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莽的狂欢：说说海参崴

5月4日，海关总署的一则公告，竟瞬间点燃了网络的激情，几乎成为民族情绪的又一次集体迸发，而其缘起，则是一个熟悉却又久违的名字：海参崴。

在这则《关于进一步拓展吉林省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的公告》中，有一句话显然触动了公众的神经：

“同意在原有吉林省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增加浙江省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和嘉兴乍浦港2个港口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入境口岸。”

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曾经的海参崴，由此走进舆论场，成为各类自媒体与民众共同制造的“话题”。其解读，则高度集中，无非是俄乌冲突加快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意愿和步伐，俄罗斯在困境中对于中国的妥协与让步，东北经济迎来重大利好，等等。想象力丰富者，甚至将此作为收复海参崴乃至整个外东北的先声。

对此，我只能说，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美丽误会”，这则公告所表达的本意与上述种种解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相较于公告本身，网络上的喧哗多少有些“小题大做”，甚至不排除有些自媒体是为了利用民族情绪在收割流量，做“爱国生意”。

今天，简单说说海参崴。

一、被误读的公告

对于海关总署的这则公告，其实官方已经做了明确的说明，只不过许多人并不关注，或者说宁可执着于自己的愿望。

5月15日，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负责人就我国东北地区通过周边国家港口开展国际贸易中转业务事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为降低我国东北地区大宗货物南运物流成本，从2007年起，我国按国际中转业务，同意该地区货物运至毗邻国家港口中转再运抵我国南方港口入境。国际中转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海关业务，中方已积累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这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首先，国际中转是国际常规业务，没什么新鲜的；其次，这是出于降低物流成本的经济举措，中俄双方互利共赢，不必做太多的政治性解读；再者，这也不是中俄首次在此方面的合作，早就运作了十几年了。

如果去海关总署的官网上，我们能很容易搜到2007年的一则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5号（关于开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试点工作）》，里面明确写着：

“本公告仅适用于黑龙江省内贸货物经俄罗斯口岸过境运至我国东南沿海港口的管理。试点阶段的出境口岸限绥芬河，进境口岸限上海、宁波、黄埔，所经俄罗斯口岸限海参崴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港、纳霍德卡港。”

事情很清楚了：时隔16年后，这次只是将内贸中转海参崴的范围从黑龙江进一步扩大为吉林，仅此而已。

这是中俄之间一个纯经济性的合作协议，和海参崴的政治定位毫无关系，满怀期待收复失地的伙伴们可以洗洗睡了。

另外，就经济价值而言，也需要审慎对待，别以为这是给东北（特别是黑、吉）经济安了强力发动机，从此就可以一飞冲天。这可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是海参崴本身自然条件有局限性。

海参崴属于温带大陆性温润气候/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受来自高纬度极低偏北风和海洋东南风的共同影响，寒冷湿润，降雪较多。其内港金角湾不冻，但外港彼得大帝湾从12月上旬至翌年3月中下旬，结冰期长达100～110天，借助破冰船可保证全年通航。所以严格来说，海参崴只能算是半个“不冻港”。

二是海参崴现实条件有诸多困扰。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设施陈旧、管理落后，疏港能力有限，通关效率低下，吞吐量远不及大连，“借港出海”未必省时省钱；因俄乌战争遭受到西方制裁，使得俄罗斯通过波罗的海进行的贸易转而向东，海参崴本就饱和的状态更形加剧，现有码头已不敷使用；由于海参崴所处地理位置，较之其他港口（其实吉林前几年就通过俄罗斯远东扎鲁比诺港做内贸中转业务了）并无显著优势，综合计算成本，较之铁路运输，未必有多大吸引力。

