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了60年的秘密，他终于敢拍了

是时候了。

76岁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决定从头讲述他的电影梦。

斯皮尔伯格的影坛地位毋庸置疑，电影自1895年诞生至今，近130年，斯皮尔伯格已经走过了其中1/3的历史。他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好莱坞，改变影史，坐拥无数赞誉。

人们很难用一个标签去定义斯皮尔伯格。他讲述过太阳之下的所有事物，鲨鱼、恐龙、友好或不友好的外星人、海盗、间谍、士兵以及历史和想象中的英雄。

惊悚冒险片《大白鲨》《侏罗纪公园》出自他手——他总是知道如何凭借精湛的技法刺激观众分泌肾上腺素；前卫的VR科幻片《头号玩家》由他执导，历史性的大屠杀剧情片《辛德勒的名单》是他远近闻名的代表作——在电影里，过去和未来，他穿梭自如，但他始终回避自我。

托尔斯泰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斯皮尔伯格的家庭，也曾以自身的方式，经历过种种不幸福。这一次，等了60年的他，终于将视角转回自身。

5月25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作《造梦之家》（《The Fabelmans》）在中国内地院线上映。

这部影片改编自斯皮尔伯格本人的亲身经历，被认为是他的半自传作品，科学与艺术并存的家庭环境、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犹太基因、母亲与好友之间的秘密恋情……很难说清楚，具体是什么因素，让斯皮尔伯格选择了电影，但一切就好像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这部迷人的自传性作品里，影迷会发现，斯皮尔伯格，最终如何成为了斯皮尔伯格。

“Movies are dreams, doll, that you never forget.”

1952年1月10日，正值塞西尔·德米尔的电影《大马戏团》上映，萨姆·法贝尔曼第一次走进影院前，母亲笑着对他这样说。

这个片段改编自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真实经历。《票房之神：斯皮尔伯格传》中，他是这样回忆与电影的初遇的：“整场电影看下来，我只记住了三样东西：火车事故、狮子和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小丑。其他的我没什么印象。”

同样，《造梦之家》火车和轿车相撞的场景震撼了萨姆。深夜，他在床上大跳着说：“我知道我光明节（犹太教节日）想要什么礼物了！”

从影院回来后，萨姆一直想重现电影里的这一幕：他把火车车厢整齐地组装好，然后启动，同时让一辆小汽车载着小人从对面驶来，嘭地撞翻。汽车飞坠，列车脱轨。

这个场景让萨姆既惊恐又兴奋。他想一次又一次地撞翻这列火车。

但对于萨姆的计算机工程师父亲来说，反复修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让萨姆能够一遍又一遍地回看“撞火车”，母亲给他拿来一部8毫米摄影机，将“车祸”拍成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The Last Train Wreck》。

萨姆就这样开始了拍摄，他时不时地给家人拍一些影片，到了十几岁，已经开始跟朋友们制作战争电影。

父母与家庭，是萨姆和斯皮尔伯格本人电影之梦的起点。但在这个家庭，电影并不是温馨的，有时也扮演着一个残酷的角色。影片最为华丽的场景，莫过于家庭露营期间，在亲戚本尼叔叔带领下，母亲米茨穿着一件波西米亚风格的裙子，如薄纱一般，旅行车车灯的照拂下，她跳起了舞，一旁的萨姆陶醉其中，心驰神往。萨姆用他的8毫米相机拍下了这一切。

正是这一次电影拍摄，让他发现了母亲的秘密生活，让他看到了破碎的现实与残酷的真相。《造梦之家》将父母的对立与紧张，拉到了台面上，斯皮尔伯格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毕竟，这是他保守了近60年的秘密。

1946年12月18日，斯皮尔伯格出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一个正统犹太人家庭。父亲阿诺德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利亚则是一位喜欢跳舞的古典钢琴家。

母亲支持他拍摄电影，父亲最初警告他，不要以电影为生。性格、职业和各自不同的兴趣，决定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撕裂了这个家庭。

父亲身负沉重的负担，为家庭开支而奔波，又担心在那个反犹情绪高涨的时代被视为弱者。在斯皮尔伯格的记忆里，父亲不会轻易流泪。但某天半夜，他听见黑暗中一个男人在哭泣，那是一种高亢的、近乎假声一般的抽泣，听起来好像来自房间某处的鬼魂。

