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国联邦农业和食品局（BLE）的报告显示，2022年德国的肉类消费降至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与前一年相比，人均肉类产品消费下降了4公斤多，总数为52公斤。与过去10年的平均值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9公斤多。BLE认为，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素食在德国越来越受欢迎；其次，大流行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减少了外出就餐的次数。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惊人的通货膨胀，使得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猛增，其中食品价格增幅尤为突出。
在大流行病期间，各国政府大规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为疫情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去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这轮通货膨胀。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制裁使欧洲失去了最廉价的能源供应商，导致能源价格暴涨，直接推高了农产品生产、物流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从而使食品价格飞涨。另一方面，能源价格的暴涨也直接导致了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房租、生活能源和交通等）的猛增。综合以上两方面原因，人们手头的银子变少，面对超市里越来越昂贵的物价，自然不得不削减对肉类的消费。除了Covid-19和俄乌冲突对欧洲的食品和价格带来的冲击，欧盟力推的绿色农业计划“从农场到餐桌”（Farm to Fork，简称F2F）也为这一困境火上加油。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3日，德国海德堡，一名妇女吃由扁豆和蔬菜沙拉制成的素食千层面。
2020年3月，欧盟公布了雄心勃勃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旨在减少农业的碳足迹，并加速向可持续食品系统过渡。该战略概述了以下五个优先事项：1）实现中性或积极的环境影响；2）为缓解气候变化和适应其影响做出贡献；3）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4）确保粮食安全、营养和公共健康，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安全、有营养且可持续的食品；5）保持粮食的可负担性，同时实现更公平的经济回报，增强欧盟供应部门的竞争力，促进公平贸易。为实现这些目标，F2F计划的主要手段是减少有害化学制剂的使用。F2F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化学和有害农药的使用减少50％，将化肥的使用减少20％，将牲畜和水产养殖中的抗菌剂销售减少50％。有机耕地的比例应从2020年的9.1％提高到2030年的25％。然而，这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起草伊始就受到欧盟内部的争议。例如，欧洲人民党作为欧洲议会中最大的右翼团体，一直对该计划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欧盟农业专员沃伊切霍夫斯基（Janusz Wojciechowski）甚至没有出席该计划的发布会。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如何定义“可持续性”仍然存在争议。2021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F2F计划将导致欧盟的粮食产量减少10%-20%。美国农业部（USDA）也给出了相似的评估结果，预测到2030年欧盟的农业产量将减少12%。这将会影响欧盟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粮食减产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更加显著。冲突的双方是全球重要的粮仓，战争直接打乱了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供应链。2022年4月，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评估了冲突对欧洲粮食安全的附带损害：“欧盟近一半的谷物（占欧盟玉米进口的52%）和植物/菜籽油（分别占欧盟进口的23%和72%）是从乌克兰进口的，并且占据了欧洲近四分之一的禽肉进口市场。俄罗斯则是小麦和大麦的主要出口国。这两个国家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0%以上，占大麦出口的近30%。”如果F2F战略在欧洲继续实施，将进一步扩大粮食产量的缺口。因此，欧洲已经暂时停止了F2F战略计划。不过，这也引发了该计划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更为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战争造成的干扰只是暂时的，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要求全面实施F2F战略，而不是重新评估或弱化这一战略。对于绿色游说团体来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们强烈批评所有弱化战略的措施，声称这些措施是对企业利益的出卖，是对欧盟减少农业部门碳足迹的承诺的背叛。怀疑论者则认为，乌克兰战争凸显了F2F战略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些目标的设定。他们反对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们对农药、杀虫剂等化学制剂进行简单的减少，因为这些化学制剂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对农作物的威胁，包括病毒、真菌、细菌、昆虫和杂草，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我们的食品质量，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健康。他们认为，对于这些化学制剂的使用应该由农民因地制宜决定剂量，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强制大量减少使用剂量，这会直接扰乱农业生产。减少使用剂量已经使许多农民在粮食生产中束手无策，不得不减少使用量以符合欧盟标准，但有时药量不足非但无法杀死虫害，反而导致虫害产生耐药性，这为未来的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农民们呼吁欧盟委员会以毒性而不是以剂量划分来实施他们的农药、杀虫剂的退出计划。此外，这些反对者呼吁欧盟尽快放开对转基因作物的准入，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为未来更多人口的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他们认为，所有能够增加产量并降低粮食价格的技术都应该被纳入考虑。
