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棕榈奖擦肩而过的《青春》究竟讲了些什么？

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了，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作《坠楼死亡的剖析》摘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评委会大奖则给了英国导演乔纳森·格莱泽执导的《利益区域》。越南裔导演陈英雄（《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最佳导演奖；日本演员役所广司（《完美的日子》）获最佳男主角奖；土耳其演员梅尔薇·迪兹达尔（《枯草》）获最佳女主角奖。

中国导演王兵的纪录片《青春》是入围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影片，虽然没有获奖，但在戛纳场刊评分3.0，仅次于格雷泽的《利益区域》、锡兰的《枯草》、特里叶的《坠楼死亡的剖析》以及考里斯马基的《枯叶》。上一次纪录片在戛纳赢得金棕榈还是2004年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也正是王兵的《铁西区》未能在戛纳放映的那一年。

《青春》这部纪录片，是王兵在湖州织里镇用了5年时间（2014-2019），拍摄2600个小时的素材中剪辑而来。浩瀚的素材计划形成“三部曲”，《青春》以“春天”为题眼，正如一年的四季之初一样，是开篇的第一部。

《青春》的拍摄源自王兵的上一部作品《苦钱》，跟随从云南前往东部打工的人，他发现了织里镇。被誉为“中国童装之都”的织里镇，在互联网上搜索，看到的标题往往是关于财富的炫耀，比如“仅一个镇的GDP就超过百亿”、“比很多县城还大”、“湖州土豪聚集地”。

而在王兵的镜头里，是幸福大街上一家又一家忙碌的服装作坊，是无尽的街道，是简朴的宿舍，是十几二十岁的打工人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制衣工作，以及他们间歇性地嬉戏打闹。

以巨作《铁西区》闻名的王兵，长久以来是一种游离的创作形态。无论是对标电影体制，还是创作方式，王兵的创作是只能以他自己命名的独特存在。把自己的生活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在拍摄时不介入不打扰，如幽灵般隐匿其中。王兵的作品是时间积淀的晶体，需要在庞杂的生活流素材中去提炼萃取。这是世人看来如苦行僧修行般的创作，但这种摆脱了范式和体制束缚的方式带来的是表达的自由。

表达的自由还来自轻便易操作的数字摄像机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铁西区》的价值在于开启了数字电影时代。2004年，原计划放映《铁西区》的戛纳电影节因为没有数字放映机而作罢。三年后，戛纳实现了数字化放映。十九年后，王兵两部新作亮相戛纳，除了进入主竞赛单元的《青春》，还有进入特别展映单元的《黑衣人》。王兵无论是获邀参加首映红毯，还是前往电影放映，都备受关注和欢迎。我们在法国见证着王兵的人气，又揣测着戛纳是否在回应着当年未能放映的遗憾。

三个半小时的《青春》，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现年轻的工人们在作坊里的制衣工作，一场接一场，看上去反复、冗长，但这几乎令人乏味的时长也在展露着这个工作的本质。不过王兵捕捉到的这些工人的工作方式，以超现实的速度和节奏打破了这种无聊。在拥挤的作坊里，摇滚式的网络歌曲高亢地播放着，工人们伴随着节奏迅速地踩踏着缝纫机，以一种打碟般的韵律娴熟地制作成堆的衣服，这一幕幕令人联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机器流水线，虽然辛酸，也充满了幽默感。当然，这只是观者的一种感受，王兵平静得似乎消失的摄影机，并未透露他的评判。

纪录片平静又真挚，透过隐身的摄影机，镜头里一个个人物，男男女女在作坊里寻觅自己暧昧亲密的伙伴，要么亲昵地依偎在一起，要么以打闹玩笑的形式扭作一团。一个男孩在被女性扭打后，说自己简直生活在地狱，天天被人欺负，而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既痛苦又满意的笑容。工人们一次次为了薪水待遇与老板们分厘计较，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当有一名工友后来成为了作坊主，他的吝啬比起过去锱铢必较的老板也并无不同。

有趣的是，在这些对抗之中，无论是严肃谈判，或是嬉戏打闹，时常占据上风的是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这里有更高的地位，这些女性可能是更年轻的男性们在工坊里的领路人，又或许是男性们欲望渴求的对象，仅此而已。

透过镜头，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冲突的背后，也是经济关系的较量。有经济优势的家庭，支配薪水大权的作坊主，在情感或工作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上风。

尽管纪录片展现了角落里的生活，但也并没有着力于描述苦难。“春”在中国的语境里象征着生机勃勃与希望。在漫长快节奏的工作中，在没完没了的打闹中，在反复的讨薪谈判中，年轻一代打工者呈现出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想法。

如果说上一辈打工人挣的是“苦钱”，那么年轻一代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化解所谓的“苦”。嬉闹对抗着无聊，与父母和老板们据理力争的谈判彰显着抗争的精神，透过网络他们试图窥探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通过点点积累与聪明的脑袋也有可能闯出一番天地，或者挣得一季的高报酬回乡享受舒缓的生活节奏。

尽管要根本性地改变目前的状态，打工者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在他们焦虑的、疲惫的脸孔上，依然有笑容与希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