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市肺科医院党委书记陈昶：做一个内心柔软的医生

2023-06-15 10:06

文/史东旭

编辑/卢伊

接近下午两点，身在上海的陈昶医生完成了一场与“死神”抢时间的肺移植手术。直到完成手术，他才匆忙赶回办公室，用十分钟吃完午饭，便又开始了下一项工作。

作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党委书记，陈昶见过太多肺部病变带来的负担与创伤。

刚刚结束肺移植的患者在手术前病情已开始恶化，肺部纤维化，无法自主呼吸，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肺移植，如果等不到肺源，结果可想而知。

“给病人提供生的机会。”在陈昶看来，近几年，随着器官捐献观念的不断转变，器官捐献者开始大幅增多，对于等待受捐的患者而言，不亚于一次重生的机会。然而，因为器官移植具有时间的不确定性，每一次从器官捐献、运送再到移植，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医生、器官捐献协调员等人员去挽救和延续一个生命的接力赛，而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交给的就是像陈昶这样来自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医生们。

〓接过由直升机转运来的供肺，陈昶提着器官转运箱快步跑向手术室。

在各项大器官移植手术中，肺移植手术是公认难度与风险“双高”的手术，也是对医生和医院的巨大挑战。

从2003年1月成功实施亚洲首例老年人同种异体肺移植手术，到2009年成功实施中国首例活体肺移植手术，作为国内最早开始肺移植基础研究和临床探索的医院之一，截至今年5月中旬，上海市肺科医院共完成了300例肺移植手术，位居上海第一，围手术期存活率达90%，超过一半患者长期生存，移植成功率达发达国家水平。在丁嘉安、姜格宁、陈昶等几代学科带头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亦成为世界上手术量最大的胸外科中心，微创手术量居国际首位。

现如今，肺移植手术已“接近”常规手术一样在医院里进行着，然而放在陈昶刚入行的26年前，这样的手术在肺科医院，乃至整个国内医学界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时至今天，适逢上海市肺科医院建院90周年，回望过去，医院在临床诊治、新药研发和手术器械创新、师资力量培训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突破与引领，实现了“狂飙式”的发展。

从医半生，陈昶在这家医院见证并亲历了这些变化，也实现了一名医生的自我成长。在他看来，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胸中有术，“我们就要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要把人家能做的事做得更好”，也要兼具内心的情怀与柔软。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党委书记陈昶

创新底色

坐在百年古树下的六角亭里纳凉、听鸟鸣声，或远观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或者站在具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小白楼的柱廊间，身处中式园林与西式建筑的完美合璧中，如不是看到有身穿病号服的患者在亲人陪同下散步，或拿着CT片子的患者在就诊前寻一处可以舒缓情绪的休憩之处，很难想象这竟是一家医院的“后花园”。

这处坐落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主院区里的私家园林名为“叶家花园”，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上世纪30年代，结核病还很难医治，上海也缺少一所专门的结核病医院，浙江巨富叶澄衷之子叶子衡便将其建造仅15年的私人花园捐献出来作为院址。

1933年6月15日，澄衷医院（澄衷疗养院）正式建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第二实习医院，专门收治肺科病人，并随后成为中国防痨协会的发源地。

〓 1933年建院时澄衷医院（澄衷疗养院）

直到1997年陈昶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胸外科工作时，这里已更名为上海市肺科医院，诊治范围还以结核病诊疗为主。此时，中国的结核病防治已日趋成熟，大多数患者都能被治愈，但肺科医院并未因此而衰落，而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将诊疗范围扩大并覆盖到整个呼吸系统疾病，有预见性地拓展和建设学科。

“专业的事儿我们都能做。”陈昶把那个时期医学的发展方向定义为转型期。他记得，2000年左右时，医院就形成了每年开一次有关医院未来发展的讨论大会，也正是在大会上，他第一次听到了医院要转型的想法，“光吃杂粮是吃不饱的，这就要求我们去做更多的事。”

那时，28岁的陈昶还是一名毕业三年的低年资医生。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也从过医，或出于家庭的影响，读书时，陈昶就更喜欢外科，因此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普通外科，接着进入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开启了临床医生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医院创新转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正如“精医重道务实创新”的院训精神，创新是这家医院的底色。如果用一场比赛去形容医院的发展，那么上海市肺科医院从转型起，不仅跑对了赛道，而且还是加速度进入了正轨。

随着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持续上升，肺癌无论是在国内外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病种。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转型重心，也慢慢开始向肺癌疾病诊疗为主。

