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的中国史，比你想象中更生猛
“接吻只是一件小事”，但这是情爱史、日常生活史、风俗史不应缺少的一环。
如果你对陈寅恪的生命和思想有过好奇，那么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也是必读的书。他不仅仅熟悉陈寅恪，在学林掌故与近现代史上也用力极深，能把学者的著述、遭际与时代变化相勾连，写出了一部沉痛的诗史。
现在，他推出了一本新书叫《接吻的中国史》：从《易经》咸卦说起，广泛搜集历代诗词曲歌小说、出土文献、汉墓画像石、明清春宫画来说明古代中国人也接吻并且善接吻，其中还有接吻的语言学、游戏文学、东西方比较、口臭问题的解决等研究。
相比学术史上的大事和大人物，接吻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有什么好研究的？
胡文辉解释说：“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那么高调，却绝非不存在，也自有其‘吻的文化史’的。在日常生活中，在影像世界中，中国人今日已司空见惯者，在史学上却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悖论。所以有此作也。”
钩沉史料，发前人之所未发，是胡文辉的本事之一。《接吻的中国史》不是一本大书，却可以一窥胡文辉的学术趣味和研究方法。
《接吻的中国史》
胡文辉 著
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6
新周刊：关于此书的缘起，你在后记中谈到，这是2008-2009年间读赵翼《瓯北集》时发现“却渐老去风情断，方与佳人接舌来”一句，由此想到中外接吻文化之差异，开始随时记录相关史料。当时为何觉得接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胡文辉：研究历史问题，或许可以说有两种不同的入手方式：一种是你觉得某个问题重要，然后就围绕这个问题来读书，来搜集材料；一种是你发现了某些有意思的材料，然后就从这些材料开始继续积累，并注意相关的领域或学科状况。
我研究接吻史，应该算是后一种类型，就是材料优先。当然，就算是材料优先，材料本位，前提也是我觉得这些材料涉及的问题是有意思的，具体到接吻这个问题，当然我也是认为，从历史上来说它不但有趣味，而且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这个值得多说几句。我觉得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当然是事件史的，有关的人、事、物或制度，对天下大局影响巨大，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研究对象；还有一种是生活史的，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比如衣、食、住、行、性，这些我们过去往往不将它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但这是当时每个普通人都做的事，你说它不重要吗？接吻问题就属于这样的研究对象。
新周刊：为何接吻在中国史学上长期无人问津？你也提到，曾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过去是不接吻的，你在书中用很多史料及研究反驳了这一点，也提到了张竞生、周作人、叶灵凤对接吻的讨论，但他们当时的讨论还很粗浅或很偏颇。
周越然1937在《晶报》也译介过西方与中东文献中关于接吻的材料，对中外的接吻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他似乎是比较早的从生理和人伦上指出，在中国“接吻一事，实与开天辟地同时”。但在这之后，相关的历史研究甚至讨论似乎都很少。你如何理解接吻史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胡文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关接吻的史料很少，所以很难展开历史性的研究。相反，我现在之所以会写成一本书，也正是基于史料的积累。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嘛，史学当然不只是史料，但史料是最根本的。
至于接吻史在学术上的意义，我倒不认为有多大，就像我在书里说的，“接吻只是一件小事”。不过，至少这是情爱史、日常生活史、风俗史不应缺少的一环。
《倩女幽魂》剧照。
新周刊：本书正式撰写是在2020年，一个不鼓励接吻的时期，让这个研究别有意味，令人想到潘光旦在1930年代译介《性心理学》，陈寅恪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当时写这本书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胡文辉：那段时间正在隔离，我正好一个人住在放书的地方，有时间写较长一些的东西。而正常的时候，我需要两头跑，有近一半时间住在父母家，需要帮忙带小孩。
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是远方
新周刊：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接吻是在电影里。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说：“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
在你的观影史中，你记得第一部看到吻戏的作品是什么吗？当时是什么感受？