三是航线的安全问题。

东北货物南运，走大连基本是内海航线，如借道海参崴，则要穿过日本海和朝鲜海峡，地缘安全性上未必优于既有线路。

所以，即使从经济层面来说，地图上的距离并非唯一决定因素，而要综合考虑，这一合作本身效用有多大，需要长期冷静的观察。

综上可知，就事情本身而言，当然是好事，但意义显然没有自媒体渲染得那么夸张，也很难说具有什么开创性和战略性的价值。网上的过度解读，多属自娱自乐罢了。

二、海参崴及外东北的沦丧

公告的事大致就是如此，但能激起中国网络如此热闹的讨论，显然是因为在今天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舆论场中，“海参崴”三个字本身就自带流量的结果。

海参崴当然是说不尽的，那就简单聊几件和中国相关的往事，也算借此来稍微重温下曾经的“故土”。

先说说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外东北的丧失。

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为沙俄鲸吞，这都是今天国人极为熟悉的史实。但从今天的角度来考察此事，我想应该有几个节点应当被咀嚼。

一是沙俄谋夺之竭心尽力。

184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这个殖民分子甫一上任，便将“解决黑龙江问题”作为其中心任务。一方面加强对中国沿海和黑龙江地区一带情况的侦察,一面立即着手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略黑龙江地区的主力。同时,他派出涅维尔斯科伊（在今日海参崴，树立着此人的雕像和纪念碑）率武装“探险队”前往黑龙江下游一带活动。这支“探险队”从海上侵入中国国境,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北部进行了历时数月的非法侦察活动,探明黑龙江口的水深可以容俄船顺利进出。

1850年7月,“探险队”再次闯入黑龙江口,在明代奴儿干都司衙门和著名的永宁寺碑所在地特林强行登陆。当地中国官员对此提出抗议，但涅维尔斯科伊竟蛮横地声称：“由于俄国人有充分的、唯一的权利待在这里，因此我要求他和其他满洲人立即离开这些地方。”8月13 日,沙俄入侵者更强占庙街，公然升起沙俄国旗,建立以沙皇名字命名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哨所。

1851 年下半年,涅维尔斯科伊第三次来到黑龙汇下游,派人四出活动,在沿江、沿海及库页岛各地广泛搜集情报,为进一步掠夺领土进行准条。1853年2月,沙入侵者强占奇集，3月强占阔吞屯，9月下旬占领库页岛南端,从而为沙俄侵略中国东黑龙江地区奠定了基础。

1854年1月,沙俄政府决定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实施大规模的武装入侵。5月，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俄船 83 艘,运载哥萨克兵 1000 余人和大批枪弹药,从后贝加尔地区沿石勒喀河下驶。6 月 9 日,俄军船队到达精奇里江口，当地清军无力拦阻。俄军陆续于阔吞屯、庙街和克默尔湾一带部署,大大加强了其在黑龙江下游的实力。

1855年5 月中旬,沙俄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航行里龙江。此次沙俄出动 120余艘船只,载3 000 余名哥萨克兵和500余名移民,以及沙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黑龙江考察队”等,并载有大批重炮、弹药、粮食、牲畜等,分三批出发。5 月27 日,沙俄船队驶抵,署黑龙江副都统富勒洪阿登船阻止,穆拉维约夫不予理睬,强行下驶。至6月中旬,沙俄侵略军陆续驶抵黑龙江下游,在阔吞屯至庙街南北长达300 公里的地带,建立移民点,安设重炮。至第二年末,沙俄派遣侵入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人数已达 7000 余人。至此,沙俄已完成了对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下游地区中国领土和库页岛的实际控制。

由此可见，对于侵吞“外东北”地区，沙俄无论从决策中枢还是执行末梢，都处心积虑，坚定有力，为此付出了不菲的“成本”。就实情而言，外东北在瑷珲、北京两约签订前即已为沙俄所据，条约不过是对既成事实加以法律认定而已。

二是大清官民反应之冷淡。

相较于沙俄的上下同欲、摩拳擦掌，当时大清的措置在今天看来如同梦呓一般。

1855年9月，清方代表富尼扬阿在与穆拉维约夫的交涉中指出：“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喀）人等，系为我朝贡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这固然明确黑龙江下游地区为大清所有，但也暴露了可怜的现实：清朝对此的领有，只满足于原住民的缴纳貂皮，所谓“声教所及”，实则并无费心经营之举，以致于国门洞开、“有边无防”，任由强邻肆意渗透强据。