〓 1987年1月14日，庆祝上海市第一肺部肿瘤防治院成立大会

几乎同一时期，陈昶在2002年获得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学习的机会。在美国，他的老师是人类肺移植手术的先驱库珀（Joel D. Cooper），后者曾在1983年成功为一例肺纤维化病人进行了单肺移植手术，病人在术后生存了6年多的时间，而这也标志着现代肺移植手术的开端。

出国学习的一年时间里，陈昶的学习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学习先进的胸外科与肺移植技术，在当时，这样的手术在国内并不常见。陈昶观摩过婴儿的肺移植手术，也运送过捐献者的供肺，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医学生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外科医生都有一个武侠情结”

陈昶回国后的2003年，既是对他和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关键一年，对于整个中国医学界，也极具突破意义。

当年1月，陈昶与前辈丁嘉安、姜格宁两位教授一起，成功为一位因重症慢阻肺出现呼吸衰竭的63岁老人移植了左肺，创下亚洲老年人同种异体肺移植手术零的突破。

这样的突破早已“预谋”已久。

实际上，上海市肺科医院是开展肺移植基础研究与临床探索最早的策源地。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丁嘉安就带领团队进行狗的肺再植、肺移植等动物实验，进行肺移植手术的狗术后存活时间长达723天，轰动一时。此后，医院逐渐组建起一支集老、中、青三代的肺移植专家组，陈昶也在其中。

2009年2月，上海市肺科医院又成功实施了中国首例活体肺叶移植手术。患者是一名河南郑州的11岁男孩，因为囊性纤维化造成肺部粘液分泌过多且无法渗出，反复感染后双肺均不能用了，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肺移植。由于时间紧急，根本无法等到合适的肺源，男孩父母的左肺叶和右肺叶分别被植入了男孩的体内。

那时，中国肺移植成功病例总计只有100多例，全球活体肺叶移植手术也仅约250例。用成年人的肺叶供一名儿童使用，这样的活体移植手术理论上安全可行，但在具体技术、术后管理等方面，仍面临不小挑战。

以现在的技术审视那场手术，陈昶认为仍有缺憾。但每一例肺移植手术，都有不同的环节、场景以及存在挑战和解决方案，对于规律的认识，是靠肺移植手术从“量”到“质”的不断积累得出来的经验。

〓陈昶（左一）和团队进行肺移植手术

“外科医生都有一个武侠情结。”陈昶说，如果把医疗技术比做武功，“我们就要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要把人家能做的事做得更好。”更重要的一点是，“会与不会”最终应该体现在患者身上。比如一个患者因为患肺癌来就诊，经过治疗后，肿瘤可以得到完全控制，甚至通过手术能够治愈，这仅是能够证明医生会不会看。

此外，“病人作为一个人，他也要有尊严。”陈昶说，不仅让病人的生存期达到最长，也要让病人的生活质量达到最高。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医生“手上”的功夫要过硬，还要有更高的管理程度，也就是规范化的专业认识和精细化的专业分工。

“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陈昶说，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就要求有一批人的涌现。比如晚期肺癌的转化治疗，就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完成，要有人评估病人能否做转化治疗，才能决定开不开刀，开刀位置在哪里。另外，病人经过化疗、免疫治疗之后，体质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经受大手术的创伤，如何安全经过手术，下得了手术台，并安全度过围手术期，这对外科医生来讲，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以前，一些医生更容易把重心放在手术本身上，比如怎么开好刀，缝好伤口，但陈昶觉得，手术只是医疗的一个环节，尤对于肺移植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紧密衔接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没有各学科的参与配合无法实现。想要保证成功率，就要引入与之相配的更多技术、设备和团队。

〓肺移植手术中使用的ECMO设备

陈昶有时会开玩笑地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要会“算命”：一个真正高水平的医生，应该是一个病人来医院就诊后，能够知道病人能活还是不能活，能活多久，只有这样，才能够对病人进行提前治疗，让病人在原来寿命的基础上，再延续几年。

以前，由于医疗技术条件所限，终末期的肺移植手术并不会被纳入到救治范围中，而近些年，这样的手术数量也开始逐渐增加，越来越多身处绝境的患者得以挽救。慢慢地，肺科医院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在各自专业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医疗技术的进步也反哺于结核病的诊疗，回归了这家医院的初心。

