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一个保安岗位就有500名大学生竞争

2023-05-26 05:05

咱们有句古话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在韩国经典电影《寄生虫》中，有一个情节是父亲吐槽韩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个保安职位就有500个大学生去抢。

东亚三国的经济发展趋势都非常相似：都是在全球化的红利中，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加强出口，获取了第一波资本积累，并在产业链中逐步攀升，找到了自己稳定的生态位。

同时，东亚三国的问题也是非常类似：高房价榨干一代年轻人，对劳动力权益保护差、恣意消耗所谓的“人口红利”。等到了生育率无法维持在高位，房价却又不可能降回去了，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严重侵占了产业升级的资源，西方又对高新技术转移设置了瓶颈……最早出现这个问题的日本和韩国，都“不约而同”进入了经济周期律中的下行周期。

关于东亚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相似性的研究，是学界的一个传统话题。因为有且仅有东亚三国能够在10年以上的时间内，保持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个成就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非洲）是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例子的。

然而东亚经济在特定阶段的腾飞，包含着天然的潜在风险。我们可以看社会学经典教科书《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著）中，对于东亚地区发展的评述：“东亚的经济增长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其中包括压制劳工与公民权利，有时甚至是暴力镇压；恶劣的工厂条件；对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对来自贫困邻国的移民劳动力的剥削；以及环境恶化的日益蔓延。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过去数代劳工的牺牲，这些国家中的一大批人正在走向富足”

——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问题，与西方殖民世界三百年不同，我们是一个零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体，那么是如何在短短四十年内从全民经济条件基本平等到如今基尼系数“赶英超美”呢？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去想。

作者继续指出：“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本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韩国也是如此。所有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学生和工人们都曾反对那些他们觉得不公正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自己经常冒着被捕的风险，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P574）

作者也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文化传统：“儒家学说反复灌输的是尊重长辈和上级、崇尚教育、勤勉劳作，并且将得到证明的成就作为出人头地的关键，同时乐于以今日的牺牲来换取明日更大的回报。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一个结果，压轴的劳动者和管理者都非常忠于自己的公司，顺从权威，勤奋工作，并且以成功为向导。”

当然，“随着在今年的迅速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炫耀性消费，而不是艰苦朴素和生产投资，诸如节俭之类的儒家核心文化价值似乎都在趋于衰微。”（来源同上）

《寄生虫》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上述这些理论问题，在电影中都有具象化的体现。

首先一个问题，电影中的穷人是不是所谓的“寄生虫”？看似是，他们依靠富人的施舍（工资）过活，还不断占富人的小便宜，但为什么这一家子看起来让人讨厌不起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懒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电影中的一家人，哥哥英语辅导能让学生感慨远超前任，妹妹面试前看了一点艺术治疗的知识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亲开车也被夸奖，母亲在不会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备出一碗炸乌冬面。简而言之除了在雇主家开party这种事，他们完全配得上这份工作，但是他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工作呢？他们为什么非得用种种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呢？

答案就是开头父亲的话——劳动力过剩了，没有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机会了。

在阶级社会中，本该属于一部分人的财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形式进入到了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但是这部分价值呢，另一小部分人又花不出来，于是就生产过剩了。经济运行的理想情况下，“生产=消费”全社会有多少生产就有多少消费，说明资源利用充沛了、合理了、没有浪费了，这样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每一个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但是呢，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穷人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的；但是对于富人来说，他们的消费也有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作为自然人的天花板。

简单来讲，比如比尔盖茨、王健林这些顶级巨富，他们真正的生活物质水准不会比一个矿产老板、房产大佬高多少，因为你能够享受到的极限就在那里。古罗马贵族为了“享受”，吃完一顿就吃催吐剂，吐完接着吃，这无非就是自然人的极限了。所以巨额的财富就放在那里了，他们消费不完的。

这些花不出去的剩余价值，就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扩大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又需要榨取剩余价值，那还是生产过剩呗，久而久之经济危机就来了。

生产过剩造成了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注定会形成一大批失业人口和一大批在事业边缘的人口，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不仅仅是《寄生虫》，另一部经典纪录片《美国工厂》也有类似的情节：因为工作岗位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那么劳动者只能通过内卷、互相伤害来获取工作岗位。

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消费不完，所以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生产剩余，从微观视角来看就是工厂的产品没有变成钱，那就发不起工资，那就要减薪就要裁员。

那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就更少了，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尽头就是经济危机。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是另一重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富差距，许多产品无法被消费，于是就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产生大量边缘失业人口，资本家就可以借此压低工人工资，于是贫富差距更大……

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需要劳动力减少——资本家趁机压价——消费更加不足——无解，经济危机爆发。

所以不要信什么“工资是双方同意”“工资是市场决定”的这种鬼话，我们即便不用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用西方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理论也不难发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直接是一个不平等契约、不对等博弈。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实力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对等，这样他们所接受的契约也必将无限有利于资本家——简而言之，工人们无非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珍贵的资本增殖的机会啊！

