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郝景芳，欠了工资但活了下来

在这个春天‍‍‍‍‍

至今郝景芳还欠员工们一个月工资，但最近她的焦虑减少了许多。作为成名的科幻作家，她投身教育创业已六年，不算顺利。合伙人离去，多轮裁员，甚至持续的资金危机，都未击垮她。

5月上半月，结束十几个城市的出差，郝景芳终于有时间驻留北京，除了接送孩子，剩余时间都投入到童行书院的工作。

见面这天下午，她刚结束了一场公司的对谈直播，与资深数学教授“贼叉”探讨辅导孩子数学，如何才能不焦虑。没来得及休息，她就骑车赶来，一个半小时后，她又急匆匆起身离开，去接幼儿园放学的小儿子。

夹在流动的人群里，郝景芳刚刚度过了无比忙碌的两个月。3月中旬开始，她穿梭于全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十七个城市，直到五一才结束这次漫长的差旅。行程安排最紧的时候，上午还在昆明，下午就到了成都，晚上在成都结束签售，第二天下午又飞到了武汉。

新书《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出版。光看书名，很难让人想到是一名科幻作家写的书，出版商的推广标语中，形容这本书是“学霸妈妈”郝景芳写给父母们的家教实用手册。实际上，新作内容与她的创业项目密切联系，她在十几个城市举办读者见面会，读者许多都来自她经营的家长社群，是跟着她创办的企业一起成长的老用户。

紧凑的行程中，她挤出时间和各城市新组建的线下团队见面，为之后即将恢复的线下课程做准备。今年，童行的线下课程将拓展至9个城市，38个主题的夏令营也在计划招生。

郝景芳很少提及自己的疲惫，她说自己已习惯每周7天、每天15-16小时的工作强度，每日只需要4到5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恢复精力。

繁忙的日程中，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4月23日。她在接近中午时抵达济南准备签售，但公司的对谈直播在中午12:00开始，她在提前安排好的会客室里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紧接着奔赴新华书店参加见面会，下午6点她获得短暂休息，之后又开始签售，签完所有的书，已是晚上10点。

就在这天，奶奶过世了。郝景芳下午6点就看到了消息，她又撑了4个多小时，签售结束，她把微笑固定在脸上，和在场的粉丝们合照、道谢。她吃不下晚饭，和同行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回到了酒店，关上房间的门，眼泪终于被允许掉了下来。

图 | 签售会现场合照

2017年创办的童行书院运营了6年，谈不上顺利。团队规模在初期顺利扩张后，在疫情期间由于资金问题遭遇多次缩减。

团队最多曾有110人，郝景芳在东方北桥的写字楼租了两个完整的办公室，有一百多个工位。2020年办公室搬到东方湖区，只有20个工位，后来又到了方恒购物中心，有10个工位。如今办公室在望京科创大厦A座，只有7个工位，月租一万元。

不过，郝景芳说，现在她的团队全员远程办公，连这7个工位也没人使用，她正考虑退租。

按时按量发放员工的工资也成为难题。公司账上的最后一笔融资资金所剩无几之后，为了节约成本存活下来，郝景芳曾四次规模性地裁员。

第一次是在2020年9月，她裁掉了线下的项目制学习团队。2021年初，她裁掉了与APP研发无法兼容的小程序开发团队，这年下半年“双减”政策出台，她又裁掉了营销团队和数量最庞大的研发中心的部分员工，减缓了研发速度。2022年底，游戏化课程“经典之旅”APP研发即将完成，研发团队员工也裁掉了一部分。

现如今，郝景芳说，童行团队还剩五十多人。

2021年7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令在线教育行业迎来至暗时刻。虽然童行的通识教育体系不在“双减”范围内，但教育企业不允许上市的规定，“令教育赛道的投融资被彻底击垮了”。

市场环境也不明朗，加之销售渠道收紧，售课平台和售课链接受到限制，童行书院课程的销量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双减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投广告无法通过审核，抖音店铺也开不起来，“当时只要是带‘课’字、做K12阶段，机器审核就通过不了。”郝景芳说。