当地时间2022年8月9日，乌克兰基辅州，谷物收割机正在田地里收割小麦。
F2F的反对者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F2F的支持者一方面是反基因游说的中坚力量（他们竭力鼓吹），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同样基于基因技术的mRNA疫苗。在他们看来，接种mRNA疫苗代表了科学和道德进步的方向。然而，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柏林夏特里医院的董事局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药理学家克勒默（Heyo K. Kroemer）教授在4月份的一次电视节目上承认，关于mRNA疫苗的作用和副作用，科学界还知之甚少。也就是说，F2F的支持者们拥抱了一种完全处于实验阶段的基因技术，而将另一种相对成熟的基因技术视若洪水猛兽（第一株转基因植物出现距今已经有40年）。此外，F2F战略所面临的阻力不仅来自于欧盟内部，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也对这一绿色农业计划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为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成为这一战略最大的意外牺牲品。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限制欧盟的粮食供应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影响消费者的预算，降低粮食安全，并降低全球的GDP。如果全世界都效仿欧洲的模式，那么全世界的粮食价格将暴涨89%。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估计，“世界上最脆弱的地区将新增1.85亿人陷入极度饥饿中”。智库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Management）在他们的一份简报中甚至提到，F2F战略造成的欧洲粮食减产会危及到其所带来的气候和环境保护成果。F2F和生物多样性战略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影响可能会被欧盟以外地区农业生产增加导致的更高排放所抵消。欧洲粮食的减产和出口降低将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以气候和环境不友好的方式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样，由于农业不得不在第三世界国家继续扩张，生物多样性在这些地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因此，欧洲F2F战略所带来的生物多样性上的收益也可能成为无用功。以上大多仅是对于F2F战略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进行纸面沙盘推演的预估。这两年绿色农业的恶果已经在世界各地显现。2022年7月，斯里兰卡政府因无力偿还外债而宣布国家破产。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在2022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可用的外汇储备已经不到5,000万美元（2019年底这个数字为76亿美元）。仅2022年底，该国就有多达70亿美元的外债到期。由于缺少外汇，斯里兰卡无法进口必要的能源和粮食等物资，国内能源供应出现短缺，通货膨胀严重。2022年6月，通货膨胀率创纪录地达到了54.6%，食品通胀率更高达80.1%，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了24%和38%。近80%的斯里兰卡国民不得不减少食物消费，50万人陷入极度贫困，该国儿童营养不良率在南亚排名第二，仅次于阿富汗。当然，造成斯里兰卡资不抵债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自2019年以来，斯里兰卡新政府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大力削减公司和个人税，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大量发行货币，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其次，斯里兰卡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国家，全球游客为该国带来大量外汇。但由于持续三年的Covid-19大流行病，斯里兰卡的旅游收入锐减，此外，2019年4月首都科伦坡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也严重冲击了该国旅游业。最后，全球高企的能源价格也进一步侵蚀了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除上述原因外，新总统所推行的激进的绿色农业政策可能成为压垮该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地时间2023年2月8日，斯里兰卡科伦坡，代表政府机构的工人参加了对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税收政策的抗议活动。
