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 有人走路看路，也有人走路看云

《雪云》最早是一个短片，我也是那时和邬浪导演认识的。

当时，他飞来北京跟我和小康（演员李康生）老师见面，聊了聊他写电影的感受，他对海南的认知，以及他希望通过影像呈现的状态。其实当时比较打动我的是，他说他给我带了个礼物，是一朵云。我说，你怎么可能给我带一朵云呢？他说，他在飞机上看窗外的时候，觉得云特别美，所以就把它画下来了，画在了清洁袋上，而且电影叫《雪云》嘛，他想把这朵云作为见面礼。但他紧接着又说，云被落在飞机上了，因为它原来就属于天空，但是他必须要把这个过程分享给我。我说，好吧。那会儿觉得这位导演还挺特别的，和跟其他导演的见面不太一样。

导演不是那种很偏叙事型的导演，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看回放，当时就觉得导演的影像很抓人。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现场，在河道两边的坡上，马上雷暴雨就要来了，天边突然暗下来。导演当时就和摄影师沟通，即兴发挥把暴风雨来临前作为当时情境的背景，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画面：一辆大卡车和一辆运货的小面包在桥上迎面开过来，因为两个都过不去，又只能各自退回来；天暗下来，只剩下车灯光；桥下，一群牛正慢慢走过。一瞬间，你会觉得那个空间里所有的元素都特别有趣，有一种暗生情愫的味道。

在我心里，一个有魅力的角色，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能与她共情。《雪云》里的苏红就是这样的，最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对「家」的渴望。说到底还是对归属感的渴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完全不用迎合任何一方，不会有人打扰你，也不会有人judge你，你可以做自己，可以自由自在。

而且，当你说到归属感或者房子的时候，不得不跟钱挂勾，所以不只是个人的归属感，也是你在这个社会的归属感。你用自己的能力和钱买下了一个房子，不用担心自己要和别人共享这个空间，或是房租到期了被人赶出去。类似于伍尔芙的那句「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家」对苏红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不是简单的一套房子。在这个海岛她是移民，作为外来人口在海南打工，在海南生活10多年，虽然她的口音没有本地化，但是为了孩子上学，希望在这个地方买套房子，打算以后成为这里的人。她为此存了钱贷了款。她发现，门槛依然很高，即使在这里生活了10年，她还是一个外地人，还是要跟本地人结婚才能买房。

更深的一层感受，我觉得是一种漂泊感，她的前半生都在漂泊，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有稳定的生活，她第一次想要稳定下来，不是因为深爱这座孤岛，而是说她离不开。留下来就意味着要面对孩子上学，交房租，为生活所迫所以决定在这里长待下去，是一种被生活推着走的漂泊感。

这种漂泊感特别能让我感同身受。我出生在湖南，3岁到深圳，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然后考上大学，搬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跟随各个剧组在全国各个地方拍戏，其实和苏红一样，也是没有归属感。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片云，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在哪里飘。我一直想要有一个拍完戏可以「回家」的地方。《雪云》让我重新遇到了海南，后来我留在了这里，回家。

 李梦在《雪云》里饰演的苏红，和她本人一样充满了漂泊感。图源短片《雪云》

小时候爸妈带我去过海南，到三亚天涯海角旅游，那时候8岁。再去海南时，已时隔20年。2019年拍《雪云》的短片，我一下飞机就觉得很舒服，这里跟我小时候在深圳的气候是一样的；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不与内陆接壤的一座岛屿。原来深圳是个小渔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渔民，但是深圳发展到今天，你会觉得已经基本上是国际大都市，曾经的小渔村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早已消失。现在的深圳处处可见高楼大厦。可是海南没有，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仿佛没有经历过这二十年。当时一下飞机，我就觉得，天呐，我又回到了记忆里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这座城市天然地带来一种亲切感，让我对这里有天然的好感。我总感觉，人总是会落叶归根的，最终找到一个自己童年记忆里的家，留下来生活，人就在这条路上追求着。

