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精神分裂公众号新闻2023-05-21 09:05作者:维舟来源:维舟文章已获授权对任何一个经历急速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乡村的“空心化”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中国人是近些年来才开始热议农村凋敝,而在很多国家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到2040年很可能将有近半数的市町村消失,但论严重程度,恐怕仍然比不上西班牙:在数以千计的村庄消失后,首都马德里周围形成一块荒芜、广阔的地域,方圆300公里内再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仿佛一大片虚空围绕着一个黑洞运行。这已经不仅仅只是“人口危机”或“乡村衰败”了,还涉及到文明、传统以及社会存续的根本。如果这仅仅是西班牙的问题,那倒也罢了,但更深入一层就会发现,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在欧洲各大语言中,“文明”一词几乎都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市”),也就是说,“文明”本身就被视为城市的产物,而“农村不是文明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文明的反面——野蛮。实际上,英语里的“乡村”(country)一词的词源本义是指“对面、相对”,可见那是从城里人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景象。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乡村世界本质上不同于城市世界,尤其它很早已经处在城市世界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汲取、主宰和引导,始终伴随着欧洲的历史进程。在这方面,西班牙体现得尤为典型。虽然一些富有民族自尊心的西班牙人总是乐于强调西班牙“和欧洲不一样”,但至少在城乡关系上,如果说它有什么独特性,那可能就是抱有一种更为矛盾纠结的心态。西班牙缺乏制衡的王权强化了对乡村的汲取,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城市中心,像马德里这样一个人为造就的首都,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驱使,原本是不可能自然生长为一个大都市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加上这种人为干预下单向的流动,势必加剧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两个西班牙”早就出现了,它们之间彼此难以理解,更无法和解。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曾说,英国的穷人和富人仿佛是“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他所说的这种断层线,出现在社会阶级之间,但为什么在西班牙体现为一种空间上的隔绝与排斥?《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西班牙]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著朱金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3月第一版除了城市中心对乡村历来的主宰更为强大之外,这或许不能不归结到一点: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西班牙的现代化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就像看似“进步”的宗教改革也会激起反宗教改革一样,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复杂的社会反应,何况是现代化这样冲击所有人的社会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和乡村都自然而然具有了双重面貌:城市既是进步的灯塔,又是汇聚了外来事物的物欲横流之地,是堕落的所多玛;乡村则既是愚昧落后的不开化之地,但又因为保留着更多传统而被视为“真正的西班牙”——现代化本身就催生了一种对文明自身的厌倦与不满,乡村被渲染为一个远离尘嚣的桃花源,似乎只有那种简单、纯粹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这看似是在肯定乡村,但实际上仍然取决于城里人的视角,“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乡下人从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有时令人费解的是,同一群人竟然可以同时拥抱两种矛盾的乡村形象:在西班牙内战时,就有右翼坚称乡村无产阶级是蛮族精神的延续,而那种哥特式的西班牙精神则存留于君主主义的、贵族的、宗教的和军人的价值观之中;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右翼民族主义者从来不喜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复杂性和任何整齐划一的设想都不相容,他们所珍视的那种“传统”,事实上也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带更为盛行。从这一意义上说,西班牙内战中的结果,代表着乡村对城市、传统对现代的胜利,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如今被推举为国家最坚定的支柱,佛朗哥承诺要恢复他们的尊严,并以传统价值观来净化鱼龙混杂、腐化堕落的城市。然而,令人惊愕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疾风暴雨般的城市化进程:1959年正是佛朗哥本人批准推行经济开放,其1960-1975年间的GDP增速在全球仅次于日本。在1955-1975年间,西班牙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多,而很多农村则在人口外流后彻底荒芜,当所有人都醉心于融入欧洲、发家致富时,乡民们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马德里肯定会有人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在短短数十年间,西班牙从一个迟迟才走出中世纪的国度,跻身于真正的现代国家之列:全国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而这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马德里在1955年还是个很土气的城市,到1975年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富有现代气息。的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只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所带来的“大伤痛”——人们不仅与自己的根斩断了联系,剩下的村镇也大抵只有老人居住,既没有任何经济活动,也缺乏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其结果,西班牙成了一个结构性失衡的国家。其它欧洲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当然也会出现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但都没有像西班牙这么严重。在发达的西欧各国,城乡差距很小,村庄风貌和分布呈现明显的连续性,而在西班牙,驶出马德里不远,就好像突然进入了荒漠,习惯了这种明显断层的西班牙人,看到西欧相当普遍的农贸集市、发现那些村庄里竟然有年轻人居住,都会感到是不可思议的异域风情。这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上的差异,也是迥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在城市里长大的西班牙年轻人,更容易对祖辈的乡土抱有一种更矛盾的态度,摇摆于抗拒抵触和怀旧向往之间。西班牙的困境,实际上是所有后发国家都会面对的:一个不久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还依靠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为生的社会,在跌跌撞撞奔向明天的路途中,试图彻底与过去决裂,但它的内心却并没有获得安宁。过往并不会就此被埋葬,何况也并非一无是处,当人们在令人眩晕的成功中缓过神来,他们迟早会低下头来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乡土。西班牙电影《那些野兽》表现了乡村居民与城市返乡居民之间的激烈冲突毫无疑问,对任何人来说,无根的生活尽管不失为自由,但失重的感觉并不好受——他们就像一株株植物,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但仍然留有那种根脉断裂带来的幻肢痛。要真正转变为城市型社会,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在这一历程完成之前,无数人注定要承受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带来的撕裂感,就像本书中所说的,“人们抛弃了乡村,但乡村还在他们身体里,还在他们子女、孙辈们的心中”。也因此,这种“空心”状态乍看呈现为人口的地理分布,但深入来看其实是一种民族性的灵魂缺失。人们离弃了故土,再也不想多看一眼那个地方,但这种决绝恰恰表明他们并未真正摆脱故土。长久以来,对于那些乡村究竟是什么样,有着种种说法乃至神话,并且总是两极化,仿佛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它之所以缺乏一个真实的描绘,是因为总是屈从于别人的讲述。简言之,乡村是一个有用的他者,那“可能是一个需要战胜的敌人,一个需要驯服的恶魔,或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悲惨之人,无论是什么,他们总是一个需要被外界干预的存在”。有时候,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拯救乡村,而另一些时候,又似乎只有乡村才能为堕落的城市提供救赎。单独看城市或乡村恐怕都是不完整的,《断裂的乡村》里说得很清楚:“两个西班牙之间的沟通长久以来举步维艰,至今依然如此。它们于对方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国家。然而,没有西班牙无人村,就无法理解另一个城市西班牙。它的魅影存在于城市西班牙的每个家庭。”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人物常常被一分为二,这两个分裂的人物如果割裂开来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将之重新合二为一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也是如此:看起来善恶迥异的两半,只有整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耐人寻味的是,怀旧和回顾往往是为了召唤一个全新的未来,这种“弥合精神分裂”的声音能出现并引发轰动,恰恰表明城市化进程已趋于完成,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反思现代城市文明。这种反思精神本身,正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性之一,那实际上是在说,人们有能力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但这首先要基于我们对自身全面的重新认识。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