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回到上海，他们在静安公园跳舞

文｜马诗韵

编辑｜王菲宇

人潮分为三股，分别涌向静安寺地铁站的15个出站口。作为上海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这里是地铁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的交汇口。地铁站边，有上海最古老、香火最旺的佛寺静安寺，也有代表着最时髦生活方式的芮欧百货、久光百货和嘉里中心。如果观看地图，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的环绕下，有一块“凸”字形的绿色区域，这就是静安公园。

南临延安中路，西靠华山路，静安公园位于静安古寺的正对面。作为上海市中心的公园，静安公园周末的喧闹从早晨就开始。一条笔直的梧桐大道，从公园门外直通向深处，泾渭分明地划分出区块。大道起点，是街头艺人的天下。在捏面人、易拉罐画和气球的摊位簇拥下，两位歌手在麦克风前卖力弹唱。大道终点，拉小提琴、敲鼓的老年乐手在认真排练，交谊舞舞伴们双双起舞。

而在大道中点的黄金地带，动感的音乐响彻不绝，一群身着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的舞者正踏着鼓点，摇摆身姿。他们的眉梢眼角流露出风情，也难掩岁月的痕迹，但舞蹈动作却不见迟滞。随着身体的转动，彩色的裙摆如喇叭花般绽放开来。

在舞者们身后，同样身着民族服饰的团员奋力拍鼓，摇动沙球。他们身旁，一面红色的旗帜向路人彰显着他们的来历——“上海知青天山歌舞团”。（以下简称“天山歌舞团”）

“每周五、六、日 9:00-15:00在静安公园”，团长钱根芳递来的名片上这样写着。每个周末，这些年届七旬的新疆知青便从上海的各个角落赶来，相聚载歌载舞。除非酷暑暴雨，几乎从无例外。

作为团长，钱根芳通常是到得最早的那一个。早上8点45，他已经在公园里忙开了。在长椅上安置音响、连接电线，长椅边的梧桐树下，他铺上一块暗绿色格纹布。稍后，随着团员陆续到达，格纹布上渐渐堆起各色行李：皮包、双肩包、便利店袋子、拉杆箱。里面装着乐器，也装着舞服、舞鞋，还有自行准备的午餐。

换好服装，团员们几乎一分钟都不耽误，立刻跳起舞来。二三十个古稀之年的舞者，配上欢快的音乐，鲜艳的服装，天然成为公园里最吸引眼球的存在。“怎么都是五颜六色的？大家就自然过来看了。”钱根芳颇有些自豪地解释。围观的路人，有人称赞这些已经是爷叔和阿姨的团员时髦，有人感慨“就算想跳，也要跳得动才行”。不少人会掏出手机，拍下他们舞动的样子。 

在社交媒体上，天山歌舞团小有名气。一位网友在微博记录下自己的静安公园偶遇的感想：“正纳闷他们怎么跳起了新疆舞，突然看到‘知青天山歌舞团’，一下就明白了。像《芳华》那样，我们看的是歌舞，他们跳的是青春。”

1963年上海开始动员知识青年去往祖国的大西北，扎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城市被视为堕落之所，乡村是充满了浪漫理想的远方。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蓝图被勾勒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到1966年，有近10万上海知青来到了新疆。

1964年，未满18岁的钱根芳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这列火车将他载到了遥远的北疆，一个名叫石河子的地方。在上海时，钱根芳没跳过舞，在新疆工作时，他进过师部文工团。演出队经常到下到连队汇演，他因此学会了新疆舞。

1980年代初，阔别家乡十几年，知青们开始陆续回到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记录了一位知青陈信从新疆回沪的心潮澎湃。“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和小说里的陈信一样，一来一去的两趟火车，缩略了钱根芳的二十年青春。

“我们在新疆奉献了青春，但青春无悔。”钱根芳这样告诉我们。火车上认识的战友，很多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比如天山歌舞团另一位初创团员吴阿姨。当年去新疆，她和钱根芳搭乘同一列火车，坐在同一节车厢。进入新千年，两人先后退休，成为了“舞友”。

最开始，和新疆回沪的知青一样，吴阿姨跟着上海知青阿凡提歌舞团跳舞，这是上海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疆知青歌舞团。阿凡提歌舞团在虹口公园活动，吴阿姨觉得那里“人太多，地盘太小”。他们也在闸北公园跳过，但是吴阿姨家住在胶州路，坐公交40路到闸北公园要一个小时。钱根芳的家在西苏州路，也在静安区。几个老战友一合计，就在2017年成立了天山歌舞团，作为阿凡提歌舞团的“静安分支”。活动的地点就选在了位置优越、地盘宽敞的静安公园。

在上海跳新疆舞的知青里，张林发的名字几乎人尽皆知。他是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始人，大家更喜欢叫他“大老张”。

