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的对象该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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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最近因为老爸看病，爸妈罕见地来杭州住了好一阵。每天吃过晚饭，我都会陪他们在小区里或周边逛逛，这使我得以仔细观察身边的环境，并第一次发现，在我们这片以年轻人扎堆著称的区域里，居然生活着那么多老年人。

他们中，有跳广场舞的，有带娃的，有遛狗的，有聊天打牌的……起初我还没觉得什么，直到那天和老妈聊起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3.8%这事，两人的态度竟截然相反——老妈嫌养老金涨幅一年比一年低，而我却觉得这个幅度已经很高了，超过许多年轻人的工资涨幅，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老年人或许才是城市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老年人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那很多北方城市、内地农村，年轻人都跑光了，就剩下老年人，这些地方有竞争力吗？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说的城市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数量上，而非比例上。农村即便百分百都是老年人，能有几个？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30.26%），抚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6.32万）即便再翻一番，也只有上海老年人总量（553.66万人）的五分之一。

解释完这点，我们回头来看，为什么老年人越多，代表城市越有竞争力？

过去，我们评价一座城市有没有活力、前途和竞争力，主要看年轻人的数量多不多、吸引力强不强。但现在，一方面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生育率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财富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全职儿女”的群体，把啃老包装得清新又脱俗。

这中间固然有代际之间对于“努力”认知的差异。比如老一辈的农民工，因为苦日子过久了，穷怕了，进城后只要能找到活，只要老板给足工资不拖欠，那就豁出命地埋头苦干，别说996了，007都毫无怨言。以至于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还登上了《时代》封面。

相对来说，年轻一代因为成长的环境较为优渥，在吃苦耐劳方面确实不如老一辈。但这也未必是坏事。看看欧美的劳工阶层，每天的上班时间远低于国内，但并不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个人的收入。之所以现在年轻一代的创富能力弱于其父辈，关键还是时代大环境的急剧变化。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认为，全球经济每隔30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循环。像我们父母（50、60后），前半辈子缺衣少食，过得都很辛苦，但伴随入世后国家经济的起飞，到老了总算苦尽甘来，晚年生活越来越幸福。

相反，80、90后一代，小时候物质条件已较为丰富，学业压力也还没现在那么卷，长大了却先是面临“就业难”，人近中年又可能遭遇失业危机，老了还要担心会不会延迟退休，退休了养老金能否足额发放，就算足额发了但够不够花等一连串问题。

所以那天，听到老妈抱怨养老金涨幅逐年减少——从2006年的23.7%，到2008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年均10%，再到2016年起6.5%、5.5%、5%、4.5%、4%的一路递减，直至今年的3.8%，我忍不住回怼了一句：你就知足吧，知道现在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都突破20%了吗？对你们来说，养老金是多和少的问题，等我们退休时，可能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年轻人的财富大部分锁定在房子上，且背负着数额巨大的房贷，老年人一辈子下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积蓄。有钱又有闲的他们，如今已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绝对主力，到哪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夕阳红旅行团。

像我爸，疫情之前几乎每个月都出去旅游一趟。这些年下来，除了我国台湾和西藏，其他地方他几乎都跑遍了，国外也去了不少地方，足迹范围远超于我。

这样的“富有人群”，难道不该成为城市争夺的对象吗？

其实，老年人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消费力，即所谓的“银发经济”上。

从城市化的逻辑来说，过去，城市化率的提高靠的主要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持续涌入。在这股强大推力的作用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000年时的36.22%，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大幅提升，到2022年末已经达到65.22%。

目前，广大农村及偏远乡镇有条件的青年基本都进城了。就连当年的留守儿童差不多也长大成人，陆续进城了。一些地方一眼望去就只剩下老年人。受此影响，最近两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出现了放缓迹象。2021年增幅已低于1%，2022年进一步下降至0.5%。

但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还将继续上升至71%，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20年增加约1.3亿。那么未来的城市化率将怎么来提升呢？靠人口的自然增减。

啥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新出生婴儿无论其上一代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土著，几乎百分百都会继续留在城市，回农村的可能性不说完全没有，但也是微乎其微。

而另一边，留在农村里的老年人却在不断亡故。表面上看，两边的人口间并没有发生相互流动关系，但这一增一减，城市化率却已经提高了。

只是这种数字层面的城市化提升意义并不大。特别是考虑到去年全国新出生人口只有80年代生育高峰期时的不到40%，而根据今年已有的孕妇建档数据推算，2023年新出生人口甚至可能不足800万，所以光靠日渐下降的自然增长率，显然不足以支撑城市的竞争力，“抢人”工作还得继续推进。

问题是，经过过去五六年激烈的“抢人大战”，现有的年轻人基本都被抢光了。而后面的新生世代，数量上则是一茬比一茬少，抢夺难度将越来越大。即便像杭州，又是给钱发补贴，又是落户降门槛，好不容易吸引来一批优质人才，结果大厂们打个喷嚏，年轻人倒下一片，又不得不含泪走一波。

相反，我这几天接触到的外地老年人，虽然来杭州的目的多是投靠子女，但因为代际观念的差异，父母投靠子女后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正在下降。更多时候，父母会选择处理掉老家的房产，并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在子女家附近再买一套。这样既可以有个照应，也互不打扰。

数据显示，伴随大批“随迁老人”的涌入，杭州这些年45～64岁中老年人的独居数量快速上升。2010年时还只有131649户，十年后的2020年就增至342225户，增幅达到2.6倍。这个群体在独居户数中的比例，也从19.2%提升到了23.3%，接近四分之一。如果把那些老夫老妻一起来的都算上，这个群体的规模就更庞大了。

他们带来了住房、消费、护理等各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杭州相关领域的产业经济。他们和为他们服务的年轻人，一起构成了杭州新的城市竞争力。基于此，我认为，未来抢人大战的重点，应该放在争夺老年人上。

当然，争夺老年人的方式和争夺年轻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年轻人更看重一个城市的工作机会、薪资待遇，而老年人考虑更多的则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养老设施等。

表面上看，老年人关心的多是些仰赖财政投入的东西。要想吸引老年人，政府就得多掏钱。其实不然。一方面，年轻人关心的很多东西，诸如子女教育等，同样需要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这些年很多成功的民间养老机构都是商业性质的，一些专业的老年病医院也正在逐步社会化运营。

所以，花钱多少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需要改变是基建投入的逻辑和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只不过，过去国内的基建主要为了适应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属于扩张性的。但随着国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体完成，继续采取这种扩张性的模式会导致大量投资浪费。

事实上，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向外输出过剩产能。

不仅如此，扩张性的基建投入，还带来了诸如地方债务高企等副作用。特别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省份，比如贵州，2015年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高速公路密度甚至超过广东、浙江等地，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

而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代，未来的基建重心必然将由向外扩张，转为向内提升质量，包括新建更多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健全社区功能，搭建社区看护体系等，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以适应老龄人口增加的现实。这两年开始流行的所谓“城市有机更新”，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迹象。

事实上，内向型基建同样能够消化不少的产能，比如大规模的老旧小区改造；同时也能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像是专职看护、老人食堂、老年舞蹈队、歌唱队、旅行团的领队、教师等。

记得前些年，各地纷纷提出要打造“青年友好型社会”，但我觉得，未来可能更应该着眼于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哪个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能吸引更多老年人，从而拥有更强的城市竞争力。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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