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阶级跃迁的故事，从身边的老张老李家闺女儿子，变成遥远而高大上的第一个民间宇航员或者著名演员王宝强，阶级跃升的通路可能正在慢慢变窄。
迎面撞上盖茨比曲线的我们，显然比已经被盖茨比曲线拍了几十年的美国，更难以接受阶层流动大门的缓慢关闭。需要承认，阶级跃升大门敞开是人类社会的“非正常状态”。让这个大门长时间的敞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香积寺在前，也许我们该更努力的去留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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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飞天的桂海潮教授，似乎重燃了中国人对于阶层跃升通道的信心。随着神舟16号飞上空间站的桂海潮教授的确是小镇做题家的典范。从边远的施甸山村，考入县城，考入北京，一路逆袭发光发热，最后成为第一位非军人的宇航员，的确各种励志。
桂教授飞天，他老家施甸县政府激动的连发九条微博庆祝，还在政府官网上把桂教授从小学到高中的毕业照贴出来，可谓光耀门楣至极。
不可否认，桂教授的飞天，的确是中国梦的体现。但桂教授的成功，真的能代表阶级跃升通道的畅通吗？
实际上，如果你看一下西方各国的宇航员，不论美国还是苏联，大都是中产阶级甚至贫困阶层出身。比如美国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就是出生在俄亥俄边远小镇沃帕科内塔的普通小镇青年。苏联太空第一人加加林，是集体农庄农民子弟，中学就辍学回家帮工。原因很简单，宇航员这种万里挑一又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是极端的唯才主义的场景，各社会阶层产生精英的比例其实差不多，该阶层的人数就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数压倒性优势的中低阶层，产生宇航员这种万里挑一的精英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但这种情景，在多大程度上能表征社会的阶层跃迁的容易程度呢？
实际上，中国阶层跃迁的大门虽然并未关闭，但是那道缝隙变得越来越窄了。
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高考考上一个名牌大学。当时上大学学费不贵、还有补贴，他上大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例如国企、外企或者政府机关，自身完成了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跃迁，甚至能带动弟弟妹妹完成一个家族的升级。且不说寒门学子在顶尖大学里的比例持续降低，即使能够考入这样的学校，一线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也让跃迁的新鲤鱼们，难以就地化龙。即使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房价压力之下，这些跃迁新人们面临的，也是无边无尽的阶层滑落噩梦。随着劳动报酬在整个GDP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依靠工资致富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80后的桂教授那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就能在一线城市扎根立足的一代人了。在一线城市，如果不是惊人的运气或者万中挑一的能力，普通人已经越来越难依靠“努力”跨越阶层。当阶级跃迁的故事，从身边的老张老李家闺女儿子的事情，变成遥远而高大上的第一个宇航员或者著名演员王宝强，阶级跃升的通路可能已经变得十分狭窄。
中国社会流动性已经落入世界中流水平
可以说，房价和教育，已经把阶层跃升的梯子，砍掉了一条腿。阶级固化这事，可大可小。毕竟大规模阶级跃升这事，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常态，中外莫不如此。只是已经听惯了阶级跃升故事的新一代人撞上玻璃天花板的时候，心态容易崩坏。公元759年9月，长安城南二十公里的香积寺发生了一场大战。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以不那么合礼法的方式自立唐肃宗，想要通过收复被安史之乱叛军占领的长安洛阳两京来给自己的帝位正名。于是，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为正帅，郭子仪为副帅，带领大唐最后的精锐，安西军和北庭军11万人，再加上吐火罗、于阗、回鹘等处借得的番兵4万人，总计15万人，进攻安守忠带领的河北山东叛军精锐11万人。这26万人的大会战，看上去似乎比80万人的赤壁之战少，但那些百万人大战实际上都是壮声势的虚数，26万人于一处大战，实际上已经是古代战争的极限。香积寺打的如同绞肉机一般，对阵双方死战不退，几乎拼尽了最后一人。像著名的唐军陌刀队，一刀下去人马俱碎的李嗣业，就是在此战成名。八个小时之内，十三万人命丧于此，创下了可考的中国古代史的阵斩记录。一战之下，唐朝最后的精锐安西军和北庭军伤亡殆尽，以至于战后汉族军队只能坐视回鹘和阿拉伯雇佣兵五千人在长安屠城劫掠而不能制。在古代军队作战的年代，一般伤亡超过20%，部队就会崩溃。哪怕是近代现代军队，伤亡超过40%之后也难以维持战斗力。香积寺大战双方伤亡超过50%还力战不息，这背后得是多大的仇恨呢。经此一战唐朝河东和西北的精锐一战耗尽。原本纵横两万里的“天可汗”的神军，变成连吐蕃回鹘都无力抵挡的纸老虎。此战之后，原本难攻不落的长安城八次被叛军或外族军队攻破洗劫，唐朝武功可谓香积寺一战散尽。
