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不能再成为第一名，这种进入北大以后的失落感，太多北大人都经历过。王立行是以全上海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学院的，“没想到进了北大，我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往下。我就觉得，肯定是上海的高考卷子太简单了，没有办法跟全国卷子比，所以造成了我感觉自己很牛、但实际上我啥都不是的感觉！”王立行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的自嘲能力。他发现，班上通过竞赛保送进来的同学，比例大概在20%，高考里边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自主招生进来的，路子各不相同。而另一个以某地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经济学院的向蔚，向我们说起她大学最大的痛苦：数学课对她来说太难了。杨冬明也提到，在北大读书那几年，经济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趋势是数学化，用很高深的数学进行建模，这样的研究文章容易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但对于很多今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进行很高深的数学学习。向蔚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畏惧，进而开始责怪自己。“我的朋友里面有想要做金融工程的，已经开始学双学位了。在我的圈子里，我是一直行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班上突然就有奥赛进来的同学、信息技术比赛进来的同学，还有已经自学过微积分的同学。你看，你和人家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我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人家就学得那么好，我连个普普通通的专业课都学不好？”虽然向蔚发现自己对历史人文类的课更有兴趣，但是她也不准备换专业，“因为我太好强了，如果我跑了，我就是个loser。还是要跟自己较一下劲，我转专业就是逃跑了，那我以后遇到问题就会逃跑”。她硬着头皮学下去，但是感觉“这个体制不给你一个调整的空间，没有替代机制”。她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障碍地往前走，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且觉得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还有没有毅力，这么辛苦地学下去？向蔚观察着身边的新群体，她觉得北京的同学就显得很轻松，不管学习压力多大，这些同学周末都是要回家的。“他们好像一直都很轻松。这种轻松感，我们是想模仿也是模仿不来的。”她得出的结论是：北京的孩子，与我们“小镇做题家”，试错成本是不一样的！北京的孩子视野宽、家里路子多，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绕着走也能到目的地。而向蔚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是父母只知道读书这一条路，思维跟不上外边社会的发展，她认为自己跟“小镇做题家”也没多少差别。父母从小训斥她的话就是：“这个社会它在一直往前冲，它错不到哪里去，所以错的只能是你！”当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集到未名湖畔，他们虽然也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小世界里一直是佼佼者，这种在新群体里的失落感，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跟同学说出来，基本选择默默承受。正如大吴谢宇一两岁的李又廷所说：“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吴谢宇对自己的要求，绝对不是我这种放松的状态，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容忍我这种不逼自己的。Always fight for the best，他们只想考第一，没有第二名这种选项。所以我是不会跟人家交流这种心态的，这种心态我自己放在心里。”吴谢宇在大学一、二年级，成绩都在全年级前列，在大家眼里已经是成绩优秀的学生。杨冬明后来知道吴谢宇对自己成绩不满时，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我们脱口而出：“如果他是这种感觉的话，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萧丽丽是从新疆考到上海读高中，然后进入北大的。她提到自己刚进北大的窘迫感。她是到了大学才有电脑的，一个师兄陪着去买的。“那时候班里同学都有彩色的课程卡，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截图，然后拥有这样一张卡片，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去学，内心是敏感和自卑的。”进入北大后，大家才发现，这里不再只是展示学生们的考试能力。一个个体是否向外界敞开自己，能否吸收变化中的养分，在新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才是更为本质性的问题。但他们还要面对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罕见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家庭之间的明显差别。当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每个人其实都带着他们成长过程里的具体处境。他们背后家庭实力和资源的不同，他们的视野和见识的差别，已经很难回避了。吴谢宇的父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这本是让人骄傲的家庭资源。不过谢天琴上大学时的处境，与20多年后她儿子在北大面临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吴谢宇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这么快，要想父母辈帮助孩子在北大竞争，没有几家能做到。他们能听得懂自己孩子在北大的处境，就很不容易了。