他逐渐意识到，父母的婚姻，已经在争吵中走向了崩溃。斯皮尔伯格埋怨父亲，在他眼里，总是努力工作且经常外出的阿诺德，是罪魁祸首。但后来，他在无意中发现，裂缝诞生于母亲的出轨。

19岁时，父母离婚了。斯皮尔伯格和父亲疏离了十多年，这种经验，影响到了斯皮尔伯格所有的创作：有工作狂父亲(《铁钩船长》)；软弱或失踪的父亲(《第三类接触》《E.T.》《太阳帝国》等)；甚至在《林肯》中，父亲与他的长子罗比矛盾不断，还在街上打了他一巴掌。

但阿诺德之于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梦，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正向作用。

小时候，某个夜晚，他被阿诺德叫醒，父子俩穿着睡衣就上了车。他们开到了一片开阔的沙漠地区，发现有百来个人躺在沙地上，抬头凝视着天空。他们也找了一个地方躺下，看了一场壮观的流星雨。斯皮尔伯格当时很好奇：“这是从哪里来的？”父亲告诉斯皮尔伯格，天空是个充满奇迹的地方。如果外星文明和人类见面，一定是亲切友好的，一定会有交流对话。他把这样的想象带到了《第三类接触》中。

斯皮尔伯格过着颠沛的童年。一家人先是从新泽西搬到了亚利桑那州，又来到北加州，在那里，这个拿着电影摄像机的聪明的犹太孩子，几乎无法与身边的精英富贵阶层男孩竞争。在反犹主义盛行的时代，斯皮尔伯格的犹太身份认同，是迂回且晦涩的。

在学校里，他备受欺凌，加之家庭的破碎，他变得越来越孤僻。

摄影机成了他排解情感的唯一途径。

据斯皮尔伯格说，他是从12岁开始拍电影的。

学生时期，斯皮尔伯格顶着大眼镜，像个“书呆子”。但实际上，斯皮尔伯格不爱学习，经常装病旷课在家剪辑电影。

他并非那种讨人喜欢的学生，要说有什么醒目的特征，恐怕只有他那台8毫米摄像机。

当时，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摄影机。斯皮尔伯格刚开始拍短片的时候，他的朋友们还觉得他很古怪。但也正因如此，这台8毫米摄影机成了他的“社交护照”，交了不少朋友。

他向父亲表明：“我想当导演。”

父亲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导演，你必须从基础做起，必须先做一名打杂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

但斯皮尔伯格不这么想：“不，爸爸。从我拍第一部片子起，我就要当导演。”

斯皮尔伯格下定决心：他的未来属于好莱坞。

斯皮尔伯格会像正经导演那样，设计镜头，剪辑电影。上了八年级，他开始尝试制作各种类型的电影，包括喜剧和恐怖片。当时，他的一部二战短片——《战斗机小队》（《Fighter Squad》）还收获了不小的名气。13岁的斯皮尔伯格开始拍摄二战题材电影《无处可逃》，拿了个当地的电影奖。1961年，当地一位电视新闻主播这样形容他：“凤凰城出了位年轻的塞西尔·B. 戴米尔。”

1962年，斯皮尔伯格第一次走进好莱坞的摄影棚。斯皮尔伯格趁在洛杉矶探亲时，偷偷潜入了华纳兄弟位于伯班克的16号摄影棚——当时正在拍摄《PT109鱼雷艇》中的战斗场景。他在片场待了很久，直到工作人员把他轰走。

当时一定没有人想到，30年后，昔日被轰出去的斯皮尔伯格，会回到这个摄影棚，拍摄他自己的作品——《侏罗纪公园》。

1963年，16岁的斯皮尔伯格还在读高二。他用300美元拍了一部科幻片，《火花》，一个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

电影拍完没地儿放映，阿诺德掏了钱，租了个场地。首映那天，斯皮尔伯格遇到了环球影业的工作人员，他注意到斯皮尔伯格的潜力，因缘际会，他得以进入环球影城剪辑部门，成为查克·西尔弗斯的学徒。