所以2021年，我定居在了海南。

在北京的时候，这座城市太大了，总感觉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去一个地方的成本非常高，一天永远只能办两件事情。举个例子我和我的邻居只有一墙之隔，我每天早晨都是听着他的钢琴声醒来的。但就是这个住在墙那边的人，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们见的面5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到了海南后，我现在住的社区，楼上住了个老奶奶，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做游戏开发，一个在外面跑业务，我也知道楼下住了一个阿姨，儿子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养了两只狗，三只猫。我的小区里有个游泳池，我经常下楼游泳，有时候也会去楼下的中医馆子嗑瓜子唠唠嗑。

北上广的生活肯定是非常好的，但在海南，我有了自己的「家」。

这种漂泊感或许可以追溯到很小的时候。那时，父母工作很忙，他们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

他们从来不干预我成长，任我野蛮生长。有时候我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们不会judge我，说我不对，我妈妈总说：哦，我们家宝宝原来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一个好思路！她会鼓励我发散思维。唯一遗憾是我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但我不怪他们。所以，我10岁以前跟奶奶生活，10岁以后就在各种寄宿学校流连忘返。

因为小时候是在这样一个独立的环境里面成长，长期无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会觉得要独立去判断和接受人生道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另外一方面，这种常年亲情的缺席，恐怕是我一生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很害怕失去妈妈。我怕她不要我了，怕被她抛弃。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在银行上班，我每天五点半放学，她六点半下班，中间的那一个小时我都在焦虑中度过，如果我妈没能准时回家，我就担心她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车祸了，我会很焦虑，很惊恐。有一次，我妈回来晚了，至少晚了一个小时。我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接。我打了50多个电话。直到妈妈回到家里我几乎是一秒钟扑进她的怀里抱头痛哭：「好怕你丢下我呀，妈妈！」

这种害怕失去的感觉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恐惧。

 童年的李梦 

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是会这样，很害怕事情不受控制，不在自己的认知里。比如一个项目已经定了，都过合同了，我还是很担心后面会不会有问题，很焦虑。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会在精神层面有洁癖，很在意这个人能不能真正走进我的内心，很在意对方是不是真的爱我，很抗拒那种粗浅的交往，很怕被一个人抛弃，或者这个人不要我了。

所以我永远都在和这种不安全感作斗争，永远在寻找一个归属感，永远希望在归属感里找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害怕失去、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延续到了我后来的整个人生。

在学校里，我也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不同的那个孩子。比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可以常常来接他们，但我的爸爸妈妈总是缺席？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可以参加他们的家长会，但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出现？于是就会觉得我是不一样的，然后变得很自卑，很孤僻，不知道该怎么跟别的同学相处。很小的时候还会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但越大越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往，然后恶性循环，变得更自卑，更孤僻。

直到10岁那年，父母送我去了加拿大。我爸妈也属于那一波移民潮里面的，我身上挂着「无人陪伴儿童」的牌子，一个人飞过去了。

在加拿大那段生活改变了我很多，我才10岁，有一天，我站在尼亚加拉瀑布下，看着它：如果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即使眼前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我每天看，它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围城。

于是我决定回国，换了学校，继续上初中和高中，然后参加艺考，读北京电影学院。

成为演员后，很多次被人问到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我也回答过很多次，看到《乱世佳人》里费雯丽的表演，觉得自己像被点燃了一样，并且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其实，为什么我想成为演员？我想，我是希望通过表演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也寻找过其他载体，写过小说，但总觉得写作不太能完整地展现我；也尝试过跳舞，也觉得不足够。我更擅长的表达方式，比起通过文字或者通过肢体，我更希望通过我这张脸，通过我全身每一个细胞，去表达。

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孩，但是当我决定要做演员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和我父母讲我要做演员，自己偷偷存了很久的钱，高三那年，飞去北京，落地才告诉他们我要去参加艺考了。

我的18岁生日是在《白鹿原》剧组过的，大学毕业那天因为《天注定》在走红毯。所以我以前经常会开玩笑说，戛纳电影节是我的成人礼，也是毕业礼。

很神奇，我是在机场的厕所里遇到《白鹿原》的选角导演的。那会儿我刚考上大学一个月，国庆回家去跟爸妈相聚，结束以后回北京继续上学。选角导演跑来和我说，他们有一个项目特别好，觉得特别适合我，让我回去以后联系她，可以带我见导演。

