年客居昆明，傅聪与父亲的冲突更是频发，以致傅雷去香港时，只带走傅敏，将傅聪托付给朋友照管。这才有了1951年夏天，傅聪通过在教堂举办演奏会募钱，自己回上海的流浪历险记。

直至1954年傅聪去北京准备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在信中忏悔似的写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傅雷这里指的是1953年父子之间的一次剧烈争执：傅聪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典》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傅聪遂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一个月后，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才接回傅聪。傅聪与父亲性格的相似，也可见一斑。

然而，若细读《傅雷家书》，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流逝，就慢慢沉淀出严父的反思和温情；严苛之中，傅雷是极为细腻的。家书里对一些极小的细节颇费周章的“絮叨”，浸透纸背的都是用心：他叮嘱傅聪“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进别人家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里，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写和讲英文时不要毫无变化地说“多妙”“多了不起”，而可选用“宏伟、堂皇、神奇、神圣、超凡、高尚、圣洁、卓越、精妙”等字眼，“避免冗赘的字眼及词句，让表达方式更多姿多彩”；对傅聪的感情问题和婚后的家政料理，更是很多次千叮万嘱。

1961年，傅聪在来信中屡屡提及对艺术中的希腊精神感兴趣，傅雷特意手抄他已翻译完却不知何时出版的一章约5万字给傅聪。那是傅雷在国内政治环境中非常艰难和苦闷的一段时期，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一写字就眼花流泪、腰酸背痛；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多的是不厌其烦地与儿子讨论艺术的微观，并多次叮嘱他“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行动慎重”——政治时局阴霾遮蔽整个天空，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自觉孤弱、不善圆转周旋，精神上的幻灭正日益加重；傅聪在国外多年，谨守父亲教诲，身体力行。

朱梅馥是傅雷的福气，也是他的运气。为傅雷的暴躁脾气，朱梅馥曾多次落泪，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写道：“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却更多不是埋怨，而是怜傅雷、为他担忧。刘海粟这样回忆她的好脾气：“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

傅雷夫妇合影（1936年8月中旬）

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她对儿子的婚姻幸福，和她从未谋过面的儿媳弥拉的快乐，充满关切，屡屡嘱托傅聪不要和他爸爸一样主观固执，而要顾及弥拉“活跃的青春的梦”。她因此写道：“我是绝对同情弥拉的，决不愿意身受折磨会在下一代的儿女身上重现。……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但她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傅聪结婚后，她几乎每封信都要提醒傅聪不可伤害弥拉，“弥拉太了解你了，她多么温柔可爱，千万不可伤害她，千万不可把你爸爸对妈妈的折磨加在弥拉身上”。她的宽容，让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为之动容。

某种意义上，朱梅馥才是这个家得以为家的维系力量。给第一位儿媳弥拉的信中，傅雷写道：“你妈妈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女性。她温柔婉约，对聪的为人影响很大。多年来要不是经常有妈妈在当中任劳任怨，小心翼翼，耐心调停，我与聪可能不会像今日一般和睦相处，因为我们两人都脾气暴躁，尤其对小事情更没有耐性。”

傅聪自幼在朱梅馥身边长大，对她最亲、最理解。自傅聪1956、1957年回国后再度回到波兰，又前往英国，母子俩一别就是十几年，再未见面。1966年国内动荡的时候，傅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就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

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4年1月）

那年4月，傅雷便“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一家人相聚，就连写信读信的快慰，也不知能享多久。朱梅馥则总在梦中梦见儿子，“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奏鸣曲”。她说她开始享受睡觉的乐，因为每夜入睡前，都能有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团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深知傅雷的性格，那时，她已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7月起，她开始不停数着孙子凌霄生日的到来，“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现在只剩下三天了”。她给从未见过面的孙子编织了毛衣，想象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怀里……但傅雷对这一点，已一点不抱希望。

直到傅聪17岁，傅雷才肯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1952年底至1953年1月，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聪首次登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不久，傅聪被选拔去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赛”。联欢赛结束后，他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去东欧访问演出，不久受到波兰政府邀请，留学波兰，并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傅聪出国前，一家人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哭得很伤心。哥儿俩的感情一直很好，现在他少了一个玩伴，觉得很伤心。年少的他还并未意识到，兄弟俩的命运轨道也就此分道扬镳。