斯皮尔伯格回忆起来，当时的电影业已经成了“中年人的职业”。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制作团队里是个特殊的存在，被誉为凤凰城的“电影制作神童”。

斯皮尔伯格渴望在好莱坞获得成功。

偶然得见环球总裁西德尼·谢恩伯格，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斯皮尔伯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只有一个请求，与其给我一个承诺，不如给我一个希望，谢恩伯格先生。我想在21岁之前导点什么，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968年12月12日，环球影业宣布签约斯皮尔伯格时，他才21岁，这是大制片厂签约的最年轻的电影制作人。1974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冒险电影《横冲直撞大逃亡》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也就此成了好莱坞的新星。美国著名的影评人宝琳·凯尔称，这是“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处女作之一”。

不过，这部影片叫好不叫座。为了向好莱坞证明自己并非不懂商业，斯皮尔伯格接下了《大白鲨》的剧本。直到20年后，这家制片公司的执行制作人比尔·吉尔摩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难拍的电影”。

《大白鲨》是作家彼得·本奇利创作的一本小说。当时，环球影业打算花75万美元把它拍一部低成本电影。但考虑到这部影片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个预算并不现实，“如果我们再读一遍《大白鲨》，可能就不会想把它拍成电影了——因为实在太难了。”

环球高层对导演人选进行反复考量，最终目光落到了“新人”斯皮尔伯格身上。

一般来说，出现海上场景的电影都是在水池拍摄，再通过后期合成的。但斯皮尔伯格为了拍摄《大白鲨》，将外景地点搬到了大西洋，还请水下摄影师罗恩和瓦莱丽·泰勒在南澳大利亚海岸的礁石边记录真实的鲨鱼生活画面。

潮汐、洋流甚至不同天气下海水不同的颜色，给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斯皮尔伯格甚至差点放弃。机械鲨鱼更是故障不断，越拍越愤怒的斯皮尔伯格，给它们起了一个外号：“巨型的白色人渣。”斯皮尔伯格把许多问题归咎于自己的完美主义和经验不足。“我征服大海的看法还是很天真，这只是一种有勇无谋、狂妄自大的表现。”

1975年，在预算超支、时间延长、“鲨鱼”罢工的情况下，《大白鲨》艰难上映。两个多月后，《大白鲨》超越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全球票房收入超过4.7亿美元，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成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导演。

《大白鲨》改写了好莱坞的规则：如今好莱坞最看重的“夏季档”这个概念，正是滥觞于此；大片厂纷纷看到了大预算的潜力；同时它还启发了无数的惊悚冒险大作。

对斯皮尔伯格而言，《大白鲨》是一张“入场券”，他说服了哥伦比亚影业，在财政极度拮据的情况下，继续追加《第三类接触》的预算。

此后的斯皮尔伯格，已经执导影史上最为成功的三部电影《大白鲨》《第三类接触》《E.T.》。

但40岁的他，也面临着自身的中年危机。

那些成功的同行，不断向他兜售了好莱坞的生活方式：大量的房产和慈善，试图从中寻找乐趣。但斯皮尔伯格显然有些茫然，他与女演员艾米·欧文的第一段婚姻，已经破裂。

事业也陷入了瓶颈。80年代，他先后拍了《紫色》《太阳帝国》这些严肃的作品，在当时被一致认为是失败的。《铁钩船长》这个彼得·潘传奇色彩的巨作，比他拍过的任何其他电影都要昂贵，呈现效果也格外笨重，几乎没有人喜欢它，包括斯皮尔伯格自己，批评家们颇为尖锐地指出，斯皮尔伯格陷入了自我的模仿，而且更矫情。

与此同时，他不断积累的财富、他那敏锐的商业行为、他作为一个幸运儿的快乐举止，招致了媒体和公众的憎恨与厌恶。即便1993年夏天，《侏罗纪公园》上映迅速取代《E.T.》，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电影，批评声音始终没有散去。

批评者认为，斯皮尔伯格身上，技术天赋与艺术成熟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的局限性，过于明显。

斯皮尔伯格觉得，自己已经过气了，他需要面对一些未完成的“个人事务”。

1993年，他说：“我从未对自己感到舒服。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成功，就像我想成为一个电影制作者那样。”