实际上，早在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童行的融资就已经处处碰壁。为活下去，郝景芳调整了公司的模式，决定转向自负盈亏。童行账上的最后一笔资金来自红杉中国，2018年底到账的2000万，在2020年底就已经消耗殆尽。

无法靠融资填补缺口，郝景芳就只能用自己出书的版税、科幻工作室的收入和商务活动的费用来填，平均下来一年一两百万。她将这视为理所当然，“每个创业公司的早期阶段，就是必须要有各种资金来维持，直到公司能够扩大业务范围自负盈亏，不管是哪个公司其实都得有人往里填这个钱。”

上一个春天，2022年5月5日，郝景芳收到了个人公众号和微博被禁言三个月的消息。这是一场长达一年的网暴的余波。第二天，她借用工作室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澄清的文章，试图回应所有的争议，但随着话题的发酵，反对者又掀起带着愤怒的声浪，她又删除了这篇文章。

就在网络身份被封控之际，郝景芳在物理世界中也寸步难行。之后不久，因为在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买了一杯星巴克，进店取咖啡的三分钟又使得郝景芳成为了“时空伴随者”，被封在家中隔离了10天。

“双减”后，郝景芳就开始紧绷着神经，遭遇双重封控后，她终于濒临崩溃。被允许拆掉门上的电子门磁后，她迫不及待地远离了北京。接下来的大半年，她去四川、贵州、西藏、云南，眺望巍峨静止的山和湍急涌动的水，尝试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

作家入局

2019年，市场团队两位员工当面提出质疑：“郝老师，你到底愿不愿意做一个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当时，许多负责市场的员工认为，童行的产品并不受家长和孩子欢迎。郝景芳却认为，这不是她当时首要的考虑因素，“我肯定希望孩子喜欢，但还是得有教育目的。”

提问的两位同事很快选择了辞职，他们认为郝景芳并不按市场逻辑做事。

这不是郝景芳第一次被当面质疑。2017年10月，“童行计划”启动，郝景芳坚定地想做跨学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时她曾向真格基金的投资人徐小平请教，对方想“敲醒”她：要做一个教育公司，必须从爆款课开始，再从单一的爆款课逐步发展到多个跨学科课程。

徐小平建议她先打造一门“郝景芳科幻写作课”。郝景芳说，她当时一口回绝。“徐老师可能觉得给我指了一条明路，但是我没去走，还非往火坑里跳。”

周围的人多多少少都劝过她，无论是她想做的教育，还是她想实现的公益，难度都太大了。郝景芳反倒认为，反对的声音越大，越要做出来。

她说自己从小就是“自主感”很强的人，想要做的事情特别明确，“谁也别拦着我，谁也别管我，谁劝我什么（我就）假装没听见，然后我就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

教育普惠的种子在郝景芳心里埋藏太久，她坚持要将自己心中最理想的教育模式铺开到更多地方，惠及更多的人。

图 | 2017年10月，发布会现场‍‍‍‍‍‍‍‍‍‍‍‍‍‍‍‍‍‍‍

郝景芳仍记得第一次读到罗杰斯和马斯洛“人本主义”时的心潮澎湃。那是在2014年，她刚生大女儿晴晴，她欣然接纳母亲这个身份，开始广泛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书籍，试图找到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法。

她成为人本主义的捍卫者，她坚信，真正好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是成就一个完整充盈、真正有创造力、能够自我实现的人。

那时郝景芳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作为一名政策研究员，她常跟随项目团队去各地乡村做调研，目睹了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她参与过早期养育干预和营养午餐项目，也提出过“万校计划”——在流入人口多的地方，再建一万所公立学校，吸纳流动人口的孩子。后来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

基金会的每一笔项目资金都需要层层审批，熬夜写成的调研报告，有时听不到半点回响。郝景芳工作时会觉得虚无，她不知道自己的报告是否被看见，也不确定看见之后又能产生什么效果，“报告交上去，十年八年能看到一个结果还算好的，剩下好多压根是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事情做起来就缺乏意义感。”

郝景芳一直期待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摘得雨果奖给了她机会。2016年4月，大洋彼岸的消息传来，那篇她在2012年写成、发表在清华校园论坛的《北京折叠》，斩获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

