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又一轮大规模感染，人们才意识到，新冠病毒尚未远去。五一过后，许多人游玩归来，身体逐渐出现新冠症状，“二阳”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按照钟南山院士的说法：从去年12月算起，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张文宏医生同样在5月18日表示，“第二波”是科学规律，但这一波的波幅要低，症状更轻。经历了紧绷的三年，整个社会由内而外呈现出一种报复性放松。这有利于恢复生活的秩序。不过，新冠病毒在人们心里的烙印，并未随着新冠防控降为乙类乙管而消弭。认知与现实的错位，造就了当下“二阳人”超越想象的痛苦。
对于乐观派而言，他们感染后并不担心自己，却更加害怕把病毒传染给有家室的同事，背负起巨大的道德压力。
另一方面，报复性放松导致“二阳”的打工人失去应有的共情。如果不希望去公司传染同事，或病情影响工作状态，他们不能像第一次感染那样获得公司的优待和理解。 “二阳”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不过当病毒潜藏于生活中，除了基本的防护，许多人发现自己能做的并不多。我们找到几个“二阳”的人聊了聊，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5月12日，我起床后发现嗓子特别干痒，喝了点水，没当一回事，直到下午身体开始出现乏力、出虚汗。此时，我才意识到现在和第一感染新冠时的症状非常像。我是一名护士。当天夜班结束，我回到家立马测了抗原，显示一条杠。
周六是休息日，白天时症状没有加重，但到了晚上，我开始发热了，平时体温只有35.8度，这次一量，竟然37.5度。我再测一次抗原，果不其然两道杠。2022年底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可能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患者，我的症状非常严重，大家经历的，发烧、头痛、“吞刀片”、嗅觉和味觉下降、上吐下泻等等，我全都深有体会。别人的生病周期是5天，但我光是发烧就持续了五天，最后申请了年假、病假，以及和别人倒班，东拼西凑出10天假期用作休息调整，总共花了半个月才恢复状态。两次感染对比，第二次症状变轻，不变的是，都要带病上岗。新冠防控降为乙类乙管后，我们医院已经将新冠患者视作普通感冒处理，阳了无需上报，即使上报给护士长，对方也是告诉你，能工作吗，实在不行和同事倒班，或请病假。五一假期后，医院的发热门诊出现一个小高峰，据说我们住院部的医生需要过去支援。当时我的同事也出现身体不适，就吃了点药，只有一位同事发烧到38.5度，请了一天病假。大家都是医护人员，对于病毒是无所谓的心态，工作环境如此，根本躲不过，除非遇到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同事，我们才回避一下。像科室有两位护士的小孩年纪太小，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故意分开。5月14日，确诊第二天，我需要上一个白班加夜班。那天，我的眼眶有点疼，全天处于头痛发烧的状态。值夜班前，我吃了一粒上次吃剩的布洛芬，所幸因此降温，再没发烧。疫情时穿的防护用具，由医院颁发，我们是没有的。二阳之后，医院对护具没有要求，我便戴着一个N95口罩工作。前段时间北京白天超过30度，由于医院没开空调，口罩里全是汗水，把我折磨得够呛。至于感染病人的风险？我们知道，但无能为力，医院同样人手紧缺。对于医护人员二阳，感染疾病科的原话是：能上半班就上班，尽量不传给病人。去年第一轮感染潮中，有病人听到我鼻音太重或咳嗽，我只好用热伤风、感冒等理由来敷衍。那时我连轴转，被要求两点一线，除了医院就是家，不被允许去超市，线上购物也不能和配送员接触。如此谨慎之下，还能感染病毒，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隐瞒病人。
