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3年第2期发表《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及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全文约2万字）。王俊生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自2013年以来，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方向，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其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在周边邻国中，除朝鲜、不丹、越南、新加坡外，中国与其他17个国家建立了“战略关系”，其中14个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推动建立的，充分反映出周边外交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地位。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在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时宣布“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建立。同时，十八大以后至2022年年底，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元首外交活动达231次，其中截至新冠疫情暴发的2019年年底，七年间达214次，年均超过30次。二是中国践行周边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贸合作。一方面，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均聚焦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2013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总量为11447.47亿美元，至新冠疫情暴发的2019年为12108.55亿美元，增长了661.08亿美元，2020年更达到15275.38亿美元。其中，除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老挝、文莱外，中国是其他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与上述五个国家的贸易总额仅占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额的0.53%，中国名副其实是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三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开放包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建立了14个合作机制，其中十八大以后中国倡议成立的四个合作机制中，除“澜湄合作”着眼于澜湄流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外，“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文明对话”等机制均是开放的，不仅亚洲国家可参与，西方国家也可参与。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截然不同，美国不仅通过国内立法方式影响中国内政，还积极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外交、安全谋划，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从美国国内来看表现为全方位、全政府、全社会的特点，在中国周边地区则呈现出多角度、长周期、宽领域的“常态化”特点。一是除从双边角度施压外，美国越来越重视从三边角度、四边角度以及其他多边角度对华进行打压。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尤其是2017年年底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形式多样的多边安排主要针对中国；美国相关战略安排尤其注重盟友与地区重要伙伴的作用；美国的相关机制均表现出封闭性与对抗性的特点。二是美国对华打压不仅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长周期性。通过立法保障相关“印太”机制安排，并通过立法干涉中国内政；明确将与中国的价值观和体制之争视为核心目标。三是美国对华打压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尤其重视从安全领域入手。“印太战略”的设计和安排既是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又是安全部署；美国在中国周边加强安全布局。综上可见，尽管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展开竞争，但受制于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中美竞争最激烈地区是在中国周边，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竞争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方面与核心特征。两国竞争模式初步形成，分别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对华战略打压”为导向，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倡导的合作机制“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机制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互动发展趋势的最大可能性是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对中国而言，日韩是周边地区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是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伙伴；对美国而言，日韩是其在中国周边地区两个最重要盟友。日韩对中美竞争感受最为敏感，日韩的战略反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竞争走向，也将直接影响包括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局势走向。以中美竞争模式为分析框架，日韩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敏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日韩两国已成为美国拜登政府构建对华战略打压小圈子的重要成员。美国在“印太”战略的设计安排上极为重视日本与韩国的作用，而日本与韩国也乐于参与，它们不仅依靠美国，也积极帮助美国。二是日韩与美国的合作着眼于长周期性。首先，日本岸田政府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文件，韩国尹锡悦政府发布了韩国版“印太战略”，加强与美国战略对接。其次，三国合作延伸到人权与价值观领域。三是日韩美合作侧重于安全手段。首先，日韩美三国加大安全合作。其次，三国肆无忌惮插手台湾问题。再次，日韩两国将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安全化。四是除了政府层面的战略反应外，日韩两国民意对中美竞争的反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民调显示，日本民众的亲美意识空前加强、疏远中国情绪空前上升，韩国民众的亲美远华情绪也很明显。日韩出现上述战略反应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拜登政府加大拉拢力度。2021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首次表示“明确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2022年5月，拜登对韩国进行访问，创下了韩国总统就职以后韩美首脑会晤的最快纪录，这也是美国总统29年来首次在韩国新总统就任后先行访韩。其二，日韩两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日本是为了和中国竞争，出于打压与围堵中国的需要，明显有带节奏的倾向。韩国则更多是从机会主义角度出发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关系。2022年5月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明确提出要把韩国打造成“全球枢纽国家”，试图通过构建与美国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对中美竞争走向的误判也影响了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其三，俄乌冲突推动日韩两国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回顾中日韩合作历程，每前进一步都与其面临的外部压力密不可分，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倒逼”特点。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主要背景是金融危机爆发并席卷亚洲。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8年和2019年在日本与中国连续顺利举行，则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有密切关系。三国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曾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过紧密合作。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受疫情发酵的影响，加之俄乌冲突的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低迷，但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出领导作用，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中日韩三国作为邻国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明显增强。从现实情况来看，本轮外部压力似乎没能发挥“倒逼”促进三国合作的作用，反而迟滞了合作步伐。究其原因，其根源或许在于日韩两国基于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反应已成为美国最为借重的盟友，美日韩呈现战略合作态势，鉴于美国对华的战略打压性质，美日韩合作加强自然会导致中日韩合作弱化。也正因为此，与美日韩三国之间频繁举行的首脑会晤相比，日韩两国领导人和中国高层领导的会晤屈指可数。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积极参与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与“芯片四方联盟”等多边合作机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面对2022年再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相比韩国高级别官员与美日两国的频繁通话与线下会晤，同期韩国政府与中国的沟通极其有限。中日与中韩之间的相关双边合作也呈现出越来越局限于经贸利益的苗头，而且由于日韩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经贸合作前景亦不容乐观。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美在中国周边激烈竞争长期化以及美日韩三国合作长期化，中日韩合作将继续面临巨大不确定性。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宣布了日本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美日韩三方合作将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于日韩两国对中美竞争采取的“继续站到美国一边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的态势，近期内中日韩合作的前景堪忧，即使下半年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恐也难有实质性成果。尽管如此，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一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加强战略沟通，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