聚光灯骤然而至，随之而来的是资源。商务合作的邀约纷至沓来，郝景芳起初都一律拒绝，但其中有个汽车品牌锲而不舍地给她发邮件，在最后一封邮件中，这家企业提到“公益梦想也可以支持”打动了她。

“原来出名也是有点好处的。”郝景芳当时心想。

郝景芳没有太多顾虑，迅速迈出走向公益梦想的第一步。汽车代言费一百万，首笔三十万在2016年底到账，利用这笔钱，她开始招募团队、推进项目。2017年4月，童行项目在清华的校友三创大赛上获得种子组的铜奖，也因此拿到了第一笔正式投资，水木资本给出的200万。一个多月后，夏令营课程开始对外出售。

开局迅速，对于成果，郝景芳却想徐徐图之。这一点，成为了郝景芳与最亲密的合作伙伴间最大的分歧。

吴希是郝景芳个人公众号最早的粉丝，她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商科研究生，毕业后在私人银行做管理。巧合的是，吴希与郝景芳一样在2014年当了妈妈，哺育怀里小娃娃的过程中，她逐渐有了对儿童教育、儿童脑心理和儿童脑认知发展的兴趣。

吴希成为郝景芳最早的创业合伙人，是童行项目的首位CEO（首席执行官）。2018年底，郝景芳正式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辞职，接过了CEO职务，吴希转为COO（首席运营官）。

2019年中，郝景芳招募技术团队，开始研发游戏化学习APP，员工一度增加到110人，全公司的人力成本达到每月180万。吴希明确不赞同这么早在研发上投入资金的重头。以她过往的管理经验来看，以轻型态将商业模式快速“跑起来”、把市场扩大，才是当务之急。

郝景芳认可吴希的市场能力，但在当时，她无法说服自己放弃“通识教育系统性课程产品开发”——这个想法有点像做科研，需要坐冷板凳，耗费长时间和经费，来追寻一点点智慧结晶。

如今郝景芳愿意承认，她理想的课程确实过于小众，研发时间长、使用周期短，“不是一个商业性、市场性很好的产品”。

但即使在现在，郝景芳仍然不愿推翻最初的设想。“我可以接受产品市场小，也可以接受公司发展不快，却一点也不能接受产品被调整。”

和吴希的创业路线矛盾走到无可回转的余地，是在2020年初。大年初二，郝景芳和吴希见了一面。那时疫情刚爆发，融资环境也不景气，公司账上的余额也剩得不多了。吴希劝郝景芳将APP下架，裁掉技术团队和线下团队，只留下童行有生力量的10个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郝景芳认为，APP当时刚上线一个月，已经卖了3000多个用户，现在再下架，不仅意味着信誉的损失，也意味着过去大半年的努力和投入付之一炬。裁掉研发团队，更将影响课程的质量和公司的后续发展。她自己坚持要闯一闯，“再难也要闯出一条路来”。

吴希遗憾地表示，自己没办法陪郝景芳走这样一条前途未卜、荆棘已现的路。这次见面之后的晚上，她就退出了工作群。

合伙人分道扬镳之际，疫情就来了。防疫带来的封锁令网课用户急速增加，给了在线教育赛道机会，仅在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共发生111 起融资，总金额超过 539 亿人民币，创历史五年来最高记录，同比增长了 267%。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流向了行业头部，为了兑现更多的利润承诺，头部机构开始高额投入营销。

中小型公司跟不上烧钱的营销大战，就没法快速扩张、拉高数据曲线，融资时也就没有优势。2020年，半年的时间里，郝景芳见了几十个投资人，尽管没有人明确拒绝她，但也没有人愿意投资。

郝景芳放弃了拉投资“赌一赌”的想法，她决定先自负盈亏活下去，通过口碑营销带动私域流量的小规模增长。

对于郝景芳放弃融资的想法，当时的CTO（首席技术官）表达了不认同。这位硅谷海归认为，创业公司只要有一轮融资断掉了，现金流没了，公司肯定就会结束，只是早或晚的问题。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创始人见了几百位投资人都还在继续，郝景芳只见了几十个怎么就放弃了？