我就觉得，天啊，都什么年代还有星探吗？不会是骗子吧？我怎么可能想到我刚考上大学，一个月就被选上去拍戏了。

但当时她说得很清楚，她从台北转机，正好航班延误了，就改了和我一班的飞机。她在飞机上就看到我了，当时我去厕所，经过她，她一眼就相中我了，她和自己说如果在等行李的时候还见到这个女孩，就去找她要联系方式。结果等行李的时候没找到我，心想那肯定在女厕所，就跑厕所去堵我，我一出厕所门，她就冲过来找我，还给了我一张名片。

后来我爸妈去搜了名片上的名字，发现真有这么个人，不是骗子，然后我就联系了她，她说带我见王全安导演。我当时还带了我同学一起去，担心万一是骗子把我拐走，有同学陪着可以互相保护一下。就这么见了王全安导演，有了后来的故事，让我演了白嘉轩的女儿白灵。

后来的事情就是所有人知道的那样，我体验了半年生活，学陕西方言，做饭、做菜、下地干活；然后去剧组里工作了一两个月，在零下十几度的额尔古纳河里开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戏，看着河水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我在想，也许我的演艺生涯也会像这波涛汹涌的额尔古纳河一样充满了坎坷与不平。

那会儿我拍《白鹿原》在学校里算是挺轰动的事儿了，因为还没有人刚进大学就出去拍戏，好多年里我们学校只有两个学生是这样的，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低我两届的周冬雨，她18岁去拍《山楂树之恋》。

期望被抬得很高，觉得一个大导演加持我了。但最后的结果是，王全安导演告诉我，白灵这部分的戏最后剪不进去了——电影最终要以田小娥、白嘉轩和陆兆鹏为主。

我失落极了，心想同学肯定会笑话我，我不要被大家指指点点。

回到学校，我离开表演系，转到文学系上课了。当时有点鸵鸟心理，躲在地洞里面就不用接触其他人，听他们问我一些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了。怕同学笑话我：你不是那么牛去了《白鹿原》吗？怎么又回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逃避这个事实。

在《白鹿原》剧组的李梦 

对一个18岁的女孩来说，经历这些，痛苦和难过自然都有，但是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不太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心里受了伤害，只能咬紧牙关去改善这种状态。我会觉得，我跟谁宣泄呢？跟我妈说，说了也没用；跟老师说，老师又能做啥；跟同学说，那不是更加笑话我吗？没有用。

小时候我父母不在我身边，我害怕一个人，但我告诉他们我不要一个人，他们还是不在我身边。所以我从小就学会换一种方式，把悲伤分解，分解成每一天去释放。我去文学系上课，去练瑜伽，也许是童年的经历让我学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隐藏自己情绪，一点点释放内心的伤痛。

回头去看当时的经历，会觉得平和了很多，也能理解了，人生是串联的因果，不是单一存在的。虽然当时《白鹿原》里我的角色有了调整，但导演也有他的考量，并且他确实带我入行了，后来合作《天注定》的贾樟柯导演也是王全安导演介绍我认识的。

贾樟柯导演找到我是2012年，他让选角导演找我去面试，拍了点视频素材，问了一些问题，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定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北京的深秋，我和经纪人去贾樟柯公司和他见面。他告诉我们他已经6年没拍剧情片了，3年没碰摄影机了。我就看着他，说，「嗯」。然后他说，现在他想拍一个电影，希望这个电影能进明年的戛纳。我缓了缓，说，「好」。

那天一个很有趣的细节，那时导演聊电影，我和经纪人就在一边听，也不敢去厕所；后来聊完了，我们也没好意思在导演的公司上厕所，就跑出去上的。我突然说，老板我觉得这个电影会很伟大。老板说，你懂啥，你就好好拍你的戏。当时我俩一人蹲一个坑，一边上厕所一边笑，像个傻子一样。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天的笑容，仿佛这一切是重新出发。

就这样有了莲蓉这个角色，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小姐，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