以谢天琴敏感自卑的性格，大学生活居然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回忆。她从小因为盲人和“右派”家庭的原因，不愿意与人来往，但是1986年考上大学，她既没有多少从小地方到苏州的自卑感，也没有在同学中感到不舒适。按照担任她中国现代史的老师陈斯民对我们的解释，那时候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大，学生们穿得都很朴实，考上大学不容易，学生很自豪，家长也自信。谢天琴她们那个年级60多个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一小部分来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苏州铁道学院当时新建的校区在郊区，离市区有20公里，在上方山的山脚，周围都是农田。老师大部分都住在城里，一到下午4:30，校车一开走，周围一片寂静。同学们下课后在山坡上散步、讨论问题。陈斯民说，很多农村来的孩子，读了4年书都没进过几次苏州城，离城市文明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同学们相处多，学习氛围浓。陈斯民是198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他说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的时间都多，老师了解学生们比较充分。老师们会谈论学生，每个学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谁和谁关系比较好，谁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大家就帮着化解化解。班主任经常去学生宿舍聊天，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也会一起热闹热闹。谢天琴话很少，总是跟在一群学生后边，但是笑眯眯的。而学生们整体情绪饱满，也是因为大学意味着人生向上曲线的开端。谢天琴等人毕业了就能在铁路沿线的学校当老师，而铁路那时又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吴志坚的好友张力文，也念念不忘他在大学的经历，他提供了一个贫苦山区孩子怎么度过大学的一种样本。张力文和吴志坚、谢天琴都是仙游老乡，但他们三个人又处在不同的小阶层里。谢天琴家是县城里的居民，处在最高等级；吴志坚家是平原上的农民；张力文家是在最穷的大山沟里，条件最艰苦。1987年他去上大学，从福州坐火车到昆明，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乘车，“好在我碰到一个老乡，他带着我去火车站，带着我进站。那时候福州到昆明没有直达，要从株洲转车，三天四夜。中途在株洲等半天，我就在株洲车站的广场上枕着行李睡觉”。到了昆明大学之后，张力文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足球，第一次见到围棋。他的个子只有一米六，打不了篮球。他发现同学中有厂长的孩子，有部门领导的孩子，觉得很茫然。他思考自己有什么优势，能够建立什么样的优势。张力文开始练体操，想着把身体练得壮壮的。他修了两个专业的课，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双学位的说法。虽然家里穷，但是好在兄妹多，张力文的哥哥妹妹已经出去打工了。他们一起两个月给他150块，他每个月有25块助学金，还能在图书馆工作得到25块，居然造就了“我那时唯一不匮乏的可能是金钱”的境况。张力文很愿意帮助同学，他经常借钱给同学，善于结交朋友，和大家的关系很好。等到大学毕业分到南平铝厂，他也开启了一路向上的人生。像谢天琴和张力文这一辈的大学生，依靠高考和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人生。他们习惯性地相信，这条路永远是更好生活的通道。在他们的理解里，像吴谢宇这样的下一辈，能够到成为北大的一员，已经是超额完成了人生使命。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都能获得愉快的大学生活。如今物质早已不是问题，年轻人获得了这么好的资源，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们怎么会过得不好呢？吴谢宇的姑姑阿花也以笃定的口气向我们提到，弟弟不幸英年早逝，但小宇争气地考上北大，今后吴家的出路就指望他了。曾经的小姨父刘裕宗也看似淡淡地向我们提到，吴谢宇考上北大后，还指望着以后他能帮到自己的孩子，毕竟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又是这么近的亲戚。2017年9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日，经济学院的新生们把自己的照片贴成照片墙庆祝学院105周岁（贾天勇 摄/ 中新社/ 视觉中国 供图）
吴谢宇的世界，看上去由妈妈和高分构成，再无其他的对外连接。怎么面对一个变化的外界、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在变动的世界里重新看待自己，这是谢天琴也不具备的能力。但是谢天琴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学工作，她一辈子待在一个“铁饭碗”内，可以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吴谢宇面临的处境早已不一样，哪怕只是在大学里，他就发现他完全应付不了这样一个小社会。而吴谢宇想着把妈妈从哀伤幽怨的泥潭中托举起来，但托举起任何其他人，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先能站稳。因为数学成绩而质疑自己的向蔚，说她是在北大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大学里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它考验的是你思维方式的升级，但这个摸索过程，只能靠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里停留在高中生的思维，必须要先做到A，才能做到B，接下来才能做到C。“但大学生活，我发现原来可以先做一半的A，然后我想一想，我可以再做一半的B，或者说我就已经可以先做C了，不用堵在原来的思维里。后来我回头想我入学之初的困难，学不好的课，为什么不及时退课呢？我把那些课放到大四，或者放到一个我空一点的学期去把学分修了，又能怎么样呢？但在当时，我想都没想过。就是觉得某一个门槛过不去，后边就完了。”上大学之前，她不用真的为自己做决策，她在一个被规定的通道里，埋头往前拱。“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学习，我就一根筋地学习；后来在北大遇到挫折我要自救，我就一根筋地自救，就是这样。”吴谢宇后来透露出来的心理路程，也非常相似。