坚持到2021年初，这位CTO也以“累了”为理由退出了公司。无论是最早的合伙人，还是后加入的合伙人，都陆续离开了。郝景芳一人总揽了CEO、COO和CTO等各项身份。以后还会不会与人合伙、会不会找投资人？她并不确定，只说“看缘分”。她认为只有真正认同她想做的事业的人，才能长久一起攻坚克难。

提及遇到的创业困顿和行业困境时，郝景芳语速很快，并不夹杂太多情绪。但提及团队成员的离开与矛盾时，随着眼睫的低垂，她的声调也会不自觉地低沉下来。她坦言，财务上的压力和困难，她都过脑不过心，只要想办法解决就好了，伙伴的离开是最“扎心”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裁员。CTO离职之际，2018年底到账的来自红杉中国的2000万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为了在疫情之下存活，郝景芳决心放弃线下课程。她起初试图说服线下课程的团队成员转向其他业务方向，但沟通并不愉快，很快有员工带头说要辞职，并要求按照“N+2”进行赔偿，总共有七、八个人应和。

郝景芳没想到要求N+2的员工大多都是童行的初创成员。他们找律师，翻出了具体的条款：只要一个公司有任何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就不只是赔付N+1，可以赔到N+2。

恰巧当月因为资金不足，公司所有员工的工资都未发放，这就给N+2的要求提供了成立条件。他们普遍在公司工作满了三年，最长可能有四年，赔偿规则中，N为工作年限，按照N+2倍数赔偿，他们每人要获赔十几万，总共要赔付七八十万元。

获得了N+2的员工们此后都不再联系了，郝景芳删除了他们的微信。也有员工只要求补上当月的工资就自行离开，感激于后者的理解和支持，2021年春节时，郝景芳给他们每人寄了一盒点心。

“连工资都发不出，我哪还有七八十万啊。”提起这段往事，郝景芳皱起眉头。她记得，那是2020年9月，风中已有凉意，她离开办公室，走到马路边，向丈夫打电话诉说困境。她倾诉了自己的担心，怕事情解决得不好，会有人去网上散布不好的消息。丈夫安抚她的情绪，让她不要慌，劝她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也是她处理得太草率才发展到这一步。

挂了电话，郝景芳收到银行短信，丈夫给她卡里转了一百万。

郝景芳和丈夫平时互相经济独立，各自负责各自的花销，即使在最初创业时，她也没有找丈夫借过钱。回忆起收到钱的那一刻，她的表情有些凝固。

沉默片刻，她表示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感激丈夫的雪中送炭，会尽快把这笔钱还给他。

“现在回过头看，我还是庆幸当时及时裁掉了线下团队，否则疫情一拖就是三年，童行也许早就没了。”她迅速总结了裁员事件的影响，结束了对被家人救济的尴尬时刻的回忆。

挣钱与道德

提到吴希离开时，郝景芳神情有些失落，却也表示了理解。“创业都是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衡量每一轮的收入规模。因为像是从A轮到B轮，你的收入规模得是5,000万往上，然后到B轮、C轮就得有上亿，到后面几轮你这个事情得能有10亿左右的年销售额，才是一个值得去做的创业项目。”

这些指标看似很硬，却必须要考虑，“你要是不考虑这些，你就是一个不严肃认真、拿创业当儿戏的一个创业者”，郝景芳说。

她每天要查两次实时的销售数据，每3天到5天会看一次公司的流水，这是“生存的必需”。看财务报表、市场调研、竞品分析、产品设计，这些都是她在创业的几年里一点一点学会的。

5月18日，半个月的“全职企业家”生活后，郝景芳又要暂时变回一个完全的科幻作家。她将飞往美国，在那里停留一周，参加博古睿研究所举办的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交流会和写作工作坊。

郝景芳在时间的缝隙里写作，在奔忙中抱着电脑打字，在酒店、机场、高铁站，她都能创作。

有时在高铁候车室，右手边有人吃方便面，汤料的香气弥漫，嗦吸声不绝，左手边是正在大声闲谈的一大家子。在嘈杂吵嚷的环境中，她确定自己能心无旁骛。她预计，今年应该能完成40万字的创作量。

