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偏是我被校园欺凌？”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 吴怡 实习生 陈思甜  

“为什么偏偏是我？”受访的校园欺凌受害者想不明白。伤害来得毫无缘由，可能是因为外貌的某些特征，或是性格内向不合群，抑或是家境普通，甚至可能因为优秀出众。他们因此负上“原罪”，莫名其妙成了被针对、孤立、欺凌的对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指出，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园暴力与欺凌现象，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儿童和青少年。相关估算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澎湃新闻推出关注校园欺凌的特别报道，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采访了多位卷入过校园欺凌的人，包括被欺凌者和旁观者。 

时隔多年，当被欺凌者回忆起那段黑暗的岁月，发现伤疤并没有痊愈。她们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救赎，“被欺凌的恐惧感依然在梦里反复攻击我”，“希望当时有人能告诉我，我没有错”。

有人找到了当年实施欺凌的人想要讨回一句“对不起”，结果对方已经全然忘记。说“我忘了”，欺凌者只需要一秒钟；说“我没事”，被欺凌者却可能需要一辈子。 

“我无处可逃”

卡比（化名）被欺凌的经历从幼儿园一直持续到高中。她是一名孤独症谱系（又称自闭症谱系障碍）人士，小时候不善于语言表达，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言行举止跟同龄人不一样，她被当作异类，几乎走到哪都没有朋友，总是孤零零一个人。

最严重的是初中时期。她初中就读的是一所封闭管理的寄宿制民办学校，所有同学从早到晚衣食住行都在一起。“那是一所所谓的贵族学校，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同学们‘高贵’，相反，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很野蛮。”

驼背、皮肤黑、长痘、戴牙套、天生汗多，因为这些特征，一入学她就被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总是被调侃“你有没有洗澡”。有人嘲弄男同学会说“喜欢”她；有人偷偷翻她桌柜里的日记，明目张胆留纸条说“被我看过了”；她在课堂上发言或在讲座上提问，底下的同学会用嘲讽的眼神盯着她，恶意模仿她。 

难得有人向她示好，她兴奋不已，非常珍惜，以为终于有了自己的朋友。没想到，他们只是想利用她，让她帮忙欺骗老师。年级里评出几大“神兽”，她是其中之一，几乎被全年级的同学孤立。“我什么都做不了，感觉自己无处可逃。”

渐渐地，她不敢讲话，越来越内向、自卑，不管站着还是坐着都不知道手该往哪放，总想遮住自己的脸。卡比说：“校园欺凌最可怕的一点是，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成为大家攻击和嘲讽的对象。我担心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

从二年级开始，李由（化名）就掉进了校园欺凌的“黑洞”。她当时在一个二线城市里就读最好的小学，成绩优秀，深受老师重视。在班上，她有两个朋友，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家境较好，社交能力很强。但朋友很强势，总是要求她按照她们喜欢的样子做，否则就威胁李由绝交。

李由觉得这样的关系太不平等，不想一忍再忍，拒绝了她们的一次要求，结果双方一下子反目成仇。“那时候我太小太天真了，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针对我的围剿即将开始。” 

这两位女同学凭着活跃的社交，不断拉拢朋友，把李由以前的秘密全都包装成“黑料”说出去，还向其他人许诺，只要加入讨厌她的行列，这个小团体就可以给对方好处。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拉拢李由的男同桌，欺凌者答应这位男同桌画他喜欢的女生的裸体，供他玩“黄色游戏”。而就在刚才，被画的女同学因为要出国，跟大家分开而伤心哭泣，欺凌者还上去拥抱了她。李由不敢相信，原来人有这么多副面具。

欺凌者还专门拉拢不少调皮捣蛋的男生来攻击她，例如在她的课本上写下 “BT”（变态）、“NC”（脑残）的缩写，趁她去洗手间的空隙踩她的桌子，把她的书甚至整个书包扔进垃圾桶，或者专挑当天要做的练习册扔了。李由晚上回到家找不到作业，第二天交不上作业，被老师批评。次数多了，她只好晚上又折回学校请求门卫开门找书。

她还要忍受肢体的攻击，一些男同学会故意打她，在排队上下楼梯时踩她的鞋让她摔倒，狡辩说“开玩笑”“是我的手自己在打你，不关我的事”。女同学则在背后散播流言抹黑她的名声，或者表面上装作对她很好，一转身就把她送的东西扔掉。渐渐地，她被全班同学孤立。  

根据《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的界定，校园暴力涵盖身体暴力（包括体罚）、心理暴力（包括言语虐待）、性暴力（包括强奸和骚扰），以及欺凌（包括网络欺凌）。现有的数据表明，校园里的身体暴力并不如欺凌那么普遍。最常见的欺凌形式为：口头侮辱、骂人、起恶意的绰号；殴打、直接攻击和偷窃；威胁、散布谣言和社交排斥与孤立。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截图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