“个人的影响力堆积在一起，就变成了集体的影响力。”陈昶坦言。

几年前，陈昶开始在自己老家浙江台州，以及兰州、南通等地的医院进行手术带教。这样的技术输出与支持不难做到，只要讲解好手术细节即可，但他不满足于这样的“授鱼”。其过程中，陈昶除了让医生们掌握技术和对疾病的认知以外，还特别注重医院、科室以及个人的发展路径的培养，带教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管理层，只有“授渔”才能孵化出更多好医生。

与时代同频

今年是陈昶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第26年，可以说，他的大半人生都投入在这里了。

作为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曾有媒体记录过陈昶的日常：每天三四台手术，一台手术平均三个小时，一年七八百台手术，早晨七点半进手术室，晚上十、十一点才能结束。很多时候刚下手术，顾不上喝水吃饭，就要赶到病房查看患者情况。这样的工作节奏，陈昶保持至今。

〓深夜的肺移植手术

不变之外，也有一些转变正在悄然发生。

2005年3月，上海市肺科医院加入同济大学成为附属医院。对陈昶等医生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身份和思想上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更系统的科研思路来提升日常工作。

陈昶并不满足于仅在肺移植领域深耕，从制定国内首个磨玻璃结节早期肺癌诊疗规范，到主持《早期肺癌外科多节点精准诊疗策略的建立与推广应用》项目，再到率先在国际上大规模开展单孔胸腔镜肺切除术并建立手术规范，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阅片诊断……不断创新、探索新的突破点，深深印在陈昶的骨子里。

2021年开始，陈昶有了新身份。身为医院的党委书记，他不仅参与和见证了医院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的“狂飙式”发展，也肩扛更多将其发扬和延续下去的责任。

去年6月，上海市肺科医院移植团队连续两天完成了两场高难度的肺移植手术。这支由陈昶领衔、平均年龄仅45岁的年轻团队不断完成自我加压和突破，仅2022年上半年，就进行了60余场肺移植临床专题学术培训和研讨，并充分复盘了之前所有的移植案例。

目前，上海市肺科医院的门诊量日均超过5000人。业务量与知名度的攀升，也让肺科医院开始在国际医学界崭露头角。

〓上海市肺科医院

在陈昶刚入行的那个年代，医生能够去国外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无从谈及让国外的医生来国内学习。但近些年，随着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几乎每年都有200位左右的外国医生来到医院进修，主要学习单孔胸腔镜的肺切除手术，这样的技术对欧美国家来讲，仍是少见的手术。

除了输出医疗技术，陈昶希望在更多国外医生来到医院进修时，能够输出更多的治疗策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并在药物与器械的创新上面，成为输出者。目前，医院自主研发的医疗器械已经实现了这一小目标。

常有人这样问陈昶，外国医生进修能够为医院自身带来或留下什么？陈昶觉得，我们在输出的过程中，实际上更多的吸取。一方面是医院自己的医生具备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对于自身的业务的提高也起到很大作用，比如医生必须用英文查房，对外国医生进行带教和培训。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更多的外国医生了解了这里的医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延伸出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在陈昶看来，这些转变也是医院的发展，与国家乃至整个时代的进步相同频的。

未来，上海市肺科医院还将向国际一流肺部疾病临床诊疗中心、国际一流肺癌新药和手术器械创新研发中心、国际一流肺部疾病临床培训教育中心“三个一流”迈进。陈昶认为，所谓国际一流，就是“（国际）以我们的行为作为标准”。

做一个内心柔软的医生

截至今年5月，上海市肺科医院已经完成了300例肺移植手术。从0到1的突破必然艰难，但从1到300，更是医院1800多名医护人员在岁月里坚守的结果。

近些年，随着国家器官捐献体系的日益完善，以及器官捐献组织（OPO）的成立，过去由于信息不通畅致很多人等不到合适器官所带来的遗憾，正在慢慢减少。

多数情况下，只要收到肺器官捐献的消息，在基本资料符合移植条件后，上海市肺科医院都会派专门的队伍前往当地，除了两名医生、一名护士以外，还会有器官捐献协调员随同。经现场评估和肺切除后，还会再分别进行两次专家讨论，符合条件后，就会带回上海。由于时间紧急，负责的转运器官的医护只能连轴转，直到把器官安全送达，有时还会采用直升机运输的方式，为患者争取更多时间和机会。

每一次有器官被送到上海市肺科医院，陈昶都会等在直升机的降落点附近。望向天空，直升机伴随着巨大的噪音缓缓降落，陈昶总能感觉到，那是一股重重的责任压在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