但我有只号称猫中哈士奇的小奶牛，正是最调皮的年纪，两只猫见面不久，就上窜下跳，整夜闹腾。我是个睡眠质量极好的人，但当晚醒了四五次，导致早上五点就起了床。睁开眼觉得有点冷，我还以为是疲劳导致的普通感冒，压根没想过是二阳。来到公司，中午食欲全无，感到恶心。慢慢的，我发现“感冒”症状在加重——首先觉得越来越冷。室外温度35度，我却关了办公室的空调，手指碰到裸露在外的胳膊，一点点的温差竟然觉得针刺的疼。这和首轮感染新冠时症状很像。意识到可能阳了，担心传染同事，我在手机下单了一盒对乙酰氨基酚片，然后和领导请假回家。回到家，我立马测了抗原。在我翻箱倒柜寻找温度计的五分钟里，抗原结果已经出来，两道暗色的杠，然后我测了测体温，39度。我问领导，生病这几天能否申请居家办公，像第一轮感染那样。领导明确告诉我，不行，只能请病假，或者坚持去上班。他的回答，让我有点生气。本质上，我的工作不受办公地点的限制。下午五点到家，吃完药，我开始睡觉，断断续续，直到第二天傍晚。期间，我除了吃饭、吃药，剩下的清醒时间只做了一件事：给公司提供合规材料，证明我真的病了。第一次，我申请病假后入睡，醒来觉得脑袋依旧昏沉，于是又量了一次体温，38.5℃。随后我看了一眼手机，病假被拒，理由是材料不足。公司人力需要我提供病假条、诊断证明、挂号单，三个材料缺一不可。和直属领导沟通后，我再次添加了阳性证明和量完体温的温度计照片，若是首阳时请假，这些足矣。一小时后，病假再次被驳回。人力还特意补充，今天的病假必须有今天的病假单，不能补开。我非常生气，但确实没力气，只好第三次发出申请，同时把病假改成了没有工资事假，秒过。如果仅仅是身体发热，我还能克服，问题是我没力气折腾，中午点了一顿外卖，分两顿才能吃完。吃第二个包子时，我特别想吐，但想到不能空腹吃药，忍着难受吃完。我想问问离家不远的社区卫生所，能否提供相关材料。打电话询问时，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开药，有些也可以开诊断证明。但病假单和挂号单，只能去医院办理。可能近期社区里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有很多吧，挂电话前，对方熟练地告知了我最近的医院。我在挂号平台查询，没号了，然后拨通医院电话，护士回复：只能到现场排队。独自前往几公里外的医院，还要现场排队，这对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来说，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状态，都是一场折磨。封控解除了，并不意味新冠不是相对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可以理解公司需要员工证明是生病而不是偷懒，但一张卫生所的诊断证明是不是足够了？当你向一个确诊新冠的人，在对方症状最严重的前三天，索要一张当日挂号单和病假条的时候，很难不让人怀疑不是故意为难。另外，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公司感染的？公司完全不用负责任吗？我必须拖着40度的身体去医院证明我是一个新冠患者，才有资格享受公司70%的薪酬？生病这几天，我一关灯睡觉，家里的两只猫就开始打架。我的床是他们战场的一部分，我的腿、肚子都被半夜踩过。有一次，我开灯时甚至看到猫毛从脸前飞过。但我的嗓子不允许我大声呵斥猫，我的精力也不允许我和人力吵一架，只能先养病。小猫的闹腾我逐渐适应了。让人痛苦的，还是工作。下周一无论是否转阴，都要去上班，我想，再没有比这更煎熬的了。
印象中，我从小到大几乎不生病，从未发烧，也在去年的感染潮中侥幸脱身，被身边同学形容为：铁打的男人。但在今年5月中旬，我没躲过。盖被子，身体烫，掀开被子，特别冷，是我对发烧的第一感受。在冷热交替的间隙，我不甘地想着：老子身体这么硬朗，和你干了！5月13日下午，毕业答辩结束，我和实验室里的伙伴放肆狂欢。从下午开始，吃饭、唱K，深夜12点结束，我们再找一家清吧，闲聊到凌晨4点。不只是喝酒、熬夜，那晚回宿舍我只睡了五个小时，第二天中午还去体育馆和老师打羽毛球。
在我们专业领域，有一个“开窗期”的概念，即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免疫能力会呈现短期下降的状态。坦白讲，我以为自己能顶住，没想到第二天立马不对劲。和朋友打乒乓球时，我难以专注，老是接不住球，或把球打飞，不久后开始发烧、头疼、失眠，那些耳熟能详的新冠症状陆续出现。5月17日，舍友分我一块面包，他说好吃，我尝了一口，甜得发腻，想吐。那天体温开始超过38度，我吃了两袋999冲剂。后来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为啥不测抗原，我调侃说，不测就不会阳。
阿豪