向蔚在北大还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压力，害怕自己被边缘化。“北大的人，或多或少是比较自我的那种。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强，不肯说出来，主要是也说不清楚那种不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大家各自顾自己，人家也没有时间听你说。”她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当她处在迷茫自责的泥塘里时，如果不自救，可能没有人会救你。本来他们明明是在中国最顶级的大学里，学着热门的专业，今后将从事薪水不错的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仅仅从一个实用的标准来看，这对于多数人，也是很好的一个出路。但是如果只把眼睛盯在学习名次上，用高中的心态来刻舟求剑，他们就找不到那把过去让自己非常自豪的“剑”。新环境给予一个人强烈冲击，它可以帮助一个人重建自我，也有可能彻底摧毁某些人的自我。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看得比较通透，他跟我们分析说，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就是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分配就涉及社会生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大学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经济学教授，这不是教学目的，所以它传授的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这些概念里面会涉及一些模型，但是数学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少数学生追求在顶级期刊里发表文章，那他们可能需要数学非常优秀。但是对于其他经济学的学生来说，不用困在一个很小的局部，应该看到更大的面貌。杨冬明看到的实质是，在各种新处境面前，个人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发挥主动性的。而一个人遇到不好的处境还能接受自己，考验的是他的心理调节能力。萧丽丽在感到自卑之后，发现北大是一个很开放活跃的地方，只要一个人有特点就会被识别。“我那时演讲能力很好，所以也是被认同的。”而李又廷的自我心理建设很有趣，“高中时候我能做一个学霸，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不行；大学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太行，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考到前几名。”李又廷接受了自己在大学中等偏下的成绩，他说他不愿意在课堂上多发言，不想丢人现眼，但会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好笔记。他知道他是肯定能安安稳稳毕业的，绩点差一点无所谓。“我肯定不是让母校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只要自己日子过好就行。其实说到底，毕业的时候人家看的不就是北大那块牌子吗？所以我自己心里想，反正我考得再好再差，都是北大毕业的。拿这么多奖学金干吗？我也不差这点钱。就这样，我就调整过来了。”而他作为上海考生的身份，给了他一层自信，“我的英语是接近母语使用者的水平，这个就是上海地区给我的优势”。他分析说，英语的考卷满分也就150分，他最多也就考150分，也许人家和他高考的英语只差几分，可是实际英语水平远远不止差这么点。“所以有些东西它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而且他的日语水平也很高，“这是我在大学之前就完全掌握的事情，如果你来自一个偏远地区，你英语掌握得不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李又廷说他想清楚了这一点，相当于做了一个取舍和决定，他大概就知道在北大几年应该怎么过。学习要过得去，但不用太在意，他更愿意在北大享受生活，看到多元化的圈子和人。他不准备搞学术，毕业后就去工作，所以找到高质量的实习对他更重要。他对自己同学的整体评价是：“北大的学生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刚进来的时候可能经历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的迷茫，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群体非常典型的特质，大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萧丽丽也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判断：我在这个方面与同学的差距，追得上还是追不上？我要花多少力气去补差距？还是说我守住我的优势，把优势发挥好？这是一种对自我独特性的确认，同时也能帮助自己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北大的龙潭，也体现了很强的调节能力。大一下学期，他谈恋爱了。“我找了一个分数很高的女生，我也不是特意找一个分数高的，但是她的分数确实很高。我就有了一种‘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但也是学校的女婿’的那种感觉。”到了大二，龙潭被推选为学院的体育部部长，还被选为学代会代表，“我就有了一种自己真正被认可的感觉，我都可以代表我的同学们了，那我还不是这个集体中的人吗？肯定是”。龙潭分析自己的特点，他作为北京大学足球队的一员，代表北大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的友谊交流赛。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情商不低、待人真诚、注重团队合作。对于学校的一些新规定，当同学们有意见时，他能代表大家去跟学校交涉，表达大家的心声。所以虽然考试考不过大家，但龙潭在北大的感受非常好，“一些单纯学习的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代表同学与学校谈判、交流”。这些体现了北大的重要特点：最受欢迎的学生，远远不是高中那种学习好的学生。李又廷把这些归纳为——北大的圈子文化还挺强烈的。他们把有些人叫作“学生会咖”，有些人叫作“社团咖”，有些人叫作“恋爱咖”，有些人则是地道学霸。“社团咖”是指那些玩社团玩得特别好的同学，比如说北大的山鹰社、自行车协会、模拟联合国之类的。