张林发在南疆待了33年，直到2000年，他从新疆退休，回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如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回到这座摩登的、繁华的大都市，大老张走在街上，觉得路人投来的眼光都是异样的。在新生活的冲击前，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熟悉的新疆舞。 

独自拎着四喇叭录音机，穿戴着民族服装，从闸北公园到虹口公园，他在各个公园里跳新疆舞。一开始，人们觉得这个黏着两条假胡子跳新疆舞的爷叔好奇怪。后来，越来越多人加入了他。和他一起跳舞的，当然不少是新疆回沪知青，但也有单纯喜欢新疆舞的人。“可以说，新疆舞就是他带回来的。”钱根芳说。

为什么回上海后还要跳新疆舞？钱团长觉得那是一种情怀。“我们对新疆舞是有感情的，毕竟在新疆将近二十年，对那片热土刻骨铭心。”在吴阿姨看来，新疆舞这条纽带，串起了知青们的过去与现在。“那里有我的青春年华，这里是我的叶落归根。”

阿凡提歌舞团原来在南京路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口跳过。后来那里不让跳舞，歌舞团就来到了上海的各个公园里。几年前，大老张生病离世，但阿凡提歌舞团没有终结，反而开枝散叶，从最初的闸北公园和虹口公园，到市中心的复兴公园、长宁区的天山公园、东北角的杨浦公园……十几个新疆舞歌舞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起舞。

2017年，天山歌舞团成立时，成员只有5个。现在微信群里，已经有超过140人。这其中，有35位是从新疆返沪的知青。

常老师和她的老伴一起出现在公园里。这一天，她头戴一顶缀有头纱的黑色帽子，脖子上的红色的串珠项链与她的衣服相呼应。老伴则是一身白衣配一顶有花纹的“朵帕”花帽。她从小在喀什长大，是出生在那里的“兵团二代”，老伴则是1960年代从上海来的知青。1993年，跟着丈夫返沪的脚步，常老师带着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

从小在新疆长大，常老师从小就会跳新疆舞。对于她而言，新疆舞是一种乡愁。阿凡提歌舞团成立后，她加入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二十多年里，她教了很多学生。每个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她的家住宝山区，每个周末的上午，她和老伴要先来到十几公里外的静安公园自己跳一会儿，下午再到长宁区的中山公园支持一下女儿。她的女儿雁子也是一名新疆舞老师，周末在那里教舞。“我和女儿的学生，全是上海人。”

老文就是常老师口中“学新疆舞的上海人”。原来他常在虹口公园看别人跳新疆舞。前几年他退休了，有了自己的时间，就专门来学跳新疆舞。他原先做管理，现在退休了，说话做事依然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流程。比如加入天山歌舞团，就是他感受了不同舞团，几经对比之后的最优选。这里优势有三：一是团队氛围好，二是配套设施方便，“静安公园免费提供热水”，三是这里交通方便，从他家坐地铁2号线，出站过个马路就是。

他每个周末都来静安公园跳舞，从周三就开始期盼。“到周三就看看天气预报，看双休日天气好不好。”跳舞的时候，他有时候穿衬衫，有时候穿着Polo衫，总之都是全棉的、便于运动的衣服。在公园里一众穿着鲜艳大摆裙转圈的人里，穿着Polo衫的老文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老文说，民族服装他也有，但他更喜欢穿符合自己个性的服装。

其他团员评价老文跳起舞来有朝气、有活力，这大概归功于他跳过几十年的交谊舞。年纪大了，他觉得新疆舞更适合自己。在户外跳舞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跳舞也不失为一种户外运动。更重要的是，新疆舞的音乐和舞动，在精神层面给他带来一种“快乐的感觉”。

为了每周末的公园相聚，团长钱根芳要做很多准备。周末的早晨不到六点，他就起床。烧好午饭，放进保温筒，再把一只手拍鼓和三个大音响搬到楼下，装上电动三轮车。原本他骑着一辆电瓶车，载一只小音响，但随着舞团里的人越来越多，无论电瓶车还是小音响都难以负载需求，于是专门买了这辆深红色的三轮车。他办事周到，带上三个音响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这样不会出洋相，万一一个音响罢工了，那么多人都跟着停下来，你说多么戆？”

在公园里，钱根芳永远是那个活跃的“气氛组”。一对夫妻第一次来参加舞团活动，手脚不免有些局促。钱团长微弓着腰，双手举着iPad，为他们拍下舞动的画面，时不时大声鼓励“跳得好！”有阿婆牵小孩来看舞团跳舞，他提醒老人让小孩离音响远些，“小孩耳朵很嫩的”。 

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钱根芳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大家长”。尽管团员大多是同辈人，但遇到任何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找团长。有新人想要入团？找团长扫码进群。公园保安要求收摊？找团长去交涉。