正统史观，安史之乱当然是武装叛乱。但是细读历史，这事又远不是这么简单。安史之乱，足足打了八年，安禄山开战第二年就挂了，两年之后他儿子安庆绪也挂了，换了史思明父子，也很快接连丧命，甚至史思明儿子史朝义死了之后，仗还打了不少时间。
区区河朔三镇，对抗大唐全天下的兵马，竟然能硬顶这么久。更夸张的是，在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死去多年之后，河北一代还为我们常常认为是“反贼”的这四人立祠祭祀，并称为“安史四圣”
如同香积寺大战一样，平叛的军队，许多是胡人外族，而叛乱的军队，除了少数将领，却全是汉族。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河北的叛军，如此死战不退？无他，阶级上升的大门被封死，总有人用命搏一个未来。唐朝虽然继承隋朝，开了科举，但实际上就是个摆设。唐太祖武德五年（622）开始科举，昭帝天祐四年（904）中止，共开科273次，总取士8455人，其中进士6692人，相当于唐朝平均每年科举当官的人数约23人左右。这么小的数目，跟唐朝庞大的官僚体系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的官僚还是世家子弟。特别是陕西关中跟着李渊起兵的那帮人。这帮人经营关中之地，拼命压制和压榨河北河西这些地区，不但这些地区的寒门升迁无望，还被课以重税（ 刘黑闼叛乱）。为了垄断官僚体系，唐朝甚至搞出了很多神奇的花样。比如唐玄宗曾经想扩大科举的规模，结果著名奸相李林甫就来了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素质教育”。既然科举考试，那就不光考一门，而是诗、词、歌、赋、书、数，“德智体”全面考察，如果大唐有高尔夫的话，估计也会加进去，这么个玩法，寒门士子如何考得中？结果最后连一个进士都没有考中，落榜的甚至包括“诗圣”杜甫。唐朝以诗词取人，结果连诗圣都没考上，这科举不是搞笑的吗？诗圣他师兄，诗仙李白比杜甫潇洒得多，人家早就看破这一切，虽然热衷于出仕当官（“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一辈子没参加过科举，想通过当网红搞隐居的方式出仕做官，最终也没如愿。他们那一代人，只有王维算是中了进士，科举成功，然而王维这个进士也是靠自己玩音乐，靠琵琶搞定玉真公主和岐王，才复读中进士的。
杜甫也抱过岐王大腿，但是不会玩音乐的他，在素质教育大潮中，显然是没法跟会玩琵琶的王维比的。倒是这位李龟年老兄特别有名，王维三十一岁丧妻，三十年未续弦，但是写了几百首诗，竟然没有给自己亡妻写一个字。唯一写的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竟然不是给自己亡妻，而是送给这位大名鼎鼎的李龟年老兄的（《相思》的名字实际上叫《江上赠李龟年》）
被逼无奈的寒门士子，只能纷纷跑到边关，希望在上升通道更通畅的节度使的幕府中，找到上升通道。比如王昌龄就在那个变成鱼的哥舒翰河西节度使幕府。这帮诗人为了升迁，背井离乡跑到边塞去，憋出来不少名诗。后世叫他们边塞诗人，如果不是被逼的没办法，谁要去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可以说，正是河朔三镇的这些安禄山、史思明，给了这帮被排挤的寒门一条出路。如果你是唐朝河北的一介草民，屁股会在李林甫那边还是安禄山这边？安禄山死了之后，你是继续跟关中的贵族老爷们磕头，还是跟着跟着他后人继续搏一个未来？香积寺的阵前，面对皇帝贵族借来的蛮胡军队，你是乖乖投降还是死战不退？客观说，阶级上升的通道，各国都是不通的。全世界都在“印度化”是不争的事实。著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横轴是以各国基尼系数表示的社会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越不公平；纵轴为“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 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美国的阶级固化，已经发生了几十年，而中国的固化，却刚刚开始。翻动一下互联网的回忆，不过在六七年之前，中国互联网上还充满着“斜杠青年”（搞副业），“新四大发明”、“造富神话”，到处都是“搞钱”的热火朝天。而如今，到处都是“躺平”、“佛系”、“不要创业”、“考编上岸”，仿佛整个社会的心气一夕之间磨平。迎面撞上盖茨比曲线的我们，显然比已经被盖茨比曲线拍了几十年的美国，更难以接受阶层流动大门的缓慢关闭。需要承认，阶级跃升大门敞开是人类社会的“非正常状态”。让这个大门长时间的敞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香积寺在前，也许我们该更努力的去留一条缝。之前有读者留言说希望推文可以加朗读功能，笔者有个喜马拉雅的专辑，大家可以关注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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