被卷入的集体狂热

给被欺凌者带来伤害的，不仅是带头的人，还有周围人的态度。“一个善良的人被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可能也会在集体狂热中被卷入非理性行为。”卡比说道。 

为何校园欺凌容易形成群体性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黑羊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一些“本质不坏”的人会自发性地对某一个成员进行“无形”的攻击。  

因为孤独症谱系特征，不止在学校里，就连校外兴趣班也没人愿意跟卡比玩。在一个游泳培训班里，每次训练完洗澡，浴室隔间没有门，她们就会跑过来围堵卡比，一群人对着她的裸体指指点点。卡比被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包围着，无处可逃。

学校宿舍每间住了6个人，但每一次大扫除，刷厕所的都是她。晚上她上床睡觉，舍友们就刻意大声聊天吵她。她提过意见，但舍友非但无视，还会当着她的面暗讽她。她只好每天晚上躲到阳台，关上门，一个人哭。 

穿行的车辆、静默的路灯、空中划过的飞机……她透过蒙眬的泪眼望着这个世界，“觉得我好像是上天制造出来的次品，要么是生来戴的原罪，要么是上辈子造的孽，要被这样惩罚”。

被集体无意识的恶伤害的，还有更多人。直到现在，默默（化名）还有比较严重的容貌焦虑。因为皮肤黝黑，她经常被高中班主任“开玩笑”说像黑猩猩。高一运动会开幕式，班级统一表演广播体操，班主任三番五次点她的名字，说“动作怪异，像猴子”，并且鼓动其他同学一起嘲笑她，甚至拿手机录像，说要发到班级群和家长群让大家都看看。自此之后，班上同学经常嘲笑她丑。

班主任上课时用的ppt里有皮肤黑的人或者动物，都会问大家“这像谁”，她的名字被同学响亮地喊出来，然后大家笑作一团。没有人理会她的感受。她回家哭得不能自拔，患上严重的外貌焦虑。她没有把老师的行为告诉家长，而父母觉得是她过于关注外貌轻视学业导致的，反过来教育她，这让她更加崩溃。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态度转变是微妙的。海苔（化名）记得，曾经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被男同学欺凌，刚开始她还和这位女同学要好过一段时间，后来班级里对她的风言风语增多，海苔选择疏远她，“在她被欺凌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刚好也构成了冷暴力的一环”。

当欺凌一个人变成一个集体的“正确法则”，旁观者也被迫站队。小茜（化名）记得，初中班上某个女同学本来有一些朋友，但因为家境普通，有的朋友吐槽她，渐渐地男生们也加入，一时间孤立和批判她成了大家的“习惯”。

在这个班里，同学们普遍家境都不错，小茜感觉自己跟这位女同学是相似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她自卑、小心翼翼，没有勇气对这位女同学公开释放善意。被欺凌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但又切实发生在她心里。

小鱼（化名）很想有人“拉一把”当时的自己。高三一整年，她在班上几乎没有朋友，因为跟一位学霸朋友翻脸，对方拉拢全班孤立她。她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她很希望能有人告诉当时的自己：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只是被那一个人不喜欢了，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天大的过错。

“很多人提到校园霸凌，想到的都是电视里那种拳脚相加的画面。但我想说，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软性的暴力，会让你在心理上特别难受。”小鱼说道。

无效的求助

被欺凌者并不是没有想过求助。 

一开始，卡比尝试过求助老师，但因为欺凌大多没有实质的暴力行为，学校给的处罚轻飘飘。老师找那些同学谈话后，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在他们看来，找大人告状是非常幼稚的行为。

有一次，卡比找表姐倾诉，表姐却说：“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你要想想你自己的问题。”这句话让卡比认定“自己是一个罪人”。从此她不仅不再反抗欺凌，还开始自我惩罚。她会用圆规或剪刀划伤手臂，会刻意不吃饭让自己受饿，还写了一些诗歌，经常用到“小丑”这类意象，喜欢把自己写得像瘟疫、过街老鼠，写完再把纸揉成一团，扔到学校钟楼的阁楼上。

说来可笑，临近初中毕业时，她的境况好了一点，原因是班里转来一位女生，可能她有些先天缺陷，显得笨笨的，于是她成了卡比的“替代品”。年级里还有其他比较“边缘”的同学，也是被欺凌的对象。

同样地，当小鱼把欺凌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的建议是“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于是，她一直“冷处理”。“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小鱼说，因为不发声就被大家当作默认，小集体的舆论完全被欺凌者操纵，那些“罪名”就会一次又一次叠加在自己身上。