李又廷说他没见过哪个人混社团当社长的时候，还能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还行，那就是中庸”。这几个圈子很难互相跨越，每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就得放弃其他一些方面。李又廷对大学生活的总结是，“我觉得北大多元化的大学生活我是体验到了”。他觉得自己有短期突击学习的能力，但不是能潜心学术的人，而很多企业招聘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力，所以志愿者经历、有分量的实习、创业大赛等都是很好的加分项，他就在这些方面做了积累。萧丽丽意识到圈子文化，是在她谈了一个北京四中毕业的男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学校是有圈子的。一旦你进入了一个圈子，大家会告诉你哪些老师的课比较有意思，然后大家一起选课上课、一起参加很多兴趣活动。这样即使你的成绩不好，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安放的。”正如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所说，即使大家住在一起又都是福建老乡，他们寝室的同学也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或许正是大家都聪明又敏感，而背后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在一个非常经济化的社会，家庭状况远远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情感关系。它太容易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了，在同学中反而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年轻人来说，大学是进入社会之前的关键成长期，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大学、怎样为今后的人生做打算、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也来自于他到底有没有建立起自我、他从家庭里获得了怎样的情感资源。向蔚说，从小爸妈对她的期望值就很高，而她刚好又用自己的优秀，满足了父母的期望。“我爸妈从小不鼓励我，不注重沟通技巧，很情绪化。我从小到大，每次都是他们先把话说得特别绝。他们会说，我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最坏方向发展。而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会自动接受爸妈说的这一切。他们觉得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好就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在别人面前会表扬我，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同我，那种表扬也只是为了他们有面子，我经常很没有价值感。中国的‘90后’，大家都喜欢用‘咸鱼’来自嘲，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没有价值感，我觉得很多‘90后’都是这样。”虽然向蔚觉得父母给自己带来了很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她对父母的反抗并不明显。她后来跟父母探讨，她觉得父母应该检讨对她说过的那些话。“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弱者，如果现在我把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角度去跟你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她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父母是甲方。“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了，父母就意味着你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在一个你房子首付需要父母支持的环境下，你不可能不尊重爸妈的意见，对不对？你作为独生子女，爸妈也确实对你寄予了厚望，爸妈对你的很多要求和态度，都是因为你是他们唯一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她认为，家庭关系，是一个人体验到的一个权力关系的缩影，“就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和父母争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并不那么可爱。父母原来只要她追求高分，只用顾学习，其他都不要管。大学受挫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如果父母能够让她从小更多与其他人互动，让她生活在一个微缩社会里，她会更适应真实的社会。而对于其他的一些同龄人来说，有的与父母关系更为平等。杨冬明说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平等，父母很尊重他的想法。李又廷说，从小父母对他学习成绩有要求，但是没有太苛刻的要求。他考上北大已经远远超过父母预期了，所以在北大他做什么选择，父母都很放松，“我爸这人比较普通吧，但是很爱家人，我们比较平等”。龙潭说起自己和父母，“我和我爸是可以一起喝酒的关系，比较哥们儿”。他爸爸人脉广泛，给他的空间大，也能指引方向。他在中学时走了“国家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径，为此他从一个省重点中学转到市重点，这是极其少见的选择，“但是我爸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他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看法”。他大学期间花费不菲参加了去牛津、剑桥的访学团，也不时去海外旅行，“父母都很支持，大学是看外部世界的好时候，以后时间上就没这么自由了”。
