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3碎尸案”：卷心菜里的少女人头

社会

2023-05-26 19:05

老上海人可能还记得，上海以前有一个南市区，后来南市区的浦东辖区规划到浦东新区，浦西区域并入黄浦区，南市区自此撤销。

（80年代的南市区）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成长在南市区的一个女孩的悲惨命运，但故事却开始于浦东菜地里的一颗卷心菜……

（资料来源于网络上几篇非常相似的文稿，怀疑资料的源头为当时的一篇报告文学，但是笔者寻找未果，希望有了解的读者能在评论区留言告知。）

（字数9,211）

卷心菜里的人头

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接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宣布将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期间，对中国城市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访问，而他首先抵达和最后离开的城市将是上海。

1972年的元旦刚过，整个上海政府都投入到紧张的接待筹备工作之中。

冥冥中，一个小女子的凄惨命运即将在这样的大事纪中投下一丝涟漪。

杨思公社（现为杨思镇）隶属当时的川沙县，位于黄浦江支流川杨河的终点，附近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极其适合蔬菜的种植培育。

1972年1月3日上午8点左右，杨思公社下的王家村生产队妇女队长施金瑛，领13名女社员，在元旦后第一次上工。

她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靠近周家渡通往南汇县周浦镇附近的一块菜地，收割一批珍贵的卷心菜。

上海地区一般在12月份会迎来第一波寒潮，普通的卷心菜最迟应当在12月上旬收割，否则就有可能冻坏。但是，这批卷心菜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们是上海农业科学院新培育的耐寒甘蓝（卷心菜的学名）。王家村生产队的这块菜田属于农科院托付给他们种植的试验田。

这个耐寒的新品种果然独特，扛过了冬至后的第一个寒潮，在元旦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在施金英的指挥下，14位女社员来到田地，握着砍刀开始收割，每人负责一排菜畦。19岁的女社员刘美娣排在第8排，在收割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然而，当她割到距离公路几十步远的一棵卷心菜时，发现有点不对劲。

刘美娣事后回忆说：“这棵菜的叶子包裹着菜心非常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麻线绑住的。我感到很奇怪……"

她停下手中的砍刀，示意旁边的女社员张金宝和王龙妹过来：“你们看，这很奇怪吧？这棵菜被用麻线扎牢了！”

张金宝说：“作兴里面藏着金银财宝也说不定。”王龙妹说：“弄开来看看。”

刘美娣割断麻线，菜叶周围的老叶四处散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撮黑发。她心头一紧：这是什么？！随即小心翼翼地用插刀剥开包裹着黑发的菜叶，结果吓得她一跳——里面居然包裹着一个长着半尺黑发的女人头颅！

菜地里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尖叫声四起，社员四处逃窜。施金瑛率先冷静下来，立即叫众人不要乱动，让王龙妹去村里通知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王兴发很快赶来，看了看人头，说：“不要动它，也不要让人走过去，拿样东西盖住，我去报告。”

王兴发离开后，施金瑛拿了一个用铁丝做成的大蔬菜筐，罩在人头上，再用麻袋盖住。

根据公安部当时颁布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杀人碎尸案被认定为“特别重大案件”。因此，川沙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电话后，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报告。

县公安局刑警首先到达，即刻便封锁现场。很快，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顾向敏以及一组刑警从浦西赶来。顾向敏是一位资深的警长，自1949年起就从事刑事侦察工作。他曾成功主持侦破多起复杂的大案，具有丰富的刑侦经验。

按照程序，痕迹检验科首先进入现场。

但勘查现场并未发现比较有价值的线索。菜地被众人踩踏，而且冬天田地里的泥土干硬，本来也很难辨认脚印。他们只有小心地将被刘美娣割断的麻线收起来。

顾向敏仔细观察了那颗人头，从外观来看，受害者是一个不到30岁的女性，脸色青紫。不知是天生胖还是死后浮肿，总之，皮肉看起来涨鼓鼓的。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她生前五官端正、眉毛浓黑、上唇处有一层清晰的茸毛；头发粗黑发亮，脑后用绿色橡皮筋扎一马尾，整个脑袋完好，无一处伤痕。