具体到最高“上意”，咸丰皇帝也只是发出了一系列空洞的指示。如对于1854年沙俄的武装入侵，命吉林将军：若俄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便不可与之为难,只需“密探情形,随时奏报”。1855年，对于中俄谈判，咸丰帝以黑龙江左岸，“为我国所属之地，诚无可疑；俄罗斯意欲分踞，其心甚为诡诈”，命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诸如此类，多为繁节具文，毫无实际措置，变相鼓动了沙俄的侵夺气焰。

更令今人咋舌的，便是在现在看来关系甚巨的中俄《北京条约》的签署，竟是如偷鸡摸狗般“低调”进行的。

1860年11月14日下午3点半，大清恭亲王奕䜣来到位于北京南城的俄罗斯馆，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与沙俄公使伊格纳提耶夫签署条约，包括海参崴在内的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在法理上就此沦丧。与中英、中法两个《北京条约》相比，中俄此约既无英法公使乘坐八抬大轿、乐队前导、精兵后扈的排场，也无在大清礼部大堂高调签约的阵仗，但其对中国危害之深、遗祸之烈，罕有其匹。

但就如此重大事件，当时朝野竟毫无波澜。时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翁心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晴暖如昨”，有闲心道及天气，却无一字关涉中俄签约——如果不是签约保密工作做得好，便是此事在时人眼中无关紧要，不提也罢。

三、海参崴往事：建设与出兵

海参崴脱离母体后，缘于地理位置之故，与中国的关联依旧不断，尤其以建设与出兵两事值得一说。

首先是海参崴的建设，中国人出力甚多。

沙俄割占海参崴之后，致力于将其打造为远东的堡垒要塞，作为其在太平洋区域的支点，同时以抗衡日本的北进野心。但由于此地与沙俄本土重心相隔遥远，俄人稀少，劳动力短缺便成为严重的问题。

1873年，鉴于日俄角力日趋激烈，海参崴军港建设刻不容缓，而从本土获得劳动力支持无望，沙俄海军部宣布引进中国工人，参与工程建设——此前，为了防止中国势力对故土的渗透，沙俄当局严禁华人入城。

“基建狂魔”的先人很快就表现出了对于工程建设的天赋，无论是原材料生产，还是技术攻关，乃至施工效率和质量，都碾压当地的俄国人，而他们的所求，只是：一碗米饭，外加一些菜叶和整根的大葱。

在中国工人勤劳聪慧的不懈努力下，船坞、仓库、桥梁、车间，拔地而起，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和码头堪与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相媲美，甚至迎接末代皇太子的尼古拉凯旋门、作为城市门面的火车站，也出自中国人之手。

中国人在中国曾经的土地上，建设了一座俄式城市，由俄国人居住，念及此，徒增浩叹。

另一件不得不提的往事，便是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

一战后期，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曾经的统治秩序崩塌，远东陷入无政府状态。出于各种诉求，各国纷纷出兵，对俄国进行了所谓“干涉”，尤以日本最为积极，在海参崴登陆，深入东西伯利亚地区，出兵达7万余人。后来，有说法将此称为“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事件。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也“有幸”名列“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之列。（也有说法，中国不在其中）

当时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

“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1918年4月，中国海军“海容号”巡洋舰抵达海参崴，在此前后，中国陆军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1918年8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宣言，昭告世界：

“中华民国政府与俄国境界毗连，邦交敦睦。现在俄乱未已，政情混沌，中欧各国，乘此时机，益加压迫，其势力逐渐东侵……爰本合众国政府之创议，特派相当军队出兵崴埠，与联合各国取一致之行动。”

驻海参崴期间，中国官兵除参加联合行动外，积极与当地配合，保护华侨利益，甚至还于1920年春参加了由美军发起的各国军队运动会，并获得总分第二名及跨栏、拔河和撑杆跳高的单项冠军。