这些多少改变了自我的危机？斯皮尔伯格也没底。

他有一个大鼻子，耳朵很突出。在高中时，他被同学们称为Spielbug，他经受很多反犹太主义恶霸的嘲弄。历史的包袱、个体的经验，压在他身上，他不得不去面对。

此前，环球总裁西德尼·谢恩伯格给斯皮尔伯格寄去了一篇《辛德勒的名单》的书评。斯皮尔伯格瞬间被“辛德勒”这个角色的矛盾性所吸引，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犹太民族的过去。他的家族，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几个亲戚，但他一直认为，这只是家族史的问题。斯皮尔伯格试图把这个项目交给其他著名导演，但他们都拒绝了。最终，他觉得他有责任为他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制作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当他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他不得不审视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他放弃了片酬，分文不取，接下了这部影片的导筒。对他来说，酬劳是一种沾染血腥的“血钱”。

电影制作上，他也坚定了一种思路：“它必须是准确的，必须是克制的，丝毫不能表现出娱乐色彩。”

1993年年底，《辛德勒的名单》如期上映，瞬间让苛责他的批评家们目瞪口呆，似乎一夜之间，斯皮尔伯格获得了重生：奥斯卡奖得主，犹太裔公共人物，能够平衡严谨故事与道德力量的、富于激情的伟大创作者。

所有人都知道，《辛德勒的名单》将在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下去。但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一场迟来的成年仪式。

评论家们一度认为，斯皮尔伯格，并不像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丁·斯科塞斯那样，有着社会学意义的敏锐和深邃情感；不像布莱恩·德·帕尔马那般恶毒与大胆，更不如罗伯特·奥特曼那样复杂与难以捉摸，也没有科波拉的野心勃勃。

曾经一度，他只向往好莱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每天读财经报纸，研究商业逻辑，揣摩大众心理，他崇尚技术与流行文化，善于以中庸的方式，将商业、艺术、技术与个人表达统合起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电影——无论他是编剧、导演还是制片人，始终可以捕捉到了一种跨越时代的惊奇、敏感和想象力，有效地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全新而又莫名熟悉的地方。

《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的30年，他始终在严肃与娱乐之间，反复交替，灵活穿插，直至近些年，变得越来越娴熟。2017年的《华盛顿邮报》，是导演技法的极致演绎，克制、内敛而又深沉。2018年的《头号玩家》，又是娱乐性极强的流行文化大乱炖。

但斯皮尔伯格知道，他还有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命题：自我。

斯皮尔伯格的许多电影灵感都与他的童年有关，他为此准备了60年。

1999年，斯皮尔伯格就曾透露过，他希望拍摄一部与他童年有关的电影《我会回家》（《I’ll Be Home》）。当时，这部剧本是由他的妹妹安妮·斯皮尔伯格编写的。他担心“我的父母不喜欢这部电影，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直到18年后，97岁的母亲已于2017年去世。为了纪念她，《造梦之家》也应运而生，斯皮尔伯格将家庭的破碎和母亲的秘密，赤裸又饱含同情地拍进了进去。

电影中，萨姆的外婆刚刚去世，萨姆为她剪辑一部影片。回看前文所述的一家人的露营视频，萨姆发现了母亲和叔叔本尼之间的端倪。他一帧一帧地来回播放两人牵手、亲吻的画面，反复确认母亲眼中的爱意。

“我无法相信眼睛告诉我的真相，只相信电影告诉我的。”

比起现实，他更愿意相信电影。电影是他最忠实、也是最永久的伴侣。“我的初恋，我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拍电影。这就是我的一生，其他事都是次要的。”

斯皮尔伯格已经在电影的世界里度过了超过一半的人生，但他竟未感到厌倦。“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和12岁用爸爸的8毫米摄影机拍电影时没有什么不同。每次走进片场，我都有同样的感受。”

今年2月，斯皮尔伯格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礼上说，要打破曼努埃尔·德·奥利维尔的记录，一直拍到106岁。

斯皮尔伯格下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人们还无从预测。但在1998年，斯皮尔伯格曾说过，他的创作生命难以枯竭：“我想讲的故事，用尽一生都讲不完。”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