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失灵”之外，一种更平等的知识生态是可能的吗
美国雪城大学金融学教授罗杰·克普尔（Roger Koppl）出版《专家的窘境：付费知识和意见市场》（Expert Failure）一书时，正值特朗普上台两年后，美国社会的精英们仍旧陷在奥巴马政府的专业技术官僚主义失败的阵痛中。对于政府中此等阵营的“抵抗势力”，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阴谋论式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指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自己的专栏中，毫不留情地讽刺特朗普估计将数学也视为“深层政府”的骗局之一。
克普尔此书，一方面诚然赶上了这个社会热点，将“深层政府”追溯至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于由美国庞大的工业和军事机构或可结合、形成专家统治的警告，以他毕生致力研究的专家经济学切入，呼号美国社会和政府认清，在“专家失灵”的普遍现象下进行知识系统的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正逢彼时经济学领域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普遍关注趋势，克普尔在他发明的“信息选择理论”（Information Choice Theory）之上，试图构建出一套更平等的、他之称为“SELECT knowledge”的知识系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值得关注的见解。
要了解这些见解，首先必须理解的是，克普尔在此书中对“专家”的定义建立在专家经济学领域之中。它和我们所普遍理解的经济学领域，仍有些微妙的分野，“意见”（而非专业知识）成为这一市场中的商品。因此，在此领域中的“专家”，也即克普尔在本书中所定义的“专家”，并不论其专业知识的广博与否、水平高低，而是指“一切通过提出意见来获取报酬的人”。经济学家、法庭科学家和统计学家都是专家，赛车手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专业技能而非意见获得报酬，企业家也不是——因为即使是对数字技术有远见卓识的乔布斯，也是通过投产的高科技商品而获得报酬的。
事实上，这定义也蕴含着克普尔在书中用了洋洋洒洒的两大章来论证的立场：专家未必是可靠的。
他做了大量的文献考据，回到了西方历史上专家传统的起点，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致力于将哲学家树立为有更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专家”，理应被大众服从的哲学传统（这一观点的登峰造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哲人王”）。这一对于专家崇拜的思想脉络在人类社会中流传到今天。在西方现实政治中，19世纪就普遍确认了法庭中专家证人的重要性，专家的权威和道德水平都被普遍尊重，被认为不宜藐视。
克普尔展示了相当多具体的历史细节，为我们对专家的光环“去魅”：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贿赂神谕、参与卑鄙的政治事件，很值得怀疑他们对于自己“专家”形象的鼓吹是为了取代传统宗教，夺取更高的政治权利；至于法庭中的专家证人们，从19世纪起，对于他们的中立性和倾向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在本世纪，新闻媒体也爆出过大量和专家证人有关的丑闻。2012年，英国家事法庭的几位心理学专家被控滥用职权，将子女从被认定为精神异常的家长手中夺走，以达到地方议会的收养目标。
在抹平了专家和普通人“可靠”鸿沟的基础上，类似于“公共选择理论”（建立于假设经济和政治交易中，所有个体在交易价值尺度相同的基础上）的“信息选择理论”得以被构建。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涵盖了“政府失灵”的理论那样，“信息选择理论”同样在推断中涵盖了“专家失灵”理论。专家们的错误和滥权，往往导向巨大的公众利益受损。本世纪美国最为严重和典型的“专家失灵”的例子，是弗林特水危机。本应负责保证水质的州级专家，允许有毒的受污染自来水流入了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众多家庭的水管中，引发了公众安全危机。
“信息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对专家问题所进行传统“委托人-代理人”模型的讨论，它能更敏感地对待专家的错误，基于一个相当创新的假设，即激励会导致专家的错误，包括“诚实”的错误；也更多地关注了四种在标准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中缺失的动机，即认同感（identity）、同情（sympathy）、认可（approbation）和追求好评（praiseworthiness）。最重要的是，它引入了探讨解决和缓解“专家失灵”的机制，也就是竞争的视角。在此前专家经济学家们基于此理论的模型研究中，已经展示了专家之间的竞争对于公众认知的有益结果。通俗的说，公众们只有在竞争比较激烈的专家市场中，才能获得比较有效的意见。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鼓励专家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
最为现实的问题是，许可证限制和行业协会的存在，鼓励了专家们的意见被强制同质化。克普尔认为，通过“把局外人拒于局外，把局内人留在局中”，行业成为了“专家失灵”的一个来源。他举例，卡内基基金会在1910年发布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推动树立了美国医学协会（AMA）对于州执照考试 (state licensure)的仲裁者地位，推荐所有美国的医学教育都应该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模式进行。然而，这创造了一种基于行业垄断地位的知识垄断，让医学院变成了相同的“豌豆荚里的豌豆”，“各个都很像”，导致了医疗实践专家们的意见的同质性。
社会学家们往往将达成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于“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鼓励专家们的热烈讨论当然有助于减少专家们的观点垄断和失败，然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至少，这需要有能力的大众能够选择良币、驱逐劣币，然而，在所谓的“思想市场”中，大众对于意见的需求和“真实性”的需求并不直接挂钩，他们可能更喜欢跳过繁琐论证的、建立于不可能步骤上的“思想魔术”，而这种情况下的专家，也更有动机表演“思想魔术”而非给出有真实性的意见。
克普尔认为，要有效鼓励专家间的竞争，必须要构建多元的“专业知识生态”，而这需要我们回归知识的本质。他打捞了哈耶克在重要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里的观点，并将之回溯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隐秘影响。简而言之，知识不是层次化的、统一的、明确的和书面的。相反，它通常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常常是隐性的，体现在我们的规范、习惯、实践和传统中。维持社会劳动分工的人类知识，不像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那样是更有组织和编码的实体，更像是一种巨大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网络。
基于这些前人的思想，克普尔将知识的本质总结为“SELECT knowledge”，即“共生态（Synecological）、进化性（Evolutionary）、体外性（Exosomatic）、构件性（Constitutive）、隐性的（Tacit）”。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的“专业知识生态”成为可能，而“只有当专业知识生态中存在竞争、共生态冗余，能够自由进入，才可能是有益的”。
克普尔的解决之策，相当明显指向的是现实的许可证限制和行业协会所导致的专家强制同质化的问题。首先，“自由进入的机制”，可以确保新的和不同的观点和建议可以进入到专业知识生态中，从而丰富公众的选择，并且创造“共生态冗余”。这是指在一个多专家系统中，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家的存在，将让专业知识生态表现出共生态冗余。例如，对于如何缓解焦虑，一位神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佛教僧侣和一位酒保，可能会给出非常不同的建议。在他看来，这种竞争可以激励专家们提供更好的建议，至少可以确保即使某些专家的建议不准确或者不全面，公众也可以从其他专家那里获得补充或者替代的建议。
“实质上，专家问题就是知识灌输问题。”在他看来，这一多元的“专业知识生态”的反面，就是从苏格拉底所继承下来的将系统化知识体系灌输给社会的传统，造成了如今美国进步主义所维护的知识和道德双重优越的专家统治，催生了“行政国家”和“深层国家”的恶果。这些灌输的知识背弃了分散、自主、相互作用，拖慢了知识领域变革的步伐。
“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人。我们俯视蚁丘，仿佛我们是更高级的生物。”自身作为专家的克普尔，引用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所描述的“蚁丘问题”，来警告自己和同行们避免傲慢，换言之，采取一种更平等主义的视角。然而，他同样也反思，自己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是否又是一种变化形式的知识灌输？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心烦意乱”。最后，他只能希望本书，或许能够对于那些有能力的公众有些启发：去重视专业知识，但警惕专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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