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宣判，包丽母亲准备抗诉

公众关注超过三年的包丽案，在今天有了一审判决结果。

6月15日，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3年2个月，与此同时，牟林翰需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包丽的母亲）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备受关注的包丽案，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围绕案件的讨论，余波仍在。就一审判决结果，今天，包丽母亲告诉南风窗，她认为“判得太轻了，这是我女儿的一条命”。她表示，刑事部分正准备申请提起抗诉，民事部分准备上诉。

现在来看，一审法院通报的判决内容，证明了此前媒体披露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牟林翰因纠结陈某某（包丽为其化名）以往性经历一事，心生不满，多次追问包丽性经历细节，与包丽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包丽，并表达过让包丽通过‘打胎’等方式以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

而实际上，包丽不止有过一次自杀行为。法院披露的信息表示，2019年6月13日，包丽在与牟林翰争吵后割腕自残。两个月后，8月30日，包丽在与牟林翰争吵后吞食药物，后来经过了洗胃等救治措施，其中院方还下发了病危病重通知书。

此次牟林翰涉嫌的罪名为虐待罪，外界普遍认为，虐待罪的行为主体和对象明确为家庭成员之间。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辩律师叶竹盛告诉南风窗，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37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实际上也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这样的范围就包括共同生活的恋人，或者离婚之后依然住在一起的伴侣，等等。

而此次判决也认定了两人“具备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的基础。主审法官在接受《法治日报》时释疑称，在本案中，牟林翰与包丽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

此外，南风窗记者注意到，牟林翰于2020年6月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羁押至今，已有3年余。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那么，按照“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的规定，牟林翰将在一个多月后重获自由。

就此次判决结果，叶竹盛告诉南风窗，他认为这个判决“偏轻了”，他认为“虐待的情节过于恶劣，精神控制也可能构成恶劣的虐待手段”，而且，“在被害人第一次自杀后，牟依然与之吵架，导致其后的自杀行为。另外，从报道中也看不出牟在事后有积极赔偿和认罪认罚的态度。”

情节上，主审法官在上述采访中表示，“法院认为，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林翰对包丽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不过，主审法官也表示，综合案件证据情况，难以确定包丽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包丽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

根据刑法及相关解释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包丽母亲曾经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回顾四年前的情况，包丽母亲得知女儿出事的端倪，是牟林翰给她打的电话，那是2019年10月9日晚7点，对方告诉她，包丽“不见了”。

一开始，母亲以为女儿只是没接到电话，不会有太严重的情况。此后她一直给牟打电话，想知道情况怎么样，但对方都没有接。

后来在11点多，学校老师给她电话说，找到包丽了，同时她得知，女儿正在被抢救中。

包丽母亲曾经向南风窗记者回忆，那一夜她都没有睡着，第二天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去到北京。

最开始的二十多天里，女儿经常会有抢救的情况，她不敢离开医院，整天整夜地待在那里。医生尽了努力，他们告知因为包丽服用过量的药物，脑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她没离开过北京。包丽母亲租了医院附近一间步行只要10分钟的房子，那里成了她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尽管她的睡眠并不好。其余的时候，她都待在医院ICU门外长廊的椅子上。“我就坐在那里等消息，祈祷，保佑女儿早点醒来。”

包丽的同学、朋友，都曾来到过ICU探望她，有人给她写信，还有人为她求了平安符，挂在了包丽的病床上。

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185天后，2020年4月11日，包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公众视野里，包丽没有被忘记。去世的消息传出次日，律师兰和发的微博登上了热搜：“北大女生已于昨日中午去世。这位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半年多的女生，最终还是告别了这个她眷恋着的和眷恋着她的世界。所有的故事、事故都随着这位女生的羽化渐行渐远，最终注定会消失在世界的尽头。但请记住，她也曾经来过。”

至于自杀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包丽母亲曾经从警方处看到了当天的监控，试图还原女儿当天的路径。

监控显示，包丽从牟林翰家出来后，在外面徘徊了两个小时，途中去过商场和公园，都是独自一人。也正因如此，第一次报案后，警方的调查结果认为包丽在外始终是自己一人行动，因此牟林翰没有嫌疑，也就没有立案。

后来母亲拿到手机，翻出了包丽和牟林翰的聊天记录，又重新在2019年11月底报案，并且补充了新的证据。

据澎湃新闻，2021年1月29日，经过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牟林翰涉嫌犯罪一案已移交到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被告人牟林翰涉嫌虐待罪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一案。

包丽母亲称，牟林翰在她的多次追问下，承认女儿从他家里走出之前，他们有过争吵。

一篇《“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的报道，最早揭开了包丽和牟林翰之间不对等的关系面貌。

“PUA”“精神控制”等名词，逐渐和这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包丽的朋友们觉得，如果没有牟林翰的洗脑，包丽不会逐渐产生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

一开始，包丽还会明确反驳牟林翰的说法。

比如，当他提到介意第一次性经历时，包丽明确表示“我不想跟你解释了”“我说过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你始终不肯相信”。

但到了后来，她的语气变成“我想让你远离我这种垃圾”“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女孩”。这期间，包丽逐渐变得消极，这个变化过程，是身边的朋友未曾料到的严重。

而且，牟林翰还对包丽的社交、钱财等方面进行控制，包丽在跟朋友的聊天中提到，“他不够的时候会跟我借，借着借着发现我没了两万多。”

尽管朋友一再劝她分手，但她非常无奈，“已经跑不动了，分不动了”。

包丽的朋友们发出了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各种细节，整理分类，在“凯旋十二”的公众号发出了一篇《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人们渐渐发现，这段亲密关系里的不平等和残酷，早已超出普通恋爱关系的范畴。

据澎湃新闻，牟林翰曾接受采访，进行了部分回应，他承认包丽的死确实与自己有关系。“我是她男朋友，我们俩相处之中我觉得一定是没有照顾好她。”

同时他还称，包丽自杀后，他接受过警方的问询。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包丽精神控制，“我不明白什么是精神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PUA”不仅仅指的是专门培训、报班才能习得的技术，更多是亲密关系里一方通过身份的压迫、语言的洗脑等方式进行心理上的控制，从而让另一方内心崩溃，失去理智。很多时候，这种控制非常隐秘，连身边人都无法察觉。

包丽的去世，给她的朋友和母亲都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她的好朋友何依依曾经向南风窗回忆说，之所以能和包丽成为好朋友，也许是因为她们性格上都很像，心思细腻，经常顾及他人情绪，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多往自己身上反省”。

何依依说，“想起她以前和我说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现在想，如果她能多点抱怨就好了，遇到困难多点倾诉就好了。”

包丽母亲的痛苦更深，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们母女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辈子所有的开心和快乐都是女儿给我的。”

（包丽、何依依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