但是对于吴谢宇来说，他仍然执着于“怎么才能考第一”这个问题上。像他一样的同龄人也不少，他们把出路理解为一个模板，好像踩错了一步，人生就很危险。向蔚介绍说，在模板思维里，一个北大经管院系的学生，他的典型思路是：你是走学术方向，还是职场方向？走学术方向就要做到：大一大二成绩非常好，绩点达到了3.8或者3.75以上。如果他想进投行，那么他就要在各种寒暑假积累著名投行的实习履历。大一大二的时候，他要去做咨询顾问的助理，然后大二的暑假，他要去一家不大不小的机构刷一个简历。或者说他去一个海外的暑期学校。然后光华学院的学生，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去欧洲或者美洲的商学院交换一个学期。大三的暑假你要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实习，这样就会决定你大四的return offer。在这套模板里，金融工程这个领域的学生，大一大二的专业课绩点，要保持特别高的3.8。然后大二开始你要修数学双学位，你到大三定要把GRE考出来，大三的暑假去刷一个量化金融，或者说是去基金会、银行的策略部门刷一个实习。然后大四上学期提交申请，然后到了美国以后要开始就去做working。研一的暑假，你就要去一个大的机构做策略，然后你就能拿offer。对于一些高中时期习惯了刷题的学生，模板仿佛他们高中时的高考“圣经”，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清晰可循的路径。如果没有照章可做的路径，他们反而慌乱。但是对于大学里非常多维度的发展和选择来说，一个人如果不是敞开自己去拥抱变化，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一步步往前探寻，而是固守标准严苛的模板，很可能会非常挫败。李又廷提到他们班上的一个“小镇做题家”类型的同学，永远是自修室一开门就冲进去学习，很少社交，也不参加社团。他非常辛苦地学习，换来前两三名的成绩，但也没有办法保住常胜将军的位置。但是同学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大三上学期这位同学去国外交换，发现自己的水平“可以把整个班级的同学按在地上摩擦”。李又廷说：“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都惊了，他说‘我知道外国人有点菜，但我没想到他们这么菜’。”李又廷的看法是，这样思维的同学，脑子里只有分数，很难真正享受大学生活。2013年的秋天，读大二上学期的吴谢宇处在看上去学习热情饱满的阶段。他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机构报名了GRE的学习。学生报名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拿GRE高分和申请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这家机构的一位负责人王伟宁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非常强调他们的优势。他对于事情和人物的描述，也非常具有所谓顶尖高校毕业生的优越感。王伟宁要求把他们的机构描述为“北京一家专门面向海淀区高校院所指导GRE备考和学术发展的机构”，而“我们最早的几个创始人和不显名的内容贡献者，是比他们大一代的学神，基本都是职业科学家。我们有能力对学生学术发展潜力给出主流评判意见”。2019年我们采访时，虽然距离吴谢宇在这家机构学习已经过去了五六年，但是他对吴谢宇的印象仍然非常清晰。“一是因为他在北大和我们这儿的学业都比较突出；二是他比较有特点，思路清楚、反应迅速，说话语速比较快，待人很积极，见人都打招呼，举止得体有礼。”吴谢宇在这里表现的学习目的和规划性都很强，也非常自律，大二的他已经在大量阅读经济学的专业英文论文，而多数北大学生要晚一两年才做这些功课。他在这家机构的学习也是在很规范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多数学员都会拖沓。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机构的督学与吴谢宇互动比较多，吴谢宇每次交流前，都会事先列好要解决的事项，对他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认知也很明确。王伟宁说：“比如GRE题目答疑或测验反馈，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严格基于学术阅读的信息整合和判断输出能力，虽然都是北大学生，一般还是需要老师带着挖掘深层问题逐步引导的。他是自己先看完卷面，主动列出待提升的几个疑问点，而且往往问到1/2，就能自己调整思路补全其余的1/2。这不多见，就是说他的学习曲线很陡。”王伟宁认为吴谢宇做学术的潜力很大。“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是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当时GPA是3.8左右，这个已经能在全学院200人中排在很前面了。并且经院不像数院，没有人能绝对第一，没人敢称‘学神’。第二是他在这里的研修表现，我们的课程对北大学生来讲也是很难的，相当于是一个辅修专业，而且大家都是零基础。但他理解就比较透彻，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进度，最后的GRE成绩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三，我们这个学术社区里的学生，很多是各个院系的前几名或者第一名，也就是未来一代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在这个范围里仍然能给出比较顶级的研修结果反馈，这种跨院系的横向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吴谢宇这个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呢？王伟宁说，跟吴谢宇接触时，不怎么能感觉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情绪释放，因为“他一直都是明确解决问题式的交流，就跟工作一样指向结果，感觉不到情绪”。当2019年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时，王伟宁回忆起跟吴谢宇一起学习的经济学院的其他同学，“他们那一级2016年本科毕业，现在大多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读PhD”。（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29期，文中除谢天琴、吴志坚、吴谢宇为本名外，其他均为化名。本刊记者杨璐、王海燕、陈晓对本组文章亦有贡献）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岗位要求：2—3年或以上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小红书内容运营经验，有强烈的想搞点事的愿望，执行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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