2019年，拉贾帕萨卡（Gotabaya Rajapaksa）以绿色政纲赢得了斯里兰卡总统大选。在他的竞选宣言中，他承诺实现“繁荣和辉煌的前景”，其中包括促进健康饮食（不使用农用化学品和添加剂）、鼓励有机食品生产、培养所有年龄段的人们“正确的饮食习惯”、创造一个健康环境通过避免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等。该绿色政纲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在2021年4月，斯里兰卡政府全国禁止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并立即转变全国农业为100%的有机农业。这项决定得到全球倡导有机农业机构的热烈赞赏，他们举行了各种会议和论坛，分享该国的经验。印度著名的生态农业学家希瓦（Vandana Shiva）教授认为，斯里兰卡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实现经济和生物永久繁荣的转变”。然而，现实与这些美好的愿景相反。曾经有专家警告过拉贾帕萨卡总统，新的农业制度无法通过传统的农艺师和专业人士来实现。因为这些人依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作物的生产，他们会对变革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在斯里兰卡，近90%的农民（该国有7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农业工作）在化肥禁令之前采用非有机方式进行耕作。这种急于求成的意识形态对水稻、茶叶和橡胶等作物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正如科学家们所预料的，农民们抱怨缺乏适应时间、投入和人力来应对突然激增的虫害和杂草问题。2021年夏天，斯里兰卡的农业收成遭受重创。2019年，斯里兰卡共生产了35亿公斤大米，而在禁止使用化肥之后，这个数字可能下降了43%以上。日常食品如糖、大米和洋葱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倍以上。此外，该国的出口作物的产量也受到了严重冲击。茶叶是斯里兰卡的重要出口产品，每年可以为该国赢得12.5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约占该国出口收入的10%。然而，有机种植的茶叶成本是传统方式的10倍，收成下降和生产成本的上升无疑将使斯里兰卡失去海外市场。虽然斯里兰卡政府于2021年11月意识到了激进的绿色农业改革的严重后果并废除了该政策，但斯里兰卡的粮食产量仍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斯里兰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农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进口国。此前农产品出口几乎占该国出口创汇的一半，但现在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动用已经见底的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该国的经济崩溃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但如果拉贾帕萨卡总统没有如此激进地实行绿色农业政策，至少在危机中的斯里兰卡百姓仍能相对廉价地获得生活必需品。在这场为期六个月的斯里兰卡绿色农业实验中，斯里兰卡政府人为制造了粮食短缺危机，但是以此为代价的环境和气候保护提升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呢？如果说斯里兰卡的国家破产是由于过度依赖绿色农业而导致的，那么2022年在荷兰持续数月的农民抗议则可以被看作是对F2F战略所带来的可能的副作用的抵抗。在电视新闻上，我们已经看到荷兰农民用拖拉机堵住了高速公路，沿路焚烧干草包；堵住连锁超市的大门，拒绝向超市提供农产品，这也导致了市场上鸡蛋、牛奶等食品的短缺；部分激进的抗议人士甚至封锁了格罗宁根机场。几十年来，荷兰的氮气排放一直超标，尽管采取了各种减排措施，但仍未见成效。荷兰政府宣布了强制性的减氮措施，到2030年，全国的氮气排放必须减少50%，自然保护区的氮气排放必须减少70%。虽然氮气本身并不是温室气体，但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氮肥会释放亚氮气体，这些氮的化合物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提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特别是通过收购或终止农场，以减少牲畜。”这将“首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但不排除在必要时进行强制收购。”因此，荷兰政府的减氮措施主要指向了农业，根据这一计划，农民必须大规模减少氮肥等农用化学用品的使用，同时也需要减少30%的牲畜饲养。这些政策的发布直接影响到了许多农户的生计问题。首先，荷兰的农产品价格本来就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中间商往往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这些产品，很多农户必须依靠政府的补贴才能勉强维持收支上的平衡。因此，大规模减少化肥、杀虫剂等农用化学用品的用量会直接导致产量的下降，最终使许多财政艰难的农场主破产。只有那些财政状况比较富裕或者有独门生产秘籍的大型企业才能在这样激进的减少化学用品的行政命令下存活下来。其次，过去的几十年中，荷兰政府一直鼓励农民扩大生产，许多农民都是通过借贷经营的。虽然政府会支付给他们收购补偿款，但是这些款项对许多农民来说只够支付银行的贷款。这意味着政府“白白”从他们的手中拿走了毕生的心血，也拿走了他们谋生的工具。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农民也直接质疑了为政府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他们认为政府的专家很多都是没有受过专业农业训练的法律或经济学专家。这些专家使用了不切实际的数学模型和参数，为农场制定了具体的退出或削减计划。这些所谓的“科学”和每一个农场具体的状况完全不相符。这些计划不仅会造成农民的巨大损失，同时对气候和环境保护也没有多大意义。最后，荷兰农民直接质疑了政府这些激进改革的成本效益比。虽然荷兰的农业碳排放占了该国总排放的一半，但在全球排放中只占0.46%。这意味着，即使荷兰农业的碳排放量减少到零，对全球减排也只有0.2%的贡献。因此，许多荷兰农民无法理解这样微不足道的减排收益如何能证明荷兰政府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合理的。荷兰农业在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欧洲最大的肉类出口国，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当全球食品部门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和供应短缺时，荷兰农业的产出可以稳定全球粮食供应。减少荷兰粮食供应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增加粮食产量。虽然荷兰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占全国排放的一半，但与其他国家的农业部门相比，它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部门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主要作物对水的依赖已减少90%，温室种植中几乎完全不使用化学杀虫剂。