胡文辉：帕慕克的话很有意思，也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看见的接吻，绝大多数其实都来自影视或图像。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我，大约只见过路边的陌生人接吻，但没见过熟人在我面前接吻。我肯定看过《庐山恋》，但完全没印象了，包括接吻镜头。印象最深的吻戏，当然是《天堂电影院》那段“吻戏片断合集”，这几乎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罗马假日》剧照。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接吻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爱情象征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就是在流行文化和大众电影的推动下才形成的。在西方，亲嘴、亲脸也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时期都流行的社交风俗，罗马皇帝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接吻，认为接吻有害道德和卫生。为什么是亲嘴式的接吻成为了全球性的、爱情的象征，而不是吻手、吻脸或者更单纯的亲密动作？
胡文辉：首先当然是因为西方的强势，它的技术、文化乃至军事力量，使它成为近几百年世界的中心。我们当然更容易接受“中心”的影响，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古代的中国是东亚的绝对“中心”，所以朝鲜、日本也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东西，正如我们今天接受西方的东西一样。所以，西方的风俗和文化往往成了世界的样板，接吻只是这些样板之一而已。
相对来说，形而下的东西，比形而上的东西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物质文明，也包括接吻这种大众性的习惯。
《胜利之吻》，历史上最著名的接吻照之一，为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摄于美国时间1945年8月14日的纽约时代广场。
新周刊：中国从中古以后，爱情观和性爱观为什么趋向开放？
胡文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即陈寅恪所说的“胡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讨论了这种风俗文化的“胡化”。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贵族阶级的消解，贵族阶级所讲求的礼仪也随之消解，整个社会变得更为世俗化了。
但所谓“走向开放”这一点，恐怕也不能夸大，在中古以前，是不是就一定很保守呢？也许只是性爱方面的史料很少保存下来而已。
新周刊：虽然接吻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亲密行为，但在现代以前，中国的接吻行为一般都是私密状态的。留洋学生应该是中国第一批学会公开接吻的人，除了书中提到的张竞生，还有哪些人是“饮头啖汤”者？
胡文辉：我研究接吻史，重点是古代，价值也主要在古代，越到后边，材料越多，我就无力涉猎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
我的书印出来之后，我才搜到一个帖子，是几年前发表的论文，《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由这篇论文，我才知道，二十年前已经有了一本叫《不吻你可不可以——中国亲吻亚文化》的书，我的书已不算是第一本接吻史了。
那本书在古代方面比较薄弱，主要是综合前人的东西，但明清小说和民国作品的例子都很多，比我掌握得丰富。至于那篇《西方接吻文化》的论文，因为写得比较晚，已经有了新的搜索条件，所以民国的材料更加丰富。所以，关于近代以来这个时间段，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这两种论著。
《时空恋旅人》剧照。
新周刊：接吻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和标志？在中国，接吻的流行和城市化是同步的。
作家夏天敏在《接吻长安街》中写过一个农民工，他的愿望是与自己的恋人在长安街接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在某种意义上，当初的留洋学生就是中国最早的进城者。有意思的是，城市可能提供了一个适合公开接吻的环境，即时在今天，乡村地区的接吻仍然是私人状态下的。
胡文辉：《接吻长安街》这个文本，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觉得它的重点，不在“接吻”，而在“长安街”。在长安街接吻，只是代表了他能跟恋人相聚在北京，相聚在大都市。我觉得城市人接吻，也大多数是在私人状态下的。最适合接吻的地方，恐怕不是城市，而是另一座城市，是远方。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跟着兴趣走，跟着问题走
新周刊：本书讲完接吻史之后，还有一个外编《中国人的口臭问题及其解决——接吻的关联性研究》，也很有意思。接吻从私密行为变成公开行为，个人卫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是决定性因素。
不只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似乎也是这样，周作人曾引用罗马诗人Martialis的一段记录：“外出十五年后，回到罗马来，它给我这许多接吻，比勒思比亚（Lesbia）给加都路思（Catullus）的还要多。各个邻人，各个毛脸的农夫，都来亲你一个气味不佳的嘴。织布匠来逼你，还有洗染店和刚才亲过牛皮的皮匠；胡子，独眼的绅士；烂眼边的，和有稀臭的嘴的朋友。这真不值得回来。” 谈谈你对口臭问题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
胡文辉：接吻与口臭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了，每个想接近异性的人都知道的。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难只难在怎么去研究它。