公园里一位快人快语的柏阿姨告诉我们，六七岁时，唯一的亲人、她的哥哥去了北疆伊犁，把她也带了过去，她是“随哥支边”。她的丈夫则是在那里的上海知青，但丈夫不会跳新疆舞。来到公园里，钱根芳先给了他一面鼓，让他拿回去学着敲。鼓敲烂了，就用补鞋的皮修补了一下，接着敲。学会之后，他俩把旧鼓还给团长，自费买了一面750块的新鼓。从此，舞团又多了一名“文艺积极分子”。

因为每周末都会出现在这里，即便叫不出钱团长的名字，他也成为了公园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角色。年纪稍轻的清洁工、年纪稍长的阿姨，都上前来跟钱团长打招呼。打完招呼，阿姨们不急着离开。站在梧桐树下，她们一边看舞蹈，一边聊起天来。

“他（钱根芳）很厉害的，又会唱又会跳。”

“那你有上老年大学吗？”

“没有，我又不要求上进的咯。”

观看天山歌舞团的表演，很容易被热烈的氛围感染。“新疆舞比较欢快。男同志跳得奔放，女同志跳得妩媚，遮脸的手部动作其实代表害羞。”钱根芳这样介绍。

散跳的新疆舞，没有太多限制。舞伴性别没有限制，常见女团员提起大裙摆一起转圈。舞蹈动作也没有限制。“每个人动作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新疆舞丰富多彩。同一支曲子，你今天跳这个动作，下周来可能动作又不一样了。”老文说。对音乐的理解，更是没有限制。老文向我们介绍，新疆舞的音乐表达的内涵非常丰富。“表达爱情、欢乐、思念亲人、丰收喜悦……舞蹈要根据你（对音乐）的想象，还会受到个人阅历和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影响。”

常老师说她自己也没有专门学过跳舞，“在新疆那个环境里，看着大家都跳，耳濡目染就会了。”她向我们展示了一支女儿雁子接受采访的短视频，雁子这样描述她眼中的新疆舞：“你只要会走路，你就可以跳舞。” 

只要愿意跳，就可以加入歌舞团。团里有舞蹈老师。“有想跳的，我们就给你指导一下。”钱根芳说。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自称“乐呵姐”的山东阿姨。她来上海串门，在网上看到静安公园有人跳新疆舞，好奇之下就来看看。

她曾经去新疆旅行，看到广场上人们在跳舞。“太美了真是，回来我就想跳，但是不知道哪儿有跳的，没有曲、也没有舞。”后来她和一个新疆朋友加了微信，对方给了她一曲成品舞，乐呵姐“扒”了很久。“没有那个氛围学不下来。”在家努力学会两曲，她还一直没有在外面跳过。来到静安公园，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舞技。

上场前，乐呵姐还有些担心，问一旁的柏阿姨：“大家都有舞伴吧？”

“没有的。你请别人跳，别人就跟你跳。新疆舞，就是自由发挥。” 

起舞的“舞池”里还有一张外国面孔。Chani来自以色列，她和同伴到上海出差，周末相约来静安公园闲逛，看到天山歌舞团的表演，她受到感染，也加入其中跳起舞来。在此之前，她从未学过舞蹈。

五位阿姨与Chani围成一圈，环绕而舞。在一片红、黄、蓝、绿的鲜亮裙摆之间，Chani的卡其色连衣裙显得格外朴素。 一曲结束，Chani退回同伴身边，没想到舞团里的爷叔阿姨连连向她发来邀请。先是一位穿亮黄色连衣裙、戴白色遮阳帽的阿姨，接着是一位穿白色维吾尔族服装、戴紫红色朵帕帽的大叔。Chani跳了一曲又一曲，团员们有人向她竖大拇指，有人欢呼“亚克西”——这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思是“很棒！”

Chani说，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新疆舞，但和歌舞团的团员们一起跳舞，感受到自信与开心。“这是我在上海最大的一次冒险。”

钱根芳说，很多团员就是因为路过看到他们跳舞，觉得有意思，后来也加入了。加入舞团不收费。作为团长，钱根芳会给大家买点水果零食，也有团员会请大家吃香蕉。“我们都是自愿的。”钱根芳记得一次，有路过的人给他们送了矿泉水。“‘啪’送了4个篮子过来了，篮子里面都是水。”对方对钱根芳说，送水是因为喜欢看他们跳舞，“他说，我是你们忠实的粉丝。”

除了在公园里跳，歌舞团还去养老院表演，逢年过节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采访前一天，天山歌舞团刚刚在上海西北北新泾的一个城堡主题酒店举办完年会。在远离市中心的自然环境里，团员们和在静安公园一样，换上鲜艳的舞服，翩翩起舞。几年前，还有人邀请过天山歌舞团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表演。“真的走时装的那种T台，”钱根芳说，“我跟着队伍一起去的，我是里面打酱油的嘛。”