由于要和团队前往苏州出席活动，我本来已经打了退堂鼓，但带队老师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高铁票的证明，一些费用将无法报销。我考虑了一下，去就去吧，担心无法及时退烧，我还吃了一粒布洛芬。要和一位阳性患者同行，团队成员是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经阳过一遍，不至于恐慌。像我舍友说的，新冠病毒无法被完全消灭，生病与否，与诸多因素有关，那些解释不清的原因，不妨归为运气。想起2022年12月，学校遣返学生，一位舍友回到厦门后，通知我们，他确诊新冠了，但无症状。接着，又有两位舍友回家，也阳了。宿舍里只剩我和另一位舍友，他阳了，我没事。我们共处一周，后来他回家，我还是没事，应了当时网友的戏谑：新冠挺仁义，会留下一人负责做饭。像出行戴口罩，酒精消毒等基本的防护措施，我一个不落，全部安排。对于我来说，感染新冠只是平静生活的一个小波折，怕的是传染给老师。实验室的老师六十岁左右，家里还有小孙子。停课后，他的生活单一，家、实验室、球场三点一线。我们几乎每天中午都打羽毛球，如果他感染了，我难辞其咎。那时校内一片宁静，我呆到了1月份，临近春节才回家。尽管嘴上喊着不在乎，我还是戴了N95口罩，口罩之上是一层防护面罩，我像顶着一个头盔，踏上了归家的旅途。远方的家人相安无事，没有一人确诊，我可不想在我这出岔子。
母亲节第二天，我们一家回了娘家聚餐。饭桌上，我觉得那些菜的味道不对，不够香，不够鲜，甚至不够味，有失平时的水准。这不是我的一孔之见，妻子的姊妹、阿姨、姨家的孩子们都如此认为。经过简单的辩论，真相竟是，菜没问题，是我们确诊新冠了，味觉和嗅觉受损。按照专家的说法，今年四、五月迎来第二轮感染潮。据我的观察，年前没阳的那批人，现在应该都阳了。包括我们夫妻俩，以及三岁的女儿。反之，我在手机上看新闻，临沂当地的儿童医院却人山人海，由于太多儿童确诊新冠，许多大人带着小孩在医院排队，完全挂不上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和妻子决定不再出门，让家里的店铺停业十天。我一直对疫情防护很重视，在解封之前，已经囤了超过800元的药，什么布洛芬胶囊、蒲地蓝口服液、川贝枇杷膏等等，专家建议准备的药物，我一个都没落下。大辉提前备药
我们在家里小心翼翼地度过十天，错开感染高峰期。即使我后来不得不出门做生意，也全副武装。我从事旗帜加工行业，需要前往物流城联系司机发货。出门前，我必须戴上N95口罩、医用帽，只露出一双眼睛，而兜里揣着一瓶酒精喷雾，时不时给服饰消毒。出门后，我的手尽可能不触碰其他物体，包括衣服、鞋子、手机等私人物品，不在人多的地方逗留，尽可能不进入密闭空间。当时有人已经“阳康”，所以物流城里人们防护程度各有不同。有人像我这样包裹得严严实实，也有人连口罩都不戴。以往骑车都堵的物流城，现在空空荡荡的
不戴口罩的人数比例，随着“阳康”的人数而增加。街道上、物流城里不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我不敢再开电瓶车，直接开轿车去和司机对接。车上有一瓶酒精凝胶。发完货，我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凝胶把裸露在外的皮肤连擦三遍，包括手、脸、头皮。每次擦完，身上都凉嗖嗖的。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有效防护，反正总比没做要好。回到家，我再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放到固定的地方，等到下次出门再穿，算是完成一个出门的流程。当时我需要和客户吃饭，无法推脱，便试探性地在公共场合摘了口罩。吃完饭，我立马戴上口罩。直到回到家，等了一个星期，身体没有反应，我才松了一口气。感染潮慢慢降温，医院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挂号变得不再艰难，我也变得不那么紧绷。况且，闺女今年9月要去幼儿园，过度的防护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五一假期，我们和她去了烟台旅游。出门前，我已经看到二阳的新闻。所以后来我们仨确诊阳性时，其实都在预料之内。如今大家不怎么关注新冠，其实我们也一样——过度谨慎有什么意义呢？躲不过，还制造了焦虑，不如做好基本的防护，和心理准备。第一轮感染时，我看着年纪大的父母、亲戚在医院挂着吊瓶，心里特别难受。如今我同样担心他们会二阳，但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似乎只能接受感染新冠这件事。当然，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这是可以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