从全球角度来看，减少荷兰农业产量将增加气候和环境的负担。因此，无论从环境、经济还是政治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对荷兰农业的全面改革都是弊大于利的。几乎所有严肃的德国和荷兰媒体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都表明，记者、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等精英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远高于普通公民。这并不是说普通公民不关心气候变化，也不是因为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或缺乏远见。他们仅仅是基于常识的考虑，意识到政府为了实现减排目标而摧毁他们的农场并不会对地球气候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然而，这种想法往往被上述三类精英贴上“极右”或“民粹主义”的标签。尽管环保是一项极其重要和崇高的事业，它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环境的大幅改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环保事业诞生伊始，就是天使与魔鬼、美女与野兽的混合体。因此，我们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环保。蕾切尔·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我们谈论到蕾切尔时，无不充满崇敬之情，她被视为现代环保之母。在上世纪60年代，因为《寂静的春天》一书使她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了美国公众英雄。中文世界读者的环保启蒙也大多始于这本书。在该书的开篇，她用圣经式的语言呼吁我们认识到对造物主犯下了罪过。她描绘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小镇渐渐被瘟疫吞没，到处被死亡的阴霾所笼罩。蕾切尔指出DDT（作为一种有效的杀虫剂，上世纪40-50年代广泛使用）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根据她的描述，鸟类是这种杀虫剂的最大受害者，而它同时也伤害着人类。儿童的猝死、再生障碍性贫血、出生缺陷、肝病、染色体异常和白血病等等都与DDT有关。妇女则因为杀虫剂遭受了不孕不育和宫颈癌。
《寂静的春天》书封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蕾切尔将人类对自然发起的战争视为人类对自己发动的终极战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她于1963年向美国商务部发出请求，希望成立一个“杀虫剂委员会”以管理DDT的使用。十年后，这个委员会演变成了联邦环境保护局，并开始禁止DDT的使用。随着美国的领导，全世界也逐渐禁止DDT的大规模使用。这些行动无疑被视为拯救了无数生命的壮举。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DDT被妖魔化不仅没有挽救生命，反而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死亡。大名鼎鼎的奥菲特教授（Paul Offit）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并非反科学、反环保的阴谋论者。想必大家在经历Covid-19之后都听说过他，他是美国当今最重要的儿科和疫苗专家，是FDA疫苗及相关生物制品咨询委员会和CDC免疫接种实践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次大流行病期间，他公开表达的对疫苗接种的看法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声音之一。2017年，奥菲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潘多拉的实验室：七个关于科学误入歧途的故事》的小书。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蕾切尔对DDT发起的战斗。尽管禁止DDT在农业上的使用是合理的，但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奥菲特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当时DDT是已知最重要的抗击疟疾的武器之一。尼泊尔曾是DDT最大的受益国之一，自1960年开始广泛使用DDT，到1968年该国疟疾发病率从200万人下降到2500人，预期寿命从28岁提高到了42岁。在1952年至1962年期间，印度的疟疾发病率从每年1亿人下降到了6万左右，这主要得益于DDT的使用。到1960年，疟疾已经被消灭在全球11个国家。由于疟疾发病率的下降，人们的预期寿命、农作物产量、土地价值和相对财富也随之上升。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DDT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使用，疟疾随之卷土重来。印度每年病例数重新增加到了600万，斯里兰卡每年有150万人感染疟疾。大量的人，尤其是不到5岁的儿童不必要地死于疟疾。根据现有的医学研究证实，在上世纪60年代，DDT的使用并不是导致美国唯一增加的癌症类型肺癌的原因，而且蕾切尔所预言的儿童白血病病例的激增也并没有发生。奥菲特认为，蕾切尔所设想的儿童白血病病例激增的观点缺乏科学支持，而且她不得不面对自己“设下”的道德困境，即为了蕾切尔所倡导的清除DDT运动得以为继，她必须“希望”有更多的儿童死于白血病。后者恰恰是最不道德的。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重新建议使用DDT来对抗疟疾。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数以万计的人不必要地死去了。荷兰政府近期的大规模关闭农场决定以及欧盟推出的“从农场到餐桌”的战略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于蕾切尔废除DDT的行动。然而，这些决策的影响需要考虑到多个方面。首先，荷兰全国的碳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的0.46%，因此单靠荷兰的减排措施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决定性作用。其次，这些措施可能会对粮食产量和经济负担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也是欧盟“从农场到餐桌”战略中提到的关键问题之一。与此类似，尽管禁用DDT并没有减少白血病的发病率，但这种禁令使疟疾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重新流行。