他问队长王兴发，附近还有没有河浜、池塘或粪坑。

王兴发回答说，有一个小河浜，但没有池塘和粪坑。

顾向敏又问：“还有卷心菜地吗？”

王兴发说：“没有了，整个浦东只有这么一块地，是农科院的实验田。”

顾向敏分析说：“估计案犯把其他尸块也抛在附近。因为从犯罪心理来说，尸体被肢解后，案犯第一个想法是急于把尸块抛掉；第二个想法是抛尸最好一次或两次进行，抛尸地集中，以减少操作时间，防止暴露。

附近沿公路两侧没有卷心菜地、池塘、粪坑，只有河浜，所以，估计其他尸块被抛在河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迅速组织打捞。”

杨思公社水产大队当即出动18艘渔船，由经验丰富的渔民进行探捞。他们使用一种名为“滚钓”的渔具，即一排固定在钢条上的大渔钩，沉入水面并随船移动，如果水下有大鱼，往往难以逃脱这种大范围的扫荡。在江南水乡，这种工具也常用于打捞溺亡的人体。

仅半小时后，渔民黄某在距卷心菜地一里处的“孝母泾”小河里捞起了一个外面用麻线扎着的油纸包。技术警员拍摄了包装的外形照片后，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两截绑在一起的人体小腿。

随后，其他渔民在“塘鲤浜”捞起一个同样包装的油纸包，里面是人体的两只脚。

到下午3点，周围3里地的河浜共打捞出12个相同包装的油纸包，法医通过拼接确认所有死者的尸身已被打捞上来。

所有打捞上来的尸块以及头颅立刻被送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由法医黄柏森主持，三名技术精湛的法医连夜对尸体进行了解剖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死者系19岁至23岁之间的女性，身高约1.61米，生前体重大约为63公斤左右，体态丰满；乳房发达，左侧乳头呈凹陷形状且发育不全；背脊近腰部位有一天生圆形黑色胎记，直径1.5厘米。

死亡原因：脖颈处有明显的扼痕，结合肺部状况，认定为暴力窒息而死。

死亡时间：大约在发现尸体前的60至65小时，即1972年元旦凌晨前后。胃部解剖检测得物表明，死者在死前2至3小时曾吃过白菜肉丝年糕。

分尸情况：各尸块断裂面齐整，由此判断凶手手臂力量很大；分尸工具为斧头、砍肉刀一类的笨重利器。凶手可能是或曾经从事过木工、屠夫、厨师等相关行业。

另外，包裹人头使用的麻线和包扎油纸包的麻线完全一致，但这种麻线极其常见，基本不可能通过麻线追踪到凶手。

当天午夜，上海市公安局这起恶性凶杀案定为“1.3碎尸案”，由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和川沙县公安局抽调刑警共同组成“1.3碎尸案专案组”，由顾向敏担任组长，全权负责该案的侦查工作。

1月4日凌晨2时30分，专案组召开了“1.3碎尸案”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会议讨论后决定，立即组织警力，在以碎尸发现地为中心的方圆10里范围内排查走访，尽快查清死者身份、找到破案线索。

借题发挥

在距离发现死者头颅仅24小时之后的北京时间1月4日上午，“美国之音”华语广播台在其“特别报道”节目中报道了关于上海“1.3碎尸案”的消息。

内容大意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昨天发生一起罕见的凶杀案。据悉，被害人是一名年轻农妇，她在被凶手杀害后全身被砍为13块，然后分别抛尸至位于黄浦江畔的川沙县农村的田野和河流中。该案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涉及政治原因的案件，目前尚无定论。

此时，除了川沙县部分公社社员之外，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并不知道此案的发生，这个广播电台得到内幕消息的速度着实令人吃惊。

当然他们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目前尚无定论关于死者是否为农妇，而尸块实际上有18块，加上头颅一共有13个油纸包，而不是只有13块。

同日傍晚，纽约的《每日快讯论坛》在头版二条位置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上海碎尸案是不是一个信号？》。

这篇文章所叙述的“1.3碎尸案”部分采用了“美国之音”的内容，但是增添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声称死者死于枪弹，死前曾遭受多名男子的轮奸，已有一个名为“东方杀手”的组织在上海街头张贴传单声称对该起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还表示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类似的暴力活动，直至春天来临。