后来，就在我大学毕业前一个月，我正在太阳宫宾馆跑组面试不同的项目，突然接到了贾樟柯的电话，电话那头他和我说，《天注定》确定入围戛纳主竞赛了。

当时我看着太阳宫桥下来来往往的车流，那个电话结束的时间是16:32分，明天这个时候，《天注定》就要官宣入围2013年戛纳电影节了。

李梦在戛纳电影节

《天注定》之后，我基本开启了学校剧组两点一线的生活。那时候在艺术类院校其实会有一种焦虑，好像考上电影学院之后马上就要面临就业和失业的问题了，大家十有八九都出去拍戏了，你不拍的话，毕业就22岁了，好像所有人都觉得，年轻很重要，青春很重要。

我自己的焦虑要更重一点，因为那时候的运气挺奇怪的。一上来就和王全安、贾樟柯合作，但后来，第一部电影角色被删了，第二部电影没有在国内上映。很长时间都憋着一口气，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被别人看到。

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想明天要去上哪个戏，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什么，想要有话语权，想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想要演那种无法被取代的角色。我甚至会在采访中直接表达：我太想红了。我要在30岁之前拿影后。我要做最好的那一档演员。

大概在2017年，这种焦虑感达到顶峰，那一年从主演到配角还有客串，我接了六七部戏，每天都在不停地赶场子，上午在一个城市，下午在另一个城市，天南海北地流浪。有一天，凌晨四点半，我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夜空，我很迷茫，我的迷茫就像这片灰蒙蒙的夜空一样，没一颗星星照亮前方的路。这一年我没有一天停下来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于是2018年，我决定停下来。

我坐在基隆港，《悲情城市》拍摄第一场戏的码头边，张作骥导演说，那时候侯孝贤导演为了等一片云，全组等了足足三天。现在这个时代太快了，没有人来得及抬头看看天边那一朵云。

因为经历了电视剧版《白鹿原》被换角的事，好几年之后，这件事在《我就是演员》时被重新提起，让我经历了网暴，每天被负面新闻轰炸。

我真心希望有新的作品出来，我非常愿意探讨新的作品，不然永远是《白鹿原》和《天注定》，会觉得我这辈子活多少年都是在聊这两个作品，我很失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之后，话剧版《白鹿原》又一次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不可能再演白灵了——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都充满了热情，她很天真，是白鹿原上的一只精灵——今时今日的我早已经不是当初的白灵了。

我能感觉到自己跟过去相比确实有些变化，但也说不上来，好像没那么捆绑自己了，也没有那么压抑了。不是说我没有欲望和野心、不再争取了，而是不再那么较劲，那么紧迫了，永远在与时间赛跑。现在的我越来越关心演员之于我而言到底意味什么，我为什么要坚持表演。

我在人生不同阶段做采访，回首自己每一次采访，都在梳理自己的过去也在展望自己的未来，总会有新的状态和认知。

疫情三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多改变。有的朋友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出国了，有的离开了这个行业。

经历了疫情以后，经历了那么多生生死死的瞬间，我就会去想，我坚持到今天的原因，除了拿影后然后红得发光发紫发亮以外，就没了吗？我觉得不是，我更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还是希望能够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代表我自己的作品，一部100年后别人也会记得我的作品。

这几年下来，大环境越来越不好，开机项目减少了，整个行业的人也锐减了很多。但你想做的事情居然越来越回到本质，如果你真心爱一样事业，爱一个人，好像离开多少次，都没有办法真正离开。

如今回过头去想，表演本身其实也在治愈我。

在电影《雪云》里，有一场戏是我为了可以买房让女儿上学，于是和李康生老师提出结婚。当时我们在一起洗碗，康哥很敏感的，他能感觉到我的情绪在慢慢溢出来，所以他就停下了洗碗的手，等着我说出这句话。

那一瞬间我特别动容，觉得这个人如此心细，连我在洗碗的时候他都知道我想要告诉他一件事，而且这句话是他早就猜到的。所以我才会傻傻地问他说：「真的吗？」这个「真的吗」不是「你真的要娶我吗」，而是，你都已经知道我在骗婚，还要答应我吗？真的吗？