此外，一些非洲学者和政治家指出，现在西方国家向全球推销的一系列气候保护理念和措施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二次殖民。这种指责揭示了F2F战略中蕾切尔式的道德困境。西方国家第一次殖民是为了满足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先进”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到“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二次殖民则是出于西方国家的道德“救赎”需要。他们认为，人类工业化是气候变化的元凶，是人类对自然犯下的罪过。因此，技术上的去工业化是实现救赎的必经之路。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西方的布道者们不远万里把这个福音传到偏远地区。例如，去年，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John Kerry）在塞内加尔向非洲各国部长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犯西方国家已经犯过的“错误”。然而，气候和环境保护的进步和道德光芒完全掩盖了这些崇高事业所带来的成本。我们必须记住坦普尔（James Temple）的警告：“当人类的命运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合理化任何承诺减少痛苦和破坏的干预措施，并在道德制高点插上一面旗帜，同时避免任何关于副作用或权衡取舍的讨论。”因此，我们需要责问，克里们是否正在走上赎罪之路，还是踏上了新的犯罪征程？绿色精英们的“信念伦理学”（Gesinnungsethik）是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thik）上的巨大灾难？
当地时间2023年4月24日，英国伦敦，气候变化抗议组织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
当然，在F2F战略或道德救赎需求背后隐藏的是环保主义者和气候保护主义者更为深刻的哲学预设。他们认为，人类技术对自然的侵入是世界各种危机的元凶，对技术的批判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命题。他们主张，人类必须聆听自然的节律，重新按照自然的节律生活。然而，各个文明最古老的典籍都记录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因为他们对自然带来的灾难束手无策，所以只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向神明祈祷。而事实上，“反自然”的技术提供了人类驾驭自然风险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预测自然灾害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对技术的批判并不是一个普适的命题，而应该在特定情况下进行权衡和判断。此外，仅在农业领域，“自然”的方式未必比“非自然”的方式对自然和气候更为友好。根据2018年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有机耕作比传统耕作产生更多的碳排放。这是因为有机耕作的产量较低，因此为生产相同数量的农作物需要占用更多土地。这导致更多的森林被砍伐，间接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另外，一直推动农业技术革新的法国人帕戈塞（Pierre Pagesse）指出，F2F战略中要求退耕的要求可能并不像布鲁塞尔的那些专家们设想的那样，会对生物多样性作出积极贡献。他曾在利马涅（Limagne）平原从事葡萄种植，在此期间发现野生兰花与耕地一起回归，但自从该地区休耕以后，野生兰花又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可能并没有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之相反，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活动可能有着共生的关系。当然，帕戈塞的这一推测与那些崇高的美学境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点也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绝不意味着人类活动从自然中退出。再比如说，气候活动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是，全球气温的上升可能导致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从而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安全。但是，被视为气候变化罪魁祸首的二氧化碳是农作物最重要的养分之一，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增强农作物的光合作用，使其更有营养。尽管气温的升高可能导致一些地区不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气候活动家们把这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然而，同时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使之前完全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成为新的良田。通过重新计算得失成本比，我们的耕地状况未必会变得那么糟糕。正如皮尔克（Roger A. Pielke Jr.）教授所指出的，自然的鲁棒性和自我复原力被许多环保人士低估了。人类过度强调为自然“着想”和“共情”是否只是证明了人类的一厢情愿和自命不凡呢？在此我要澄清，我并不鼓励大家破坏大自然。然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是自然更脆弱还是我们的社会更脆弱？到底是自然更经不起人类的折腾呢，还是人类社会本身更经不起人类的折腾？无论是绿色农业政策还是绿色能源政策，都要求我们从技术、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做出史无前例的改变。当前，全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处于数十年未见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病体”进行大刀阔斧的手术，是否真的是气候和环保活动家们所说的“别无选择”（alternativlos）的道路？还是这恰恰是我们唯一不能选择的道路？
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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