在列举上述“事实”之后，作者指出，所谓“春天来临”指的是中国的春节，而尼克松总统计划于1972年春节后访问中国，并计划前往上海。因此，作者暗示“东方杀手”的声明是否是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可能会对尼克松总统采取暴力手段。

当时，《每日快讯论坛》是由美国的在野党民主党主办，而一些民主党人士对尼克松的访华持反对态度，并一再试图阻止。上海在此当口发生了碎尸案，他们自然而然地借题发挥，开始在报纸上大肆渲染。

于是，发生在上海的这起恶性刑事案在当时的美国变得广为人知。

此外，美国的纽约、华盛顿、费城、丹佛等大城市的一些报纸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以上海碎尸案为话题，要求尼克松总统考虑取消或者推迟访问中国。

“美国之音”之后还造谣称：“上海的治安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1月6日凌晨1时许，外交部就“1·3碎尸案”以及美国新闻界对尼克松访华的评论写就紧急报告，并将其呈交给了周总理。随后，周总理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联系公安部，敦促他们尽快在春节前（1972年2月15日）破案，并每日向总理报告案情。

1月6日清晨，上海专案组收到来自公安部的紧急通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案压力。

在接下来的的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决定将侦破的重点首先放在确定死者的身份上。

法医黄柏森根据验尸报告，在会上给出自己的判断。

①从死者的头发式样来看，她生前的居住地不是农村，也不是外地，而是上海市区。

②死者手掌较大，手掌皮肤较粗、硬，这说明生前曾较长时间从事过以手握工具为主的体力劳动，使用较多的是右手；但是，其双手手掌皮肤表皮最外层已开始软化，所以也应考虑到死前大约二三个月时间里已脱离体力劳动。

③死者牙齿有一定程度的磨损，这是少年换牙后长期咀嚼硬食物如炒蚕豆、炒黄豆、小核桃等而形成的，由此和其头发式样联系起来看，她虽然生活在上海市区，但层次可能较低，多半是出身于经济状况一般的劳动人民家庭。

④死者被害前大约2至3小时曾吃过白菜肉丝年糕，这一点和其喜食炒蚕豆、黄豆等联系起来看，说明死者是江南人；与第①点互相印证，可能是上海人（当时的上海主要指浦西的主要城区）。

浦西的发现

黄法医的分析严谨合理，再加之，以碎尸发现地为中心方圆10里内的排查走访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于是专案组决定将市局刑警的力量投入到浦西的摸排中。

因为发现尸块的杨思公社和南市区的浦西部分隔江相望，所以南市区的浦西部分成为排查的第一及重点区域。

但因为该案已经在大洋彼岸掀起了波澜，于是市局要求所有的调查工作都必须严格保密。

专案组将四十多名刑警分成22个小组，2人一组，去派出所调阅户籍资料，下里弄找居委会查访。无论是面对派出所同行还是居委会工作人员，专案组刑警都统一口径，只说是在寻找一个失踪人员。

专案组夜以继日地查了三天，1月9日白天，整个南市区排查完毕，但并未发现关于死者的任何线索。

照此进度，一个区排查三天，当时浦西城区有10个区，至少耗时一个月。并且，即使一个月后查到死者的身份，那也只是侦查工作的开头而已，能不能在春节甚至尼克松访华之前破案，谁都不敢保证。

于是，经市局协调，上峰批准了专案组的请求——广泛发动群众协助查明死者身份。

1月9日晚上，数以万计的印着“1.3碎尸案”死者面容照片、体态特征等内容说明文字的《协查通知》，分发到全市十区十县各工矿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居委会、公安分局以及看守所系统、监狱系统。

第二天（1月10日），全市居民基本都已经看过了《协查通知》。

郎小玲

当天（1月10日）上午就有消息传来：普陀区潭子湾六里委的一位老太太反映，死者照片很像住在她隔壁的郎家女儿郎小玲。

派出所翻阅了郎家的户籍资料，发现郎家确实有个女儿，名叫郎小玲，21岁，68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在上诲港务局第七装卸区当清洁工人。