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寄生虫》展示了一组“鲜明分层”的世界：富人生活在地上，阳光明媚绿树成荫；被社会抛弃的人住在地下室，四年没有呼吸过一口新鲜空气；还有一些努力向上爬的底层生活在“半地下室”，他们有一些人爬了上来，用尽了种种手段也在阳光和绿树下生活了几天，但这终究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要么被打回原形，要么更跌落一层，变成了真·地下室的一员。

电影中很多镜像式的对比，都揭露了贫富两极对比的残酷。比如穷人的派对和富人的派对：

穷人的“衣服”和富人的衣服：

再比如“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和平时代“穷人”“富狗”版——狗吃的比人吃的要好得多：

顾名思义，片名“寄生虫”的含义是指穷人一家“寄生”在富人一家里，但是电影如果仅仅只表达这层意思，它也就不会拿得下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了。这部电影已经挖掘到了很深的层次，有一个评论很好，影片中穷人没有大恶，富人没有大错，但最后为什么会到矛盾如此激化、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

答案就是，因为这种矛盾不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而是群体、阶级之间的，而是埋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之中的。

网上很多评论说这部电影“三观不正”，实在是买椟还珠连电影的基本思想都无法体悟，这样一部深刻反映普遍的社会矛盾与割裂的作品，仅仅用“三观”和“对于错”来评价实在是令人发笑。那么该如何解读这部电影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呢？

我在之前的文章《“福利社会养懒汉”的偏见，还要误导我们多久？》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误区，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

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

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不做寄生虫何其之难。看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多么困难，费尽心机、践踏道德、踩着别人的身体上位……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残酷的真相，上升渠道过于狭窄，底层人民想要争取社会资源必定要使出一些“盘外招”。

这也是上面分析到的，为什么这一家人的行为能够引起大家一定的共情，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是生活，就要竭尽全力了。

（电影《大佛普拉斯》截图）

所以说，电影中一个保安岗位都会有500名大学生去竞争，是谁造成这一局面呢？是怪劳动者不努力吗？是怪当代“孔乙己”们不肯脱下自己的长衫吗？

当然不是。这种局面的直接责任人只有一个——腐朽而短视的食利阶层。

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同志就指出，帝国主义中出现了一大批“食利阶层”。当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还需要为工厂的管理、产品销路、技术升级费心费力，而这些“食利阶层”们则完全可以脱离劳动：“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

列宁指出，这些食利特权阶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已经是多余的了，他们逐渐成了社会的赘瘤。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垄断资本的增殖，占取了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并从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其流动性是越来越固化的，或者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除了像互联网产业这样科技革命的冲击、或者地产拆迁这样政策红利之外，你一个人凭借自我的奋斗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为食利阶层的代理人就到头了。

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资本家已经鲜明的表现为“天生的资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再强，也永远不可能脱离“劳动”这一行为，个人努力的天花板最多只能成为食利阶层的“精英代理人”——帮助富豪打理他们几百辈子都花不完的资产。

而对于“看不见的顶层”来说，这一选择是自由的，他们想追求自我实现时，不管从政经商搞艺术，可以随便选择任何劳动；他们想走在聚光灯下时，随便一些言论就是舆论的焦点；当他们想“隐身”时，没有任何媒体或个人敢于打扰他们的“清修”。

同时，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剥削、吸血与掠夺用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等外衣包裹了起来。资本主义首先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奴工制，掠夺全球资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再通过生产关系来掠夺剩余价值，制造贫困；最后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从法律和意识形态上为资本的一切血泪与罪恶背书。并通过塑造“财富的神性”和“自甘堕落的贫穷”等精神奴役，维系着整个资本运作的稳定。

（这是我微博小号，大号还是被封中）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肮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

资本家们因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红利，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用这些十几辈也消费不完的财富去做慈善，赚得了“济世爱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们对于制度不平等的质疑：“你看他们人多好啊，拿这么多钱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挣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运动把“有钱=天然正确”联系起来，无论这个人展现出怎样的与底层类似的恶毒刻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种种特质，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一切变得都可以理解，甚至还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优点被人称颂。而你只要指责他们，那就是你穷、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钱——“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还多，你也配？”

所以这就涉及到本文题目中这个问题了——谁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呢？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打破了封建贵族在政治层面的“血统继承”，但是依然保留着经济层面的“财产继承”，相反还通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这种继承合法化、道德化。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基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食利者”才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寄生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之上，不从事劳动生产，却享有了绝大部分劳动成果。正如国际歌中所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关于“谁是寄生虫”这一辩证的问题，有一首名叫《谁养活谁》的革命歌曲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一话题：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

不过在电影中，并没有非常鲜明地揭示“富人也是寄生虫”这一辩证拔高的结论，而是展现了一个中和的态度，比如男主人也是技术硬实力加身，至少还是付出劳动且对生产力有贡献的。但正如上文所说，资本家们善于用勤奋、努力、天才、智慧等光鲜亮丽的“神话”来包装自己，已经有很多细节隐约的触碰到了这一问题的边界：比如穷人富人同框，穷人在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