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致谢出圈！考研7次、屡试不第，博士答辩三次...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策，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六岁前，我被称为“黑娃”，这里的“黑”不是皮肤原因，而是指新出生的人口，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生产的“黑户”。对于这种“非法行为”的惩处，总不能把新生儿退回去或者清理掉，只能对人口生产者予以政治或经济上的多重打击。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处罚，就将我的童年四处藏匿，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一生不得治愈。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老一辈人为了躲避兵祸和盗匪，往往在山野深处钻穴而居。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远未能吹拂到这些山壑峁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的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中心乡镇的卫生所，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即便如此匮缺的医疗资源，作为“黑娃”也根本不敢光明正大的寻求。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捱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的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老爷爷和老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的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

三岁时奶奶死了，我还完全不能记事，今天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模样。我又被转手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直至六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学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七岁时，老家的爷爷去世，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所经历的饥寒与孤独，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六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从“黑娃”变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我得以“大开眼界”。今天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惊艳”转型，却是我父亲穷尽他的社会资源，四处花钱打通关节，才让一个出生多年的生命，从行政上“准许出生”，自此得以公开面见这荒唐人间。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的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都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内心、不负韶华的求索，今天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十八岁告别乡镇，前往省城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到黄河铁桥上，看到滚滚天河毕竟东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慷慨。

三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二十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完成这两件事就耗尽了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的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奔涌的泪水。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后来我见佛就求、见神就拜，希望众神能保佑父亲，来生得以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转眼十四年过去，坟头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来祭祀，我都怕你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跟随民工潮南下广州打工，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奉劝后来者不宜模仿。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知遇时任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见我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他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三年任期里，我将自己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了处女作《祁村奋斗》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该书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待。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著、壮怀激烈，感动的泪流满面”。

在基层官场，无论开展工作、输出成果，还是在当地谋得生存与发展，必有太多不言自明的艰辛。但我依然充满感恩，感谢组织给我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建功立业的机会。苦辣酸甜，兴衰荣辱，转头皆空。只是当年李书记爱才、惜才、为国育才的精神，在那个极不干净的环境里，却是那样的另类，即便他穷其一生都只是个乡镇党委书记。以至于在后来如烟的岁月里，常常让我想起。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能，这是后话。

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拜在导师迟方旭教授门下，迟老师对我这个混迹江湖多年的学生非常看重，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以极大的垂范。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大腕，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

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的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并组织专家对我的研究把脉问诊，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三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获得学位。

在我深陷低谷时，农发所杜志雄书记坚定的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如坐春风般的勉励，令人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还逐章逐节的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离开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学业。另外，有机会结识党国英老师、李人庆老师、谭秋成老师，以及同师门的刘长全老师、崔红志老师、曹斌老师，是我四年博士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之间。我在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讨论《草原法》之流弊的论文，有幸进入了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的时候，曾与任院士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任先生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已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的时候，先生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心忧天下。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先生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并为我指明了一条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的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的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

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小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到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十年，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而妻子满含泪水，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片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倾尽所能的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剪出蓝天。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

无论是兰州兴隆山下，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穴窑洞，令我魂牵梦萦。无数次梦里，跋涉无限远，回到这里，见到慈祥的爷爷、奶奶，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泉下含笑。

赵安之

2022年5月20日

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