至于面容是否和《协查通知》上的死者照片相似，由于户籍资料中没有她的照片，所以难以下结论。

派出所所长亲自前往郎家，但上午下午接连去了两次，郎家都无人在家。

派出所不敢再耽搁，立即将情况汇报到市局。专案组分析，郎小玲在上港七区当清洁工人，一双手整天捏着扫帚柄、拖畚把、垃圾车铁拉手，皮肤难免粗硬，这和死者那双手倒是相像的。

专案组打电话给上港七区保卫部门，了解郎小玲的情况。对方5分钟后回电告知：郎小玲自上月15日至今一直未来上班，未请过假，单位考勤作旷工处理。

这个情况和法医所分析的“最近一段时间脱离体力劳动”也基本相符。

晚饭时间，专案组刑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再次前往郎家。郎家夫妇和念初中的儿子正在吃晚饭，旷工多日的郎小玲并不在家中。

刑警问及郎小玲的下落，郎家夫妇先是说她在上班，后来又支支吾吾、百般推诿。但压力之下，两人终于吐露：

原来，郎小玲谈了个男朋友，未婚先孕，无奈之下，于半个多月前去老家江苏省响水县打胎。乡下卫生院设备差，医生技术又不过硬，结果弄了个大出血，差点“老掉”（死掉）。郎小玲现在身体虚弱，在乡下休息。

这事若被单位知道，算是一桩大错误，不但要延长学徒期，还要受行政处分，给个警告、记过什么的，而且也没脸面。所以，他们没敢告诉郎小玲单位，对邻里什么的自然也不便张扬。

专案组立即向江苏省响水县公安局发了份加急电报，要求他们尽快找到郎小玲，查证郎家夫妇的话是否属实。

1月11日上午10时，响水县公安局发来了回电，告知：郎小玲堕胎事属实，现在其姨母处休养。

于是，郎小玲被排除。

胡秀梅

当日，又有消息传来，长宁区周家桥派出所上报：该所辖区内的长宁路1380弄居民谈某称，《协查通知》上的死者是其失踪已两月的女儿胡秀梅。

谈某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据她说，她的女儿名叫胡秀梅，今年23岁，是家中独女。十多年前，谈某的丈夫因病去世，她靠着自己当搪瓷厂工人的一份微薄收入抚养女儿。

1968年，胡秀梅进了一家机械厂当上了车工。胡秀梅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每天除了单位就是家里、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日子过得很平静。

1971年10月19日，是胡秀梅学徒期满的日子。她特别高兴，晚上特地请母亲去南京路上的“红旗饭店”（即今“新雅粤菜馆”）吃了顿饭。

饭后，胡秀梅让母亲先回家，说自己要去一个同学家借几本书。谈某回家后，一直等到12点钟也没见女儿回来，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出门去她所知道地址的同学家一家家寻找，找到天明也没找到。

几个热心的同学当即向各自的单位请假，陪谈某一起找。但跑了一天，找遍了胡秀梅所有的同学家，都说没有见过她。

谈某又请了7位亲戚，用了三天时间跑遍了整个上海滩，也没有找到胡秀梅的一丝踪迹。

谈某随即报了案，当时警方也对胡秀梅的失踪进行了调查，但并没有任何收获。

这次，谈某看到《协查通知》，尽管上面所印的死者照片面容浮肿走样，也不是很清晰，但是她认定死者就是自己的女儿。

专案组警员按照法医提供的情况，仔细向谈某询问，胡秀梅的身高、体重、吃东西的喜好等细节。谈某的回答均符合死者的情况。

警员再次提问：“胡秀梅身上是否有胎记？”

谈某想了想，回答道：“有的，有一个胎记，在背后腰部稍上位置。”

“怎样大小？”