团员们正跳得开心，突然音乐停了。原来是音响出了毛病。一位团员打趣：“它也要休息休息，老了。”

“老”，是团员言谈间难以避免的话题。衰老带来的病痛，更是为跳舞这件事笼罩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

最早天山歌舞团只有5人的时候，吴阿姨常常来跳舞。后来团员多了，她却渐渐跳得少了——不是不想跳，是身体跟不上，她的膝盖动过手术，让很多动作多了限制。尽管如此，吴阿姨还是常来静安公园，“膝盖好的时候也能跳两下，膝盖不好的时候，就坐着看他们跳。”

钱根芳今年76岁，吴阿姨比钱团长大一岁。说起年龄，话题一下就变得伤感了。“说实话，我们这代从新疆回来的知青，还能跳舞的人寥寥无几，”吴阿姨叹息，“好多都走了，好多都病了。”

也有抱着伤病继续跳的。“这个舞的点子打得好，人跳得开心。天天坐着不活动，不光死板板的，还会生病。”柏阿姨说，“音乐一响，我就想跳了。”

她去年生了一场大病，全身发麻，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像吃味精一样”，严重时连水都不想喝。那时候睡眠也不好，整晚整晚睡不着，“眼睛一闭都是梦”。在梦里，有时候是鼓点不断敲打，有时候又胡思乱想起死亡的问题。去了很多医院都看不好，最后仁济医院为她做了一次全面检查，诊断结果是她有神经衰弱和老年抑郁症。

不止如此，腔梗（腔隙性脑梗塞）和眼部疾病接踵而至，后来她还感染了新冠。”阳康“后，柏阿姨明显感觉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尤其是记忆力变差了，现在想到什么要立刻去做，不然就会忘记。”

今年舞团的活动一恢复，柏阿姨就立刻来了。“跳舞就是心情会舒畅一点。我以前打太极拳，现在也不打了，但新疆舞还是不能丢。”她说，就算身上有点毛病，只要舞团还在这里跳，她也跟着来，“累了就坐着休息一会儿，打打鼓”。

她是天山歌舞团最活跃的团员之一。在网上搜索天山歌舞团的视频，不管是最近几个月的还是几年前的，总能看见柏阿姨的身影。她住在浦东三林的珠宝城地区，从家里出发到静安公园，要从地铁8号线转2号线，坐上一个小时地铁。每个周末，为了赶上9点的”早场“，柏阿姨总是7点起床，吃好早饭，要在镜子前好好化个妆。涂上粉底，抹好口红，画个眉毛。出门时，柏阿姨也会带上化妆品，“中午吃完饭口红就没有了，要再补一下子。”

这些化妆品，都是女儿买给她的。除此之外，女儿还为她买了几套不同配色的舞服。柏阿姨日常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但戴上维吾尔族帽后，脑袋后面便“长”出了长长的辫子。

采访这一天，柏阿姨在女儿买的舞服外面，套上了一件全新的宝蓝色亮片马甲。这件新衣服不是女儿买的，而是舞团里另一位团员订做的。裁缝的尺寸裁小了，那位团员就把衣服转送给了柏阿姨。

舞团里几乎人人注重装扮。钱团长有二十几套舞服，每次换着花样搭配，他将此形容为“一笔健康投资”；吴阿姨的鲜绿色渐变长裙上缀饰着花朵亮片刺绣，这是托朋友从新疆买的。“全手工的，要好几百呢，我是下了本钱的。”

女团员都爱贴假睫毛，她们的帽子上装点着羽毛和薄纱。男团员们则穿着“袷袢”长袍和长靴，脸上贴着假胡须，他们的“朵帕”帽既有刺绣花纹的，也有钉珠缝制的。

这些精心准备的服饰，让每次活动尾声时的集体舞显得格外赏心悦目。舞团的惯例，是在每周末以一曲集体舞画上句点。男团员们背起鼓、拿起沙球，站在中间拍打节奏，呼喝呐喊；女团员们则排成一列，手拎裙摆，如蝴蝶般翩然而行。在团员们的共舞下，气氛达到了一天中的顶点。

曲终散场，团员们脱下舞服，套上素色日常服装，脱下银色舞鞋，换上适宜走路的健步鞋。方才还拍得带劲的鼓被收进袋子，固定在推车上，看上去不过是一件普通行李。卸下行头，这些兴致勃勃的爷叔阿姨们融入上海街头的人潮中，继续扮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普通人。

柏阿姨和丈夫向地铁站走去，两个意犹未尽的团员加入一旁的交谊舞人群继续舞动，钱团长则把三个音响整整齐齐地码在车尾木板上，驾驶着三轮车消失在公园仍旧热闹的下午。

彼此都没有太多道别，但一个星期后又会准时再见。

（文中“老文”为化名）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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