她仍不断强调自己创业者的身份，希望被视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企业创始人，而不仅仅被定义为单纯的“科幻作家”。“如果到后面，别人一说郝景芳还只知道雨果奖的话，那我这几年童行书院不是白做了吗？”

“创始人的工作就是出去找人找钱，找项目找合作，我肯定比别的创始人在这些方面谈得更少，但这就是创始人的常态。”提及这些年的挫折，她表现得云淡风轻。

身为企业家，郝景芳有时被别人视作“清高”，但她认为自己在坚持底线。比如无论见投资人，还是与当地的政府代表见面，她都是只在办公室谈，如果非要吃饭，她就只参加“正儿八经”谈事情的饭局。

如果不得不“入乡随俗”， 一旦有人开始打着圈敬酒，郝景芳就会迎来自己最难受的社交时刻。她常在家自饮，酒量也很好，但敬酒对她来说，太过“虚头巴脑”。她会明确告诉接待方，她可以喝酒，但不参与敬酒，然后就低下头，不再跟着站起来。

她猜测，会有时常参与饭局社交的人认为她“不开眼”，但大多数时候，饭桌上倒也没人向她明示不满，“可能都觉得这就是个平时写作的书呆子，不跟她一般见识。”大众对作家的偏见反而成了保护色。

在攀关系和“混圈子”的比拼中，她也输了。“双减”后，郝景芳曾尝试将童行的线下项目制学习课程推进校园作为课后项目，以此开拓收入来源。起初是免费的试点，借助某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渠道，童行顺利进入了东部某省的一些小学，但当环境逐渐宽松，课后项目可以收费时，更有“关系”的人就挤占了空间。

半年的课后项目投入没有得到收益后，郝景芳决定放弃B端，回到最初的路线，转向“干净透明”的C端，直面家长和学生。她给我读了一些家长发在群里的手写感谢信， “还有2017年就开始跟着我们的用户呢。”她笑着说，而2017年入职的项目老师都不在了。

习惯写作的郝景芳，会在个人公众号中总结每年的成果与困难，这成了她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暴露了她现在不愿提及的曾经的脆弱时刻。比如在2019年12月30日的文章里，她写道，自己过去一年各个方面都遇到过极大挫折，在年底曾因压力大哭到不顾形象。

如今再被问到那时的困顿，郝景芳会说：“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

“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对员工的愧疚，是郝景芳的痛点。她说，没钱的时候，仍然会优先给驻站支教的老师发工资，特别艰难的时候，会拖欠其他团队一个月工资，也有时是“打一下折”或者只发一半。“我们尽可能有一分钱就给到大家，但是中间特别困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都是靠大家一起吃苦来度过的。”

教育是缓慢的长效事业，作为教育企业创始人，每次给员工发不出工资的时候，郝景芳会动摇自己对这项定律的坚持，被迫让自己快起来。

距离与投资人的对赌协议到期还有两年，按照协议，郝景芳需要在两年内偿还2000万资金。她预想，今年的经营状况应该会比往常要好很多，但按期还款还是困难，只能与投资人协商延后一些时间。

去年夏天，遭遇网络上的封号危机和肉体的封控隔离后，郝景芳飞奔着离开北京，远离压抑受控的生活记忆。

她后来抵达雅鲁藏布江边，翻开一本讲量子生物学的书，看到书里面提到“叶绿素是一个大型的量子装置”，她感觉自己又被击中。再去看眼前滔滔的江水和绵延的山岭，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大自然其实在向我们传递带密码的真相和智慧，高山和河流底部藏着量子力学的秘密。

“自然界的奥秘在等待我们去看见，这才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人的看法、封禁的互联网账号，这些一下子就不重要了，她决定不去管政策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只管做像大地一样恒久稳定的事情。

创业伊始，郝景芳曾公开表示，一家企业“挣钱和独立，有时也是道德”，即讲求商业回报，才能维持公司的可持续运转，才能对团队和用户负责。

“一个公司本来就应该像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一样，能够挣钱养活自己，让这个事业能长期持续下去，才是负责任。”郝景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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