表演有时候之于我而言就像在海里游泳，每一场精彩的戏都要感恩对手演员。感谢身边的人没有在风浪中把我丢下来，没有让我留在深不见底的海里，而是把我拉了上去。

当时我演《隐秘的角落》，里面有一场后来被很多人探讨的广播站的戏，也给过我这种被治愈的感受。

那场戏是我跟刘琳老师在广播站，拍的时候其实非常辛苦，不是大家看到的一镜成的，而是多次反复去拍。我们双方都在很大的情绪强度上重复表演，不停在嘶吼，一次又一次，「你儿子杀了我女儿」这种话，嗓子都哑了。你知道，当你的情绪要不停复制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甚至很难重复同样的情绪，尤其是这么强烈的情感。当时我真的非常感谢刘琳老师，虽然在戏里我在骂她怪她，但我非常感谢她一次又一次在戏里戏外那样无私奉献，一遍又一遍配合我重复每一次表演，帮助我引导我所有的情绪。那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是在孤立无援地，我也没有被抛弃，而是在被拥抱，被这个女人奋力地从水里捞上来，这个女人懂你的情感，懂你这种破碎的无助感。

演完戏之后常常觉得自我得到了治愈，你去表达的情感，你去呈现的角色，导演也认可，市场也认可，大家也认可，真好。我会很受鼓舞。肯定和接纳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人肯定我，甚至没有人否定我。没有人关照过你的心理世界，所以成年以后会加倍努力，去获得关注和肯定。那些看上去很洒脱的人，总说没事没事的人，往往是最敏感的。

通过一部一部作品，我在逐步治愈自己。我的成长和经历，我的每一个变化，都被记录在作品和角色里了，你的人生都是有「迹」可循的。你会发现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也会从这个角色身上获得一些力量和面对生活的勇气。我相信现在的我肯定比童年的我更加阳光更加快乐和坚强，在面对很多挫折的时候，不会像过去那么多愁善感，放大每一次遭遇，不会一直怨天尤人，我会相信相信的力量。

成为演员之后，你的职业也在改变你。很难想象一个演员跟生活没有关系，他就能演好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小时候我是很孤僻的人，所以渴望做演员去表达。真的做了演员之后，发现自己反而没有那么孤僻了，反而希望与人多接触、多交往，多跟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去碰撞、去摩擦，然后才能在中间找到人生的意义。

在电影的世界里，我不用担心自己被抛弃了。

《雪云》之后，有人问起，这样一部节奏缓慢的电影，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未必能抵达最广泛的群体，你会在接演时考虑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吗？其实作为创作者来说很难去思考它未来的受众，所以大部分时候其实创作者都是在做一件自己认知范围内的事。

作者性比较强的电影往往会走艺术院线，即便是走商业院线，也是一个小范围的宣发，像《雪云》这样的小众文艺片更加是这样的情况了，肯定是有观影门槛的，希望找到适合它喜欢它的有缘人。

前几天，坂本龙一去世了，我非常难过，当时我刚下飞机，在拿行李的时候看到朋友圈有人在发他的黑白照，我立马意识到，他不会去世了吧？然后一搜，他真的走了。

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记住和敬仰？不是因为他拿了奥斯卡。你会记得他拿的是第几届的奥斯卡最佳作曲吗？或者你会记得他拿过几届吗？不会，人家记住的就是他的作品，《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坂本龙一的音乐我真的听了很多年，从我最早接触这个行业就看过《末代皇帝》《荒野猎人》等等，后来才知道我看过的很多电影都是他作曲的。可是他的音乐是不着痕迹的，他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地做了很多电影配乐。我记得坂本龙一说过一句话，有人问他你最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他说，希望100年以后你们还会听我的音乐。

现在他离开了，朋友圈每个人都在听他的音乐。我活不了100年，但我相信10年后我依然会听他的音乐。

希望我也是这样一个演员，10年后你们还会记得我吗？

这个时代每天都有很热闹的事情在发生，每天也会有很悲哀的事情发生。《雪云》的邬浪导演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人走路看路，也有人走路看云。献给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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