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大饥荒，为何阴魂不散？

任何地方一旦闹起了饥荒，您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气候原因导致农产品减产，让老天爷来背锅。当然，气候问题肯定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比如历史上任何一次气温骤降时期，一般都会因饥荒导致人口数量的骤降，可见气候巨变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但如果就此认为气候是造成饥荒的唯一原因，您可能已经掉进了沟里。

前面已经说到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将今天的发达国家从农耕社会带入了工业化社会（见2021年11月10日《78亿人的超级暗战》），这实际是王权被抑制、民众的权益得到保护的过程，也是私人财产得以建立并得到有效保护的过程，此时，全社会的发明创造与劳动积极性得到彻底激发，生产力（包括农业生产力）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这就是解决人类饥荒问题的根本路径。

有统计数字显示，发达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已经基本告别了饥荒，相反，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饥荒是经常发生的。难道是发达国家的气候条件比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更好吗？当然不是，地球同冷暖，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是发达国家具有更丰富的人均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吗？也不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更大，水资源条件也更好，最典型的是南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都是上帝最为眷顾的国家，具有令世界各国羡慕的自然资源，可人均耕地超过10亩的委内瑞拉却在过去的很多年成为饥饿的代名词，所以，将导致饥荒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于气候、自然资源等客观因素本身就是标准的耍流氓。

总结起来，发达国家摆脱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工业革命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而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农业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与帮助。

比如农药、化肥、种子行业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农业产量；农业机械化之后就减少了收割的时间，植物的生长期得以延长，这提高了单产和总产量；农业机械化之后，收割的效率大幅提高，避免农作物成熟期因气候灾害而造成损失；工业发展之后，存储设施更为先进，丰年形成的余粮可以得到完善的保存，就可以对灾年进行更有效的补充；丰富的电力保证了灌溉、排涝过程，保证了农业的稳产，等等，工业化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第二，当代金融保险措施稳定了农业活动。

欧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对自己的农业活动进行投保已经是规则，当灾害出现导致减产时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减少农场的损失，来年可以保证农场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相反，如果没有这些保险服务措施，农场主一旦遭遇灾害就有可能破产，到来年就没办法继续进行农业活动，这会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就会导致饥荒。

另外一个金融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从长期来说发达国家的货币信用普遍比较高（对应的是通胀水平比较低），相当于隐形税赋水平比较低，这保证了农场主正常的生产活动。但很多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的货币信用比较低，当爆发恶性通胀时农资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农场主今年的销售收入到明年就难以购买到充足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破产，当大量的农场主破产之后就会导致饥荒的出现。

上述两点就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根本差别，这是摆脱饥荒的基石。

第三，是最核心的，必须保护农业劳动者的权益。

当私人财产得到保护之后，耕地是私人拥有，人们就会爱惜耕地(不会肆意透支地力）；经营收益获得社会的保护，这意味着社会不能通过货币高速贬值征收铸币税，不能采取价格管制损害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能随意加税，当然更不能在他们身上进行贪腐行为（让权力实现隐形税赋），目的都是保护他们的权益。此时，任何气候因素在今年导致农产品减产、推动价格上涨时，意味着种植活动的收益大幅提高，就会极大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在来年加大投入、扩大种植面积并精耕细作，最终就会极大地提高产量，对上一年因气候所造成的损失形成弥补，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平抑价格。此时，国家只需建立一定的库存可以弥补一两年的农业歉收，基本上就可以摆脱饥荒。

上述三个方面应该就是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以来彻底摆脱了饥荒的根源。

“下图上”是北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收割场景，是工业化社会通过系统工程运作的“工业化农业”的杰作，稳产高产的农业活动让社会彻底摆脱了饥荒，成为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基石。“下图下”是朝鲜的小农经济，它经不起任何冲击。这就是两者最鲜明的对比。

没有经过宪政改造的社会其农业生产活动得不到保证，粮食短缺就必然会发生，而等级社会还会进一步推动饥荒的爆发。

在等级社会中，上层掌握着军警、政策制定权等，形成食利阶层。

当粮食供给因气候因素或进口不足的因素（能源危机爆发以及逆全球化的到来，未来很多谷物净进口国很可能需要面对进口不足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量下滑以及本国外汇储备购买力不足。目前南亚的斯里兰卡正在遭到这种困境，进口能力枯竭导致能源粮食和药品短缺）开始紧张时，既得利益阶层首先就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保证自身的供给；同时，既得利益阶层为了保卫自身的既得利益，就要保证各级行政机关和军警的供给；城镇稳定政权就可以稳定，城镇居民的供给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倾斜，这就产生了票证制度，既然保证或部分保证了上述这部分人的供给，另外一部分人——农业劳动者就会被牺牲，源于在等级社会体系下他们是最为弱势的阶层，只能成为被牺牲的阶层。

无论是曾经的乌克兰大饥荒、哈萨克大饥荒还是近些年在朝鲜半岛、南亚和非洲发生的饥荒，受难者基本都是劳动者，源于他们处于等级社会中最弱势的地位。

当劳动者居于被牺牲的地位之后，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劳作都无法享受劳动成果，甚至还需要首先饿肚子，劳动积极性就会丧失甚至还会想方设法抵制劳动、破坏生产。所以，在部分不发达国家“破坏生产”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罪名，但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个罪名，源于财产和劳动成果都是自己的。但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让供给紧张不断加剧，让饥荒不断蔓延，最终就只能进入吃草的年代。

由这些可见，吃草的根源在于权力大于一切，让私有财产和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可以随意被权力以各种方式掠夺。

因此，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当今世界最深处的罪恶。过去三百年的历史表明，虽然一定时间内因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产品短缺是经常发生的、未来依旧还会发生，但这只是形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甚至仅仅是诱因，政治体系落后是形成饥荒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这才是大饥荒长期在世界上银魂不算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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