谈某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圈圈：“这么大，比铜钿小一点。

胎记的大小和位置也和受害人特征相符。

谈某的笔录呈交之后，顾向敏请来黄法医。黄法医认为胡秀梅的特征和死者有点像，但在完全确认之前也不能盲目乐观，最稳妥的方法是比对指纹。

但因为胡秀梅的指纹已经无法取得，黄法医要来她的病例本，找寻其他特征进行比对。

结果令人失望。

黄法医指出，据胡秀梅的病例本记载，1969年9月，胡秀梅曾去医院牙科补过右侧下排从右往左的第三颗牙齿。但是，碎尸的牙齿齐全，无一颗补过。因此，这个失踪的胡秀梅和“1.3碎尸案”的死者是两个人。

证据确凿，胡秀梅也被排除（胡秀梅失踪案之后一直没有侦破）。

确定死者身份

1月13日午夜，市局接到公安部打来的电话，再次询问“1.3碎尸案”的侦查进展情况。重压之下，市局命令专案组，务必在三天之内查明死者身份。

整个专案组几乎一夜未眠，苦苦思索新的查明死者身份的办法。

但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南市区公安分局打来电话，说刚刚获得一个重大线索，一个街道干部的无心插柳之举可能让他们找到了死者的真正身份。

早在四天前1月10日的晚间，南市区小南门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女干部，去第五里委处理一些和“1.3碎尸案”无关的公事。完事之后，几位同事聚在一起闲聊到关于《协查通知》的事。

一个姓钟的阿姨随口说了一句：“我看看那个死人的面孔倒有点像四里委’黑皮爷叔’的女儿，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人家前年就去云南了。”

说者无心，但这位女干部听进去了这句话。因为治安不属于她管，就没有追问。但随后，她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小南门派出所。

派出所讨论认为，之前有过支边知青去而复返，在上海被害的案子。去了云南的人还可以回来，所以这条线索必须跟进。

一位民警到了四里委，先去找治保委员。治保委员是个五十岁出头的阿姨，听民警说明了来意，介绍了“黑皮爷叔”的情况。

“黑皮爷叔”名叫吉关山，是港务局的工人。因为他终年在露天作业，日晒风吹，皮肤黝黑，所以里弄里男女老少都称他“黑皮爷叔”。”

治保委员还告诉民警，其实当《协查通知》刚刚发到四里委的时候，就有人说照片上的人有点像“黑皮爷叔”的大女儿吉慧萍。

她本人看着也觉得相像，便上门去询问，结果差点被“黑皮爷叔”一记耳光打上来。夫妇俩说她“触霉头”、“咒死”，发了一通火。

这位民警思忖片刻，问她是否有吉慧萍的照片。刚巧治保委员的女儿和吉慧萍是同学，70年吉慧萍去云南前，包括她女儿在内的几个同学曾一起拍照留念。

民警将取来的一张黑白2寸照片带回所里。照片上有四个人，左起第二人是吉慧萍。几名警员都认为吉慧萍和《协查通知》上的死者十分相像。

派出所连夜往吉慧萍所在的云南勐腊军垦农场发了份加急电报，要求查明吉慧萍是否在农场后立即回电。

电报发出去后，一连三天，毫无消息。

1月14日凌晨4时20分，回电来了，称：“电悉。经查，吉慧萍自去年11月19日离场后，未曾返回。据连队称，系旷工返沪。特告。”

见此消息，派出所立即派人前往“黑皮爷叔”吉关山家中，进一步调查。

“黑皮爷叔”十分不耐烦地揉着睡眼惺忪的眼，打开了门。

相熟的民警一见他面，立即发问：“老吉，你大女儿究竟在哪里？”

“黑皮爷叔”没好气地回答：“在哪里？在云南！”

“你能肯定她一定在云南吗？”

“怎么不能肯定？她来过信！”

“黑皮爷叔”夫妻俩找出大女儿吉慧萍的信件，递给这位民警。

然而这封信是1971年9月28日寄出的，农场反映吉慧萍自1971年11月19日离场后，未曾返回，这封信不能排除吉慧萍是“1.3碎尸案”的受害者。

这位民警将农场发回的电报取出，给夫妻俩过目。俩人大惊失色，这才仔细看《协查通知》上的照片，越看越觉得像是自己的大女儿，顿时嚎啕大哭。

于是，专案组在刚刚天亮之际就收到了这一重大消息。但有了前两次的教训，专案组并不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巧合并不能说明问题。