1921年初，中国军队撤出海参崴。

历时两年多的出兵远东，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究其缘起，当时的北洋政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武装护侨，无关乎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外东北政治地位问题。现今网上一些所谓“收复失地”的论调，显然是扭曲了此次行动的实质，自high罢了。

四、百多年后的回望与反思

海参崴的悄然离去与炫然“归来”，值得思索的太多了，绝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承载。就我现下能想到的几个角度再随意说几句。

首先，对于海参崴及外东北沦丧的重新认知。

上文述及中俄《北京条约》签署时，大清朝野的极度平静。对此，我们今天的理解可能多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类的愤怒，或是对于清廷颟顸懵懂、软弱无能，对于民众麻木不仁、毫无血性的指摘，但在我看来，对于此事的看法，可能有两个视角不容忽视。

一是时代的错位造成了认知的差异。

在今天看来，沙俄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语），简直是骇人听闻，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激起最强烈的反弹，但在当时的清朝，却如一潭死水，毫无波澜。这固然是政权的腐朽所致，但更深层面的，则是作为古典国家形态的大清帝国，其组织形态、精神意识、社会发育、国民培养等，均处于“前现代”的阶段，与当时在西方已然兴起的近代国家民族意识，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代差”。外东北在悄无声息中丧失，是国力弱陋的无奈，更是政治、社会、思想多层面未完成“进化”所造成的恶果。

二是“有民斯有土”的古典理念与领土主权的现代观念存在着冲突。

古代中国对于边界的概念是模糊的，只有在与相邻部族/国家的冲突中，才建立起对于界限的重视与尊重。中国在帝国时代与邻国的划界，几乎无一例外是在战争的砧板上打造出来的。而相对平和的地区，则往往或是界线模糊，或是“有边无防”——对于古代东亚所处的农业时代，这当然是富有智慧且节约成本的现实方式。

随着西方近代明确领土观念的东来，中国曾经“有民斯有土”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曾经的地广人稀乃至不毛之地，也有了主权意义下的神圣价值，规则和玩法变了，时代不同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外东北尽管广袤无垠，却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当时中华帝国的视野中心，可能连成为“话题”的机会都没有。她的存在和离去，在时人眼中心中，根本无足轻重，甚至从来没有闪现过。

就拿今天网络上时常提起的库页岛而言，其实这个面积超过台湾加海南之和的大岛，在乾隆嘉庆年间即已被俄日所渗透，而当时的清廷对此一无所知。民国时期，著名方舆学家石荣暲在《库页岛志略》中满腔悲愤地写道：

“库页岛既亡于俄，复亡于日本，正乾嘉极盛之时，非国家微弱也。”

我们今天对于海参崴与外东北的认知，是在中国“走出帝制”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理念，以全新的知识谱系为背景，对于曾经的历史进行了检索与再阐释，海参崴的痛史成为了近代史实在现代观念上的“投影”——只要想想姜文电影《鬼子来了》里，民众对于日寇的反应，就知道现代民族意识养成之路，我们曾经走得有多艰难。

其次，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进与轮回。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两国东段边界就此划定，从此维持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相对平静。我们以往的论述中多以一纸界约视之。但在我看来，这是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东侵后，经中俄反复博弈，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总结性调整：两国力量在相对均势的前提下达到了一种平衡，远东的版图也由此划分，由此带来了一个半世纪的稳定与秩序。

随着沙俄渐趋强大，其对远东地区力量投放能力随之增强，“尼布楚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并逐渐动摇。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标志着“尼布楚秩序”的最终瓦解与东北亚地缘政治的重构：中国退出日本海，俄日开始短兵相接。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又是东北亚权力架构的重新洗牌：中国继丧失外东北与日本海的支点后，又从朝鲜出局，已无周边辐射能力；日本则在完成“虾夷地”（北海道）的牢固掌控后，进一步北进，拿到了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同时控制了中国东北南部，铸造了新的东亚强权；俄国在受挫后，暂时北缩，国内问题则愈演愈烈，由一战而引发十月革命，最终以苏俄-苏联的面貌来重建国内与国际秩序。