以我所知，确实没有太多现成的研究可以依赖。研究最多的，似乎是刷牙和牙刷的起源问题，还有关于口腔卫生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是属于医疗史范围的；还有的人专门研究《金瓶梅》，因而研究了里面的“香茶”，也就是当时的口香糖。但“正经”的医疗史研究，大约不会从“口臭”这个很世俗很日常的角度入手，所以这个“外编”，对于口臭和相关的口腔卫生问题，可能是做了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综合。
新周刊：在中国，接吻的去性化，似乎和体育运动有关系。蒋子龙在一篇《谈“吻”》的文章中说道：“自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运动员获胜后有一个非常抢眼的动作，那就是吻。或吻运动衣胸前的国徽图案，或蹦着高地双手向观众抛飞吻，或一次又一次地吻自己的金牌，或拥吻教练员……大吻特吻，吻得比西方运动员还溜乎，这个中国人以前喜欢在私下里进行的动作，开始公开张扬。”
胡文辉：这个我觉得不是因，而是果。
新周刊：有的心理学和性别研究认为，“相较于女人，接吻似乎对男人来说并没有非凡的意义，他们只是将接吻看作亲密关系的一种日常行为，甚至只是当作亲密行为的前奏”。你认为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一直没有认真看过《老友记》，可能是因为里面基本都是对话，广州人说的，“口水多过茶”，不是很对我的胃口。前几天我试着从头看了几集，第二集开头恰好讲到男人女人对接吻态度的不同，里面有个男生就说：“接吻就像一个出场秀，你得忍着看完这段出场秀，然后才能看到真正的表演。”这大约可以印证心理学家的看法吧。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于接吻，相对来说，女性更容易受文化想象的影响，而男性更容易服从本能。
《老友记》剧照。
新周刊：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接吻的用语，考证出了“接吻”乃汉语原有的词，这一词先传入日本，日本人用来翻译kiss，然后再传回中国。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似乎曾经用过别的词来翻译kiss，比如周越然曾提到“开始”，即kiss的音译。这个翻译倒也颇有趣味，恰好表示kiss是性爱或恋爱的开始。方言中有一些别的说法，比如粤语有时称之为“打茄轮”。关于接吻的语言学，还有看到其他说法和材料吗？
胡文辉：形容接吻的方言，各地都有，我也见到有一篇专门的论文，但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范围，也超出了我的能力。
最近知道成都人将接吻叫做“打啵儿”，但写成书面时，往往写作“打吅儿”。这个“吅”字，本来并不读“啵”，所以我认为成都人是有意借了“吅”的字形，以表示口口相接，这跟明清小说里的“做个吕字”是差不多的手法。
据乔纳森在直播里介绍的，西方有著作专门搜集了关于接吻的词汇，洋洋大观。还有日本也有关于接吻的辞典，但这些我更加没有能力讨论了。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新周刊：你的研究兴趣很广泛，早期做过中国方术史，后来研究现代学术史和陈寅恪，再后来广泛涉猎各类文史考证，还做过金庸小说研究，最近几年对诗词似乎也花了不少功夫，写了很多古典诗。看起来相当驳杂，但感觉又很胡文辉，比如有一篇小稿子分析老外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中国女人。
能否说说，你的研究趣味是如何形成的？在选择研究题目、决定什么值得搜集史料时，你有没有一个偏好和标准？
胡文辉：或者有人觉得我很“博”，或者有人觉得这其实是“杂”，但对我来说，只是本当如此，我只是跟着兴趣走，跟着问题走。只要觉得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或新的材料，那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来继续研读，继续跟进，这样往往就会介入不同的领域或学科里。
领域和学科本来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它是有用的路径，但绝不是唯一的路径，问题本身是不分领域和学科的。
当然，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肯定有些更重要，有些不太重要，有些更有趣味，有些更有关怀 。肯定有人会觉得，研究接吻问题是无聊的。比如传闻康生说过：“我用脚趾头夹着笔来写字，都比郭沫若写得好。”
我以前为此写过一篇考证文章，追溯这一修辞的来历。然后，就有个历史学家觉得我这样很无聊。
就像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钱锺书就觉得很无聊。还有人觉得，伯希和研究了很多不重要的问题。我以为，伯希和、陈寅恪并不需要我们来为他们辩护。我也不用为自己辩护。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我有很多的题目可以写，先写一本接吻史，确实是考虑到这个题目更加应俗。
新周刊：现在除了一些小题目，你还有在进行一些比较大的研究吗？什么研究在你看来应当写成札记、论文和专著？
胡文辉：大的题目不容易有集中的时间去做，而且我兴趣太多，所以近期基本都是写一些小题目。写成多大的篇幅，是札记、论文还是专著，自然应该以内容的新意来决定。只有一点新材料、一点新意见，就不必大费周章地综合成一篇论文，如此类推。
胡文辉的书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早年曾有媒体到你的书房进行拍摄和采访，很多读者对你的藏书量感到震惊。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你的藏书量还在增加吗？
胡文辉：买书是一件骑虎难下的事……
新周刊：你现在每天的阅读习惯、写作规律是什么样的？
胡文辉：跟孩子在父母家，就多翻书；在自己放书的地方，就多写东西。
新周刊：最近有没有读到一些有意思的新书？
胡文辉：我很少读刚出版的书。新书往往等到5折时才入手，入手了也往往放了很久才看，看的话也往往看得很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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