顾向敏仔仔细细地询问吉关山夫妇：

“吉慧萍是否有胎记？”

吉妻说：“她腰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形的黑色胎记”。

“这点对了”，顾向敏心中暗想，又问：“吉慧萍是否补过牙齿？或者受过伤，身上某个部位遗有疤痕的？”

吉关山说：“她没补过牙，她牙齿很好。好象也没受过伤，没有什么疤疤瘢瘢的。”

吉妻说：“不过她13岁时骨折过一趟。那是学校开运动会，她跑步时跌了一跤，把骨头摔断了。”

顾向敏马上追问：“在哪个部位？”

吉妻拍着自己的左前臂：“这块！这块！”

顾向敏返回市局，马上请黄法医去查验。黄法医取出被肢解下来的左小臂，送往放射科拍了X光片，果然发现骨头有折断后重新长好的痕迹。

在没有DNA鉴定的年代，通过两处生理特征的比对，以及吉慧萍的失踪状态，至此，专案组确定，自滇返沪的吉慧萍就是“1.3碎尸案”的受害者。

吉慧萍

时光倒流到1951年，吉慧萍在南市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出生了。

（没有明确的资料记录吉慧萍的出生时间，我根据其父母的结婚时间、60年代比较普遍的8周岁入学，上海66届小学毕业生因“停课闹革命”滞留小学一年等因素，推断而出。）

吉慧萍的父亲吉关山，原籍江苏盐城人，16岁时便来上海滩闯荡，一直在十六铺码头做苦力。解放后，吉关山进入上海港务局，成为一名国家编制内的装卸工人。

1950年，吉关山和在港务局食堂当炊事员的同乡女子结婚，第二年生下长女吉慧萍。之后，吉关山和妻子以两年一个的速度，生下二女儿吉慧珍，三女儿吉慧珠。一家人定居在南市区的四里委街道，因为夫妻俩人都有固定收入，生活得很不错。

吉慧萍从小就是一个漂亮姑娘。因为家中伙食好，吉慧萍的发育年龄比当时一般的女孩要早，15岁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但对吉慧萍而言，发育良好却是灾难的开始。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一个心智还未成熟的未成年女孩有着成熟美丽的外表，她就会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猎物。

一些二十多岁的青工（青年工人）开始频繁地找机会接触她、追求她。没过多久，才15岁的吉慧萍就被上海沪光电器厂的一个22岁的青工诱奸。

此事之后，吉慧萍性情大变，主动结交社会上的一些游手好闲的男子，据说还会收受一些比较贵重的财物。她家所在的四里委附近甚至一度有着“吉慧萍在卖淫”的流言。

吉慧萍的父母又羞又恼，将这一切归结为女儿的品行出了问题，便开始对她施加棍棒教育。吉慧萍有时被打得浑身青紫，依旧和一些心怀叵测的男人来往。

当时的南市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曾经把吉慧萍列为“冲击对象”，后来考虑到她出身工人家庭，父母均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理论上，“无产阶级”家庭不会产生“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子女，

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破烂事。于是，批斗吉慧萍的计划便不了了之。

1969年，18岁的吉慧萍初中毕业。

当年的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的毕业分配政策下，几乎是一个不留地统统去了农村。仅仅1970年这一年，就有12万上海69届初中生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接受再教育，成为知青。

吉慧萍自然也不例外，1970年1月的元旦刚过，吉慧萍就去了位于云南的军垦农场。

和当时千方百计想把子女留在身边的父母不同，对于吉慧萍分配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南，吉关山夫妇却拍手称快、如释重负。

他们认为吉慧萍一惯怕吃苦，生怕她逃回家，便在她离沪赴滇时郑重警告她：“去了云南再苦也得顶住，不许逃回上海。规定三年探亲一次，如果胆敢提前回来，前一分钟踏进家门，后一分钟即打断腿骨！”

1971年9月28日，在云南的吉慧萍寄出一封家书，十多天后，家人收到信。吉关山夫妇不会想到，这是大女儿寄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找到受害者是案件侦破的第一步，但凶手到底是谁？关注我们，明早9点，推送下篇。

点击视频，了解另外一起发生在上海的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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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考利，编辑：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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