在那之前不久，傅敏刚在父亲的劝阻下，放弃了继续学习小提琴的想法。从香港回来后，傅敏在宋淇家的宅邸偶然发现了以前一位犹太租客遗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将琴转送给他，他也去请雷垣教琴，还向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求教，又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苦学两三年。

然而，听到他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傅雷断然摇头：“不行！”傅敏只得直升普通高中。傅聪曾来信鼓励傅敏走音乐之路，傅雷则回复说“问题不简单”：“第一，在家不能单学小提琴，他的语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顾；第二，他至此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现只能说中等，在家专学二三年后是否有发展可能毫无把握；第三，敏的看谱能力不强，夜长梦多，对钢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为止，敏根底最好的还是自然科学与教学，至少这是在学校里有系统的训练的。倘等高中毕业以后再酌量情形决定，则进退自如。倘目前即辍学，假如过了两年，提琴无甚希望，再要回头重读正规学校，困难就多了。”再考虑到傅聪的时代还能请到好老师补英语、中文，傅敏的资质、环境都不如他了，对傅聪的教育方式，已没办法在傅敏身上复制。

在波兰，傅聪先得到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创始人杰维茨基的指导，于1955年2月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名单上每个选手。他对傅聪的获胜本无把握：“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傅雷非常关注傅聪的一举一动、起居练琴，与他讨论每一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和钢琴家的演奏技巧，且频频敦促傅聪家书报告情况。

傅聪在波兰的迅速进步，不仅出乎傅雷的意料，而且也让他大为振奋和鼓舞：“从你小时候起，我都怕好话把你宠坏了。现在你到了这地步，样样自己都把握得住，我不再顾忌，要跟你说：我真高兴，真骄傲！”1949年傅雷前往香港时，还因与傅聪不断的争吵，将他独自留在云南，父子关系尚还紧张；自傅聪前往波兰，傅雷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修复父子关系。

傅聪在波兰获奖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盛赞：“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他很多次用近乎焦急的口吻，敦促傅聪写信：“难道两个多月不写家信这件事，对你不是一样精神负担吗？”“我们历来问你讨家信，就像讨情一般。”傅聪考虑转往苏联学习，但并未和傅雷谈过，而是直接托马思聪向中央提出，傅雷备感受伤：“信中表现我的态度，难道还使你不敢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细谈、细商吗？你对我一字不提……老实说，我是很有自卑感的，这反映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大概我对你从小的不得当、不合理的教育，后果还没有完全消失。”

傅雷是以他的价值观，去看待傅聪在国际古典音乐舞台取得的成就的，他赴法留学之前依然尚存、归国后在政治动荡中渐渐无所依的家国情怀，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提醒傅聪：“你不是抱着一腔热情，想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吗？……你的将来，不光是一个演奏家，同时必须兼做教育家；所以你的思想，你的理智，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我这个可怜的父亲，就在处处替你做这方面准备，而且与其说是为你做准备，还不如说为中国音乐界做准备更贴切……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

这也是傅雷家书在一段时期里的主要目的：抛砖引玉，训练傅聪，激发他的音乐感想，再将新鲜养料间接传播给中国青年，报效国家。字里行间的傅雷，在这个时期是昂然的、理想主义的，爱国之志多了施展的可能。

1958年12月，傅聪在一位原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离开波兰，去了英国。他没想到会20年不回祖国，也没想到就此再也无法与父母相聚。

1959年，傅聪在欧洲

傅聪的出走，深刻影响了父亲傅雷的政治命运，他一直受到批斗和各种形式的凌辱。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机关。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10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从《傅雷书简》可以看出，他在1965年突然写了很多信交代事情，比方说急着找宋淇处理宋家房子。到现在，约略能猜出傅雷当时的用意了。但这些辛酸，傅雷很少在家书中向傅敏、傅聪提及。家书里，他和傅聪谈的仍是艺术，是音乐和对巴尔扎克与《卓别林自传》的理解，关怀他的演出不要太过紧张，家庭要打理好财务；在给傅敏的信里，他谈的还是教育和做人。直到他们在自杀前写下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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