二战后，日本全面退出中国东北及库页岛南部，苏联将直接控制线推进至旅顺大连一线，美国则作为新的域外强权深度介入到东北亚事务当中，由此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的政治格局。

几百年来，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便是在几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折冲进退，曾经杳然沉寂的外东北，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载沉载浮。

再者，现代中国的重新北上。

如上所述，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有演进，也有轮回。而现如今，中国力量的“重新北上”似乎有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循环意味。

二战的结果，是在东西方确立了“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而我总以为，东方雅尔塔秩序的改造，是以中国内战的爆发与中共的胜利作为起源与动力的。

我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美苏的“顶层设计”，显然是个意外。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将这个“意外”造成的后果显著放大。1950年2月我党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体面的形式埋葬了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体系在远东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在复杂的互动博弈中，苏联退出了旅大，直至整个“满洲”；美国则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退缩到了台湾一岛；中国则完全掌控了东北，其力量重回朝鲜半岛——就大势而言，中国显然在重新北上。

延续到现在，“瑷珲-北京条约秩序”确立一百六十多年后（与“尼布楚秩序”时间恰相巧合），今天海参崴以这样的形式重新回到国人的视野中，中国经贸力量投射到曾经的故土，尽管政治版图并无变更，但依旧彰显了北上的趋势与中国影响力的某种回归。

最后，值得警醒的是，这种“北归”也蕴含着种种风险与挑战。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就提最值得关注的一点：俄罗斯的心态与反应。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从帝国时代起，就嗜土成性，对于土地的渴求与贪婪几乎浸透基因，相邻诸国无不深受其害，仇怨极深。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其不安全感，致力于推动其安全边界的外移，从而形成负面反馈的循环。

就以2004年10月14签署的《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来说。此协定与1991年5月《中俄东段国界协定》以及1994年9月《中俄西段国界协定》一起，标志着四千三百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

对此，当时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共青团真理报》如此写道：

“不久前普京总统对中国访问时，两国签署了彻底解决双方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有关协议。俄罗斯方面自愿向中国转交了位于黑龙江上的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的全部以及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的一部份……这样俄罗斯将一共向中国转交三百三十七平方公里的土地…… 由于银龙岛，特别是黑瞎子岛，被认为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屏障和门户，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价值，所以双方对黑瞎子岛和银龙岛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俄罗斯军方和哈巴罗夫斯克地方政府一直坚决反对将这两个岛屿划分给中国……”

由此可以明显感知到，在历史上曾大量强取豪夺别国土地的俄罗斯，时至今日，对于领土问题是如何认知的。

而海参崴一则只关经贸的公告，在中国网络上激起的政治性解读，相信如果俄罗斯加以关注，其民族情绪反弹的强度，绝不亚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刚刚结束的“中国-中亚峰会”，则是在没有俄罗斯（至少表面上）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中国国内当然将其作为一场外交盛会，乃至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成果。但中亚一向被俄视为势力范围与后院，任何势力的介入，都将刺激俄敏感的神经。虽然此次峰会的顺利举行，我相信中国与俄罗斯事先一定达成了某种妥协与默契，但这显然是俄罗斯在力不能逮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其国内的一些势力恐怕会感到屈辱与落寞，进而对中国的态度趋于负面。

前不久的5月17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评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言论时表示：

因为与西方交恶，俄政策开始增加更多“东方成分”，但这并不代表转向，因为俄罗斯本来就地跨亚欧，影响从欧洲延续到太平洋。

很显然，即使在当下如此艰难的情形下，俄罗斯的“东向”依然只是策略性的，有极大的保留，对于包括海参崴合作在内的中俄关系，中国仍需小心翼翼地加以处理。

好了，本来想随便扯几句，结果又写成了一篇长文，其实还有许多想说而没说的，又晚了，下次有时间再扯吧。只想最后说一句：

历史不能遗忘，但又不可沉溺，民族呼唤热血，而又需要冷静。

以文会友  欢迎关注

“柳依泠烟”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