《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告》指出，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师在内的成年人、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遭报复、负罪感、耻辱感或困惑、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等。

李由一开始怕被当作“叛徒”不敢告诉老师，直到五年级被欺负得实在受不了，她才说了出来，但老师也只是采取了给他们增加作业这类不痛不痒的惩罚，“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而家里的状况也很糟糕，父母感情破裂，已经顾不上她。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她的父亲是长子，因为生的是女儿，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没有资格为爷爷扶灵。

平日里，父亲脾气暴躁，甚至有家暴行为，母亲抑郁，情绪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发脾气。每次一看到李由成绩下跌，母亲就会把她轰出门，让她滚。当时还在读三四年级的李由问母亲：“是不是我的出生让你们变成这样？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造成的？”母亲在做饭，愣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是”。那一刻，李由很想放声大哭。

两点一线的生活，一边是家，一边是学校，她都过得很压抑，喘不过气来。初中的时候，父母离了婚。她也曾想过伤害自己，觉得父母感情破裂是因为自己，后来放弃了。她转念一想，“如果是我的出生导致我妈妈需要面对这样糟糕的婚姻，那么我应该把她从抑郁症里解救出来，而不是一走了之，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为了缓解母亲的病情，李由会在放学之后背各种笑话回来讲给她听，逗笑她，努力提升成绩，不让她操心。

在学校被欺凌时，她没有办法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只能自救。她强迫自己“强大”起来，开玩笑似的“自黑”，把欺凌者骂的话重新说一遍，被打的话她也会鼓起勇气打回去。与此同时，她努力交朋友，不停地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上了初中，还是和欺凌者同班，为了逃离阴影，她直接和同学说对方长期欺凌她。即使很自卑，李由也不得不让自己“刚”起来。

她也有自己的反击方式。初中时，她玩贴吧，作为吧主在一年里把这个吧从三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还把自己写的小说发到了网上，批判校园欺凌。初三时，她认真备考，成绩从班级中下游一路冲到全年段前100名，体育也从800米不及格到逆袭，考上了欺凌者考不进的理想高中。

“我无法原谅欺凌者”

有人以为，长大就会好了。实则不然，欺凌者留下的伤害，有的受害者需要用一生来自我疗愈。

小学时的欺凌对李由的影响很大，到初中也没有缓过来。她原本是一个乐观、外向的女孩，什么挑战都敢去试一下。到后来，在学校欺凌和家庭不幸的双重打击下，她不敢抬头看人，永远低着头看脚，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回答问题时被老师反复要求“大点声”，但她依然不敢大声说话，被老师批评“真是左耳朵说给右耳朵听，右耳朵都嫌听不着”。

她的愿望就是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透明人。三四年级这段时间，李由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完全记不起，就好像被挖掉了一样”。长大以后读了心理学的书，她才知道那是自己第一次解离。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堵“冰墙”把她关在里头，“墙”内外完全割裂，记忆力也衰退。但她知道外面全是伤害，所以选择蜷缩在“墙”内。

初高中时，她以为自己痊愈了，没想到高考前一周，那面“墙”又出现了。她撞不开，该吸收的知识都吸收不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力也急速减退。她以为是考前紧张导致的，找了心理咨询师，讲了自己的遭遇，痛哭了一场，但对方却草草处理，就让她走了。高考时她紧张，手脚僵硬，恍恍惚惚，最后成绩不理想，原本能上211高校的水平，只考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

病情复发更严重的一次是在大三，当时学校因疫情封校，“墙”又出现了。她想从“墙”内爬出来，但做不到，没办法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每说一句话、每打一个字都很难受，就好像有东西在阻碍着她、让她无法表达。记忆力也变得很差，比如她把衣服装进洗衣机，设了个闹铃提醒自己，结果闹铃响了，她却茫然不知所措，直到第二天才记起来。

她翻看心理书，觉得自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解离的状态。直到现在，解离症始终伴随着她，程度较轻时，它可以帮她抵御伤害，“相当于自我防护的功能”；如果它伴随着创伤性应激障碍症的出现，可能程度加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比较危险。

她会经常做噩梦，很多都是跟学校有关的，自己控制不了。压力大的时候，她怕一觉醒来，那种解离的感觉又重新袭来。写小说是她宣泄的一个出口，她从梦境中直接取材，批判校园欺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由努力不再跟欺凌者有任何联系，把关于她们的所有通通删除。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跟一位参与过欺凌她的人打起了电话，她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种种遭遇，没料到对方却说已经不记得了，没想到造成的伤害那么大，说了一句抱歉。而那几个带头欺凌她的人，从来没有跟她表达过歉意。 

“校园欺凌是非常恶劣的行为。”现在再回过头看，她依然无法原谅那些欺凌者。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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